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失衡動因調整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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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經濟出現了較嚴重的內外失衡格局。我國的經濟失衡源于其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表現為投資和出口增長日益成為經濟快速增長的兩大動力。我國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和雙順差”為特征的經濟失衡。面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失衡的狀況，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金融政策）必須作出調整和選擇。

一、我國經濟的內部失衡

我國經濟出現內部失衡，突出表現在儲蓄、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失衡，須引起高度重視。

（一）我國日益擴大的內部經濟結構失衡

我國的經濟增長客觀上面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約束：第一，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廉價勞動力；第二，盡管我國居民有很高的儲蓄傾向，但存量資本規模很小，且在歷史上沒有真正地完成過資本的原始積累；第三，由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落后，國民經濟具有顯著的二元結構；第四，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特別是以人均水平計算的自然資源處于世界最低水平；第五，長期以來，在我國歷史上占據主導地位的不是自然經濟就是計劃經濟，企業家資源特別稀缺，企業制度落后。

面對上述約束，我國正確地選擇了對外開放的戰略。借助于對外開放至少獲得了以下好處：第一，通過參與國際分工，實現了我國勞動要素豐裕的比較優勢；第二，通過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緩解了我國自然資源緊缺的劣勢；第三，通過大規模引進外資，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我國原始資本積累不足和企業家資源高度短缺的問題。

但是，我國的對外開放在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不僅長期存在的各種結構性問題沒有能夠得到有效的解決，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經濟社會失衡。具體來說，包括：第一，省際之間的不平衡增長。省際之間增長率的差異，已經超過了由地理位置、人力資源稟賦等不同特征所能解釋的程度。第二，不同熟練程度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增長。第三，部門之間的不平衡增長。制造業占GDP的比重極大，服務業、零售貿易和批發貿易的比重相對較低。第四，社會保障網絡遭到削弱。第五，投資的扭曲配置。過度儲蓄，加上以銀行信貸為中心的融資體系以及國有企業優先的融資通道，造成了投資的扭曲配置。第六，不斷擴大的宏觀經濟失衡。

（二）內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現是儲蓄、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失衡

高儲蓄、高投資以及低消費（消費不足）是我國經濟內部失衡的最突出表現。造成我國高儲蓄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長，使得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對增加，由于老年人的收入和儲蓄一般要高于年輕人，因此隨著老年人的增加，應對退休保障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強烈，儲蓄率也隨之增加；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養老、醫療等），使居民傾向于增加儲蓄以備不時之需：欠發達的金融市場和消費信貸機制的不完善所產生的強制儲蓄，等等。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主要依靠金融體系。因此，由投資率長期低于儲蓄率而引發的我國經濟內部失衡與金融體系自身的缺陷有著密切的關系。目前，在金融總量方面，較為突出的矛盾表現為長期持續的銀行業存款增速快于貸款增速，這種現象一方面是經濟總量失衡即儲蓄率大于投資率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融體系結構不合理、直接融資比重過小、整個社會的投融資活動過于依賴銀行信貸的反映。

近年來，我國經濟中投資與消費之間的關系也出現了不容樂觀的趨勢。據估計，我國目前的消費率僅為55%，而同為外向型經濟的日本和韓國，其消費率最低時也達60%－70%。我國消費率之所以會過低，既有社會保障體系滯后、房價上漲失控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但更為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投資增長太快。事實上，這些年來我國的消費需求也在平穩增長，但我國的消費增長依然遠遠落后于投資的擴張，2005年我國投資消費比則高達77%，且呈上升趨勢。根據日韓的經驗，外向型經濟體的脆弱性使得這么高的比例是不可持續的。

我國的投資消費失衡值得特別注意的還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我國投資率雖然很高，但投資的效率很低。在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經濟增長模式下，現行的政績考核體制驅動著商業銀行將大量信貸資源投向資本密集型、高能耗、高產值的產業和政府形象工程項目，以致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發生率較高。

在國際上，有一個反映投資效率的經濟指標“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該指標的含義是指每增加一元錢的國內生產總值，需要投資幾元錢。研究表明，美國、德國、法國和印度等國每增加1億元的GDP需要投資1億～2億元，而我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的這～指標為5億元。也就是說，國外的增量資本產出率是1～2，而我國的這一指標值為5。此外。如果根據國際可比數據測算，最近3～5年，我國的ICOR估計在5～7之間。

另一方面，根據宏觀經濟理論，投資直接影響到生產要素的分配。如果資本要素的比重較高，而勞動要素的比重偏低，那么勞動收入部分對資本收入部分的相對比重就會降低。因此，過高的投資率會造成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緩慢，導致分配結構扭曲，即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并導致投資與消費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惡化。

二、我國經濟的外部失衡

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個別年份外，我國一直保持著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這在世界經濟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以雙順差為特征的外部失衡是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表現。余永定等（2006）認為，雙順差給我國經濟帶來了較大的福利損失；我國不能用自己的儲蓄為國內投資融資，卻在大規模輸出資本為美國彌補投資一儲蓄缺口，用高收益的股權資產交換低收益的資產。這種國際收支格局造成了國民收入的不斷流失。我國持續的雙順差是我國經濟過度依賴外需、過度依賴投資、國內要素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改革滯后、政府不當干預過多的結果。

（一）外部失衡狀況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際收支出現了經常賬戶與資本賬戶連續雙順差的局面（見表1）。

從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05年的7年中，我國幾乎每年都有數百億美元的經常賬戶順差。經常賬戶順差主要是由連年的貿易順差形成的，在1990～2004年的15年中，除了個別年份外，我國對外貿易基本上保持了連續順差的態勢。其中，貿易順差的高峰年份是1998年，為435億美元，其次是1997年，為404億美元，2004年為321億美元，2002年為304億美元，而2005年已達到1019.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水平。雖然順差的出現曾經一度緩解了我國資金短缺的局面，但現在它帶來了兩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1.我國持續雙順差所帶來的外匯儲備激增已成為我國政府棘手的難題，它不僅使中央銀行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貨幣政策獨立性，而且造成了較大的投資效率損失。在我國持續雙順差帶來巨大的福利損失時，目前的外匯沖銷操作也難以為繼：一方面，隨著央行票據累計發行額的不斷提高，央行將面臨票據到期以及利息支出不斷上升的壓力：另一方面，商業銀行不斷購入低息的央行票據，不僅降低了商業銀行的收益率，還損害了商業銀行本來的融資機能，不利于正在進行的金融體制改革。最根本的是：沖銷操作僅僅沖銷掉了外匯儲備增長的“后果”，而沒有解決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

2.根據宏觀經濟學理論，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必然會出現貿易順差，因此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貿易順差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但是，我國資本賬戶也出現順差，則反映出外向型發展戰略本身存在著缺陷。由于國內儲蓄高于國內投資，因此我國從嚴格意義上說并非資本稀缺，也不需要從國外引進資本。引進外資的主要目的是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但是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引進外資的經驗來看，國外直接投資（FDI）對國內技術進步的帶動作用并不明顯。這就帶來了一個政策困境：我國不缺資本卻引進了大量的外資：我國需要國外的先進技術卻難以通過開放實現技術進步。

（二）外部失衡的直接原因：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

多年來，我國經濟的增長是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實行宏觀調控以后，出口的高速增長更是成為我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主要支撐力量。片面強調出口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是導致外部失衡的一個直接原因。雖然出口曾經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也曾為彌補我國外匯缺口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整體國力的不斷增強，原來過度依賴外需的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并沒有及時調整，以致經濟運行處于內外失衡的狀態。同時，在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出口創匯規模演變成了地方政府考核其官員業績的一條標準，而擴大出口也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員追求的政績，出于地方利益的考慮，經濟運行中的重復投資、重復建設現象較為普遍，由其導致的某些行業產能過剩，在內需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只能依靠擴大出口來緩解生產過剩的問題。

（三）人民幣匯率低估是造成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人民幣匯率低估扭曲了我國貿易品和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一方面造成我國制造業的產能過剩和惡性競爭，另一方面造成我國服務業的發展不足。

我國經濟存在許多結構性矛盾，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不平衡，或者說貿易品部門和非貿易品部門的發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問題。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人均資一本存量仍然較低，投資率高本身并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在于我國投資的效率較低，而效率較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相對價格扭曲導致投資決策的扭曲，其中人民幣低估引起的服務產品價格相對于制造品價格的偏低便是重要的價格扭曲。多年來，人民幣低估造成對出口品生產的補貼，刺激了資源過度流向了制造業，造成制造業產能過剩和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在我國，所謂的投資過熱問題和產能過剩問題其實都是結構性的，即都是針對制造業甚至針對制造業的某些產業而言的。

三、內外失衡下的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有效組合的選擇

在經濟內外失衡的背景下，必須加強宏觀調控，采取從根本上解決內外失衡問題的宏觀經濟政策。

（一）單一政策不能解決我國經濟內外失衡問題

這里所說的“單一政策”是指單獨依賴財政政策或者貨幣政策。為了解決我國經濟內外失衡特別是高儲蓄、低消費問題，經濟學家提出了許多建議。

一些學者強調必須擴大消費。但是，很難找到適宜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來提高消費率，因為居民的消費決策是基于持久性收入而非當期收入。

提高工資能夠刺激消費嗎?工資提高之后人們的消費確實會相應增加，但這并不能保證消費率－－即消費在收入中的比重會提高。實行最低工資法能刺激消費嗎?對于那些已經找到工作的公民來說，他們的工資如果比以前提高，會增加消費，但是最低工資的提高會導致勞動力市場上競爭更加激烈，尤其是非熟練勞動力找到工作的概率會降低，最終其實際收入反而可能下降。用消費信貸的方式能夠刺激消費嗎?雖然可以，但是在投資增長仍然難以遏制的情況下，通過信貸擴張刺激消費，最終結果可能是全面過熱。

由此看來，提高消費的根本途徑在于降低儲蓄。要降低國內儲蓄，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減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進一步推動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使得金融體制能夠更有效地將國內儲蓄轉化為國內投資。為降低國內儲蓄和國內投資之間的差額，還可以直接增加投資，尤其是增加對瓶頸產業、公共物品的投資。因為解決瓶頸產業價格飚升、供求失衡的根本途徑是提高供給而非抑制供給。

我國目前對于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尤其是對醫療健康、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環境保護、城市公共設施等的投入不足。增加對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的供給，不僅能提高經濟增長的潛力，而且有助于和諧社會的建立。

解決內外失衡的第一條途徑是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適度擴張的財政政策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投資，另一方面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降低了儲蓄。此外，擴張性財政政策還能通過促進經濟增長來增加消費，包括國內消費和進口消費，這將同時導致儲蓄的減少和貿易順差的減少。因此，擴張性財政政策能夠帶來儲蓄下降、消費增加、投資優化，從而將我國經濟帶入更加均衡的發展道路。

解決內外失衡的另一條途徑是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能帶來進口的增加、出口的減少，從而減少經常賬戶順差。人民幣升值的另外一個好處是可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由于匯率是貿易品和非貿易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因此扭曲的匯率會導致扭曲的資源配置。在匯率低估的條件下，過多的資源進入貿易品部門，導致貿易品部門競爭激烈，而國內的非貿易品部門尤其是服務業卻發展不足。人民幣升值將使服務業變得更加有利可圖，從而能吸引更多的資源進入服務業。

然而，僅僅依靠人民幣升值來調整內外失衡可能難以達到預期目標。一方面，我國的貿易品部門對匯率變化似乎并不敏感，這意味著如果僅僅依靠人民幣升值來實現貿易平衡，人民幣就必須大幅升值。但是，人民幣大幅升值將會給我國經濟帶來較大的不利沖擊：貿易品部門的競爭力將會下降，人民幣升值之后國外廉價農產品的進口會增加，這將導致農民收入減少。因此，如果人民幣升值幅度過大，將給我國經濟帶來意想不到的沖擊。

上述分析表明，單一政策不能有效解決我國經濟內外失衡問題。但如果采用一個政策組合，即同時實施財政擴張和人民幣升值兩項政策，它們的副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人民幣升值可以使因財政擴張而帶來的經濟過熱降溫；財政擴張也可以彌補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通過這樣的政策組合。我國經濟不僅能夠維持高速增長，而且能步入一個更平衡的增長路徑。

（二）解決內外失衡問題應更多地倚重財政政策

解決我國經濟內外失衡問題應更多地倚重財政政策。

1.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已經難以為繼，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內需的基礎上。眾所周知，財政政策在啟動內需，擴大社會總需求（投資和消費）方面具有優勢，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有目共睹。相反，國內外的經驗表明，貨幣政策具有“啟動不靈、剎車靈”的特征，貨幣政策在擴大內需方面辦法不多且效果有限。而且，貨幣政策在目前的條件下也難以有較大的作為；在面臨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情況下，央行的主要任務是不斷沖銷持續增加的外匯儲備。如果需要采用貨幣政策，就必須采用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但是企業投資對利率并不敏感，而且我國的實際利率仍處于較低狀態，沒有反映真正的資金成本。此外，擴張性貨幣政策只是釋放了更多的流動性，無法引導這些資金流向更有價值的投資領域，反而容易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增加銀行的不良貸款。

2.我國的金融體系和法治體系尚不完善，制約了貨幣政策的效力。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在評價投資項目的風險和收益時無能為力，因此其配置資源的效率很低。銀行存款有20%～30%找不到投資出口，剩余存款的很大一部分最后只能購買政府債券，而政府則不得不將這些資金投資在基礎設施項目，以保持GDP每年8%的增速。與此同時，法治體系雖然在立法上已經取得重大成就，但在保護產權和合約的實施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這兩方面的不足直接影響我國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的穩定和效率，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力。

3.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的區域差異效應，制約了我國統一貨幣政策在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上的效力。根據斯蒂格利茨重塑貨幣經濟學微觀基礎的觀點；影響經濟活動水平的是經濟主體獲得信貸的條件以及信貸的數量，而不是貨幣數量本身；經濟主體獲得信貸的條件和數量很大程度上由銀行決定，銀行的貸款能力和意愿取決于經濟環境；貨幣政策不僅通過信貸需求，而且通過信貸供給影響經濟活動水平。我國區域經濟二元結構決定了區域金融二元結構的發展差異。在我國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統一貨幣政策經由各地區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最終傳導到企業和居民的效果也存在著差異，即我國貨幣政策效應存在著區域差異。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的區域差異效應，通過局部對總體的牽制作用，最終反作用于全國統一貨幣政策，降低了統一貨幣政策的效力。

宋旺、鐘正生（2006）利用VAR模型和IRF檢驗對我國貨幣政策是否存在區域效應進行了分析。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區域效應，利率渠道和信貸渠道是導致我國貨幣政策區域效應的重要原因。

4.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在解決我國經濟內部失衡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主要表現在：第一，財政政策能以扶持落后地區和社會群體為目標。例如通過增加對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的投資，能夠降低交易成本，使更多的企業愿意到西部地區投資，這將有助于減少中西部和東部地區的收入差距。此外，通過財政補貼，政府可以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健康教育的投入，這將有效地改善農村地區的生活狀況，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由于人民幣升值或其他改革對農村地區的不利影響。第二，財政政策避開了問題較多的銀行系統。我國的銀行體系問題不少，國家財政狀況卻非常健康。2004年國債占GDP的比重僅為33%，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到2%。第三，財政政策能解決我國其他發展和社會月標。如住房、城市開發和基礎設施。雖然在目前情況下，更多地倚重財政政策可能增加我國未來出現財政危機的可能性，但是，與過去依靠銀行信貸隱性地為政府融資的方式相比，政府公共支出項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內容和執行程度更容易被監督和管理。因此，在更多地倚重財政政策解決內外失衡問題時，應該加快政府體制改革，加強對公共財政的監督。

（三）一種有效的政策組合：財政擴張與貨幣升值

1.人民幣升值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人民幣升值為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供了機遇和外部動力。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戰略已經走到了盡頭，應當適時進行經濟轉型。我國應該吸取日本的教訓：日本由于沒能適時轉變經濟增長戰略，在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強國之后仍然沒能擺脫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方式，始終沒有能夠建立起像美國那樣依賴國內消費支持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由于服務業的發展與消費需求的關系密切，我國要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將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轉換為內需主導型（主要是國內消費）的經濟增長方式，就必須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我國的服務業。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為我國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外部壓力，而人民幣升值由于提高了非貿易品相對于貿易品的價格將為我國服務業的發展提供市場激勵，這些調整（加上政府擴大對服務業部門的公共支出）都有助于資源更多地向非貿易品部門（主要是服務業）轉移，增強我國服務業的市場競爭力，提高服務業的生產效率和生產能力，從而有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實現。

第二，人民幣升值在促進我國經濟外部失衡調整的同時，由于改善了我國的貿易條件而使我國獲得更多的貿易利益。人民幣升值有助于改善我國經濟外部失衡狀況。考慮到目前我國出口加工貿易比重較大的特征（加工貿易占全部貿易的比重超過55%），以及我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狀況，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部門的影響可能是溫和的，所以人民幣升值在改善外部失衡方面將主要是通過進口更大的增加而不是出口大量減少來體現的。

應該看到，人民幣升值將對一部分利潤空間很小的加工貿易型企業產生壓力，甚至令它們被迫關閉。我國加工貿易型生產企業中有80%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包括港澳臺企業），這些企業大多生產附加價值很低的產品，由于從外國直接投資中我國能夠得到的只是工資而不是利潤，如果那些產品附加價值低的外國直接投資企業既不能帶來先進技術的外溢和先進的管理經驗的同時，也不能帶來合理的工資報酬，那么其因人民幣升值而被迫關閉是合理的。

第三，通過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人民幣升值在縮小我國經濟外部失衡的同時，不會造成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和失業率的上升。根據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如果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升值的同時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將能使我國經濟實現外部平衡的同時也實現內部平衡。特別是如果政府擴大對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環境保護、公共服務設施以及社會保障等服務業部門的公共支出，其本身不僅直接擴大了總需求，而且有助于推動國內私人部門消費，從而抵消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的緊縮效應。

2.促進我國經濟內外平衡發展的財政政策選擇。具體包括：

第一，擴大政府消費支出，促進內需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適度擴大政府消費支出是目前增強內需的重要舉措。雖然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好于消費，但在內需的構成中，投資是目前要特別加以控制的。因此，刺激內需的重點要有意識地轉向消費方面。由于居民消費不僅取決于當期收入，更取決于其持久性收入。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居民對現期消費更為慎重。考慮到居民消費在短期內難以增加的現實，擴大內需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政府身上。

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進內需的公共財政保障機制是當務之急。居民現期消費之所以難以啟動，是因為居民的未來支出往往具有很強的剛性，而其收入卻具有不確定性。因此，要擴大消費需求，就必須從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擴大內需的公共財政保障機制著手。中央政府必須對現行的公共財政支出模式進行改革，即在全社會投資過熱的情況下，財政支出應更多地由投資轉向消費，盡快地退出競爭性投資領域，將更多的財力用于公共物品的生產及服務的提供上。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量部分應重點分配到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經濟長期發展具有支撐作用的領域，如基礎設施、基礎教育、科學研究、公共衛生等社會事業建設，以及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等方面，這些領域的政府投資對保持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和諧發展至關重要；二是增加財政對城市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以降低城市居民的長期預算支出，進而降低儲蓄，擴大消費：三是加強對“三農”的支持力度。公共財政的支持重點要逐漸由城市向農村轉移，加強農村基礎設施、農村義務教育、公共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建設。通過多種途徑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以期啟動農村消費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業領域的過剩生產能力。

第二，調整外資稅收政策，提高外資利用效率。我國目前的外資稅收優惠政策區域導向性強，產業導向性弱。即外資稅收優惠政策由沿海到內地，以及由東向西，稅收優惠程度是逐漸降低的。與區域導向形成反差的是稅收優惠的產業導向性比較弱，即使是對高新技術產業或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基礎產業有明確的稅收優惠政策，這種優惠也是從屬于地區優惠政策的。這種政策導向的結果是，外資主要集中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資金真正匱乏的中西部地區難以得到外資的“垂青”：外資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勞動力成本相對低廉的行業，甚至是投機性較強的房地產與股票市場，而對國民經濟長期發展具有支撐作用的基礎產業，以及能夠提升我國經濟整體競爭力的行業很難得到外資的青睞。另外，在我國加入WTO之后，外資仍然在所得稅方面享有“超國民待遇”。目前的外資優惠政策既不利于我國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也不利于提高外資的利用水平，反而因引資過濫，導致國際收支失衡。因此，必須對包括稅收優惠在內的整個引資政策進行調整，以提高外資的利用水平，進而減輕資本賬戶順差給人民幣帶來的升值壓力。

第三，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促進對外貿易的平衡發展。在我國諸多支持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稅政策具有很強的杠桿作用。出口退稅政策自1985年實施以來，對擴大我國出口規模、增強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增加就業。以及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均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隨后的20多年里，根據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及國內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國家分別于1994年、1999年、2003年對出口退稅政策作了三次大的調整，2003年以來我國的出口退稅率一直是五檔，分別是17%、13%、11%、8%、5%。如果說1999年出口退稅率的調升是為了通過擴大出口保持國內經濟適度增長，以消除東南亞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造成負面影響的話，那么，2003年出口退稅率的平均下調則意在減輕中央財政退稅負擔與調整出口產品結構。目前再提出口退稅制度改革問題，則重在通過進一步調低某些產品出口退稅率，以轉變我國出口導向的增長方式，提高出口商品質量，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在進一步調整出口退稅率時，除了像農業、高新技術等一些需要特別保護和鼓勵的產業，其出口產品退稅率保持不變外，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業的產品，要繼續下調其出口退稅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稅。在必要的情況下，甚至可以考慮對污染嚴重和能耗高的出口產品征收出口稅。

第四，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提高財政投融資效率。投融資體制改革的實質是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需要改革，政府必須轉換職能，讓政府的功能回歸到創造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維護經濟社會發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與服務等屬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來，逐步減少、最終取消政府對非公共物品直接投資的功能。

3.建立全國統一性與區域差異性相結合的央行貨幣政策調控體系。區域金融二元結構與統一貨幣政策的矛盾要求央行貨幣金融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必須更多地考慮不同地區對同一貨幣政策的不同反應。為提高貨幣政策的效力，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建立完善的貨幣政策傳導微觀基礎。從長期來看，全國統一貨幣政策的效力依賴于區域經濟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但區域金融二元結構的消除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要提高貨幣政策的調控效果，必須完善西部地區貨幣政策傳導的微觀基礎，具體包括：構建有效的區域性政策金融體系、建立多元化的商業性金融機構體系以及多層次的區域性金融市場體系（區域性證券交易中心或場外交易市場、發行西部地區建設債券、設立西部地區投資基金）。

第二，建立體現區域發展差異的貨幣政策目標體系。現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為保持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在我國區域發展水平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各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決定全國總體的經濟增長水平。從長期來看，全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需要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因此，貨幣政策不僅要通過各種“微調”手段促進經濟的短期增長，而且還應當致力于縮短區域經濟金融發展差距，以實現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第三，實行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區域差別化。首先，進一步推進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改革。一是根據區域發展差異，設置不同標準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在相同條件下，西部地區略低于東部地區）：二是根據銀行規模的大小，設置不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三是對穩定性不同的存款規定不同的存款準備金率（穩定性越高，準備金率越低）。其次，實行有差別的公開市場交易商準入制度，適當放寬西部地區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的準入條件，以增強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在西部地區的政策效力。再次，實行有限的差別利率政策。適當提高西部地區存款利率或減征利息所得稅，西部地區金融機構利潤的減少可通過政府稅收優惠或利息補貼的方式予以補償：實行再貸款、再貼現率的區域差別化，對西部地區商業銀行實行相對較低的再貸款、再貼現率。最后，在消費信貸政策方面應適當向西部地區傾斜。央行通過對商業銀行消費信貸總量與結構的調控能夠間接影響消費者的行為，因而消費信貸政策在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央行可以在消費信貸中首付款的最低限額、利率水平、期限等方面給予西部地區更多的傾斜，以提高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