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資本形成理論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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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形成理論概要

(一)重商主義———資本形成思想的歷史準備如果放寬資本范疇的歷史性規(guī)定,對資本形成問題的討論甚至早在古典經濟學產生與興起之前就已經大量出現。這一點可以突出地從重商主義的理論思想中得到發(fā)現和證明。重商主義思想體系正對應了歐洲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商業(yè)資本作為“資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①成為支配產業(yè)資本的決定因素。這一時期,貨幣被視為唯一的財富,流通領域則成為重商主義者心目中財富的真正源泉,從而也是貨幣財富積累和商業(yè)資本形成的唯一途徑。對于這一歷史階段的資本形成,重商主義者形成了諸多獨具特色的論述和思想,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眾多資本形成理論的產生與發(fā)展提供了歷史準備。(二)古典經濟學以來———資本形成理論的產生與發(fā)展由于資本范疇的嚴格確立顯然應該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市場經濟真正確立后的結果,所以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形成理論產生是18世紀古典經濟學興起以后的事情。以此為起點,大體說來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7世紀末———19世紀初古典經濟學的統(tǒng)治時期,是資本形成理論的古典主義階段。其時資本的私人性形成是占主體的資本形成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初步成熟之中。與此相適應,社會再生產成為主要的研究角度,資本積累作為資本形成的古典術語,得到了普遍的強調和重視。關于資本形成問題的思考在這一階段主要集中在對物質資本形成本質來源的探究和追尋上。斯密吸取重農主義者的觀點,認為“資本增長的直接原因是節(jié)約而不是勤勞”,在做出了最初論斷的同時,也首開了以后經濟學家對此問題激烈爭論的先河。第二階段:19世紀中期———20世紀初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時期,是資本形成理論的新古典主義階段。這一時期資本主義信用、金融獲得極大發(fā)展,資本的社會性形成開始成為普遍和主導的資本形成方式。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物質資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和源泉進一步受到關注。瓦爾拉斯(Walras)、卡塞爾(Cassel)、馬歇爾(Marshall)、埃奇沃斯(Edgeworth)、克拉克(Clark)、維克塞爾(Wicksell)等經濟學家一致認為,經濟增長是資本家延緩當前消費,把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增加投資的結果。另一方面,盡管新古典主義者否認貨幣體系對資本形成有意義的傳統(tǒng)依然根深蒂固,但與貨幣經濟的飛速發(fā)展相適應,資本形成的利率機制已經開始進入學術視野。第三階段:20世紀初———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思想廣泛流行時期,是資本形成理論的凱恩斯(J.N.Keynes)主義階段。在政府干預思想的籠罩下,關于資本形成的研究出現了兩個明顯的趨勢。一方面,在對發(fā)達國家的資本形成考察中,貨幣體系與公共投資日漸成為可以影響資本形成的有效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針對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發(fā)展經濟學蓬勃興起,使物質資本形成在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四階段:20世紀70年代至今,新增長理論和金融發(fā)展理論興起時期,是資本形成理論的內生主義階段。這一時期,經濟可以通過系統(tǒng)中內生因素的作用實現持續(xù)均衡增長的觀點成為主流思想。在這類思想中,內生的金融發(fā)展或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資本形成過程不間斷和有效率的關鍵所在,資本形成理論因此在兩方面得到了擴展與深化。一是在金融發(fā)展理論中,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內生金融中介體和金融市場作為金融體系的兩個組成部分,其發(fā)展狀況與資本形成、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到了更多的數學解釋和實證證明。資本形成的貨幣金融維度無論是在發(fā)展中國家還是在發(fā)達國家都受到了空前的關注與強調。二是在新增長理論中,資本,從而資本形成的內涵得到了極大的擴展,無形資本的內生形成進入理論核心。

二、西方資本形成理論的幾個主要發(fā)展變化

資本形成理論在古典經濟學以來的產生與發(fā)展經歷了一個從實物經濟背景到貨幣經濟背景,從強調資本形成來源到重視資本形成渠道,從自由市場主義到國家干預主義,從制度外生到制度內生的演進與變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關于資本形成諸多方面的思想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雖然這些思想變化幾乎都有著嚴格的假設和前提規(guī)定,但其對現實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且,從相當程度來說,了解這些思想和前提假設的變化軌跡,也就是了解資本形成的現實變遷本身。具體說來,有以下幾個方面。(一)資本形成涵義的演化與擴展資本形成涵義的變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資本形成重心的演化。以金融發(fā)展理論的提出為界,資本形成的重心開始由資本形成的來源、規(guī)模和結構轉向過程、渠道和機制。資本形成研究的理論指向,由此從側重探討資本形成的現實作用,向探究如何促進和實現積極有效的資本形成———尤其是尋求如何通過促進資本形成推動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轉軌———轉變。二是資本形成范圍的擴展。與資本概念的演變相伴隨,資本形成范圍經歷了一個由狹義的有形資本形成向包括有形資本和無形資本形成的廣義資本形成擴展的過程。從古典的資本積累思想到新古典主義階段,甚至直到凱恩斯主義階段以后,關于資本形成的物質資本傳統(tǒng)一直在繼續(xù)。典型的如納克斯所說,資本形成即指社會不把其全部的生產活動用于直接消費品的生產,而以一部分用于工具、機器、交通器材、工廠及設備等各種可用來增加生產效能的物質資本的生產。資本形成過程的實質,是將社會現有的部分資源抽調出來增加資本品存量,以便使將來可消費產品的擴張成為可能。薩繆爾森(P.A.Samuelson)也指出,“凈投資”或資本形成是指社會實際資本(設備、房屋、存貨)的凈增長。上世紀60年代以后,以舒爾茨(TheodoreW.Schultz)為代表,關注人力資本的經濟思想開始大量出現。同時貨幣資本伴隨著貨幣經濟和信用的發(fā)展日益受到重視。隨后在眾多的新增長理論模型中,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廣義資本成為資本形成理論考察的重點

,資本形成的范圍得到了明顯的擴展。(二)資本形成來源的一元與多元自斯密以來,西方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對資本形成來源的認識基本一致,即資本形成唯一來源于國民儲蓄,來源于國民收入大于消費的部分。這一認識時至今日,從未動搖,因此形成了資本形成來源的一元化局面。但實際上,在學術界,對國民儲蓄的決定是有爭議的。因此也形成了資本形成來源在更深層次的多元化狀態(tài)。從斯密開始,一直到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杜森貝里(J.Dusenberry)的相對收入假說、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說和莫迪里亞尼(Ma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說,都把資本形成看作是居民延緩當前消費,將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進行投資的結果。居民儲蓄是擴大資本存量的唯一來源。馬歇爾、劉易斯則指出,儲蓄差不多完全從資本和利潤中得來,企業(yè)利潤是儲蓄的主要來源。錢納里(Chen-ery,H.B.)提出“兩缺口”模型,認為在開放經濟體系下,從均衡的角度來說,一國投資的儲蓄不足部分,必然由進口大于出口的部分彌補,即“儲蓄缺口”必然等于“貿易缺口”,外資的進入可以使國民儲蓄總水平提高,促進技術進步,同時增加資本積累規(guī)模和改善資本利用效率,從而為資本形成指出了一國經濟體系以外的外國儲蓄來源。②(三)資本形成作用的擴張與質疑資本形成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一直以來都受到高度重視。斯密認為資本積累的擴大是國民財富增加的根本原因。“和斯密相同,李嘉圖相信,增長是他所說的‘積累’,也即資本形成的結果。”③這一認識一直為主流經濟學所堅持。發(fā)展經濟學更是將物質資本形成在發(fā)展中國家中的積極作用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無論是納克斯的“貧困的惡性循環(huán)”理論、納爾遜(Nelson)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繆爾達爾(Myrdal)“循環(huán)累計因果關系”理論,還是羅森斯坦-羅丹(Rosenstein-Rodan)的“大推進”理論、萊賓斯坦(Leibenstein)“臨界最小努力”理論,或羅斯托(Rostow)的“起飛”理論和錢納里“兩缺口模型”理論等,都把資本匱乏看作是制約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發(fā)展的最主要因素,從而使資本形成成為推動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發(fā)展的最主要動力。但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以發(fā)達國家為考察對象的實證研究對這一認識形成了質疑。阿伯拉莫維茨(Abramovitz)、索洛(Solow)、丹尼森(Denson)、庫茲涅茨(Kuznets)等學者的測算結果表明,發(fā)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是知識進步而不是資本形成。雖然麥迪遜(Maddison)、納迪里(Nadiri)、布魯頓(Bruton)、羅賓遜(Robinson)等學者的研究證實了資本形成在發(fā)展中國家的貢獻遠遠大于發(fā)達國家,但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普遍意義卻有所動搖。80年代以后,資本形成的技術進步內含逐漸被人們所認識。索洛、喬根森等人都曾明確提出,技術進步只有與資本形成相伴隨才能被運用到實際生產過程中去。因此,如果重新認識資本形成的技術進步意義,就會發(fā)現,即使在發(fā)達國家,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仍然無可替代。(四)資本形成過程的真空與多維早期的資本形成理論把儲蓄與投資等同起來看待,認為從儲蓄到投資并不存在一個成本的轉化過程。斯密在《國富論》中說,“資本增加,由于節(jié)儉;資本減少,由于奢侈與妄為。一個人節(jié)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資本。”④這種把資本形成過程視為完全無摩擦真空狀態(tài)的思想一直在主流經濟學中占有相當的位置。而事實上,儲蓄與投資之間不僅存在一個過程,而且還是一個“驚險”的過程。在貨幣經濟的背景下,這種驚險的程度加倍地由連接儲蓄供給與投資需求的貨幣金融的作用過程表現出來。但是,貨幣金融因素長期被視為實體經濟的面紗,對資本形成不產生實質作用。20世紀50年代以后,這種狀況才有所扭轉。帕特里克指出,金融體系通過提高資本配置效率和加快資本積累速度對資本存量產生影響。其后金融發(fā)展理論的產生興起,使資本形成的貨幣金融過程成為理論界考察的重點。麥金農和肖認為,金融機構在儲蓄者和投資者之間起中介作用,而“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價格的扭曲以及其他手段”,將使可貸資金的非價格配給現象大量發(fā)生,最終導致資本形成的規(guī)模、質量都無法保證,經濟增長無以為繼。他們的追隨者們進一步指出,金融市場的存在大大地促進了儲蓄和投資過程,提供了從儲蓄者向投資者轉移資金的有效手段。當內生增長理論與金融發(fā)展理論的思潮形成合流以后,內生金融體系作為資本形成過程內在邏輯要求的地位得以牢固樹立。換句話說,資本形成具有怎樣的貨幣金融過程將成為影響經濟內生增長的重要因素。這一發(fā)現與(早已受到重視的)資本形成的財政稅收等過程一起,使資本形成過程由無摩擦、無成本的傳統(tǒng)真空狀態(tài)變?yōu)榫哂卸喾N形成渠道的現代多維狀態(tài),從而使資本形成的理論具有了更逼近事實的模擬力和解釋力。(五)資本形成“大道”的分歧與滲透“大道”的概念由薩繆爾森首次提出,指資本存量均衡增長的最優(yōu)路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始于最優(yōu)資本積累理論的兩篇重要論文———富蘭克•拉姆齊1928年發(fā)表的《儲蓄的數學理論》和馮•諾依曼1932年提交的《一般經濟均衡模型》。拉姆齊假定只存在一種用于資本積累和消費的商品,并且這個經濟可以達到生產和消費兩方面充分滿足的“大同世界”,在此基礎上導出了能實現跨時效用之和最大化的資本積累定理;諾依曼則證明,分部門模型中,在經濟活動的擴展可能使資本品的存量以最大速率擴張的均衡狀態(tài)下,資本存量的擴張速率與價格下降的速率相同。對這兩篇論文的拓展產生了傳統(tǒng)最優(yōu)增長理論中的兩種大道模型———薩繆爾森“大道”和拉姆齊“大道”。這兩種模型相互滲透,經索洛、斯旺(Swan)等人的增長模型以及新增長理論的激發(fā)和輝映,到目前形成了分別由內生因素決定和外生因素決定的兩種不同的大道理論。前者主張,經濟增長的末期資本存量最大化目的可以由內生因素決定實現;后者則將資本存量最大化及經濟無限增長的決定因素歸結為人口的增長。事實上,兩者的分歧并非如表面看來那樣大。如果除開人口增長的考慮,后者也完全具備前者內生理論的大道特征。宇澤宏文(Uzawa)、盧卡斯、羅默等人證明,這種特征適用于物質和人力兩種資本品。進一步的研究則表明,如果允許資本自我生產,資本存量增長(資本形成)最優(yōu)均衡路徑的存在就會在一定條件下得到保證⑤。三、資本形成理論發(fā)展的簡要總結

綜上可知,資本形成理論實際上經歷了一個從實物經濟背景到貨幣經濟背景,從強調資本形成來源到重視資本形成渠道,從自由市場主義到國家干預主義,從制度外生到制度內生的演進與變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關于資本形成諸多方面的思想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從研究方法和思維類型上來說,仍然屬于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范式,所以仍具有過于嚴格的前提假設和忽視制度的理論特征。這對發(fā)展中國家的資本形成研究來說,恰恰是導致理論與實際相脫離的根源所在。概括說來,有以下幾方面不足。(一)前提假設對現實的脫離在前述理論中,不同程度地隱含存在著幾種影響其現實解釋力的嚴格的前提假設。一是完備信息和完全競爭假設。資本形成理論多假設利率等市場價格的變動將可以準確、充分地傳達資本供求的全部信息,引導有效的資本形成。同時,資金市場多被要求是完全競爭的。這樣私人

信息無法存在,借貸雙方才能掌握全面、準確的信息,資本形成才能得到改善。二是政府同質假設。在資本形成理論中隱含著政府的同質性假設。即政府是作為一個整體單一的、理性的、不可分的主體來行使經濟職能。整體單一指政府各部門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數和運作方式,行動是整齊一致的;理性說明所有的政府遵循同樣的理性行為邏輯;不可分則意味著只有中央政府是真正的行為主體,地方政府內含在中央政府之中,不具備單獨影響資本形成的意愿和能力。這些假設使對發(fā)展中國家資本形成現實情況的模擬大大偏離了客觀軌跡,降低了理論的解釋力。(二)給定制度對研究的局限發(fā)展經濟學中的資本形成理論對整體制度變遷的忽視是十分明顯的。一方面,資本形成過程中的儲蓄和投資主體往往被假定為在給定的私有制、市場經濟制度背景前提下進行活動,而且制度是比較完善的,主體是市場理性的。這樣,如果市場發(fā)生一定波動或政府采取一定刺激,當事人所獲得的激勵和出現的反應將是符合市場規(guī)律的,從而是適宜的和可預期的。這對存在信貸軟約束的公有制和市場經濟轉軌國家的研究來說,顯然形成了較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雖然與資本形成相關的或直接聯系的制度———如財稅制度、信貸制度、投資制度、貨幣金融制度等———被視為是可變的,甚至是內生的,但這種制度演變仍然是局部的、框架之內的。整體的宏觀制度背景仍是給定的、中性的。即使是20世紀90年代內生的金融發(fā)展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也是如此。這對基本經濟制度甚至政治制度都正在經歷激烈變遷的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而言,構成了亟待突破的理論障礙。(三)現有視角對問題的遺漏現有的理論雖然對資本形成問題的研究提供了非常豐富和有益的思想,但其主要的研究視角尚不完善,尤其未能全面揭示發(fā)展中國家資本形成的真實狀態(tài)和發(fā)展規(guī)律,從而對一些重要問題有所遺漏。一方面,現有視角主要仍偏重于強調資本形成結果的重要性,而對資本形成的現實過程論述不夠深入。事實上,發(fā)展中國家的資本形成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主導因素和作用機制變遷,從而資本形成狀態(tài)變遷的過程,而資本形成的結果則顯然由過程決定。因此,要理解真實的發(fā)展中國家資本形成問題,就必須重視資本形成過程的研究。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偏重于資本形成的縱向視角,如對貨幣金融體系的研究,而忽視了資本形成的橫向方面。更由于前所述及的政府同質假設,使得地方政府主體及其行為方式等重要影響因素在資本形成的研究中一再被輕易放棄。可以明確,現有理論的不足之處,正是我們要努力深入的方向。只有在這些不足之處取得突破,才能對資本形成理論做出新的貢獻,并對中國資本形成的現實過程提供科學的參考和指導。

注釋:

①資本論[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67•

②霍利斯•錢納里、阿蘭•斯特勞特•外援與經濟發(fā)展[J]•美國經濟評論,1966,(9):679-733•

③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經濟發(fā)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49•

④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310•

⑤萊昂內爾•W•麥肯齊•資本積累的大道[J]•美國經濟評論,1998,(5)•

參考文獻:

[1]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納克斯•落后國家的資本形成[M]•臺灣:臺灣銀行研究室,1967•

[3]薩繆爾森•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fā)展出版社,1992•

[4]索洛•經濟成長理論[M]•臺灣: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

[5]丹尼森•1929-1969年美國經濟增長的說明[M]•布魯金斯學會,1974•

[6]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7]A.Madison:EconomicProgressandPolicyinDevelopingCountries(London,Allen&Unwin,1970).

[8]索洛•經濟增長因素分析[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9]喬根森•生產率與美國經濟增長[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