經濟增長性質和政策取向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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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2年開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加快。今年一季度，承接上年的增長態勢，增長率達到近年來的新高。這一輪經濟增長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產業增長呈現分化格局，出現了一批新的高增長行業，這些行業受到長期性因素的驅動，并表現出顯著的關聯效應和群體特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所進行的“中國產業發展跟蹤研究”項目的有關研究報告已對此進行了分析。本文在此基礎上，對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性質和機制，新一輪經濟增長中正在和將來可能呈現的特征，下一步的政策取向等作一探討。

一、新的較快增長周期何以出現

（一）經濟快速增長依賴于新的高增長行業

結構與總量的關系是經濟增長中的基本關系。經濟的快速增長通常不是各個產業均衡增長的產物。當部分產業的增長速度脫離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而顯著提高時，整體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隨之提高。這種提高程度，將取決于高增長產業的數量和規模。如果人們以為某個速度指標，如8％，是可以接受的快速增長速度，那么，將會有一個對高增長產業的數量和規模上的要求。對一個國家是如此，對一個適當大的行政區域也如此。

對一個以經濟內循環為主的大國來說，高增長行業通常具有如下特點。

——需求導向。盡管從年度或其他較短的時間長度度量，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構成了所謂的“最終需求”，但若將時間長度適當延長，從一個完整的經濟循環過程觀察，消費需求才具有“最終需求”的性質。所以，高增長產業不僅是需求導向，而且是消費需求導向，這樣才具有高增長的可持續性。消費需求的數量增長是通過結構升級而實現的，需求導向集中表現在那些反映消費結構升級的產品類型上。反映消費結構升級的產品類型的性質、價值規模和交易方式（如是否需要借助金融中介進行分期付款），決定了相應的高增長行業規模和持續長度。

——帶動力強。高增長行業的強帶動力首先基于體現消費需求的產品在產業鏈條上的位置。這類產品處于產業鏈條的終端，其增長將會拉動整個產業鏈條的增長。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產品和技術的復雜程度。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多、分工協作環節復雜的行業，即所謂“迂回生產”過程較長的行業，對其他行業的帶動力相應增加。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較后出現的高增長行業的帶動力通常大于較前的高增長行業，例如汽車行業的帶動力要大于紡織行業的帶動力。

——供給反應充分。積極而充分的市場供給反應是高增長的前提。當市場需求信號發出后，較小的進入障礙將大大縮短供給增長的周期。在市場發育不完全的環境中，產業進入的制度障礙經常是嚴重的問題。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對供給增長及其競爭力也有關鍵性影響。開放而日益擴展的市場有助于提高生產要素的組合效率。

二戰以后，一批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過程。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較先前的工業化國家提高，工業化經歷的時間縮短。盡管如此，其中一些國家如韓國等保持7％以上的增長速度達40年之久。增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相繼出現一輪又一輪的高增長產業群，或者被稱為主導產業群。中國的經驗也驗證了這一規律性現象。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時間內，大體上經歷了兩輪以高增長行業所帶動的快速增長周期。第一輪是80年代初中期以輕工、紡織為主導的增長周期，第二輪增長周期是90年代初期鄧小平南巡講話為契機開始的，起帶動作用的高增長行業包括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公路、港口、電力、鋼鐵等）、新一代家電產品（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機等）和房地產等。

1997年以后經濟增長減速，對此可以提出這樣的解釋：90年代初興起的高增長行業動力衰退，同時缺少新的高增長行業的接替，出現了高增長行業的“轉換缺口”，形象地說，出現了高增長過程中的“空檔”。那么，中國還有無可能出現新的高增長行業？對一個處在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來說，答案是確定無疑的。這樣，問題就歸結為新的高增長行業的出現需要什么樣的條件。而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又不能不對現階段內需帶動經濟增長的基本結構和機制有必要了解。

（二）現階段中國經濟循環的基本構造

現階段中國經濟的基本特點之一，是依然保持著城鄉二元經濟。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僅相當于城市居民的1/3左右。由收入水平決定的城鄉消費結構存在著顯著差異。在這一背景下，經濟增長的循環過程呈現出如下特點。

——從全社會看，消費結構升級首先表現為收入水平較高的城市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在現階段，城市居民基本上解決了吃、穿和部分用的問題，開始向以住、行、通訊和提高生活質量的層次升級。這種消費結構的升級，將會帶動一批相關產業的增長，其中包括住宅、汽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通訊、旅游、醫藥等具有消費品性質的產業，為這些產業提供中間產品的鋼鐵、機械、建材、化工等行業，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與消費結構升級擴大消費需求總量一樣，產業結構升級將擴大生產供給總量，相應地增加就業總量，一方面可以為城市居民提供新增就業和再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可以為農村居民進入非農產業和城市就業提供機會，而這樣的就業已經成為農村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

——收入增加后的農村居民將擴大對中檔消費品如家電產品等的需求，并成為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力量，從而拉動部分傳統制造業、住宅、城市基礎設施、服務業等的發展，提高這些領域就業者的收入，進而轉化為城市居民消費結構進一步升級的需求。

把以上諸個環節聯系起來，將會看到一個循環過程，經濟生活中的諸多突出矛盾和重要變量，如擴大需求、結構升級、增加就業、金融活動質量、城市化進程、提高農民收入等，都內生并互動于這一過程之中。離開這一過程討論某一個矛盾或變量，很可能出現片面和誤解。例如，談“擴大內需”，作為源頭的是真正具有最終產品性質的消費需求，其中起帶動作用的首先是城市居民中體現消費結構升級的需求。不考慮這種內在的邏輯聯系，將社會總需求僅看作是消費、投資和凈出口三項的簡單相加，就可能出現誤導。離開消費結構升級謀求消費需求增長，離開消費需求擴大投資需求，最終“內需”將難以“擴大”，短期內擴大了也不具有可持續性。

又如，農民收入增長遲緩和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困難，是近年來經濟生活中的焦點問題。減輕農民負擔、增加對城鄉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無疑可以提高其收入，但更重要的是要擴大其就業機會，特別是農民進入非農產業和城市就業的機會，這樣才能實質性的、持續地改善這些人群的收入狀況。而擴大農民和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就業機會，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城市中高收入階層所帶動的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農民和城市低收入人群收入低，某種程度上是由于城市中高收入階層沒有充分地花錢消費。某個四川農民買不起彩電，是因為某個北京的白領沒有買房。

再如，民營企業和小企業融資難，經常被認為是民間投資不振的主因。現有的金融體系不適應民營企業和小企業發展的需要，這些企業融資渠道的障礙較多，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在90年代初中期的經濟高漲期，民間投資增長速度是相當高的；去

年以來，特別是今年一季度，民間投資也出現了高速增長態勢。能否由此得出結論說，90年代初中期的民營企業和小企業融資環境要優于90年代后期，去年以來這些企業的融資環境在短期內有了突破性地改善？顯然不是。除了融資渠道的因素外，市場需求對民間投資的影響可能要更大一些。在市場需求不足、投資回報預期不佳或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貸款必然趨于謹慎，民間投資者也不會樂觀。“膽子”較大的反而是那些投資預算約束不緊的國有投資主體。在市場需求提升時，較早作出反應的往往是民間投資主體。

因此，我們面對的基本問題，是在既有結構的框架下理順經濟循環過程中的重要環節，通過循環中增量變化逐步調整和改善“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如果循環過程中的某些環節存在障礙，“交易成本”過高，就將降低整個宏觀經濟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問題就集中到“哪個環節是低水平循環的‘瓶頸’”。

（三）體制和政策調整打破“瓶頸”，推動經濟進入一個新的較快增長周期

尋找這種“瓶頸”的一個直接困難，是經濟循環中的各個因素是互動的，一個因素與另一個因素之間往往互為因果。盡管如此，具有始發性作用的環節仍是存在并可被觀察的。在近幾年的經濟循環中，具備顯著“瓶頸”性質的環節就是城市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其主要內容是向以住、行和提高生活質量為重點的消費層次的過渡。城市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困難，主要不是來自技術、資本、勞動力及其他相關生產要素的供給不足，也不是來自潛在需求的不足，而是來自體制和政策上的障礙。這種障礙集中表現在“住”、“行”兩個方面。以“住”為例，在住房福利分配制度打破以前，居民的住房需求不可能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得到滿足。在打破住房分配制度以后，還需要多級住房市場、金融服務等一系列制度建設的配合。而對“行”來說，其中的一項基本內容是汽車進入居民家庭。這是一個在認識理念上極具爭議的問題，盡管事情已經越來越清楚，但爭議至今還不能說已經停止。在體制和政策層面，一方面，人們可以看到對汽車消費的種種限制，另一方面，對汽車產業這樣一個典型的競爭性產業，實行了遠較其他競爭性產業嚴格的進入限制，其結果是品種少、質量低，價格特別是轎車價格遠高于國際水平，直接限制了消費需求潛力的釋放。就“行”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城市公共交通系統建設而言，過多依賴政府投資、市場化投融資渠道不暢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制約。

2002年以來一批高增長行業的出現和相當穩定的增長，標志著國民經濟由低轉升的“拐點”的出現，由此可以引出的一個初步判斷是：1997年以來由于高增長行業“轉換缺口”所導致的經濟增長遲緩狀態結束，以住宅、汽車、電子通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為龍頭的一批新的高增長行業推動國民經濟進入一個較快增長周期。這一變化包含的前提是，制約經濟良性循環的“瓶頸”環節已經或正在被打破，而打破“瓶頸”的前提則是相關體制和政策調整的實質性進展。在住房方面，福利分配制度停止，住宅多級市場得到較快發展，盡管不同地區的差距還較大。2002年汽車產業的快速增長，消費政策的調整、加入WTO后汽車進口關稅下調等只是起到了次要作用，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自覺和不自覺地放松產業進入管制后，生產廠家增多，競爭得以展開和加強，品種增多，價格下降，促使消費者預期調整，購買力大量釋放，汽車的消費和生產開始進入互動的良性循環。可以不夸張地說，2002年汽車產業的爆發式增長，是政府放松進入管制促進產業和經濟增長的典型案例。我們經常強調改善消費政策和環境對刺激消費的作用，而汽車產業的經驗表明，通過放松管制、鼓勵競爭而降低價格，對擴大消費需求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把這一系列事件聯系起來，我們可以看到體制和政策調整打破消費結構升級“瓶頸”，消費結構升級帶動一批高增長產業出現，國民經濟進入新的較快增長周期的邏輯過程，從而理解這一輪經濟快速增長的真實原因。

二、新一輪經濟增長的若干重要特征

新一輪經濟增長正處在上升期，對其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可以做初步分析和判斷。第一，新的高增長產業中的住宅、汽車、電子通訊以及其他消費品產業，是以滿足大眾消費需求為目標的。這些產業的產品所滿足的不僅是少數特定階層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日益增長的大眾需求。盡管從一個年度看，能夠買房、買車的是一個占人口比例不大的收入較高的人群，但由于中國人口基數大，這些人群的數量及其對經濟增量的貢獻相當可觀，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這個群體將越來越大。具有特征性意義的是，構成需求主體的不是“公家”的、團體的消費支出，而是居民個人的消費支出；不是特定階層中少數人的需求，而是占社會多數人口的需求。只有進入大眾消費階段，住宅、汽車等產業才能成為真正拉動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它們的增長也才具備可持續性。滿足大眾消費這一特征，將會使增長具有扎實的基礎，有效防止全局性、持續性“泡沫”的出現。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居民的生活、工作環境，也部分地提供著服務性消費的功能。機械、化工、鋼鐵、建材、煤炭、電力等產業屬于生產中間產品的產業，它們的增長將受制于上面提及的直接滿足大眾消費的產業的增長。當然，這樣的產業關聯狀態是以市場有效起作用為條件的。

第二，作為這一輪經濟增長“龍頭”的住宅、汽車等產業，具有相當長的較快增長周期。根據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大國經驗，當汽車產業進入大眾消費階段后，將保持長達20~30年的較快增長。我國正處在城市化的加速時期，有關研究顯示，現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提高和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將會拉動住宅產業至少20年的較快增長。由于住宅、汽車屬于10萬元級的產品，其價值量遠超過其他消費品，它們較快增長的長周期特性，將為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國民經濟的較快增長奠定最重要的基礎。電子通訊產業由于設備制造的下滑而較前幾年的增速有所降低，但消費類電子通訊產品的高速增長對這種下降勢頭有所抵消。農村進城人口對電子通訊產品的消費增長和技術快速進步導致的產品頻繁換代，將會支持電子通訊產業在今后四五年繼續保持增長強勢。與近年呈現出的趨勢相似，家電產業今后可能呈周期性波動走勢，相關的影響因素包括農村進城人口消費增長、新產品換代和國際市場份額變動等。盡管不同產業增長周期不同，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也多樣而多變，但住宅、汽車兩大產業的崛起，將使中國經濟有可能在較長時間內保持較快增長。

第三，與我國市場容量相聯系的超大規模現象。我國有近13億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近5億。如此規模的人口進入工業化中期是史無前例的。僅算城市人口規模，也遠超過已實現工業化的任何一個國家。我國許多工農業傳統產品的產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包括移動電話在內的一些高科技產品的產銷量也在國際上處于領先水平。與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相聯系，我國將在一些重要工業產品和服務產品的產銷量進入國際領先位置，呈現出超大規模的市場容量。這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例如，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時間內，我國的汽車保有量和生產量都將有很大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當經濟發展到相應階段后，相對于中國的人口規模，某種產品總量的“世界第一”只是一個起碼的要求，而不是高的要求，因為人均擁有量還是較低的。最近的另一個例證是鋼材的產銷量。2002年我國

生產鋼材19億噸，銷售21億噸。過去我們按照美、日、前蘇聯等國的經驗，認為1億多噸鋼就已經是“到頂”了，超過2億噸幾乎不可想象。但從目前的趨勢看，2億噸鋼也不一定“到頂”。據統計，近年來新增鋼材的60％左右用于房地產建設。只要房地產繼續保持較高增長速度，鋼材產銷的增速及總量就會處在較高水平。對于我國進入工業化中期后重要工業產品和服務產品的“超大容量”，要有必要的認識和應對能力。這種“超大容量”的市場規模，至少有兩個顯著優點：依靠國內市場就可以成長起大規模企業；不僅是一個大企業，若干個達到規模經濟要求的大企業也可以并存于國內市場，形成有效競爭。在工業化歷史上，美國作為大國，在許多行業中，企業規模和大企業的數量都超過了其他較小的國家(參見錢德勒：《企業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這一特點在中國可能表現的更為顯著。

第四，新一輪增長中產業競爭力將更多地與產業集聚緊密相關。產業集聚是工業化進程中的普遍現象。在工業發達國家，競爭力強的產業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美國哈佛大學以研究競爭戰略而著名的邁克爾·波特教授，在《國家競爭戰略》一書中，通過對10個工業化國家的考察，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集中表現在這個國家內以集聚形態出現的產業上(參見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2002年)。近些年來，產業集聚在我國發展迅速，特別是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產業集聚使諸多產業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競爭力因此而得到顯著提升。以珠江三角洲為例，在方圓100公里左右的范圍內，彩電、計算機等產品的采購價格較其他地區低30％左右，中國相關行業的領先企業大都在此設立了生產基地。在新一輪經濟增長中，將會進入一個產業競爭力與產業集聚密切相關的階段，某一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業，將會具體體現于某個產業集聚的區域。這樣的區域，既可能是某個產業具有傳統優勢的地區，更多的將是新創優勢的地區。產業在區域間的轉移和重組將會成為經濟增長中的重要現象。這意味著，在某些產業具有傳統優勢的地區，如老工業基地，當相應產業出現發展機遇時，該地區未必能夠分享這種機遇。關鍵在于能否形成與市場經濟具有一致性的產業集聚條件。

第五，新一輪經濟增長中產業與城市發展的互動，將促進幾大城市帶的形成和擴展。多年來在城市發展問題上爭論頗多。現在看得越來越清楚，基本趨勢不是重點發展某一類城市，而是若干個包含了大中小多種類型城市的城市帶或城市圈的形成和擴展，大多數人口和資源將會集中于這些城市帶或城市圈。與國際經驗類似，我國沿海地區的幾大城市圈和內地沿交通干線的若干城市帶正在形成之中。新一輪經濟增長中，一批高增長產業快速成長，將會加快上述城市化進程，二者之間形成密切地互動關系。新的高增長產業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專業化分工程度的日趨深化。過去包容于一個企業內部的上下游生產環節，越來越多地分解在不同的企業之間，一個企業往往專注于產業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甚至是其中的一個部分。主機廠的外部采購率因此而逐步提高。專業化分工深化后，產業鏈條的運轉對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依賴顯著加強。從時間上計算，一個產品真正處于生產制造環節的時間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時間處在研發、采購、儲存、運營、銷售、售后服務等階段。這一特點在技術含量、附加價值較高的電子通訊、汽車等行業表現地更為突出。由于服務業大都依托于城市，新的高增長產業對服務業特別是現代生產性服務業的巨大需求，將為城市發展提供重要動力。近些年來，出現了不少產業與城市“共生”的典型案例，如香港、深圳的城市功能與東莞的電子通訊產業發展，上海的城市功能與昆山的電子通訊產業發展等。各地在城市發展中普遍存在尋求“產業支撐”的問題，新的高增長產業的快速成長，將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更多機遇。

新一輪經濟增長的上述特征，有利于理順消費和生產的關系，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有利于改善產業和整個經濟結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充分理解和把握這些特征，將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

三、正確看待和解決增長中的問題

國民經濟的強勁增長勢頭，在提升人們信心的同時，也引起了一些擔心：經濟是否會“過熱”，出現通貨膨脹、經濟泡沫、重復建設等老問題。相對于新的高增長產業的長周期增長潛力，已有的增長只是初步的，增長的勢頭尚不穩固。在新的高增長產業發展中起到關鍵性作用的體制和政策調整也是初步的，還有待于深化。高增長產業發展中帶來的新問題也亟需重視和解決。對通貨膨脹、經濟泡沫、重復建設等問題，則應在新的發展階段和體制條件下，用市場經濟觀點和方法，作出實事求是、“向前看”的判斷和對策。

（一）關于通貨膨脹和經濟泡沫

與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現階段我國經濟的一個重要區別，是供不應求的短缺經濟，已轉變為總體上供求平衡和供過于求，某個時期、某些領域出現局部過剩的經濟。另一個重要區別是市場體系初步形成，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開始發揮基礎性作用。第三個重要區別是生產要素總體上供給充分，當市場需求上升的信號給出后，供給方有能力作出較快反應。這些基礎性變化，使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通貨膨脹重現的基礎大大削弱了。從這一輪增長中的幾個“龍頭”產業看，價格基本是穩定或下降的。以“爆發式增長”的汽車產業為例，2002年產量增長是以價格下降為前提的。目前，增長最快的轎車正在進行著新一輪的較大幅度價格下調。

近一個時期價格漲幅較大的主要是幾個能源和原材料行業。這些行業的價格上升首先受到國內需求的拉動。需要重點分析的是供給方的狀況。石油價格上升主要與伊拉克戰事有關，戰事結局明朗后，國際原油價格不大可能保持在高位。當國際油價下調后，國內油價將會聯動。鋼材價格上升一定程度上受到進口保障措施和近年來總量控制措施的影響。電力屬于緊的供求平衡，局部地區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電力緊張與前些年新增發電能力較少有關。如果進行必要的政策調整，特別是減少不適當的行業進入限制，經過一個不長的調整周期后，這些行業的價格上漲或供給不足的局面是不難改觀的。總體上看，在一個時期內出現全局性的、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負面效應的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不大。

市場經濟中的泡沫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問題在于泡沫是何種性質，是否處在可承受的范圍之內。現階段的經濟增長中有兩個因素是有利于抑制泡沫的。其一，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實體經濟增長的空間很大，與老牌工業化國家增長空間狹小，經濟過熱后易于出現嚴重泡沫的情況不同；其二，這一輪經濟增長中的龍頭產業直接與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相關，具有滿足大眾消費的特征，這就減少了交易環節過多、最終實際需求不足而導致泡沫的風險。在這一基本判斷的前提下，局部領域、某些時候出現較嚴重泡沫的情況是可能出現、必須警惕的。這些情況的出現，往往并非源于純粹的市場力量，而是與不當的行政干預相關。例如，某些地方的“圈地”活動促使土地價格上升，并轉化為房價上升。而土地交易中的非市場化、非透明行為，乃至顯而易見的權錢交易腐敗行為，則是土地交易環節增多，推動價格上升的主因。減少和消除這

類泡沫，必須與相應的改革相配合。

（二）關于“重復建設”

首先要明確市場經濟與重復建設的關系。市場上只有一個企業是壟斷，一個以上才會有競爭，而一個以上就是重復。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重復建設就沒有市場競爭。即使在供過于求、生產能力過剩的情況下，新的生產能力的進入仍可能有其合理性。新的生產能力可以采用新的技術、工藝，生產出與已有產品具有顯著差異的產品，如大屏幕背投彩電、等離子彩電、液晶彩電與傳統彩電的區別。在企業效率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產品類型一樣，高效率企業仍有理由進入，因為它能以較低成本提供產品，并最終將低效率企業淘汰出局。因此，結構調整和升級、企業效率改進，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新的生產能力進入實現的。企業競爭力的形成本質上是一個“干中學”的過程，即競爭力只有通過競爭方能獲得。如果說重復建設可能引起的某種浪費，也可以將其看成培育企業競爭力不能不支付的成本，但相對于企業沒有競爭力導致的浪費來說，這種浪費還是要小得多。

在我國現階段的體制背景下，有一種危害很大的“重復建設”。相對于“市場性重復建設”而言，這種重復建設可稱為“行政性重復建設”，即受短期內出政績的動機驅動，政府使用財政資金，或在政府主導下通過其直接控制的國有企業，進行不負長期或最終責任的重復性投資活動。這種“重復建設”的癥結，不在于“重復建設”，而在于對投資活動不負長期或最終責任的“行政性”，也就是現階段政府職能和投融資領域所存在的體制問題。不解決這些體制問題，不僅重復建設會造成比“市場性重復建設”更多的浪費，不重復建設而搞“壟斷建設”時浪費則更大。

把兩種重復建設區別開來，將有助于正確認識新一輪經濟增長中的重復建設問題。以汽車產業為例，對行業進入的不當限制和行政性重復建設兩種情況都存在。盡管一個時期來對汽車行業的進入限制有所放松，但與創造一個開放、充分而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的目標相比，還有一些距離。中國汽車產業正處在大眾消費的起步階段，各類負責任投資者平等進入基礎上的充分競爭是不可缺少的，應當并可能維持較長時間。期待中國汽車市場出現由少數幾家大企業分享的格局為時尚早。地方政府主導的行政性重復建設是當前應當關注的一種傾向。在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以前，對政府財政資金和其他由政府直接控制資金投資于汽車產業應有明確限定。

（三）政府在新一輪增長中發揮什么作用

新一輪經濟增長既需要政府發揮重要作用，也為政府所發揮作用的內容和方式的轉變提供了機會。

第一，把宏觀調控與微觀干預正確地區分開來。當出現經濟過熱和嚴重的行政性重復建設時，采取項目審批、限制產量、關閉企業等措施，嚴格等說，并不屬于“宏觀調控”，而是微觀干預。如果這類微觀干預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那就可能在限制了不負責任的、違規的投資者和生產者的同時，也限制了負責任的投資者和生產者。意在約束重復建設的項目審批，從實際效果看，未必能夠減少行政性重復建設，因為審批不能解決導致此類投資行為的體制問題，反而使通過審批的項目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刺激地方爭項目。在微觀層面上，包括所謂“行業管理”層面上，政府管理的首要原則應當是創造和維護公平競爭的環境。如果由于體制問題，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那也應當是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不宜“一刀切”。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中采取的措施應當有助而不是有悖于公平競爭環境的形成。確切意義上的宏觀調控，主要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必要時當然要擇機實施，目的是減小和熨平宏觀經濟波動，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第二，加快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如前所述，經濟中的行政性重復建設、泡沫等問題，起因于現行體制下的政府行為。治本之策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改革現有的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政府投融資體制要解決諸多問題，首先是規范政府的投資領域，將政府投資明確限定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領域，此外的領域原則上不投資。當前正在開展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為這項改革提供了重要契機。新一輪經濟增長，也為這項改革提供了諸多有利條件。應當抓住有利時機，使這一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在改革取得大的進展以前，針對行政性重復建設中的突出問題，對政府的投資范圍做出行政性限定也是必要的。

第三，增強政府搜集、分析信息，向社會提供信息服務的能力。在減少政府微觀干預、改革政府投融資體制的同時，要增強政府的信息搜集、分析能力，并在此基礎上加強對社會的信息服務。這是新形勢下亟待加強并可能取得顯著成效的一項重要政府職能。政府宏觀調控和必要微觀干預的前提，是獲取充分信息。在邏輯上，政府在宏觀經濟、行業經濟等層面，與企業相比具有信息優勢。但經驗表明，政府掌握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與企業相比，有時也未必具備信息優勢。提高搜集、分析信息能力，是改進政府管理經濟能力的一項基礎性的、非常重要而往往容易被忽視的工作。搜集、分析信息，主要是那些對了解和把握宏觀經濟和結構變動有重要意義、對解決信息不充分而引致的突出問題有幫助、企業和個人經濟決策需要但往往難以獲取的信息，目標是建立政府比較優勢領域內的信息優勢。利用這種信息優勢，首先改進政府的決策質量，其次向社會上的企業、其他機構以至個人提供信息服務，重點是與生產和投資預期相關的信息服務。例如，當某個企業向某個領域特別是熱點領域投資時，社會上其他許多企業也在做相同投資，但由于信息不溝通，這個企業無法獲知全社會的投資狀況，而當項目建成后，才發現供給過剩了。如果政府能夠在單個企業投資決策時提供全社會相關投資的信息，將會大大降低單個企業投資的不確定性。

第四，政府對微觀經濟層面的管理，要由“指令性管理”轉變為“禁令性管理”。所謂“指令性管理”，是指政府讓做什么，才能做什么，此外的都不能做；所謂“禁令性管理”，則指政府規定什么不能做，此外的空間留給當事人自主選擇。在經濟轉軌的大背景下，政府管理方式的這一轉變是基礎性的、必須完成的，否則，經濟轉軌不可能真正實現，而且很可能演變為一個嚴重扭曲的、低效率的、“壞的”市場經濟。政府管理方式的這一轉變，要以一個基本理念為基礎，即在不斷發育、完善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相信市場，讓市場充分地起作用。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是有缺點的，在嚴格意義上說，所謂市場經濟的完善只能是相對的。但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點還是要承認的，否則我們就沒有必要搞市場經濟。市場中的企業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市場經濟同樣提供了糾正錯誤的機制。市場會有波動，但也有調整波動的機制。問題是要給市場以機會。就最近的例子而言，鋼材漲價，只要市場是開放的、充分競爭的，在生產要素供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的情況下，產量增加、價格回落是一個不長的時間問題。“指令性管理”轉為“禁令性管理”的另一個好處，是顯著減少政府管理經濟事務的數量，因為“不管什么”較“管什么”所涉及的事務量要少得多。這將為政府精簡機構、精干人員、提高效率創造條件。

第五，促成國債投資的逐步“淡出”。近幾年實行的以國債投資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具有反周期的性質。事實上，國債投

資在經濟增量中的貢獻是逐年降低的，但若停止國債投資，經濟增長中的“存量”部分會相應減少，從而影響總體增長速度。因此，國債投資“淡出”的必要條件是：經濟中的內生增長力量在支持一定幅度的增量增長的同時，能夠彌補由于國債“淡出”而留下的“存量”缺口。隨著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展開，國債投資“淡出”的條件和時機正在成熟。何時以及多大程度上“淡出”，將是一個隨機抉擇的問題。積極財政政策意義上的國債投資“淡出”，并不等同于不再發行和使用國債。國債的規模可以適度減小，以為今后的宏觀調控留下較大余地。重要的是國債使用方向和規模的調整，應以支持增長速度的建設項目為主，轉向以解決體制轉軌中的深層矛盾，如補充社保基金缺口、化解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減小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中差距等為主。

第六，關注高增長產業發展帶來的新問題。例如，汽車數量的快速增長，加劇了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鬧市區的擁擠；石油供給條件上的某些不確定性，使人們對汽車能源供應的可持續性懷有疑慮；環境污染壓力可能隨汽車數量增長而上升。從中長期看，這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而且在解決中可能贏得新的發展機遇。但如果對這些問題缺少足夠重視和對策，則可能使汽車產業的發展受阻。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隨著汽車大眾消費時代的來臨，要及時調整城市發展戰略。有汽車大眾消費的城市結構與沒有汽車大眾消費的城市結構是大不一樣的。汽車數量增加無疑加大交通壓力，另一方面也大大拓展了人們的活動空間，推動功能分工基礎上的城市衛星城建設，使城市建設進入郊區城市化階段。解決汽車數量增加后的交通擁擠問題，將為城市結構的升級提供契機，除了汽車需求的增加外，還將帶動住宅、軌道交通等新增長點的發展，為城市經濟增長提供非常重要的動力。

當前經濟增長的良好勢頭來之不易，是我們多年來所企盼的，必須倍加珍惜、維護和發展。對出現的問題，應當也完全可能在發展、改革、開放中求得解決。增長速度能夠再提高一點，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能夠再增強一點，對我們這樣一個依然處在經濟轉軌和工業化進程之中的大國，實在是很重要的。簡而言之，發展還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