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宏觀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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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人們對經濟學家工作的描述有一個轉變。在那以前，微觀經濟理論通常被認為是分析以利潤最大化廠商和效用最大化消費者為基礎的完全競爭一般均衡模型。那個時期的宏觀經濟學，所謂的新古典綜合派，在這樣一個一般均衡系統上附加了一個固定的貨幣工資。“粘性貨幣工資”解釋了不完全就業和商業的周期性波動。從那時開始，宏觀和微觀經濟學都發展出了一批Scarry式的模型，這些模型把多種實際行為全面地納入經濟理論中。例如，“檸檬市場”分析了有不對稱信息的市場是如何運作的：在這種市場中買者和賣者通常擁有不同的信息。我的論文考察了在這些更加實際的情況下出現的變化。

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新古典經濟學家發現了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的薄弱，標志是一篇名為“后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論文。在20世紀70年代他們創造的新版宏觀經濟模型成了這個領域的標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以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模型為基礎。但不同的是，它更強調所有的決策都是和最優化行為相一致的。為了將失業和經濟波動納入分析之中，新古典經濟學家首先是求助于不完全信息，而后是技術變革。

新的理論至少在一方面有了進展：價格和工資決策有了清晰的微觀基礎。但是其中的行為假設過于原始粗糙，以至于至少有六種經濟現象不能得到解釋。在一些情形中和新古典假設的矛盾導致了對這些現象的否認。在其他的情形中，新古典的解釋只不過是同義反復。六種現象如下：(1)非自愿失業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只要失業者接受只比市場出清水平低一點點的工資，他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非自愿失業不可能存在。(2)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的作用：在新古典理論中，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完全沒有作用。一旦貨幣供給被完全預期到，價格和工資就會相應地變化。真實工資和相對價格是保持穩定的；實際經濟不會受到任何影響。(3)高失業下通貨緊縮并未加劇：由新古典模型可推導出自然失業率的菲利浦斯曲線。如果失業率低于這一自然率，通貨膨脹就會加速；反之通貨膨脹會持續減速。(4)普遍的退休儲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個人決定消費和儲蓄的數量已最大化其跨期效用函數。這樣的話私人的儲蓄額應該是最優的。但是人們卻常常對他們的儲蓄感到失望。而且，如果沒有社會保險計劃的話，許多人都認為他們會過少的儲蓄。“強迫儲蓄計劃”非常流行。(5)股票價格的過度波動。(6)自暴自棄的低下階層的長期存在。

我將從我的一個最早的嘗試開始，這個嘗試導致了對非對稱信息在市場中的作用的發現。

一、非對稱信息

信息問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市場中。在一些市場中，不對稱信息可以由于重復交易和聲譽的存在而較為容易得到解決。在其他市場，如保險市場、借貸市場、勞動力市場中，買賣者之間的非對稱信息并不容易解決，而且造成了嚴重的市場失效。例如，老年人不容易買到保險，小公司的貸款受到限制。同時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少數者”會受到統計歧視，因為人們總是被歸入根據可觀察的特征確定的各種類型中。借貸市場失效是失業的主要原因。即使在聲譽和重復交易克服了不對稱信息的地方，這些慣例也影響了市場的結構。

要了解不對稱信息的根源，知道哪個時代正在進行的一場更加廣泛的思想革命是很有用的。在20世紀60年代初以前，經濟理論家們很少為刻畫特殊市場的特殊制度而建立模型。張伯侖的壟斷競爭模型和瓊·羅賓遜的相似的理論出現在研究生課程甚至一些高年級本科生的課程中。但這些是少之又少的例外。然而在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增長理論家們開始建立有特殊技術特征的模型——如邊干邊學等，“特殊”模型開始增加。把這些特殊因素納入模型中并未損害原有的價格理論，但是它們播下了即將到來的革命的種子。

二、非自愿失業

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非自愿失業是不可能存在的。失業者是那些正在尋找工作(否則他們不是失業，而是非勞動人口)但是拒絕了不能提供使他們滿意的工資的工作的人，因為他們期待更高的工資。由于找不到能提供符合自己要求的工資的工作而失業是不如人意的，但是受到最低工資規定和工會討價還價影響的人除外，他們是自愿失業者。在市場出清價格下每個人都能找到工作。在新古典理論中，就業下降的時期——商業周期低潮——可能是由于意外的總需求水平下降造成的。同樣的，就業下降也可能是由于負的供給沖擊，這造成了勞動者退出勞動市場，放棄可得到的工作。然而任何關于由自愿的工作決策引起的商業周期的描述都遇到了經驗上的困難——先于周期的辭職行為是不爭的事實。

行為經濟學家并不否認非自愿失業的存在，相反他們對此給出了自成一體的解釋。20世紀70到80年代首次出現的效率工資模型使得非自愿失業這一概念有了意義。這些模型假定由于道德、公平、內部力量或非對稱信息的存在，雇主有強烈的動機向勞動者支付高于最低水平的工資。這種“效率工資”高于“市場出清”的工資，所以使工作機會受到了限制。一些勞動者因此找不到工作，這些人就是非自愿失業者。

有許多關于同質的工人所得工資的經驗研究證明了效率工資是普遍存在的。早在效率工資進入宏觀經濟學家的視野之前，勞動經濟學家就記錄了在相同的工作或有相同特征的工人之間收入的廣泛差別。看起來確實有“好工作”和“壞工作”之分。好工作和壞工作的存在使得非自愿失業有了意義：失業者愿意接受但是沒能得到那些被同等能力的人把持的工作。

但是為什么廠商們會支付在最低限以上的工資呢?就我看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解釋在經驗上是最有說服力的。三個要點如下：互惠(人類學中的禮物交換理論)，公平(心理學的平衡理論)以及對集體規范的遵循(社會學中的參照群體理論和心理學中的群體信息理論)。在最早的基于禮物交換理論的“社會學”版本的效率工資理論中，廠商給勞動者高于市場出清水平的工資，勞動者則回報以對公司的忠誠。高于市場出清水平的工資的另一個原因是對公平的考慮：根據心理學的平衡理論，勞動者可能會由于認為他們的工資低于“公平”水平而不積極工作。集體規范通常決定了工人們關于禮物互惠的交換形式以及公平工資的概念。Fehr和其同事用實驗的方法確定了互惠行為和集體準則對工人效率的重要性。我最喜歡的效率工資模型是內部人—外部人模型。其中內部人阻止公司以低于現行工資的市場出清工資雇用外部勞動者。一個暗含的假設是內部人有能力破壞公司雇用外部勞動力的努力。DonaldRoy的一份細致的關于伊利諾斯機動船廠的研究也許反映了這種行為的發生機制。內部人針對外部人的串謀是許多公司支付高于市場出清水平工資的原因。

另一個版本的基于非對稱信息的效率工資模型把高于市場出清工資看作是紀律工具。在夏皮羅·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公司支付“高”工資來減少員工的偷懶行為。然而當所有公司都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資時，平均工資提高了，使得失業出現。失業作為一種紀律工具起作用，因為工作不努力而被炒魷魚的工人只有在過一段時間之后才可能找得到工作。

工人紀律模型比基于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模型更符合經濟學的標準邏輯。但是心理學和社會學模型，雖然依賴于標準經濟學分析之外的因素，卻可能為非自愿失業提供了更好的總體解釋。行為模型刻畫了凱恩斯在“通論”前幾章所強調的重點：公平以及相對工資的比較。

三、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新古典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只要被完全預期到，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沒有作用。對貨幣供應量變化的完全預期使得理性的工資和價格確定者會以適當的比例調整名義工資，使得產出和就業不發生變化。

這種新古典假設和關于貨幣政策的經驗證據以及人們對中央銀行對經濟作用的普遍信念是相矛盾的。

宏觀行為經濟學的一個主要貢獻是清楚地展示出在合理的行為假設下貨幣政策確實能夠影響實際經濟，就像凱恩斯經濟學很早就斷言的一樣。認知心理學把決策者描述為搜集信息，并把決策建立在簡化的意識結構上的“直覺科學家”。依賴拇指定律(ruleofthumb)，而忽略那些對利潤或效用影響很小的因素是這種心理節約機制的一個應用。在工資—價格體系中，簡單法則造成了總工資(價格)水平對外部沖擊反應的惰性——被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輕視的“粘性價格／工資”行為。在新古典的批評中，“新古典綜合派”所假定的惰性的工資行為是非理性的，于廠商和工人是不利的，因此是不合理的。相對的，行為經濟學家指出包括“貨幣幻覺”在內的拇指法則不僅是廣泛存在的，而且是合理的。因為以此原則行事帶來的成本是很小的。

在和JanetYellen合作的文章中，我用一個有效率工資和壟斷競爭特征的模型首次展示了這一結果。我們假定一些定價者遵循拇指法則，在需求沖擊(由貨幣供給造成的)之后仍然保持價格不變。我們說明遵循“拇指法則”而沒有根據貨幣供應量變化調整價格的廠商的損失是“第二性”的(小的)，而貨幣沖擊對產出的影響在這樣一個經濟環境中相對沖擊的水平而言是第一性的(顯著的)。我們把廠商采取的粘性價格確定的拇指法則稱為“近似理性”，因為它們由于偏離完全最大化行為而承受的損失是第二性的(小的)。

關鍵性結論——近似理性的價格粘性足以賦予貨幣政策顯著的力量——的邏輯是簡單的。在壟斷競爭條件下，每個廠商的利潤函數都是對其價格二階可導的，所以在最佳價格的領域內是平坦的。因此任何對利潤最大化定價行為的偏離帶來的利潤損失都是較小的——相對于偏離本身而言是第二性的。但是如果大量公司的偏離行為都是相似的話，那么真實的均衡——去除價格水平之后的貨幣供給——相對于完全最優化行為下的情形而言將會產生第一性的變化；真實均衡的第一性的變化，反過來又引起總的需求、產出和就業的第一性的變化。因此對完全理性行為的微小偏離——實際上是小而合理的偏離——反駁了認為被完全預期到的貨幣供給變化不能影響實際收入和產出的論點。

近似理性的拇指法則模型解決了Lucas的關于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家很難發現貨幣政策和產出之間除了暫時的關系之外還有任何聯系。新的行為經濟學以相當數量的近似理性行為為依據，確定了貨幣供應量變化同產出之間緊密的聯系。

四、菲利浦斯曲線和自然失業率

也許菲利浦斯曲線代表了最重要的宏觀經濟關系。菲利浦斯曲線把通貨膨脹率同失業率、通貨膨脹預期以及影響總供給的各個因素如食物或油的價格聯系起來。在這個關系中通貨膨脹和失業的此消彼長的關系定義了貨幣政策的“可行性范圍”，并且因此對其制定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菲利浦斯曲線首先在英國得到估計，然后是美國和其他國家。

菲利浦斯曲線的基礎是供給與需求。菲利浦斯認為當需求水平高或失業低的時候，廠商的定價方針會將工資通貨膨脹(根據生產力調整過的)傳遞到價格通貨膨脹中。因此，對定價者而言，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一個可接受的權衡。

在20世紀60年代，米爾頓·弗里德曼(1969)和愛德華·費爾普斯(1968)提出了一個新見解。他們認為工人們是為實際的而非名義的工資討價還價：工人理應預測到通貨膨脹并由此得到補償，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討價還價。在低失業的時候要求更高的預期實際工資。又一次的，定價方針將工資通貨膨脹傳遞給了價格通貨膨脹。這樣一個微小的假設的修改(人們為了實際的而非名義的工資討價還價)的效果是巨大的：可接受的失業—通脹權衡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惟一的“自然”失業率，與穩定的通貨膨脹率并存。有了“真實工資”討價還價這一假定，長期的菲利浦斯曲線——與實際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預期的恒等式并存的價格／工資組合——是垂直的，因為有且只有一個失業率——“自然率”，實際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預期在這個失業率處相等。

要了解為什么長期菲利浦斯曲線必然是垂直的，讓我們想象一個中央銀行希望通過貨幣政策把失業率維持在自然率以下。在勞動力市場異常緊張的情況下，工人們要求超過通貨膨脹率的工資增長額。相應的，廠商將相關成本的增長轉嫁到價格中去，所以通貨膨脹超出了工人們在討價還價時所預期到的值。因此當失業率在自然率之下時，實際通貨膨脹率超過了預期通貨膨脹率。最后，工人們被愚弄了。所以在較長時期內，通貨膨脹預期，相應的還有通貨膨脹都不斷加速。相似的弗里德曼·費爾普斯模型預測如果中央銀行嘗試把失業率維持在自然率之上的話，最終將會造成不斷加速的通貨緊縮。只有自然失業率才能產生穩定的通貨膨脹率。弗里德曼和費爾普斯首次提出自然率假設之后，經濟學家們以驚人的速度接受了它。但是我懷疑這個理論在失業率很高的時候依然適用。

我對自然率假設的懷疑得到了一個經驗事實的支持，它揭示了自然率的適用性不是普遍的。毫無疑問，美國20世紀30年代的失業率極度地超出了任何合理的自然率。根據自然率假設，在整個十年中價格通貨緊縮應該是持續加速的。但這并沒有發生。價格下降了一段時間，但是通貨緊縮在1932年之后停止了；在接下來的十年中沒有明顯的通貨緊縮，雖然失業率非常之高。這個證據說明，至少在有些時間段里，存在高失業和低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自然率假設失效了。

在最近的論文中，WilliamDickens，GeorgePerry和我探討了兩種行為假設。這兩個假設和自然率假設不同，它們使得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穩定的此消彼長關系在足夠高的通貨膨脹率和足夠低的失業率下成為了可能。第一個假設是“純凱恩斯”的：工人抵制、廠商很少實施名義工資削減；第二個假設考慮了通貨膨脹預期在工資討價還價中的地位：我們認為在通貨膨脹率很低的條件下，有相當數量的工作者并不把通貨膨脹作為一個足夠顯著的因素而納入討價還價的考慮當中。

凱恩斯關于工人抵制裁減工資的假設反映了他深刻的心理學洞見。這個假定也是和心理學理論以及證據相一致的。期望理論認為個體通過將損失或獲益與一定的參照點比較來評價他們面臨的環境的變化。證據表明比起獲得新收入，人們更加注意避免損失。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已經表明許多與預期效用函數最大化理論不相符的現象在期望理論中都是理性的。如果人們把現有工資作為一個參照點的話，可以看出向下的工資剛性是期望理論的一個自然的應用。Shafir，Diamond和Tversky(1997)在一項問卷調查中發現人們的意識結構不僅僅是像古典經濟學假設的那樣以現實單位為基本定義，而是同時也表現出一定的貨幣幻覺，這一發現支持了以上觀點。

如果存在對名義工資下降的抵制，在低通貨膨脹率下通貨膨脹和失業就存在長期的此消彼長關系。弗里德曼·費爾普斯模型中這種關系是暫時的，現實情況則是長期通貨膨脹率上漲(如果它是接近于0的話)會造成顯著的失業減少和產出增加。邏輯如下：不論經濟處于景氣或是不景氣的時期，總有一些廠商的表現要比另一些廠商好。工資因此需要做出調整，以和這些不同的經濟境遇相適應。在通貨膨脹率和生產增長適中的時期中，相對工資是很容易調整的。“不幸”的公司可以將工資上漲率確定在低于通貨膨脹率的范圍之內，而“幸運”的公司可以把工資上漲率確定在平均水平之上。如果生產增長率低而不存在通貨膨脹，需要減少實際工資的廠商則只能通過減少名義工資來達到效果。在關于公司面對的需求沖擊的現實假設下，減少名義工資的需要隨著通貨膨脹率的下降而上升。公司不愿意采取名義工資裁減的措施使得長期失業率上升。因為在低通貨膨脹條件下在每個就業水平中決定勞動供給的真實工資都更高，與穩定通貨膨脹率并存的失業率會隨著通貨膨脹率逐漸下降到0而不斷上升。對于那些不能降低工資的廠商來說，這種溢出產生了超出這些公司內就業變化的總就業效應。因此，有一點低通貨膨脹的好處是它“潤滑了勞動力市場前進的車輪”。

對包括了交叉沖擊和不愿減低貨幣工資的廠商的模型的模擬結果表明，在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參數的條件下，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此消彼長的關系在低通貨膨脹和低生產增長率下是很明顯的。例如，通貨膨脹永久性的從2％減少到0％，每年會造成失業率的大概2％的永久性增加。相應剛才提到的對模型的模擬，用美國二戰后的數據估計菲利浦斯曲線可以得到相似的結果。當這個菲利浦斯曲線被用于模擬20世紀30年代的通貨膨脹率的時候，得到了和大蕭條時期美國通貨膨脹實際情況驚人相似的結果。而一個具有可比性的標準自然率模型的模擬結果則和事實相反，它表明20世紀30年代一直有加速的通貨緊縮。

另一種行為理論也可以推導出在低通貨膨脹條件下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永久性的此消彼長關系。其基本觀點是由于低通貨膨脹是不顯著的，所以在討價還價過程中人們會忽略掉感覺到的價格水平變化。在壟斷競爭和效率工資條件下這種對通貨膨脹的忽略是近似理性的。顯著信息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都表明人們傾向于忽略那些對他們的決策不重要的變量。允許由于通貨膨脹高低不同而使得當前通貨膨脹對通貨膨脹預期的形成其不同作用的Phillips曲線的經濟計量估計和這個假設是一致的：在高通貨膨脹時期，過去通貨膨脹的系數和接近于1;在低通貨膨脹時期，這個系數和則接近于0。相似的，使用預期通貨膨脹的調查值作為自變量的回歸分析在高通貨膨脹時期會得到比低通貨膨脹時期更高的通貨膨脹預期項的系數。

宏觀行為經濟學所展示的結果——很低的通貨膨脹率會帶來高失業和低產出——有很重要的政策意義。大多數人都認為中央銀行是小心的、保守的、安全的。但是我認為許多中央銀行是危險的司機：為了避開通貨膨脹的車流，他們在道路的另一端遠遠地行駛，使得通貨膨脹率過低而失業率過高。

五、儲蓄不足

對新古典經濟學家來說，儲蓄的太少或是太多就像非自愿失業一樣，是和其基本假定相矛盾的。因為儲蓄是個人最大化行為的結果，因此在不考慮外部情況的條件下，它必定是最優的。相反，行為經濟學發展出了理論上和經驗上的方法來增進人們對這種時間不一致行為的理解。

使得時間不一致行為分析成為可能的關鍵理論創新是認識到人們可能在最大化一個和代表“真實利益”的效用函數不一致的效用函數。一旦這一點被接受，“儲蓄太少”就成為了有意義的概念。要確定人們是否儲蓄過多或過少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他們是否有一個(跨期的)效用函數，而最大化另外一個。既有的證據潛在地表明兩個概念之間有重大的區別。很高的負貼現率是解釋實際的財富—收入比的首要因素。然而，對于人們認為應該實行的消費—儲蓄權衡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跨期貼現率是正的(雖然很小)。

曾被用于研究跨期儲蓄決策的雙曲線貼現函數可以用來表現決定實際儲蓄的效用函數和評價這種儲蓄行為的福利結果的效用函數之間的區別。雙曲線函數描述了人們在自控制中遇到的困難。和新古典經濟學中的標準的指數遞減貼現率不同，雙曲線函數假定隨時間范圍增加，人們用來比較相鄰時間的權衡的貼現率是遞減的：人們在評價需要在當時做出犧牲而在未來得到收益的選擇時使用的是較高的貼現率，而同樣的選擇如果被推到較遠的將來，人們對它進行評價時使用的是較低的貼現率。因此，當所需要做出的犧牲被推遲的時候，人們有耐心選擇那些延遲支付的行為；但是對于近期的延遲支付卻顯得不耐煩。因為現期消費比未來消費更顯著，人們總是拖延儲蓄。

雙曲線貼現可能產生兩種形式的拖延行為。當人們認為在未來他們的效用函數會發生變化時，會出現“幼稚拖延”。他們錯誤地認為，雖然今天明擺著是這樣的，但是明天會有所不同。他們沒能意識到明天的自己也將不再是今天的自己，因此當明天到來時，它明擺著也會是這樣的。幼稚拖延者錯誤地認為明天的自己會去儲蓄(節食、鍛煉、戒煙……)，雖然今天自己并沒有這樣做。而且他們會驚奇地發現，明天的自己也將和今天一樣拖延下去。更成熟的拖延行為的形式是提前行動——根據O’Donoghue和Rabin(1999)的術語。提前行動者對未來的自己有充分的認識。他們對自己說：如果明天我會把今天的儲蓄都花光的話，那么為什么我今天還要儲蓄呢?

Laibson用雙曲線貼現作為一個儲蓄行為和政策研究的理論基礎。和共同作者Repetto以及Tobacman(1998)一道，研究了在消費者提前行動的世界中，不同的稅收激勵政策的作用。他們的估計表明微小的激勵政策的變化將會大大減少提前行動，從而產生巨大的正福利效應。

除了社會保險和其他“強制”儲蓄計劃的流行之外，儲蓄不足的最好證據是退休人口消費的大量減少。實際上，退休消費的下降是不連續的。那些有更多資產和補償收入的退休者消費的減少量要少得多。這很難被標準的指數貼現的生命周期模型所解釋。

Thaler和Benartzi(2000)設計了一個儲蓄計劃來克服人們的拖延行為，并在一個中等規模的制造企業試驗了這一計劃：雇員們被邀請參加一個儲蓄計劃，在其中他們可以優先選擇工資增量中多少比例留為存款。和雙曲線貼現(而非標準的指數模型)相一致，雇員們把現在收入中的較少部分，以及未來收入中的較大部分留為存款。在短期內，平均儲蓄率增加了一倍。

六、資本市場

凱恩斯的“通論”是資本市場的現代行為金融學視角的鼻祖。在凱恩斯的隱喻中“專業投資可能就像報紙競爭一樣，在這種競爭中競爭者必須選出上百張照片中最漂亮的六個臉蛋，其選擇最接近所有競爭者的平均水平的競爭者獲得勝利”。因此資本市場過于不穩定，對各種消息過于敏感。對股票市場的這種看法和有效市場模型是相抵觸的：在這種模型中，股票價格是根據風險水平調整過的未來預期收入的現值。

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RobertShiller對凱恩斯的過度活躍假定作了一個檢驗。他推論如果股票價格真的是未來收入的預測值，它們的波動應該小于它們的收人的貼現值本身。Shiller的洞見是一個簡單的統計學應用：好的預測應該比被預測的變量本身有更小的方差。用美國100年的股票價格和股息的數據，Shiller(1980)比較了趨勢平滑后股票價格的方差和趨勢平滑后股息的當期貼現值的方差。他研究的結果和凱恩斯的預測是一致的：(趨勢平滑后)股票價格的方差比(趨勢平滑后)股息貼現值的方差大10倍。這個結果也被更成熟的允許股價和股息當期貼現值波動的檢驗所支持。股票價格的過度波動性也可由股票真實回報率的高頻率變動得到解釋。但這種周期變動和大多數的標準古典經濟模型不符。在這些模型中真實回報主要是由技術狀態和資本勞動比決定的。而在新古典模型中技術和資本—勞動比的變化是緩慢的。

雖然有如上的方差波動的檢驗結果，對有效市場的信念也得到了一些經驗證據的支持，如根據月度數據，人們發現回報的自相關并不顯著。對回報自相關假定的拒絕表明股票市場的表現近似于一個隨機游走的過程。而相應地，Summers(1986)在一個“狂熱”模型中——有對完美市場的序列相關偏差——說明自相關檢驗的說服力是很弱的。

除了確定過度波動的存在，Shiller也檢驗了它的可能的原因。在“非理性繁榮”(1999)中，他回顧了20世紀90年代對于股市泡沫的新聞報道，并解釋了在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中的“新經濟”的思想是如何傳播的。當股價上漲時，“新經濟”的福音在人間傳頌；個人投資者按照媒體的意愿行動，這些媒體夸大了經濟基礎如網絡對生產力的作用。這種股市泡沫是普遍存在的；它們在許多國家，在歷史進程中曾多次發生。實際上，金德爾伯格的對恐慌和狂熱的描寫以及加爾布雷思的1929年大蕭條的歷史描寫是“非理性繁榮”的優秀前輩。

第二個對理性的股票市場提出質疑的實證研究是股票超額收益之謎。在過去兩百年中，股票超額收益顯著高于債券的收益。其差距之大，以至于拒絕理性假設是合理的：在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假設下，今天消費的邊際效用和明天的預期邊際消費效用應當是相等的。在確定的風險厭惡的效用函數下這個條件表明出售股票的收入應當等于風險規避系數與消費增長和股票回報的協方差的積。然而對合理的風險規避系數而言，這個積遠遠小于出售股票的收入。

非理性的進一步的證據來自于跨截面數據。與Shiller的關于伴隨著向平均價格／股息率回歸的過度波動的時間序列發現相似，DeBondt和Thaler(1987)在跨截面數據中發現了對平均股票回報的回歸：由過去五年表現最好的50家股票組成的成功的投資組合的表現遠遠低于市場平均水平，而過去五年表現最差的50家股票組成的投資組合后來的表現則遠遠高于市場平均水平。其他的股票市場異常現象也對有效市場假設提出了質疑。

資本市場的意義不僅在于它們本身，它們對宏觀經濟至少在下面三個方面也有重要影響。第一，資產價值影響收人，從而相應地影響消費。第二，與新資本價格相關的既存資產的價格——托賓的q——影響著投資，因為投資可被看作是在代表新資本的股票和相似的既存資產之間的套利行為。最后，資產價值影響著公司破產的可能性。接近于破產的公司發現很難借款，從而錯失有利的投資機會。

七、貧困和身份

如果收入分配也是宏觀經濟學的一個主題，那么行為經濟學也為長期困擾美國的一個問題——大多數的白人和少數的黑人之間的收人和社會境遇的巨大差距——提出了解答。黑人比白人貧困率多了大約7．7％。盡管只占美國總人口的1／8，黑人幾乎占了美國貧困人口的1／4。實際的情形更加嚴重，因為最貧困的黑人面臨的遠遠不只是貧困問題。他們有很高的犯罪率、藥物和酒精濫用率、非婚生育率，單親(母親)家庭和福利依賴也大量存在。大概有4．5％的黑人男性被收審或入獄。黑人女性入獄率超過了白人男性的入獄率1／8。黑人男青年比白人男性在一生中入獄的可能性要大1／4。

標準的經濟學理論不能解釋這種自我毀滅的行為，RachelKraton和我發展出了一些基于社會學和心理學觀察的模型以求解釋美國黑人的長期不利地位。我們的理論強調身份的作用以及人們根據他們自己的理想身份所做出的決定。在我們的少數人貧困理論中，被剝奪了種族和階級身份的人面臨著一個Hobbesian選擇。一個可能的選擇是接受和主流文化相符的身份。但是這種選擇的后果可能是這個人不被多數主流文化的成員承認。這種選擇同樣可能在心理上給個人造成負擔，因為要求個人成為一個“不同的”自我；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家人、朋友可能也不會接受這樣一個接受了主流文化的人。因此人們可能會覺得他們永遠不可能“過關”。第二種可能的選擇是適應由歷史決定的身份，對多數少數者來說，這是與主流文化相反的身份。每種身份有其理想的行為模式，對反面身份而言，這些模式和主流文化是完全相反的。因為主流文化贊同“自我成就”，所以反面文化就是自我毀滅的。對個人來說這種反面文化可能較為容易適應，但同時這種文化在經濟上和生理上對個體是不利的。

某些貧困的身份理論的政策含義和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政策含義是不相同的。例如，標準的關于犯罪與懲罰的經濟理論認為應該用威懾來阻止犯罪：將犯罪成本提到足夠高，就像加利福尼亞的“三次就出局”法那樣，可能的犯罪者就會三思而行了。但結果是監獄滿了而犯罪仍未停止。以身份為基礎的理論認為，入獄的巨大的負外部效應可能抵消通過嚴厲的判決來阻止犯罪的短期收益：監獄本身就是一個反社會文化的學校，也同樣是未來犯罪的溫床。而且，身份形成的外部性要求在犯罪發生之前有相應的預防措施，這些措施包括，例如：有效易得的藥物治療，恢復計劃以及提供給城市中心地區青年的公共就業機會。身份理論認為增加黑人聚居區附近的學校數量的好處是巨大的，也許我們應該在完成常規教程的老師之外配備老師，增加對和身份形成有關的學生事務的關注。

八、結論

如果經濟學中有一個方面應該是行為主義的，這個方面應該就是宏觀經濟學。互惠、公平、身份、貨幣幻覺、損失規避、羊群行為可以很好地解釋現實世界對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偏離。宏觀經濟學必須建立在這些行為條件的基礎之上。

凱恩斯的“通論”是在這個時代之前對宏觀行為經濟學最偉大的貢獻。凱恩斯幾乎無時不在強調心理特征(比如說消費中)和非理性(比如在對股票市場的觀察中)帶來的市場失效。經濟是如獅子一般危險的，現代宏觀經濟學重新發現了宏觀經濟運行獸性的一面。行為經濟學家正在充當馴獸員的角色，這個任務是艱巨的，但同時也是令人激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