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經濟增長率思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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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的經濟增長率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持續了約20年的高速增長。1978－200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9．52％。這一增長速度，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高速增長時期的年均增長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期大體也持續了20年左右。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后，都出現了減速的過程。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都經歷了類似的發展過程。中國經濟發展在經歷一定時期的高速增長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減速的情況。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已經呈現出這種趨勢。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已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約平均10％左右，過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間。這一趨勢將左右本世紀最初十年的中國經濟增長率。

中國現實經濟增長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經濟發展由資源、供給約束型轉向市場、需求約束型，由粗放的數量擴張型轉向同時追求效率與質量的集約增長型；中國經濟面臨著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要求以及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壓力。同時依靠制度變革帶來的生產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農村勞動力和資源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的勢頭減弱也是增長下降的一個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國在人均收入、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和國際化水平等方面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別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而國內城市與農村之間、東部與西部之間的發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國經濟蘊含著較大的經濟增長潛力。無論從需求的角度還是從供給的角度看，支持經濟增長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國經濟的減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對快速的增長勢頭。中國經濟在本世紀初可以實現7％－8％左右的平均增長率，考慮到國內外發展條件的變化，個別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圍內起伏，均可視為正常的發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國經濟一直在7％－8％的增長速度區間運行。但這幾年中國經濟的現實增長率，低于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人估計，我國現時潛在增長率在9％上下，有的估計，在8％－10％之間。由于就業狀況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使居民消費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終消費需求不振，及在準入、融資等方面的限制，社會民間投資的增長也受到遏制。這幾年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通過支持政府投資對拉動國內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內需不足的問題一直縈繞著我們。外需增長也受到國際局勢和市場形勢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需求不足的市場約束，使我國潛在的增長能力難以發揮出來。

現實經濟增長率明顯低于潛在經濟增長率的證據，是我國社會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無論是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物力資源都有較大的余力沒有發揮。人力方面，大量勞動力資源未充分利用，使就業壓力增大。物力方面，產品嚴重過剩，生產能力閑置，社會庫存增加。資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國城鄉居民儲蓄超過8萬億元，金融機構的存貸差由1998年的9174億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億元，平均增長率高達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長的速度，導致存貸差占存款總額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貸差已達到34007億元，即目前有1／5的銀行信貸資金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儲蓄無法轉化為投資。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續難解，通貨緊縮的陰影揮之不去，物價呈現出長期性回落的趨勢。

今年我國經濟形勢好于預期，現實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比去年加快。我們希望經濟增速加快的勢頭能夠持續下去。當然我們不能指望現實的增長速度回復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兩位數的高峰。然而經過努力，現階段的潛在增長速度是可以達到的。只要我們努力增加內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財力物力人力資源動員起來，這個目標是能夠實現的。

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和效率與就業并重

目前，我國未能充分利用的社會資源潛力中，最為醒目的是勞動力資源。與資金資源、物質生產力資源相比，后兩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響較大。而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則是我國的重大資源優勢，它不僅對短期增長起作用，而且是長期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中國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國勞動力的豐富目前卻形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由于人口基數大，且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勞動參與率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處于勞動力資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勞動力逾千萬。加上失業下崗人員，農村待轉業的剩余勞動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萬以上個工作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業崗位只有約800萬個。并且，隨著科技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所能吸納勞動力的彈性系數逐漸降低。目前我國勞動力人數約7．5億，相當于西方發達國家勞動人口4．35億的1．73倍，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要安排這么多就業崗位。中國就業問題的出現又是經濟轉型過程中，為提高經濟效率而付出的代價，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成本。中國大量人口的就業壓力，源于極大的勞動力供給與有限的資源（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應采取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資源優先的增長模式。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白皮書》中說，中國政府始終將促進就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任務，通過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這項積極的勞動就業政策在實際執行中遇到許多復雜的情況。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觀念成為思想理論界多數人的共識，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其主要著眼點在于促進提高效率。其結果是在提高中國經濟效率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來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基尼系數的急劇上升；同時效率優先要求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加速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另一方面，雖然政府將控制失業列入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但眾所周知，宏觀政策有四大目標（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理論上應同時兼顧，實際上不同時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軟著陸”時期，宏觀政策的取向事實上是以穩定物價為優先。1997、1998年以來，政府雖然努力以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但事實上并不是以就業作為中國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優先目標，而是以就業增長作為經濟增長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產品。但是應當注意，經濟增長不一定帶來相應的就業增長，有些部門（農業、礦業、某些制造業等）的經濟增長還伴隨著就業的下降。問題在于，就業增長并不單純取決于經濟增長一個因素，而是取決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的變化兩個因素。因此，為解決就業增長，就必須一要經濟增長，二要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規劃每年7％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就業彈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間就能解決4000萬個以上的就業崗位。我國當前就業彈性呈現下降趨勢，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綜合措施減緩、阻滯這一趨勢，乃至進一步促進提升就業彈性。這需要在技術進步與結構調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復雜的

研究與動作，正確解決效率與就業的關系。

效率與就業這一尖銳的矛盾，決定著中國未來的政策選擇和經濟發展。用犧牲效率與效益來擴大就業機會，將使中國喪失國家競爭力，永遠淪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效率效益，將使更多的人進入失業行列。那么解決效益與就業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與就業兼顧并重的政策。中國發展經濟的空間和容量是這么大，完全能夠一方面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關鍵產業、骨干企業的資本和技術的密集度，以增強它們的國際競爭能力；另一方面同時發展以制造業為骨干的傳統產業，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大力發展資本技術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環節，大力發展服務行業，大力發揮民營中小企業吸納更多就業崗位的作用。這當然需要制定和實施一整套協調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為只要政策措施對頭，以上兩個方面的發展是應該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達到效率提高的目標，又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是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唯一妥善途徑。

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優先目標，不僅是基于我國勞動力資源豐裕不得不作出的決定，也是國際上達成的共識。前不久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就業議程》強調，創造就業機會不再是經濟政策的副產品，而是宏觀經濟戰略和國家政策的總目標。就業不僅是生存手段，還是融入社會、給后代帶來希望的手段。就業問題的重要性怎么強調也不過分，何況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保障充分就業與社會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積極財政政策與穩健貨幣政策要繼續實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來，我國連續幾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利用國債資金進行重點建設，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抑制了通貨緊縮趨勢，而且加快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同時又實施了穩健的貨幣政策，在貨幣供應量方面多數時候進行擴張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1998年從過去“適度從緊”的政策開始實現宏觀政策的轉變時，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都是中國條件下“擴張性”政策或“松動性”政策的一種變換的提法。“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實質是無疑問的。貨幣政策只是因為考慮防范金融風險和穩定幣值，才賦予“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復雜的內涵。它既包含反對通貨緊縮的內容，又包含反對通貨膨脹的內容（戴根有）。這樣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們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這兩項政策已經實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問題眾說紛紜。宏觀調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這兩項政策是要繼續堅持下去，還是改弦更張？

拿積極財政政策來說，國債投資對促進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是無疑的。但長期使用這一手段，一方面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作用，與市場化改革目標相悖；政府投資一般效率也比較差，國債投資逐步傾于低收益或無收益項目，出現國債投資效用遞差現象；政府工程質量難以保證，而且容易發生腐敗。隨著時間推移，積極財政政策的消極方面日益顯露。但積極財政政策的退出，據我看有三個條件。一是國際形勢明顯好轉，外需增長強勁。二是民間投資出現機制性復蘇繁榮，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形成自主成長機制。三是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達到或超過警戒線。目前看來，國際經濟形勢緩慢回復，但不確定因素仍在。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自主成長機制緩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資的拉動。國債余額占GDP比重尚未達警戒線，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雖逼近警戒線，但赤字警戒線還有伸縮余地。綜合上述情況，積極財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內容應加以調整。國債規模應當控制，但仍應發揮效力，以保證經濟運行的基本穩定。

再拿貨幣政策來說，現在貨幣供應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國債投資和大行業、大企業的發展。然而近幾年由于中央銀行貨幣供給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匯儲備持續增長，而國內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時銀行貸款總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資產所抵銷等原因，投入實體經濟的資金受限（夏斌），企業部門特別是中小企業感到資金偏緊，也是不爭的事實。今年近幾月來，各種口徑的貨幣供應量增長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計劃均有提高，特別M0、M1增速上升，金融運行趨于活躍，加大了對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目前，穩健貨幣政策朝松動方向的這種調整，仍需繼續，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好轉的勢頭。貨幣政策不能僅僅被動適應經濟增長的需要，而要積極促進現實的經濟增長，使之向潛在的經濟增長率靠攏（劉國光）。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社會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總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過去，依然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格局。為對應此種問題，除在結構、體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長期性障礙以外，還得運用宏觀調控政策，進行治理。宏觀調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說，可分三種情況：1當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現實的經濟增長率高于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膨脹趨勢時，需要采取緊縮性的政策；2當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現實的經濟增長率低于潛在的增長率，出現通貨緊縮趨勢時，需要采取擴張性的政策；3當總供給與總需求大體相當，現實經濟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差距不大，無明顯通脹與通縮趨勢的跡象時，就應采取中性的政策。這是經濟學的A．B．C，宏觀經濟政策要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目前，我國的經濟形勢明顯處于第2種情況。現期我國現實的經濟增長速度略有回升，但與潛在增長率仍有距離，通貨緊縮趨勢是低度的，且有減緩跡象。在此情況下，宏觀調控政策取向，以繼續實施適度從松的政策為宜。我以為，現在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就其擴張性實質而言）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就其松動的一面或防止通貨緊縮的一面而言），實際上是一種“適度從松”的政策，因此，這兩個政策目前還沒有改弦更張的必要。今后短時間還是要繼續實施，但其內容需要適應形勢變動加以調整。

這篇文章不擬展開這兩個政策的內容調整問題。在調整內容之際，我看正名也是有必要的。類似前幾年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我們也可以稱現在的宏觀調控政策為“適度從松”或“適度擴張性”的政策。這樣稱呼可以明確政策的取向，還其政策的本來面目，與世界各國財政貨幣政策通行用法一致起來，避免究竟是從緊還是從松的猜測與爭論。再談現行提法不便之處。拿積極財政政策來說，“積極”二字，從緊從松時都可使用，不能說從緊時我們的財政政策就不積極或沒有積極的一面。拿貨幣政策來說，現在把“穩健”二字界定為既防止通脹又防止通縮，這是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穩定幣值），什么時候都可以用，不能拿它作為政策的取向。即使作為政策取向，也只能縮小到總供求大體平衡，無明顯通脹或通縮傾向跡象的時機，作為中性的貨幣政策來使用。但現在通脹壓力不大，顯然還不到實行中性貨幣政策的時機。所以，我以為，現在繼續實行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還是正名為“適度從松”或“適度擴張性”的政策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