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思想淵源研究管理論文
時間:2022-06-05 0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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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利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增進社會福利的西方經濟學分支,社會救助是社會保障的重要子系統,對解決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問題以及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探尋社會救助制度的福利經濟學思想來源和精神基礎,使社會救助制度改革可以從福利經濟學各代表人物的思想中汲取營養,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關鍵詞]福利經濟學;社會救助
一、引言
福利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如何增進社會福利的西方經濟學分支,主要研究如何進行資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進行收入分配以實現公平以及如何進行集體選擇以增進社會福利。社會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種原因導致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時,由國家和社會按照法定的程序給予款物接濟和服務,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設計完美無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來源和精神基礎。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與實施,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窮人福利的問題。在福利經濟學的歷史演進中,我們要汲取思想營養,為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提供理論指導,并在實踐中對社會救助的實施提供價值規范。
二、福利經濟學歷史演進中的主要思想
傳統經濟學對福利經濟學的思想都追溯到邊沁的功利主義上,而真正意義上將福利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來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二戰結束后,一大批福利經濟學家的出現和大量的福利經濟學文獻的出版,極大地拓寬了福利經濟學的研究領域與內容。因此,經濟學界一般將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分為新舊兩派。舊派以英國庇古為代表,新派導源于意大利著名經濟學家帕累托,為英國的卡爾多、??怂古c美國的勒納、薩繆爾森等所倡導。
1.庇古及其邊際效用價值論
庇古以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及馬歇爾的基數效用論和局部均衡論為理論基礎,以完全競爭為前提,系統地論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應用。庇古認為個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來表示,整個社會的福利應該是所有個人效用的簡單加總。在此基礎上,庇古論述了社會福利與國民收入之間的關系:國民收入水平越高,社會福利就越大;國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會福利越大。進而針對如何衡量和增進社會經濟福利問題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觀點,針對如何才能實現生產資源最優配置的問題得出了政府應當干預經濟的結論。社會福利之所以會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據是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他認為,同一英磅的收入對窮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窮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將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轉移給窮人會使社會總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優理論
新福利經濟學采用序數效用論和無差異曲線作為分析工具,否認個人間效用的可比性,排除舊福利經濟學的收入均等化理論,消費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滿足的總量或最大效用的總量,而是最高的滿足水平,即最高的無差異曲線。對于資源配置的評價以帕累托最優為標準。帕累托最優的概念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不可能通過資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況下,使任何個別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補償原理
西方福利經濟學家們認為帕累托標準太苛刻,在現實生活中很難達到,應予以改進與修補??柖嗍紫忍岢鎏摂M補償原理,為在一項社會變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補償受損者后仍有剩余則這種變革應該肯定,應認為其提高了社會福利。??怂箤柖嗟脑u判標準又進行了補充和發揮,提出了假定補償原理,認為判斷社會福利的標準應該從長期來觀察,只要政府的一項經濟政策從長期看能夠提高全社會的生產效率,所有人的境況都會由于社會生產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獲得補償。西托夫斯基對上述兩種補償原理的標準均不滿意,認為這兩種標準只進行了順向檢驗,不能作出社會福利是否改善的結論,而要同時進行逆向檢驗。也就是說,只有當某項變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變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較少增加福利時,此項變革才可取。
4.社會福利函數理論
伯格森認為補償原理將效率與公平對立起來是錯誤的,薩繆爾森等人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形成了社會福利函數理論。薩繆爾森等人認為應從個人的主觀感受出發,應該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適度條件的選擇上,應將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編制一種“社會福利函數”,當這個函數取最大值時,社會福利就達到了最大。他們認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條件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在于個人對各種不同配給的選擇,個人的自由選擇是決定個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條件,而社會福利又總是隨著個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馬蒂亞·森與福利經濟學的新發展
阿馬蒂亞·森認為傳統福利經濟學理論過分強調經濟的一面,認為財富的增長可以解決社會中出現的貧困、不公平等問題。而實際上經濟增長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為增長本身,而是因為增長過程中所帶來的相關利益。因此,經濟學不應只研究總產出、總收入,而應關注人的權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馬蒂亞·森的能力福利理論試圖把貧困與能力結合到福利經濟學的框架中來,認為創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帶來的那些機會和活動,而這些機會和活動是建立在個人能力的基礎上,要形成達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來適應。
三、社會救助制度的福利經濟學解釋
從福利經濟學的發展歷史來看,新舊福利經濟學的差別不在于結論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舊福利經濟學即是以基數效用論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經濟學則是以序數效用論作為分析工具,兩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為目標、圍繞著公平和效率兩大主題展開論戰。福利經濟學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會中的貧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與發展該有所保障、社會的潛在危險應該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損壞應該得到補償等,不僅為人們普遍認可,也為社會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斷完善提供了理論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議,并且在實踐中對社會救助政策的實施提供了“以人為本”價值規范。
1.舊福利經濟學思想與社會救助
庇古的福利經濟學采用了邊際效用分析法,在理論上論證了社會救助在增進一國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國家干預論等觀點及轉移支付主張,對世界各國以社會公平為出發點,實行有利于窮人的社會救助政策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在現代社會中,尤其是在經濟、社會轉型的變革時期,從總體上看,造成貧困的原因中社會因素大于個人因素,所以,對于國家和社會來說,社會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會責任,社會救助制度通常被視為純粹的政府行為,是一種完全由政府運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轉移支付制度。因此,社會救助是每個公民應該享有的受法律保護的基本權利,受助者不應該受到任何歧視和懲罰。此外,庇古還對窮人享受富人轉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則要求,他認為,不論是直接轉移收入還是間接轉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懶惰和浪費,以便做到投資于福利事業的收益大于投資于機器的收益。庇古反對對窮人實行無條件的補貼,認為最好的補貼是那種“能夠激勵工作和儲蓄”的補貼,在實行補貼時應有以下條件,即先確定受補者自己掙得生活費用的能力,再給予補貼。否則,那就會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濟。這些原則也是各國在設計社會救助制度和對傳統社會救濟措施進行改革時所追求的目標,為了防止養懶漢,社會救助制度提供的僅僅是滿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資金和實物,采用“需經家庭經濟調查”的資格審查手段,審核申請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經濟收入是否低于貧困線,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濫用。
2.新福利經濟學思想與社會救助
雖然新福利經濟學更多的是關于效率問題的研究,但它與強調公平分配的社會救助不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經濟學能從更為宏觀的角度為社會救助提供了理論支撐。以效率為目標,從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研究社會救助問題,進一步揭示了社會救助政策的經濟意義。由于價值規律的作用及資源的稀缺性,在市場經濟進程中及社會轉型變革時期產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貧富的兩極分化、貧窮等社會現象,并且市場在資源配置上強調物資資源的配置,而忽視了人力資源的配置,社會救助作為一種補救模式與手段是對帕累托無優狀態的一種改進,可以彌補市場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穩定的保障機制,對擺脫貧窮進行幫助,同時社會救助對提高經濟效率起獨特的作用,“是從人力資本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來保障對經濟發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觀的意義上促進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會救助制度不僅有助于實現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問題,而且還有助于提高經濟發展中的效率問題。
另外,新福利經濟學同樣支持社會救助制度的設立應防止“養懶漢”和國家應當承擔社會救助責任的思想。根據序數效用論,救助對象是否愿意退出社會救助,取決于救助對象對退出社會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較,如果救助對象參加就業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會大大挫傷他們參加工作的積極性。因此,社會救助制度的設計應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長期福利依賴的思想,鼓勵受助者自立。補償原理認為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會出現一方得利、一方受損的現象,因而國家應通過賦稅政策來予以調節,從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補償受損者。社會福利函數理論也認為,要使社會福利最大化,政府應當保證個人的自由選擇進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補償原理和社會福利函數理論均為國家通過經濟干預措施來獲得社會救助的資金提供了理論依據。
3.阿馬蒂亞·森的福利經濟思想與社會救助
根據阿馬蒂亞·森對新福利經濟學發展,我們不僅可以分析出傳統社會救助的缺陷,且能為社會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則。森認為傳統的貧困指數(以一國處于貧困線以下的人口份額作為衡量指標)僅僅反映了多數人生活狀態的平均數,忽視了貧窮群體內部的不同貧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狀態,難以科學地反映許多人仍然一貧如洗的事實。根據森的見解,傳統的社會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資源就象經過漏斗一樣進行分配”的制度〔2〕,既沒有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也沒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則。因為,這種制度針對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窮人,但是最貧窮的窮人卻無法從中收益。導致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擴散了,而對最悲慘的特殊群體的救助卻遠遠不足,因而,應該實行具有“選擇性”和“瞄準性”的救助政策,對貧困進行更為直接的打擊。由于消除貧困是社會救助的根本目標,而貧困的顯著表現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貧困的社會救助政策也主要體現為各種形式的現金收入再分配,這種做法僅僅保障了救助對象的生存?,F實中,貧困者的問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他們還可能面臨“許多其它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決策自由,喪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機會,包括經濟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由于長期脫離工作造成技術生疏和信心低下;體弱多病甚至死亡;喪失積極性;人際關系及家庭生活損失;社會價值與責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會參與能力的下降實際構成了社會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長久的惡性循環。現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維持現狀,而不能打破貧窮的循環。因而十分有必要區別收入貧困與能力貧困的差異,將社會救助的目標從克服收入貧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貧困,救助與發展相結合,提升救助對象的社會參與能力,協助他們自立、自強,最終消除社會排斥,實現社會整合。
四、結論與啟示
根據以上分析,現階段我國社會救助制度的目標應界定為兼顧收入安全和社會公平,要體現“以人為本”,有利于社會和諧;在救助責任上,政府應該充分承擔對最困難的社會群體進行救助和提供服務的責任,同時,鼓勵富人和社會團體的慈善行為,在財富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加了社會總福利;在救助理念上應強調責任和權利的基本對等,對受助對象增加工作要求,即“無責任便無權利”,防止福利依賴;在救助方式上不僅要轉變社會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幾次性現金幫困的陳舊觀念,更應體現對受助對象“能力”和“機會”擴展的幫助,“機會”擴展可以解決我國當前勞動力數量過多而造成的貧困,“能力”擴展可以解決勞動力質量低下而造成的貧困,;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我國可用于救助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對象資格的確定上應具有“選擇性”和“瞄準性”,在制度的輸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資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準機制失靈。
能夠給予一個制度靈魂的東西,是它的思想來源和精神基礎〔4〕。社會救助制度改革的歷程,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其實就是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公平與效率關系問題及如何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問題,改革的推進過程也是對福利經濟學認識的不斷深化的過程。與前幾年相比,目前對我國社會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數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對這一制度思想來源的研究卻很不夠。面對現階段依然嚴峻的貧困及貧富差距問題和社會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會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從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思想、新福利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及補償原理、森的以“能力”為核心的福利經濟學思想中汲取營養,為我國建立新的社會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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