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基礎學科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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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理論分析與理論抽象，將中國經濟史課程教學的主要目的，由使學生了解經濟發展過程，變為了解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蘊含的經濟工作經驗和經濟理論與歷史理論，是我在面向21世紀中國經濟史課程改革建議中的三個目標之一。

一、經濟史學是理論學科

經濟史學教材之所以要加強理論分析，是根據以下三種情況：

（一）經濟史學科的性質與學生的要求。開設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課程，是為了使學生知道本國經濟國情，包括本國經濟發展的過程、規律、特點，中國經濟發展已達到的水平與階段，它的歷史方位，經濟工作中的經驗教訓，為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問題而提出過的各種理論和方案，等等。要使學生深刻地掌握這些問題，教材必須給予理論的回答，即對一些問題進行理論分析和將對這些問題的分析成果凝聚成理論觀點，以便于學生接受它們，并具有啟發性。

經濟史教材必須具有啟發性，而不能限于告訴學生中國近現代時期里經濟領域發生了哪些事實。教材不僅要使學生知道有關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過程、經驗、方案的理論，而且要使他們知道，要用什么理論和怎樣運用這些理論去分析史實與過程，得出新的理論結論，使他們從這個分析過程中學到經濟理論、歷史理論和分析問題的方法，啟發他們的理論思考和運用理論分析具體經濟問題的能力。具有理論性是經濟史教材應有的特色。

任何一本經濟史教材，它的首要任務是將歷史過程事實敘述清楚。歷史過程是進行理論概括的依據。學生對僅介紹史實的教材有意見。他們需要知道史實，也需要知道用以分析史實的理論和從分析史實中得出的理論。為了滿足學生的這種要求，本書在敘述史實過程中，采用夾敘夾議的表達方式，對史實作理論分析。在每章的末尾設“結語”，概括該章的理論觀點，在每個歷史大階段后設立專章或專節，對相關的經濟形態作理論分析。

講授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直接目的，是分析歷史過程，探索歷史規律，總結歷史經驗，以說明現在，啟示未來。沒有理論分析和理論結論，達不到此目的。認為經濟史學科就是講史實的，是一門沒有理論的學科，這是一種偏見。它的形成，與一些人對真正的經濟史不了解有關。事實是，所有的經濟理論都來源于對經濟歷史的分析。馬克思“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2](P37)經濟學史證明，不僅是馬克思的全部理論，而且是所有含有真理成分的經濟理論，無一不是研究經濟史與經濟現階段狀況的結果?，F狀轉瞬即是歷史。故理論出自歷史。歷史出科學。經濟史學擔負著出經濟理論的任務。

（二）教學改革的要求。當前，高等學校有關專業開設中國經濟史課程的情況是：開設一門“中國近代經濟史”課的，講一個學期，每周4課時或3課時；開設“中國近代經濟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兩門課的，各講一個學期，每周3課時或2課時。采用本教材開設“中國近現代經濟史”課，從開中國近代經濟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兩門課來說，是精減了一門課，但內容上不僅未減少，反而增加了。比“中國近代經濟史”課增加了1949年以后的經濟歷史，比原來的“中國近代經濟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這兩門課程增加了港、澳、臺的殖民地經濟形態史和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史，增加了大陸1979年或1984年以后的經濟發展史。教學改革要求給學生更多的自學時間，以發揮他們的主動精神，因而必須精減課程與課時。故教學時間不可能增加，且有可能減少。教學內容增加與教學時間減少的這種情況，要求教學內容與教材內容少而精。加強理論分析與理論色彩，將大量史實與過程提煉為理論，這是達到少而精目的的辦法。

（三）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經濟理論發展的要求。中國經濟的出路在于走自己的路。這需要有從本國經濟發展過程與成敗得失經驗中抽象出來的經濟發展理論作指導。100多年來，由于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理論的落后，中國長期沒有擺脫搬用外國經濟理論來指導本國經濟發展的窘境。向西方國家學習經濟理論經歷了多個階段。向西方國家學習資本主義經濟理論，有成績，但走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道路，在主體部分未獲成功。學習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有成績，也有教訓。1958～1978年經濟處于基本停滯和徘徊狀況，就是與所學的經濟理論有關。鑒于這種經驗教訓，1984年，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開幕詞中宣布中國要“走自己的路”。這是一個正確的決策。鄧小平確立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既缺乏充分的實踐經驗，也缺乏系統的理論準備。西方國家發展市場經濟已有300余年的歷史，對于市場經濟的研究比較充分，其中的許多成果值得我們借鑒。這就是為什么許多人都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的原因。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并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西方經濟學是從西方國家的經濟歷史中抽象出來的。其中，有許多東西必然不合中國的國情。照搬西方經濟學不能解決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尋求指導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必須采取兩條腿走路的辦法：一方面學習西方經濟學，吸收外國的經驗；另一方面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學，從中國經濟的歷史事實出發，總結中國的經驗，揭示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建立中國經濟學。這后一個方面是基礎。因為，學得的外國經濟理論是用于中國，必須與中國的經驗相結合；從根本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發展要走自己的路，必須有自己的經濟理論作為指導。這種理論只能從自己的歷史中抽象出來，從本國經驗中抽象出來，并系統化為中國經濟發展學。

二、分析理論舉例

《中國近現代經濟史》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作指導，盡可能地吸取國外研究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理論成果，同時也凝聚了作者50年來研究中國經濟史所形成的部分觀點，并使之系統化。它是一本專著性教材。因此，對某些理論觀點需要作點介紹。

作者在加強理論分析上所作的努力，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用于分析經濟史實的理論，二是從分析經濟史實得出的理論概括。在分析理論中，有用于某章某節某個專門問題的，有貫穿于全書的。后者對理解本教材的內容與結構頗為重要?，F略舉數例如下。

（一）經濟現代化兩個主要層次理論。經濟現代化包括市場化與工業化兩個主要層次，市場化是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的基礎與前提理論。這個理論既與通行的“現代化在經濟上表現為工業化”不同，也與“現代化就是市場化”有區別。本書以經濟現代化為主線。對經濟現代化內含的新解釋，和用這種認識分析經濟現象，給本書帶來一些新的觀點。例如，用經濟現代化包括市場化與工業化的理論觀察經濟變化，就會發現自然經濟結構的瓦解，商品生產的發展，農產品的商品化，國內商業與對外貿易的發展，貨幣制度的統一與廢兩改元，地租與財政收支的貨幣化等等，都是經濟現代化在前進的表現；就會發現在1842年之前，中國經濟已存在經濟現代化的因素（萌芽），在向經濟現代化方向前進，在走向經濟現代化的門檻，中國經濟現代化具有內在的基礎與動力；就會發現中國近現代時期經濟演變的基本趨勢是發展、進步、上升，而不是如某些書所描繪的破產、進一步破產、崩潰或倒退、落后、破壞。

（二）過渡性社會經濟形態理論。中國近現代時期社會經濟形態的過渡性主要表現為多種經濟形態并存與經濟形態迅速轉變。在一個半世紀的時間里，中國存在6種經濟形態。在中國的主體部分（大部分地區），發生過3次重要的經濟形態轉變：從封建經濟形態轉變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半封建半殖民經濟形態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轉變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在1個半世紀的時間里，存在這么多種經濟形態，經濟形態發生這么多次轉變，這在世界經濟史是絕無僅有的。在這個意義上，1842～1991年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史是一部經濟形態轉變史。這是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的一大特點。在6種經濟形態中，封建經濟形態和殖民地經濟形態在不少國家存在過；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僅存在于土耳其、伊朗、中國等3個國家，其中以中國的最為典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是中國特有的，其理論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理論創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也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它是中國共產黨的另一個重要發現。1842～1991年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都是過渡性經濟形態。多種經濟形態并存與經濟形態迅速轉變，是中國近現代經濟復雜性與過渡性的表現。本書沿著經濟現代化這條主線，依時序考察這些經濟形態的嬗變與相互影響，考察封建經濟形態中經濟現代化因素的形成與成長，考察經濟現代化在其他5種經濟形態中的歷程與成效，從而比較其優劣，證明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是最有利于經濟現代化的經濟形態。

（三）互補理論?；パa理論（對立互補理論）是對經濟歷史的如下現象所作的概括與抽象。歷史上的經濟都是多元的，而非單一的。多元的，即多個側面和多個層次。這些側面和層次之間，矛盾雙方既有利益沖突、斗爭、競爭的一面，又有互補、利益一致、相互依存的一面。這是一條經濟規律。爭取實現某種單一經濟的努力，在歷史上出現過多次。它們或者未能成為現實，或者一度成為現實，但不久又回到多元狀態?？傊?，這種努力未曾成功過。在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研究中、經濟學研究、歷史學研究，以及經濟工作中，在理論上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一種毛病，是對經濟的某些側面和層次之間的關系，只看到對立的一面，而抹煞了互補的一面。這在分析外國資本與本國資本，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市場與計劃等的關系上，尤為突出。本書以互補理論分析中國近現代時期經濟的各個層次和各個側面，認為諸如生產力中手工業和機器工業，所有制中的公有制與私有制，經濟成份中的個體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私營經濟與公有經濟，中國資本與外國資本，地區關系中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等等，都存在既競爭又互補關系。當然，它們之間競爭與互補關系的情況各不相同。它們在對立中互補，有的層次且互相滲透與互相轉化。把它們之間的關系看成只有矛盾、對立、競爭、排斥，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把這樣的觀點教給學生，對他們思維方式是有害的。

互補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在特定歷史階段存在的各種經濟形態中，那種最能發揮經濟各個側面與各個層次之間互補作用的，便是最有活力、最有優勢的經濟形態。用此理論分析中國近現代時期的各種經濟形態，發現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和1979年以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形態就是這樣的經濟形態。它們中的互補關系主要是多種所有制、多種經濟成份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以適應生產力多層次的結構。多種所有制、多種經濟成份同時共存又能共同發展，是這類經濟形態獨有的特征與優勢。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稱它們為多元互補經濟。其他包括資源配置手段中市場與計劃的互補等等。中國的經濟調節手段，在1949～1956年之間，主要是以市場為基礎，同時使用計劃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加計劃的體制，效果很好。1956年以后實行計劃經濟，市場仍存在，但失去調節作用，是計劃經濟加市場的體制。此時期經濟長期處于徘徊狀態。自1979年以后，逐步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是市場經濟加計劃的體制。這個時期經濟發展迅速。中國經濟增長狀態的事實說明，多元互補型經濟適合中國國情，單一型經濟對經濟發展不利?；パa經濟形態適合中國國情。這是由中國近現代時期社會經濟形態的復雜性與過渡性決定的。

三、理論概括舉例

（一）三次現代化機遇的喪失。1842年以后中國喪失了三次現代化的機遇。

第一次是1842～1895年。19世紀下半葉是后進國家追趕現代化先進國家的一次極好的機遇。中國的鄰國俄國和日本，與中國一樣，都是后進國家，同為依附國。在這個時期，俄、日取得現代化的成功。中國清政府與太平天國及之后的捻軍長期打仗，一方面交戰雙方均將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于戰火之中；另一方面戰火燃燒的地方，生產力遭受慘重的破壞。清政府在鎮壓了太平天國、捻軍及少數民族起義之后，自詡“同治中興”，但清政府只想維護統治，對現代化的積極性不高。引進外國機器、技術的洋務活動，多由地方督撫進行。這與同時期俄國與日本的統治集團勵精圖治，熱心現代化，大力推進改革，大不相同。中國與俄國的這種不同，表現在俄國1861年實行農奴制改革及其后國內市場、資本主義工業交通業迅速發展，俄國成為侵略中國并在中國獲得廣泛特權的國家之一。中國與日本的這種不同，表現在日本1868年實行明治維新及其后國內市場、資本主義工業交通業的迅速發展，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中敗日勝，中國除割讓臺灣外，還向日本賠款2億兩白銀，贖遼費3000萬兩白銀。此后，日本用此款項推動進一步現代化，清政府因賠款而陷入財政困境，無力搞大型現代化事業。中日經濟的差距越來越大。中國之所以喪失這次良機，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領導的清政府腐敗與外國的侵略，特別是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

第二次機遇的喪失是1912～1945年。在此期間，在國內，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滿洲貴族統治，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國內民心大振。資本家階級的代表人物參加政府，制訂了一系列有利于私營工商業發展的政策。國際上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歐洲的一些先現代化國家連續遭到重創。此時是一次新的科技革命（電氣工業引起的革命，有人稱為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這類后進國家迅速現代化并趕上先進國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與中國同為半殖民地的亞洲國家土耳其，就是在這個時期變成獨立國家，并成為經濟現代化國家的。在這段時期里，中國逐漸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F代工業增長率高（1926～1936年，8.3%。1928～1936年，8.4%）?，F代工業（包括礦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占的比重，1920年為5%，1936年為10.8%。如果連同工場手工業的產值一并計算，則資本主義工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1920年為10%左右，1936年為20.5%。單就工業來看，則工業總產值中的58.6%，即一半以上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在交通運輸業方面，1936年在航空、水運、鐵路、汽車、人力車、搬運、電信、郵政等總收入13.5億元中，51%是現代企業經營的。可以說，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中國的工業和資本主義經濟呈現快速上升趨勢。但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凱奪取了政權，他一心想當皇帝。袁世凱死后，各地軍閥混戰。1927年以后，領導的國民政府為了鞏固一黨執政，把主要精力用于對付國內的異己勢力上。日本不允許中國強大，以戰爭方式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直接進行破壞和摧毀，使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中斷。這次良機喪失在袁世凱等北洋軍閥領導的民國政府、領導的國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手中。

第三次機遇的喪失是1957～1978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內空前統一。1952年土地制度改革完成，消滅了封建土地制度，為經濟現代化消除一大障礙。同年，國民經濟在總體上大體恢復到1936年水平，創造了經濟恢復速度上的奇跡。這說明新的經濟制度充滿活力。20世紀50年代后期，美國學者羅斯托等人認為1952年的中國經濟已具備經濟起飛的條件。此時，在先現代化國家產生了計算機等工業，使新的產業革命興起（有人稱為信息工業革命或第三次工業革命）。發達國家將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后進地區轉移。這為后進國家或地區加速現代化提供了機遇。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的臺灣、香港地區（亞洲“四小龍”）是在這段時期實現經濟起飛的。另一個鄰國日本，在這個時期由戰敗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中國則從1953年起，先是加速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比原訂計劃提前10多年），將多種所有制改造為單一公有制經濟，同時實行計劃經濟。接著建立“一大二公”的農村體制，發動“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開展壓制不同意見的反右派、反右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直至“全面內戰”的，造成經濟22年基本停滯與徘徊，從而喪失了實現現代化的又一次良機。這次良機的喪失，是由于晚年錯誤思想的泛濫。

（二）經濟現代化起步的被動型與嫁接型。世界上各個國家或地區都經歷經濟現代化過程，它們各具特點，屬于不同的類型。對各國各地區經濟現代化過程，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歸納為不同的類型。從經濟現代化起步而言，可以在兩個層次上各自區分為兩種類型。

從經濟現代化的最初推動者或動力而言，世界經濟現代化進程發生于歐洲南部西部的一些國家，然后擴及到其他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現代化，有主動的和被動的兩大類型。主動型是主權獨立國家經濟現代化類型。在主權獨立國家中，有不少是殖民國家。被動類型是主權不獨立或不完全獨立國家經濟現代化類型。這兩種類型的重要區別之一，在于前者是由本國政府依據自己的經濟狀況采取措施，推動經濟現代化進程。后者是在殖民侵略者的壓力下，被迫采取經濟現代化措施。中國經濟現代化屬于被動型。

在被動型經濟現代化國家中，外來現代化因素與內在因素的關系各不相同。有些國家，在遭遇外來因素之前，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外來經濟現代化因素與本國傳統經濟可以銜接。另一些國家，因原有的經濟很落后，外來的經濟現代化因素與傳統經濟不能銜接。外來因素與內在因素結合的情況，前者類似植物的嫁接（即將一種植物的枝接到另一種植物上。它們必須是同科的植物），后者則類似移植（將一塊土地上的植物移栽到另一塊土地上）。其所以會有嫁接型與移植型的區分，主要是各個國家在經濟現代化起步時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嫁接型的國家是本國有了較高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現代化因素萌芽。移植型的國家則缺乏這類嫁接的基礎（猶如缺乏可用于嫁接的砧木）。就一個國家整體的現代化而言，大體上可以分此兩類。就某一國家的具體領域的現代化而言，也有此兩類。中國經濟現代化的起步，從總體上講，屬嫁接型；就具體領域講，既有嫁接型的，又有移植型的。中國現代化是有內在因素作基礎的。

（三）“之”字形路徑。世界上萬事萬物，其前進的軌跡都是波浪式的，螺旋型上升的。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也是這樣的。從本書的敘述中，人們可以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層次看到這種“之”字形路徑。下面是3個例證。

從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看，中國經濟，無論是國內生產總值的總量還是人均占有量，在11世紀，在世界經濟中，是最先進的國家。15世紀以后，在世界各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排名中，地位逐步下降。18世紀中葉降到中等發展水平。從18世紀后期起，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降至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水平之下。20世紀70年代退到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7%以下，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30%以下。80年代以后，無論是前一種數據還是后一種數據，都在迅速上升。1991年，前者升至11.8%，后者升至60%，在世界各國的排名名次隨之逐漸前移，朝著回到世界經濟先進國家最前列位置的道路前進。預計21世紀中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恢復到中等國家的水平。這是一條從最前列——落后——最前列的“之”字路。

從市場經濟的發展歷程看，8世紀（唐代中葉）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萌芽。這種萌芽逐漸地、曲折地壯大。19世紀4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迅速發展，至20世紀30～40年代，市場體系與市場機制已基本建立起來。20世紀50～70年代，市場經濟從萎縮到被計劃經濟所代替。20世紀80年代以后，實行市場導向和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市場經濟逐步恢復與發展。從市場經濟的3個主要方面，即市場主體的自立性，市場體系的完善性和運用市場機制的規范性來看，市場經濟經歷了發展——衰落——恢復與發展的“之”字路。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看，1949～1956年、1959～1978年和1978年以后所有制結構是從多種——單一——多種，經濟體制是市場經濟加計劃——計劃經濟加市場——市場經濟加計劃，經濟增長速度是快——慢——快，經濟增長質量是好——壞——好，如此等等，呈現多個明顯的“之”字形。

（本文是《中國近現代經濟史·導言》中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載《經濟學動態》2001年第5期。該書是國家教育部“經濟學、法學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中一個項目的最終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