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直接投資問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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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再來討論國際投資問題，以及受資國引進和利用外資問題，不能脫離經濟全球化的背景。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歷史進程，是在戰后特別是80年代后才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重視。其實人們用來衡量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發展程度的許多核心指標，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比如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的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是到了90年代才略高于1914年前的水平。其他指標，比如對外投資在可比總量中占的比重等，也有類似的情況。所以西方有的學者提出，就上述這些指標而言，目前這場全球化的浪潮帶有某些恢復性的特征，把由于兩次大戰而中斷了的一體化過程恢復起來。（《經濟學家》雜志電子專刊去年有一期專門的討論）。

當然除了這些主要數量指標以外，當前的全球化趨勢與19世紀在金本位制下所達到的經濟一體化（全球化）也有質的區別。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卷入這場全球化過程的國家、地區更多，更廣泛，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它所涉及的領域更多，更深入，層次更高。尤其重要的是，企業的全球化過程，跨國公司的發展所達到的程度是空前的。我習慣于用公司一體化的概念來概括這一過程（corporateintegration）。根據相互聯系的緊密程度可以把公司一體化分成若干層次，我們這里不去仔細分析它們的區別。但概括地講，全球范圍內公司一體化網絡的建立，使得從R&D到生產再到銷售的整個價值增值鏈的各個環節，被按照最有利的區域布局安排在世界各地，使全球范圍的國際分工越來越多地轉化為企業內部的分工，再加上相關企業的戰略聯盟，又大大擴大了企業（公司）一體化的外延。企業的國際化、一體化的這種趨勢，已經使世界市場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真正象微觀經濟學中所描繪的那種純凈的市場機制所涵蓋的交易的范圍越來越小。世界市場已經由跨國公司這一只只“看得見的手”給組織起來了，變成了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于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的產品出現了。這種產品，由于它的價值增值鏈占據了世界各地最有利的區位，所以在它身上體現的是一種全球的集合優勢，而不單純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區位優勢。

這個事實所產生的影響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對理論的影響。這種情況對傳統的國際分工理論，特別是以要素稟賦論為核心的經典貿易理論提出了挑戰。這樣一種全球化商品在國際間的流動，很難用反映一國區位優勢的要素稟賦論來解釋。如果做實證分析的話，你會發現這種理論對當今國際貿易的發生機制和商品流向的解釋力一定要大打折扣。最終商品的出口國或許只具有加工組裝方面的優勢。

第二、對企業的經營實踐的影響。全球化商品的出現，使那些沒有進行跨國經營的企業被推到絕對被動的境地。只局限在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進行發展，它的產品充其量只能具備這個國家的區位優勢（具有國家特征的優勢）所賦予的競爭力。如何與集全球優勢于一身的那種全球化商品相競爭，是可想而知的。過去人們所關心的是企業具備了哪些優勢才能開展跨國經營，現在更重要的問題是跨國經營本身就是企業優勢的一個重要來源。那么這些企業如何生存？出路何在？一個辦法是求助于政府，在對外封閉、與世隔絕的狀態下尋求發展，這條路顯然不合潮流。

另一條出路恐怕只有在開放條件下去尋找。既然國際生產已經形成越來越密集的全球一體化的網絡，那么如何在這樣的網絡中的某些環節找到自己的位置，變成國際生產一體化網絡中的一部分，找到這樣的位置再謀求發展，才是企業的生存之道。舉例來說，我們說中國的汽車行業在短期內難以在整車的出口上有所作為，但是可以選擇發展零部件生產。但是這顯然有個前提，就是要先將自己納入世界汽車行業國際一體化的網絡中去，否則你自己生產出來的零部件是為誰配套的呢？你知道人家的規格和性能上的要求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發展合資合作乃至于與跨國企業的戰略聯盟，不只是你愿意不愿意的問題，而更是生存競爭的需要。為了得到政府給合資企業的優惠政策而去尋求合資合作，與上述這個主流不合拍。

第三、關于民族經濟和民族國家政府的作用問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對民族經濟的概念也要進行必要的重新思考。首先，我們上面提到的真正實現了全球化的跨國公司，它們的國籍的觀念已經淡化，盡管我們還不能說它已經完全消失。正象湖北大學柳劍平教授在他的論文中指出的那樣：跨國公司已成為國際社會中經濟聯系和交往活動的“完全行為能力”主體，其個體利益與國家的整體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它實現“個體利益”的市場規則并不完全服從于國家實現“整體利益”的博弈規則。西方早有一種說法，判斷一個企業的歸屬問題不僅要看它的shareholder(stockholder)，而且要看它的stakeholder。也就是說，企業的所有者是重要的，但從更廣的意義上，所有與企業有直接利益關系的人們的歸屬問題也是重要的。美國的跨國公司來中國經營，你不把它看成是中國的，是可以的；但它在什么意義上、在多大程度上還是美國的？這也是個問題。當然跨國公司與其母國的關系問題是個很復雜的問題，我們在這里不做詳細分析。

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看政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與國的政府之間的競爭關系也將成為全球化的。這種競爭關系的核心內容是，每個主權政府在它所管轄的領土范圍內通過提供一整套制度性服務來創造一種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環境。這種服務的提供是通過“準市場化”的機制來實現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包括本民族的和外族的），在“國民待遇”的原則下，以稅收作為代價來購買這種制度性服務，以獲得在這個領土范圍內發展的機會。創造一種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機會，不是給予某些企業一定的優惠政策所能比擬的。這是全球化背景下政府間競爭的一個特點。

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直接的目標：一是稅收收入最大化；二是國民福利最大化。至于財富的創造過程具體是由什么人在組織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只要財富為這個領土范圍內的公民所享有，就是可取的。

當然根據這兩個目標，政府也可以有意扶持某些產業。但是需要注意，政府鼓勵的是某個產業的發展，那么為此而制定的優惠政策應該惠及所有有意投資于這個產業的投資者，而不僅僅是外商或者內資。既然要扶持的是一個產業，而不是哪一類的投資者，那么所有投資于這個行業的投資者，無論是外商還是內資，也不論是國內的國有經濟成分還是非國有經濟成分，都應該享受同樣的待遇。這樣做有兩點好處：一是可以創造真正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二是可以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加快重點產業的發展。這里有一個基本點需要重申，政府要扶持的某個新興產業，而不是哪一類人，哪一類投資者。

對政府職能的這種理想化的簡化，還不是近期內所能實現的事。這種看法也未必馬上能被人們所接受。但是如果我們回憶和對比一下，60年代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對跨國公司的敵視態度，是如何轉變成現在這種爭先恐后地吸引外資的情形，那么我們就有理由預期，上述過程的到來不會是太久遠的事情——假設全球化的趨勢不發生逆轉的話。實際上，GDP取代GNP成為衡量一國經濟規模的主要指標，雖然有其技術上的理由，但它同時也已經說明國土的概念比國民的概念變得越來越重要。

關于國內企業如何增強實力的問題，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企業改革的任務就在于此。我這里只提一點，就是國內市場的統一問題。國內市場不統一，是企業實現一體化從而實現內部化優勢的一個嚴重障礙。我們大概沒有多少人關心福特汽車公司是美國哪個州的，可口可樂公司是哪個州的，熟悉這些公司情況的人可以說出這些公司的總部所在地，但僅此而已。中國的情況可就大不相同了，人們很清楚地知道我們有天津夏利、南京依維柯、廣州標致等，光是個名字問題倒也無所謂，問題是這背后有著濃郁的地方主義的色彩。連“全國化”的眼光都沒有，就更不要談什么全球化了。有人說美國的企業能夠率先開展跨國經營，與其國內市場的特點有一定的關系。美國國內市場不僅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統一的市場，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企業，從一開始就面臨著如何在一個廣闊的市場空間內安排它的生產經營活動的問題。這使得美國企業在自己的國內就可獲得某些歐洲的企業只有跨國經營以后才能獲得的經驗。幾年前我對歐洲企業一體化問題的研究發現，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也推動了歐洲范圍內的企業一體化。我們的企業在外資的競爭面前喪失了許多利益這是事實，但是應該說我們自己要對此負主要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