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產業與經濟增長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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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產業的增長具有突然爆發的性質。這是由信息產業的基本性質決定的：極高的固定成本只要被投入并取得成功，邊際成本即復制成本可以忽略不計，降價是基本趨勢；信息產業各類產品的功能將互相融合，使其價值和使用價值不斷增加，因此，用戶將在一定時期以指數方式呈現爆發式增長。90年代以來，政府已經投資數千億，建設了8橫8縱的光纜電話網，通到了縣城；由企業和地方政府投資的有線電視網，已經有數千萬用戶；這兩個網與計算機網的連通即“3網合一”，“內連網”（國家機關，銀行，企業之間的連網）的建設，將很快實現。2000年9月，全國有線電話用戶兩億，電話普及率百分之十七點七，城市固定電話普及率百分之三十八，移動電話普及率達到百分之五點一。因特網以每年百分之一百五十到百分之二百的速度迅猛發展。2000年上半年，上網計算機已突破六百五十萬臺，上網用戶一千六百九十萬。至于無線移動電話即手機，發展更快，已經有6000萬用戶。

面臨突破的，是第二代互聯網，實現有線網絡與衛星的全面連接；第三代移動電話將實現有線網絡和無線網絡的連接；芯片的微型化將使網絡的終端從計算機和手機，延長到每一件裝上了芯片的產品中去，以承擔各種特定的功能。因此，有關部門預計我國信息產業在未來5年的平均增長率是25%，未免保守。在2000年我國信息產業已經達到30%的增長率，未來數年，只要政府采取有效政策，一定會出現超常增長。

促進信息產業超常增長的政策之一是大幅度降低電信基本費用，可以將中國電信等國有壟斷公司上市，以上市收入彌補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電信費用只需彌補流動成本。政策之二是打破電信經營的壟斷，積極參與國際電信標準的制訂，使中國企業能夠積極參加國際競爭。政策之三是向農村普及計算機和電視。政府以優惠政策如減免稅收和財政補貼為條件，規定從事信息產業經營的公司，必須承擔一定向農民家庭普及計算機的“扶貧”任務。辦法是以低價收購單位和居民家庭的舊微機，送給農民家庭，如果懷疑農民學習計算機的能力，

附上一個游戲盤就是了。城里人不能夠只埋怨農民落后，也應該主動為農民做一些事情。

中國的信息產業的發展比起其他國家，只能快不能慢，這是因為中國極端缺乏自然資源，而龐大的人口卻急需教育。普及微機可以節約紙張，地皮等稀缺資源，并且降低教育成本。

中國人的腦手并用能力是非常強的，又習慣于個體和家族為單位進行經濟和社會活動，這些與信息產業的特性是符合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以信息產業為核心的“新經濟”，其哲學意義非常深遠。

什么叫做“信息”？信息既不是能量，又不是物質，物質運動永遠不可能達到光速。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早已經指出，當物質的運動接近光速的時候，在運動方向上，所占據的空間為原來的90%，而完全達到光速的時候，即不占據空間，質量則趨于無窮大，物質化為能量。以二進位數字（0和1）表示的信息稱為比特（BITS），具有一種非常重要的性質，就是可以與光和電的運動相統一。電門一開一關，就是0和1。信息以光速運動的時候，就等于超越了空間，所以，信息的本質是全球化的。信息產業在技術層面的突破，都是在實現上述哲學觀念，軟件不過是以二進位數字來表達客觀世界，硬件不過是實現其運動并提高運轉速度，而3顆與地球同步運行的衛星，就可以實現信息以光速的全天候運動。成為全球化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載體。

中國文化絕對不與信息產業相抵觸，相反，中國文明的起源----易經的陰陽魚，就是0和1的一對比特，中國人在歷史上就熟悉二進位制，也應該在21世紀占據信息產業的先機。

信息產業在中國，絕對不是什么“瞎胡鬧”，而是歷史給中國人提供的大機遇。

現實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

——10000億美圓不值得驕傲

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率可望達到8%以上，GDP達到82000億人民幣，折合10000億美圓。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如果認為可以保持7--8%的增長率，即可以了，就大錯特錯了.

首先應該糾正的,是對于"8%"的僵化理解.一個數字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意義.現代經濟學關于經濟增長率的新理論,是比較"自然增長率"和現實增長率的差距.

"自然增長率"或者稱為"潛在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應該能夠達到的經濟增長率.什么是最合適的呢?有幾個條件:一是企業的設備充分開工,二是庫存合適,三是失業率控制在5%以下,四是物價沒有加速上升,五是國際收支沒有大的失衡.

象我國1992-1993年,經濟增長率達到13%,投資上升70%,以鋼材為代表的生產資料價格幾乎翻倍,刺激大量進口,國際貿易馬上出現逆差,人民幣黑市匯率達到1:12,馬上跌向1:15,而標志"通貨膨脹率"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滯后1年上升,到1994年上升了21.7%.同時,交通能源都趨于緊張.這樣的經濟增長率顯然是高了,所以政府采取了"軟著陸".

但是,90年代大量引進國外先進設備,大量進行基本建設,已經大大提高了我國的潛在生產能力.新經濟的發展也很快,比如2000年經濟增長的8個百分點,其中電子產業增長30%,醫藥30%,機械11.8%,紡織10%,煙草5.9%,船舶4.3%,冶金2%,電力10%,建材10.5%,輕工6.5%.信息產業增長最快,不會提高物價.石油石化產業增長了25%,主要是國際價格增長造成的.鋼材產量達到13000萬噸,大大超過國家限產10000萬噸的水平,鋼材的庫存會增加,2000年生產資料價格提高3.4%,只是恢復性增長,不能夠說明通貨緊縮已經消除.大量企業仍舊開工不足,即使生產增長,價格一時也上不去.

壟斷價格,包括電力,電訊,汽車,民航,房地產,教育,和各種收費,仍舊有比較大的降價空間,而且必須降價,因為我國收入差距已經非常懸殊,如不大幅度降低壟斷價格,無法啟動居民家庭需求.真正能夠漲的,只有股票價格,和房租,水價.

在物價穩定不能明顯上升的時候,我國就業問題卻越來越嚴峻.以失業率無法衡量中國,因為10億農民并沒有正式的就業.城市工人將有3000萬下崗,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大量知識分子也將面臨精簡;農民已經有數千萬回鄉,收入連續6年下降.農民越沒有錢,工業產品越買不出去,工人下崗就越多.國家發行國債一年多于一年,已經引起許多不安,擔心幾年之后出現財政危機,陷入停滯膨脹.但是,基本的趨勢應該首先判斷清楚,目前生產能力過剩,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大量國內資金和外匯儲備用不上,或者流出國外,或者流人股票市場投機.同時國內大量過剩人口(大約2-4億勞動力)卻找不到工作----這一切如果不能夠有效解決,僅僅報一個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或者更高,又有什么意義?

中國已經陷入全面的生產過剩危機.潛在生產能力可以達到10%甚至更高,但是按照目前的利益格局和政策戰略,也只能夠維持7---8%的經濟增長率.為了讓更多的人就業,為了盡快增強綜合國力,使中國真正強大起來----必須說明,這絕對不是沒有可能的,就必須進行大幅度的戰略調整.我提出四項辦法:

1．大幅度降低壟斷價格以啟動內需

壟斷價格,包括電力，電訊，民航，居民住宅，汽車和藥品。壟斷價格過高，將減少社會實際貨幣總需求，居民支付了較高的壟斷價格，就會減少一般消費，造成市場價格的下降，

價格由供求關系決定，反過來也調整供求關系，高價格抑制需求刺激供給，低價格抑制供給刺激需求。壟斷價格的需求彈性一般相當高，價格下調可以刺激居民大量增加購買,并產生連帶效應：農村電價的降低可以刺激農民購買家用電器，飛機票降價可以刺激旅游，住宅降價可以刺激家具和裝修業，通訊費用的降低可以刺激信息產品的購買，從而全面啟動內需，帶動經濟增長。

壟斷價格居高不下,除中央政府沒有能力整合部門利益以外,主要是壟斷價格構成不合理，如機場建設費，電話初裝費，手機入網費，城市基礎設施的大配套費用，實際上是政府將自己應該擔負的投資功能，打到價格中向消費者轉嫁，強制消費者向這些行業投資，但是又沒有承認購買者的產權。應該將投資的折舊部分從產品成本中剔除。至于由權力壟斷資源所造成的“制度成本和腐敗成本”，比如炒地皮，藥品和工程回扣等等，更應該徹底清除。

為什么必須大幅度降低壟斷價格,比如把飛機票降低70%以上才能夠啟動旅游？因為旅游一般需要全家人去而不是一個人，飛機票貴了，居民承受不了。這涉及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是我國自1998年開始的需求主體的轉換。過去拉動中國經濟的主體，第一是外國人（中國出口的需求方），第二是單位購買力，第三是暴富階層，他們的購買力幾乎飽和，而城鎮居民買不起住宅和汽車，農村居民買不起家用電器和汽車，這是“總需求不足”背后的結構性原因。因此，“價格彈性”理論在中國不是失靈，而是有收入分配懸殊的特殊障礙，需要進一步大幅度降價，價格彈性的作用就可以顯現出來。

壟斷部門大幅度降價，正常虧損部分應由政府財政補貼，整頓稅收是根本措施。也可以將壟斷部門改組合并后上市，以出售國家股份的錢補貼價格損失.

為什么要以出售國有股份的形式，由股民來承擔政府投資的費用？這也是目前情況下“不得已求其次”。反過來說，政府也必須以各種政策支持股市長期走牛。我的建議是放棄上市公司30%的國有股不再上市，一半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在股市中直接運轉，一半向股民無償配售。這是政府放棄國有股的收入給股民的好處，同時將壟斷部門的投資在股市上收回。搞的好可得政府，股民，壟斷部門改制“三贏”結果。

2．適當時機貶值匯率以克服通貨緊縮

應該從國內外經濟雙平衡的全局分析人民幣匯率問題。購買力平價和利率平價是共同起作用的，前者從貿易角度，長期起作用，后者從資本角度，短期起作用，外匯管制并不能夠消除利率平價的作用，在中國90年代尤其如此。按照利率平價的要求，高利率國家的匯率必然產生貶值預期，而產生貶值預期的條件是，匯率“超額升值”，發達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這樣的結果，計劃經濟的政府也應該按照此規律，及時調整計劃匯率或者固定匯率。1994----1997年，人民幣利率高于美圓，人民幣匯率應該“超升”一次，比如升值到1：6，然后產生貶值預期，并逐漸貶值。但是政府為了集中外匯，促進出口，不允許人民幣大幅度升值，辦法是收購全部多余外匯。好處是將國家外匯儲備從200億美圓增加到1400億美圓，壞處是不能產生貶值預期，巨額國際投機資本內流，進行各種投機，造成國際收支貿易和資本項目雙順差。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國內外經濟平衡的形勢發生的相反的變化。周邊國家匯率貶值使按照貿易權數計算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15%左右，但是國內物價的下降,和出口退稅率的提高，構成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貶值，保證了中國大陸的出口沒有大幅度下降，而人民幣名義匯率的穩中有升則有助于香港和亞洲經濟復蘇，中國大陸的出口隨之在1999年下半年強勁回升。

這一時期，人民幣利率從11%降低到2。25%，加上利息稅因素只有1。18%，大大低于美圓利率。按照利率平價的要求，人民幣名義匯率應該“超額貶值”一次，比如貶值到1：11，然后產生升值預期，才能夠維持國內外經濟平衡。但為了維持亞洲經濟穩定，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貶反升，同時采取貶值實際匯率的辦法維持出口，雖然對于出口無礙，但是不能夠阻擋進口，并產生嚴重的人民幣貶值預期，導致國內外經濟不平衡，資本大量外流。

人民幣匯率的“管理浮動”，中國政府在1994年就已經正式宣布，不存在再宣布一次的問題，只要在實際上放松政府干預，將匯率波動幅度放大到1%以上，

就可以了。關鍵問題恐怕還是把握不住浮動以后的匯率走勢-------是上浮，還是下浮？

固定匯率下貨幣對外價值的變動稱為“升值，貶值”，浮動匯率下，按照直接標價的定義，貶值稱為上浮，升值稱為下浮。決定人民幣走勢的關鍵是未來國際收支的變化。許多人認為目前中國外匯儲備有1600億美圓之巨，人民幣應該升值。但是我以為中國國際收支的順差將會減少：出口將受美國經濟調整和自身統計同比方法的影響，在2000年下半年從頂峰跌落下來；進口將會持續增長，這不僅是因加入WTO降低關稅，且由于國內經濟的啟動，特別是國防的需要，戰略產業的培植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擴大進口需求。

外資的進入會改善國際收支，但在數年之后資本將會大量流出，甚至有觸發貨幣外匯危機的風險，即使限制證券投資和短期貸款，也難以避免。因為外商直接投資產品內銷以后的人民幣利潤，早晚是要兌換成外匯匯出的，這才是真正的“出讓國內市場的代價”我預計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資的人民幣利潤再投資，將會達到20000億人民幣，這是掌握在外商手里的人民幣債權或者股權，在數量上相當于中國政府的海外債權（即國家外匯儲備）。這就是危機的臨界點，如果在突發事件下外商集中兌換外匯，就相當于1997年泰國的危機。

我的政策建議，是建立在5年之后中國達到外匯貨幣危機臨界點的基礎之上的。既然如此，就應該采取積極主動的措施，把未來可能的危機，化解在可控范圍內。提前化解危機的基本思路是疏導，而不是繼續強化管制，這樣將矛盾越積累越多，往往適得其反。我建議在5年之內，主動地，有步驟地實現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不要怕資本外流，實際上90年代中國能夠外流的資本已經流得差不多了，外匯制沒有能夠有效阻擋資本內流或者外流，反而大大妨礙了涉外經濟的效率，得不償失。要知道，貿易項目和資本項目是無法完全分清的，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兼有貿易和投資雙重性質，如何能夠在長時期內一個自由兌換，一個由政府管制？

浮動匯率和自由兌換，是人民幣在機制和數量上兩大市場化難關，還涉及利率市場化和遠期匯率形成等問題，都有條件在近年內解決。大家目前所擔心的是：人民幣實行浮動匯率和自由兌換的風險如何？會不會導致資本外流和大幅度貶值？

必須指出風險和預期的關系：價格改革，只能夠在通貨緊縮預期下進行，在通貨膨脹預期下進行價格改革，必然引起搶購，如同1988年“價格闖關”的失敗。匯率也是一種價格，是貨幣的國外價格，如果實行市場化改革，必須在升值預期下才能夠進行。如果在貶值預期下進行，的確有風險，可能出現股票市場的崩盤，外匯的搶購或者銀行危機。如何把目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變為升值預期？辦法非常簡單：改革以前先將目前的人民幣固定匯率“超貶”一次，比如貶到1：10。這是在宏觀經濟健全穩定時，由政府主動貶值匯率，出口和外資進入都會增加，人民幣升值預期必然產生。然后果斷實行浮動匯率和自由兌換，沒有風險。不會產生泰國那樣宏觀經濟已經嚴重失衡，國際資本有準備地沖擊，資本大量外逃，政府被迫匯率貶值以后再貶值，出現擠兌銀行的崩潰局面。

最后，美國股票市場進入波動調整，而中國股票市場進入持續牛市，是人民幣匯率浮動和自由兌換的最好時機。中國股票市場一直吸引著國內大戶的巨額資金，即使在低迷世道中，在一級市場中申購新股，毫無風險可獲得年15%以上的回報率，所以中國的大量人民幣沒有擠兌，沒有去兌換外匯外流，這從外匯黑市不活躍就可以看得出來。美國股票市場的動蕩和新經濟的擴散，正在改變90年代全球資本單邊流入美國的形勢。人民幣在超貶以后實行浮動匯率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正是吸引資本流入的契機。當然資本有流入，就有流出，流入時我們能不能有效利用之，流出時能不能有效控制之，是自己的體制改革，人才培養和監管能力問題，正確的宏觀判斷和決策，也是關鍵因素。

人民幣貶值,可能是解決通貨緊縮的有效辦法.如果我國基礎產品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市場,就說明人民幣匯率高估,不貶值就難以擺脫通貨緊縮,而且會陷入人民幣升值和國內通貨緊縮的惡性循環.人民幣貶值有兩種,一種是貶值名義匯率,一種是貶值實際匯率,即提高出口退稅率,或者降低國內物價----后者正是通貨緊縮.我國在1997年以后一直采取穩定名義匯率,貶值實際匯率的政策,不自覺地加劇了國內通貨緊縮.而當通貨緊縮持續到企業和社會不能容忍時,或許只有貶值一法.

我國小麥價格已經高出16.57%,玉米高出38%,大米高出63.5%,如果國內基礎產品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價格,就說明人民幣匯率應該貶值了.如果貶值，以美圓表示的經濟總規模就會下降。

3．增加國防投資

美國經濟學家懷內斯綜合83個國家的樣本研究發現，軍費增長與GNP增長呈現正相關關系，系數為0.899。在發達國家，投資于國防（均指一定范圍內）的就業乘數為1.8,而投資于民用的就業乘數為1.6,國防工業產業關聯性強于民用工業。約翰.E.林奇計算,美國每10億美元軍事采購可增加35000個直接和間接的就業崗位,非軍事采購為25000個。希奇指出發展中國家軍費開支占財政比例15％左右，可以防止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國家有計劃地“強迫現代化"，對民用科技發展與人力資源投資的作用與發達國家比更明顯；同時，國防投資可以使私人部門從中得到高額利潤。美國西部地區即陽光地帶的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弗羅里達、弗吉尼亞、新英格蘭等的崛起，直接得益于國家對國防工業的投資。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這些地區人均軍費開支高于全國平均數的兩倍。國防采購給這些地區的就業人數增加了340萬個就業崗位。80年代里根政府的SDI計劃中僅6種核武器系統，就在這些地區雇工人數占全國雇員人員的30％多。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美國國防費的下降，使這些地區經濟進行調整期，造成了許多問題。以至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戈登.亞當斯寫下了《轉產：一種死胡同的戰略》一文，痛陳軍費開支下降對地區經濟不利影響，要求軍事工業復合體對政府施壓，以戰爭及軍品外貿維持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僅科索沃戰爭追加直接國防費80億，預計給這些地區增加就業近20萬。美國1999年出口武器300億美圓,占全球武器貿易的40%,即使是俄羅斯,也還有48億美圓的武器出口.1996年,以美國帶頭,全球一輪新的軍備競賽已經開始,軍費每年平均增加6%，2000年為3800億美圓，2001年為4000億美圓，而中國的軍費，僅僅800億人民幣，100億美圓而已。

我國西部大開發,最根本是從青藏高原調水,進入黃河,然后大規模向邊疆地區移民,這需要至少10年時間才能初步成效.政府已經大幅度增加了對于中西部地區的基本建設投資,地方政府希望沿襲深圳模式,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內外資金.這可以使某些中心城市發展起來,但潛力有限.處于調水移民和市場經濟之間的,是發展國防產業.

中國百年來生產力布局兩次向西部大傾斜都是在外部戰爭環境下逼出來的.抗戰時期,西部地區工業占全國的比例,從3%上升到50%,從此結束原始農業社會,進入二元結構社會.60年代中期三線建設，投入2000億，增量投資占國家新增投資的1/3，西部地區再次實現跨越式發展。僅四川，經濟結構由農業為主變為制造業與電子產業為主，成渝、寶成、川黔等干線鐵路通車,鐵路從5000公里發展到80000公里.圍繞國防工業形成了攀枝花、渡口、自貢、內江、德陽等60多個中小城鎮。大型軍工企業集團成為西部各省工業支柱產業,如西飛、成飛、長虹、長安、黃河、嘉陵、建設等,目前國防工業產值在西部各省仍舊占30%,貴州占45%.

國防大學經濟學博士盧周來指出,1979-1994年，我國國防費絕對值年增6.22％，全國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年均上漲7.3％，國防費用每年降低1.08％;占GDP的比例,從5.57%下降到1999年的1.2%.而世界平均比重為3.4%,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為3%左右.發展國防產業,是保持國家安全和統一的必須,對于啟動內需和開發中西部,也有直接的意義.不應該把發展國防產業與發展民營企業對立起來.實際上,國防產業的核心是高科技和基礎設施,國防產業也必然需要廣泛的采購,合作和配套,對于民營企業的發展有利.比如我國規模龐大的航空產業在利潤導向下,大批生產民用產品,70%的收入來自于非航空產品.如果能夠以國家力量支持集中生產飛機,就可以給民營企業讓出巨大的空間.

4．調整社會分配關系,按照改革收益分擔改革成本

上述措施,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財政開支,僅靠國債是不行的,根本在于精簡政府機構,整頓稅收,清除腐敗,控制高消費和奢侈消費,將國家財力集中于有益的方面來.在新的形勢下,我們不僅要注意經濟發展,而且要注意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不能再強調效率第一,而要將效率與公平并重;不能夠讓少數人利用權力占有大部分改革收益,而將改革成本向社會大眾轉嫁.應該采取低成本的反腐敗方法,迅速有效地遏止腐敗勢頭,將腐敗分子"偷,騙,搶"來的財產收歸國有.

我在1998年曾經計算過我國的"灰色收入",20年以來利用權力渠道和國家資源,直接和間接變成私人財產的,竟然高達30萬億人民幣,相當于6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按照"國際標準模型"計算出來的我國基尼系數,沒有計算灰色收入,也已經達到0.45以上,超過了俄羅斯的水平,而且每年在提高.如果將巨大的灰色收入記入,說基尼系數超過50%,甚至更高,恐怕不是夸大.我國的兩極分化,包括貧富分化,東西分化,城鄉分化和代際分化,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農村居民的平均收入已經連續4年下降,再把反對平均主義當作主要敵人,必然激化社會矛盾,從經濟意義上說,就是廣大居民收入太低,缺乏購買力.通過進口和引進外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大大超過了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是內部需求難以啟動的根本原因.

要實現上述戰略轉移和利益格局調整的,關鍵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并且在理論上糾正"市場教條主義".如果不能順利進行,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就難免要出現重大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