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斯的制度經濟學思想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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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倫斯•艾爾斯的名字在國內學界鮮為人知，但他在經濟思想史上卻是制度主義中的一位重要經濟學家。美國制度主義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凡伯倫、康芒斯和米切爾等人的努力下，制度主義在美國學界曾取得過支配性的地位。但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制度主義逐漸被堅持新古典傳統的西方正統經濟學所取代。在制度主義銷聲匿跡的時期，正是艾爾斯一直堅持著制度主義的分析方法，并將其系統化，建立了一個明晰的理論體系，為后來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興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因為此，艾爾斯被視為制度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代表人物。

國內學界之所以對艾爾斯其人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為國內對制度主義的后續理論缺乏介紹，另一方面是因為近年來新古典制度經濟學（注：本文將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稱為“新古典制度經濟學”，以區別于堅持凡伯倫傳統、至盡仍活躍在西方經濟學界的另一個“新制度經濟學”(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本文中當提到“新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主義”時，均指的是后者。）的流行，使人們相信過去的制度主義傳統中已經沒有多少值得挖掘和吸收的內容，從而忽視了思想史的梳理工作。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將艾爾斯的制度經濟學思想介紹給國內同仁，使人們了解老制度經濟學(OldInstitutionalEconomics)、艾爾斯、以及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理論體系和思想中有著諸多值得借鑒和吸收的合理成分。希望本文的介紹能有助于國內經濟學者在當前的制度經濟學熱潮中保持清醒的頭腦。

一、艾爾斯理論的源泉和背景

要了解艾爾斯的理論體系，必須先對制度主義的歷史作一回顧。

美國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和最重要的先驅是凡伯倫(1857-1929)。凡伯倫綜合了達爾文進化論、德國歷史學派、美國早期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研究經濟問題的制度主義方法。在凡伯倫的理論中，他將經濟視為一個進化的系統，經濟系統是社會文化的組成部分，經濟系統的性質由它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所決定。經濟系統中的個人是文化的產物，個人行為由社會環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注：凡伯倫，索爾斯坦：《有閑階級論：關于制度的經濟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凡伯倫認為人的本能由兩類相反的要素構成：一類是建設性的本能，包括作業本能(instinctofworkmanship)、隨意的好奇心(idlecuriosity)和父母本性(parentalbent)；另一類是破壞性的本能，包括競賽(emulation)本能、好斗(pugnacity)或運動本能(sportinginstinct)以及掠奪(predation)的本能（注：Veblen,Thorstein(1914)TheInstinctofWorkmanship,reprintedbyLondon:Routledge,1994.）。這兩類本能何時對人的行為發生決定性作用，取決于社會環境中流行的思維習慣。

社會環境中流行的思維習慣被凡伯倫定義為制度。既然是一種思維習慣，那么制度就總是過去經驗的產物，它就總是滯后于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滯后于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技術發展的要求。任何制度都會產生一個這種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在競賽本能等破壞性本能的驅使下，這個集團傾向于用身份、階級、財產等帶有明顯歧視性差別的指標來衡量人的能力和價值。這些指標顯然不利于人類生命過程的延續。因此制度是保守的。人類生命過程的延續是靠技術進步來實現，人的建設性本能、尤其是其中的作業本能是推動技術進步的主要因素。由于制度總是滯后于技術進步的要求，因此，社會發展過程就是技術不斷克服制度阻力的過程，社會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沖突中向前發展。制度的力量總是很強大，當制度結構中所包含的有利于技術進步的因素更多時，社會進步也就更明顯，反之反是。凡伯倫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和它的經濟體系就是由兩種相抗衡的力量組成：一種是維護現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團，主要是不直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工業巨頭、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種是代表著技術進步要求的技術工人、工程師和普通大眾。資本主義一切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根源就在于儀式性(ceremonial)的制度體系支配了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技術體系。

在凡伯倫的影響下，堅持制度分析方法、將制度視為社會進步的阻礙的制度主義者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了美國經濟學界的主流。他們中包括康芒斯、米切爾、漢彌爾頓、J•M•克拉克等。其中，康芒斯致力于分析資本主義的法律體系與經濟體系的關系；米切爾則因運用制度主義的方法對經濟周期問題進行解釋并作出了一系列的統計工作而著名，他還是著名的“國家經濟研究署”（Natioan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即NBER）的創立者；漢彌爾頓是“制度經濟學”這個詞的命名者；克拉克的研究領域在于經濟體系中的法律問題，尤其是對勞動關系的研究最為著名。經過他們的努力，制度主義者不僅成為經濟學界的主要力量，而且對政府政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思想史上這一時期發生的這一事件被稱為“制度主義運動”(institutionalistmovement)。這一時期的制度主義者為數眾多，他們分別形成了三個中心：芝加哥大學（凡伯倫正是在此奠定了制度主義的基礎，后來這一中心隨漢彌爾頓而轉移到了布魯金斯研究生院，艾爾斯就是這一中心的成員之一）；威斯康星大學（康芒斯是這個中心的領袖）；哥倫比亞大學（米切爾、克拉克、圖格維爾、多夫曼等人聚集此地。

這一時期的制度主義者強調經濟學的科學性，要求經濟學必須進行度量、觀察和經驗檢驗。這種要求既反應了他們對當時的正統經濟學的失望，同時也表明他們認識到了凡伯倫疏于經驗工作而給制度經濟學留下的缺陷。對經驗工作的強調把制度主義者與政府政策密切聯系起來，他們對美國政府在公共設施、失業保險、勞工補助、社會保障方面的立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并積極支持推行公眾健康保險計劃。這些都是后來羅斯福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

進入30年代，尤其是在40年代，制度主義開始變得越來越孤立。制度主義受到的最大挑戰來自于剛剛興起的凱恩斯經濟學。大蕭條使米切爾的經濟周期四階段論受到了質疑，凱恩斯經濟學對大蕭條的解釋更有說服力。大批制度主義者被凱恩斯經濟學所吸引，轉向信奉凱恩斯主義。制度主義者內部也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制度主義運動的三個中心逐漸瓦解。米切爾1948年去世，克拉克1953年退休，作為昔日制度主義運動最主要的中心的哥倫比亞大學只盛下波蘭尼一個制度主義者；漢彌爾頓1947年退休后離開了學術界；在威斯康星，只存下為數不多的一些康芒斯傳統的制度主義者。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碩果僅存的制度主義者之一，艾爾斯在繼承凡伯倫傳統的基礎上，將這一傳統加以改造，創立了自己的工具價值理論，為后來制度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他也因此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制度主義的領袖。

二、艾爾斯的工具價值理論

克萊倫斯•艾爾斯(1891-1972)生于美國馬薩諸塞州。1917年他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30年進入德克薩斯大學經濟系任教，直到1969年退休。由于他長期執教于該大學的緣故，他和他的追隨者也被稱為制度主義中的“德克薩斯學派”。艾爾斯著作頗豐。他早年的著作主要是哲學方面的論文，1930年以后開始致力于制度經濟學研究，并于1944年出版了代表作《經濟進步理論》(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1961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通向理性社會：工業文明的價值》(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sofIndustrialCivilization)出版。在這兩部著作中，艾爾斯完整地闡述了他的工具價值理論。1966年，艾爾斯當選為1965年成立的新制度主義者的學術組織—“進化經濟學會”的首任主席。

1.艾爾斯的工具價值理論的哲學基礎

艾爾斯工具價值理論的哲學基礎更多地是來自于杜威，而不是來自于凡伯倫。杜威是實用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在艾爾斯的著作中，他將杜威之前的哲學稱為“前杜威哲學”。那些哲學的特征是二元論。它們將人類的經驗或人類的日常事務割裂為現實世界與理性世界兩部分。現實世界是無序的、雜亂的，而理性世界則是完美的、終極的，是某種永恒的精神的反映。這些哲學所追求的就是進入這個永恒不變的理性世界，并以想象中的這個理性世界的標準來評判現實世界。在這些哲學看來，世界在根本上是不變的，是事物的理性秩序的完全反映，因此個人在本質上就是被動的，他不一定要進行探索和革新。人們掌握知識的目的是解釋而不是改變世界。在這些哲學中，真理和價值是絕對的，它們的衡量標準由那個理想中的終極的、不變的理性世界所確定（注：Ayres,ClarenceE.(1936)Fiftyyears''''DevelopmentsinIdeasofHumanNatureandMotivation,AmericanEconomicReview,Supplement,Vol.26(Mar.),pp.224-36.ReprintedinClassicsinInstitutionalEconomicsⅡ:SucceedingGenerations(1916-1978),VolumeIV.EditedbyMalcolmRutherfordandWarrenJ.Samuels.London:Pickering&Chatto,1998）。

西方正統經濟學正是建立在這些靜態哲學的基礎之上。艾爾斯認為正統經濟學家假定存在一個雜亂的、無序的現實經濟體系，同時還存在一個有序的、理性的經濟秩序，也就是那個理想的均衡狀態，這就是前杜威哲學中二元論的反映。代表著終極的理性世界的經濟秩序又是自然秩序思想的延伸，而這種思想“肯定是神學信仰”，“它假定人的稟賦中已經具備了充分的判斷力、感覺能力和傾向，比如人可以在‘自然’傾向的帶領下由‘看不見的手’所引導，去增進……大眾的福利”（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26.）。這些18世紀的觀念“在20世紀的科學中已經徹底地消失了，但它仍然存在于經濟學的古典理論之中”（注：Ayres,1961,TowardaReasonableSociety:TheValueofIndustrialCivilization.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p.63.）。

與二元論哲學相反，杜威的哲學將社會視為一個生命過程，社會的生命過程也就是人類的生命過程。人類生命過程中有兩個主要的特征或者兩個主要方面—制度特征以及技術特征。生命過程的制度方面與行為的習慣模式有關，它所關注的是根植于社會傳統中的價值。它是靜態的，所關心的是保留過去遺傳下來的信仰、階級差別以及身份特征。而生命過程的技術方面則與工具、科學知識和實驗有關。科學和技術是世界發生改變的原因，并侵蝕著生命過程的制度方面。生命過程的這兩個特征中，前者的視角是向后的，后者的視角則是向前的。“遺傳”的制度與現實的科學和技術趨勢之間存在著沖突，這種沖突導致了生命過程的制度結構的修正。杜威的這種哲學其實與凡伯倫的理論同出一脈，只不過杜威更明確地從哲學的角度提出了制度與技術之間的關系，并形成了實用主義的哲學體系。艾爾斯所要做的就是要更系統地將新的哲學引入經濟學思維，從而改造經濟學。

艾爾斯將經濟作為一個文化過程來加以檢驗，而不是從個體條件下來分析經濟。經濟是一個文化過程，個人只不過是這個過程的參與者。文化是一個整體范疇。將經濟視為文化過程，就是將經濟視為整體、視為動態過程來理解。這種思想是對凡伯倫以及實用主義的繼承，同時又更加明確了經濟的文化含義。文化表現為兩個方面，即制度的方面與技術的方面；推動文化發展的最重要的力量是科學和技術的變革。

2.艾爾斯對現實社會的解釋

從哲學上和文化上的技術—制度二分法出發，艾爾斯對現實的經濟體系作出了二分的解釋，他所解釋的對象是美國的經濟體系。他認為美國經濟是兩種經濟的混合，一種是“價格經濟”(priceeconomy)，另一種是“工業經濟”(industrialeconomy)。價格經濟所關心的是貨幣、銷售、契約等金融事務，它最終所關注的是“貨幣勢力”(moneypower)（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rnMichiganUniversity,1978,p.56.另外，這里的“工業的”一詞是按照凡伯倫的意思來使用的，它相對于“金錢的”或“儀式的”，也就是“技術的”意思。）。價格經濟是一種以“儀式行為”為基礎的制度混合體，它的行為準則是保護那些由習俗和道德觀念所維系的權威和特權。這種制度混合體是一種以財產、身份和階級差異為基礎的力量體系。

與之相對，工業經濟是技術的經濟。它主要關注的是產品和服務的生產中所運用的科學知識、工具和技藝。工業經濟是一個生產體系而不是力量體系，艾爾斯認為是它使技術成為美國經濟體系中唯一真實的創造性力量。工業經濟中的技術行為是發展的，價格經濟中的儀式行為是保守的。工業經濟反對傳統的信仰和態度，反對階級差異和身份差異。技術變革侵蝕著價格經濟的制度基礎，迫使價格經濟向工業經濟的方向進行調整。但是，現實卻是價格經濟支配著技術經濟。艾爾斯認為要改變這種現象，實現制度調整，關鍵的問題是要形成一種新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就是將技術而不是價格視為經濟體系的核心。

3.艾爾斯所理解的經濟學

按照傳統經濟學的觀念，經濟學研究的是個人在稀缺資源面前如何進行選擇以最大地滿足自己的欲望。艾爾斯并不否認個人的這種選擇，但他認為這種選擇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內進行的選擇。對艾爾斯而言，經濟學所研究的就是這個文化框架。他認為“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的科學”（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這里的“經濟”是一個整體概念，如前述，經濟是一個文化過程，因此艾爾斯所理解的經濟學就是研究作為文化范疇的、作為過程的經濟的學科。從本質上說，研究文化過程的經濟學就是關于經濟秩序或經濟系統的理論。“經濟學家主要的興趣在于解決這種‘經濟’是什么類型的經濟？是什么樣的力量塑造和修正經濟的模式？經濟所產生的哪些問題是需要進行公共決策的？”。所有的經濟行為就構成了經濟“系統”或“經濟秩序”（注：Gruchy,1972,ContemporaryEconomicThought:TheContributionof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NewYork:Macmillan,p.120。）。這些系統和秩序就是艾爾斯的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由于他所分析的是西方世界的經濟行為，所以他的經濟學也就是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經濟學。

那么在經濟系統或秩序中，什么是最關鍵的因素的？正統經濟學認為是價格。艾爾斯并不懷疑價格在經濟系統中所發揮的普遍而重要的作用，但他反對將價格作為唯一的因素。正統經濟學認為“價格是經濟中唯一的東西，每個人都唯一地關心這一點，從而一般都認為價格是聯系共同體中每一個成員的關系、并將他們整合進一個經濟整體中去的唯一中介。這顯然是錯誤的”。艾爾斯的經濟學所要強調的關鍵因素是技術而不是價格。因為“每一個經濟都是以技術為基礎的”，“工具和機械、技術技能和知識顯然也和價格一樣是經濟中的普遍現象，同樣是人們一般所關注的東西，同樣是組織共同體的中介”（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5。）。

4.工具—儀式、技術—制度二分法

從杜威的工具主義二分法出發，艾爾斯認為任何經濟系統或經濟秩序都是由兩類行為構成，一方面是技術特征的行為，另一方面是儀式特征的行為。“經濟分析的問題就是去區分和理解這兩類因素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它們所反映的經濟行為的結構”（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99。）。

艾爾斯并沒有明確地定義“儀式”這個詞的含義。按照他的哲學思想，“儀式的”等同于“虛假的”，“工具的”等同于“真實的”。儀式行為模式會通過五種方式表現出來：1)社會分層；2)定義和維持社會分層的習俗體系，也就是道德觀念；3)維系身份和道德觀的意識形態；4)加強以上儀式表現形式的教化系統；5)使儀式行為模式合法化的“神秘主義典禮”(mysticritesandceremonies)。這幾種表現形式被艾爾斯概括為身份(status)、神話(myth)、魔法(magic)和社會習俗(folkway)。儀式行為模式的這些表現形式都可以概括出兩個特征：“虛假的”(making-believe)特征，即由等級和身份來決定能力；遺傳的特征，所有儀式模式都是從過去繼承下來的。

艾爾斯同樣沒有明確定義制度，只是說制度是“以儀式特征為主導的社會行為的一部分”，但他在使用“制度”一詞時并不總是一致的。他更多地是認為制度是一種社會習俗。從社會習俗與儀式行為模式的關系來看，所有的制度都具有儀式的特征，一個時期內儀式行為模式的狀況就是這個時期社會的制度結構。艾爾斯是將儀式與制度這兩個詞等同使用的。從儀式行為模式的兩個特征來看，由于它是虛假的，它對人類生存或生命過程的保證—物質產品的生產來說就是無用的；由于它是遺傳的，因此它是過去經驗的產物，是保守的。

與儀式行為相反，技術行為是“所有使用工具的人類活動”，技術過程是技能(skill)與工具不可分離地進行運用的過程。技術是“組織化的技能”。技術具有兩個特征：(1)技能與工具間存在著一致的和不變的聯系；(2)所有的技術都是進步的。在艾爾斯看來，“技術”與“工具”這兩個詞的差別只是在使用上的差別。“工具”這個詞是作為一個抽象的哲學范疇來使用，而“技術”則帶有更多的實踐的意義。認為技術在經濟生活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思維方式就被艾爾斯稱之為“工具主義”。在艾爾斯的著作中，他是把“工具”與“技術”作為同義詞來使用的。

這樣，在艾爾斯對經濟行為模式的二分法中，哲學意義上的“工具”就與“儀式”相對應，描述現實的“技術”就與“制度”相對應。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儀式行為體系是反技術行為的，技術的特征是發展的，而儀式功能的特征是靜態的、抵觸并約束變革的”（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174。）。二者之間構成了一對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它們是社會過程的本質特征，因此社會和經濟過程就始終處于沖突之中。

在技術行為和儀式行為兩股力量的沖突中，“技術方面的技藝(art)和工藝(craft)的持續發展，同時儀式方面的既得利益的減退，就是進步”（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31。）。進步也就是技術行為對儀式行為的克服和替代。在這個過程中，艾爾斯顯然是相信技術發展能夠克服制度的阻力，他對技術的堅定信念是基于他發展起來的一個技術進步理論。

艾爾斯認為，科學進步和技術變革取決于工具的使用，這里的工具包括了規則、器具、工序和科學方法。新技術是先前存在的物質設備和思想相結合的產物。新技術的產生和技術變革是由技術的內部動力所推動，但同時也有它的歷史必然性。技術的內部動力也就是工具的自發進步特征。艾爾斯認為雖然所有的技術組合都與人的智力有關，但組合使用是工具固有的特征。人類知識和技藝的積累最終要反映在工具這個符號上，但工具并不僅僅是人類知識和技藝的反映。因為新工具一旦誕生，它就會有組合的要求，這種組合的可能性要遠遠大于任何個人知識和技藝的組合的可能性。正是工具的組合要求才產生了更多的或者爆發式的發明。工具的組合就是進步，從而自發的工具組合導致了自發的技術進步。

由于工具的組合原理，技術發展的速度可以比現存物質設備和思想發展的速度更快，但技術的發展速度也取決于制度因素。這就是艾爾斯的技術進步理論中的歷史分析。他以工業革命為例，說明技術進步有它的歷史必然性。他對工業革命的分析與后來的新古典制度主義的分析大相徑庭。他認為工業革命之所以在西歐發生，是因為西歐既繼承了地中海文明，同時相對于地中海地區而言又是邊緣地區，邊緣地區的特征是受傳統制度的約束更小。也就是說，在邊緣地區，儀式行為對工具行為的抑制力要小得多。貿易的發展固然也推動了技術進步，但貿易發展的結果恰好是產生了更多的邊緣地區。這樣，工業革命就必然要在工具行為最容易克服儀式行為的地方發生。另一方面，艾爾斯也強調了工業革命的歷史繼承性，他認為工業革命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積累的產物。

這樣，在結合了工具的自發組合特征和技術進步的歷史分析之后，艾爾斯堅信技術行為或工具行為必將克服制度行為或儀式行為的阻力，最終實現制度調整。技術也就是實現制度調整的最關鍵力量。技術行為對儀式行為的克服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這一方面是因為制度或儀式行為永遠在不斷地形成，而它又永遠是過去經驗的產物，永遠滯后于技術進步，因此技術要持續地克服制度的阻力。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也具有持續性特征。艾爾斯所闡述的技術連續性是與生命連續性相聯系的。生命過程就是一個實踐與認知(doingandknowing)的過程，這是一個連續的、積累的和發展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基礎是工具的使用。“文明的連續性就是工具的連續性”，而文明的連續性當然也就是生命的連續性。工具之所以具有連續性，是因為它是客觀存在，技藝和知識不會因為個人的死亡而消失，它們根植于文化中。知識和技藝又因為人類維持生命過程的需要而不斷積累，因此技術必然具有連續性。這樣，要保證和促進人類生命過程或文明的連續性，就必須保證與促進工具或技術的連續性。這就引出了艾爾斯的價值理論—價值的衡量標準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術過程的連續性。

5.價值及其構成

文化或經濟系統由技術體系和儀式體系構成，前者促進生命過程的連續性，后者阻斷這種連續性。儀式體系也會產生價值，但所產生的是錯誤的價值。這樣，艾爾斯價值理論中的主要問題就是“從錯誤的價值中將真實價值鑒別、區分和解脫出來”（注：Rutherford,1981,ClarenceAvresandtheInstrumentalTheoryofValu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XV(3),Sep.,657-73,p.660。），從而明確靠什么來維持和促進生命過程以及經濟過程的連續性。這樣，經濟學就必須是關于價值的科學，必須對價值作出判斷。

那么什么是價值？“價值是連續性的同義詞，連續性是技術連續性的同義詞。從字面上來看，價值就意味著連續性，這是它唯一的含義”（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艾爾斯同時又將“真實”(truth)這個詞與連續性等同起來，而“連續性的基本條件是工具(instruments)和器具(tools)—即技術”（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1。）。這樣，有價值的、或者真實的東西就是能維持技術連續性從而生命連續性的東西，又由于儀式行為阻礙著技術行為，所以有價值的東西也就是能消除或減少儀式行為的東西。

明確了價值的含義，價值判斷的標準也就產生了：“每一個經濟中的判斷標準都是‘保持機器運轉’(keepingthemachinesurnning)”。通過這個判斷標準，艾爾斯還將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統一在一起，“說到價值的時候，說的就是所有單個行為—選擇、偏好、決定或判斷—與整個生命過程的關系”（注：Ayres,1944,TheTheoryofEconomicProgress:AStudyoftheFundamentalso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OriginallyPublishedby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reprintedbyMichigan:NewIssuesPress,WestemMichiganUniversity,1978,p.225。）。所有個體行為的好壞就由是否有利于生命過程的持續來判斷。

價值就是有利于生命和技術的連續性，但這樣來表述的價值顯得過于抽象和空調。艾爾斯進一步明確了技術過程所包含的所有真實價值的內容，那就是自由(freedom)、平等(equality)、安全(security)、豐裕(abundance)、優秀(excellence)和民主(democracy)。

自由是技術過程的結果，同時又是技術過程的一個方面和一個條件。艾爾斯認為要實現真正的自由就必須要實現如下一些自由：“政府的自由，以及所有的組織手段擺脫身份地位的專制；操作的自由；建設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創造的自由”。平等就是沒有人為的和獨斷的障礙，但并不意味著沒有差異。不平等就意味著那些不考慮工具效率的歧視。平等與技術過程的關系是，技術過程對每一個人都是相同的，“只有在所有人都自由和平等的條件下他們的工作才會持續和向前”。安全來自于工具的使用及其有效的組織，對人類安全的最大威脅是疾病、饑餓和戰爭，技術進步是消除前兩個威脅的最好方式，而戰爭是典型的儀式活動，工具活動將克服儀式活動。豐裕是工具使用的直接結果，豐裕取決于技術進步而不是取決于節約或者儲蓄。并不是稀少就意味著優秀或者卓越，真正的優秀是超越過去的觀念，技術進步的成果就是優秀的。民主并不是多數同意這種規則，而是一個過程，也就是擺脫偏見和無知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社會的“大多數”。價值的以上6個構成部分在技術過程中相互聯系、互為條件，同時也與技術過程的持續性互為條件。實現了這些價值，人們也就進入了工業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也就是對真實價值的概括。

6.真實價值的實現：艾爾斯的政策建議

在艾爾斯的理論中，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幾乎就是同義詞。他歸納了經濟發展過程的四個原則：經濟發展是不可抑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技術變革與制度阻力成反比；經濟發展就是人力資本的創造；在經濟發展中，技術過程所形成的價值是普遍的價值。只要保證了技術過程的連續性，也就保證了經濟發展的持續性。要實現經濟發展，就要從政策上采取一些消除或減少儀式行為的措施。

艾爾斯首先論證了經濟計劃的必要性。艾爾斯并不認為價格是理性決策的唯一依據，現代經濟體系的復雜性產生了對經濟計劃的要求。由于現代經濟系統中儀式體系支配著技術體系，而計劃又是“技術進步的一種表現”，所以經濟計劃既是經濟系統的現實要求，又是克服儀式體系的阻力的要求。

艾爾斯在1938年的《經濟秩序問題》(TheProblemofEconomicOrder,NewYork:FarrarandRinehart,Inc.)一書中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蕭條進行了思考。他認為美國經濟衰退的原因主要在于消費不足，而消費不足的原因又是由于在繁榮階段，人們的收入以不同比例增加，高收入集團的收入增加要大于低收入集團；結果是高收入集團的儲蓄大于與經濟增長率相適應的投資需要，使得生產和消費不相適應，前者大于后者，蕭條因此而發生。從根源上來說，消費不足從而蕭條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因此要解決消費不足問題就要從收入分配政策上入手。

艾爾斯提出了兩個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政策措施。第一個措施是1938年提出的社會保障計劃，但他后來認識到這一計劃并不令人滿意，因為失業者不是一個穩定的群體，從而不會穩定地接受再分配的收入。1952年，艾爾斯提出了最低收入保障計劃，即為所有人提供一個基本收入。他認為這是制度主義者在實踐方面最重要的貢獻。第二個措施是同樣在1952年提出的負所得稅計劃。這個建議的提出比弗里德曼的相同建議要早得多。

艾爾斯的收入再分配計劃只是對個人收入進行再分配，而不是私人財富的再分配。財富的再分配需要整個社會制度結構的大變動，他并不提倡這種變動。可見，艾爾斯并不主張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性變革。他也沒有預測資本主義的結局，對他而言，資本主義發展的下一個階段是不確定的，這也是他所堅持的凡伯倫進化觀的邏輯結果。

三、艾爾斯對制度主義的貢獻

艾爾斯工具價值理論的提出標志著制度主義中的凡伯倫—艾爾斯傳統的形成。正是有了艾爾斯的貢獻，凡伯倫傳統的分析方法才得以延續，并在20世紀60年代后得以復興。

盡管艾爾斯的哲學基礎存在缺陷，但不可否認的是他使作為一個學派的制度主義具備了一種單一的、成體系的哲學基礎，這是他對制度主義的最突出的貢獻。在凡伯倫的理論中，他的方法論是多元的，實用主義只是他的方法之一，這使得凡伯倫的理論更象一個融合了眾家之長的大雜燴。制度主義要成為一個學術派別，鮮明的哲學基礎是一個必備條件。艾爾斯為制度主義提供了這個條件。就實用主義哲學而言，凡伯倫所運用的實用主義方法主要是皮爾斯和詹姆斯等人的不成熟的理論。凡伯倫的實用主義哲學基礎并不牢固。與凡伯倫不同，艾爾斯在他那個時代已經可以吸收在杜威和其他實用主義者手中成型的實用主義哲學。他將成熟的實用主義確立為制度主義的唯一哲學基礎，使得制度主義可以以一種鮮明的世界觀來批判信奉自由市場機制的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維護這個社會的經濟學理論，制度主義因此而具備了一個學術派別的基本特征。

在澄清了制度主義的哲學基礎之后，艾爾斯可以順理成章地將技術過程視為實用主義的制度主義思維方式中的核心。實用主義哲學中已經包含了工具、進化、過程等元素，而其中工具主義又是其核心。實用主義方法使制度主義者自然地將經濟視為一個進化過程，在其中，技術過程起到了支配性作用，技術過程使經濟朝向一個理性的、以科學為基本價值的豐裕世界。這種思維方式、尤其是對技術過程的強調，使得艾爾斯和其他的制度主義者將經濟學看作一種服務于人類的功能性科學。

價值理論是艾爾斯對制度主義的又一貢獻，盡管他的價值理論同樣是一個有缺陷的理論。艾爾斯的貢獻在于把經濟學還原為價值導向的科學。艾爾斯的價值導向的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是由被文化所決定的價值引導的。這種價值理論明確了價值不是個體意義上的價值，而是社會價值。從凡伯倫開始，價值問題就是他所倡導的制度主義思維方式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因為凡伯倫的理論關注的是社會進步，在社會進步過程中，總要面臨“好”和“壞”的評判，技術為什么是好的，制度為什么是壞的？這些問題都涉及到價值判斷。那么價值判斷的標準是什么？或者說價值本身的含義是什么？這是凡伯倫沒有明確回答的問題。艾爾斯明確了價值的技術含義。艾爾斯的這一工作使他和后來的制度主義者可以從社會已形成的諸多價值中找出“真正的價值”。艾爾斯在確立了制度主義唯一的哲學基礎之后，又確立了制度主義唯一的價值判斷標準，使制度主義作為一個學派的特征更為明顯。

正因為艾爾斯在以上幾方面的貢獻，才使得始于凡伯倫的制度主義成為了一個較完善的理論體系。艾爾斯堅持凡伯倫的基本思想，同時又將這一思想加以擴展和完善，使堅持凡伯倫傳統的制度主義思維方式基本定型，從而制度主義中的凡伯倫—艾爾斯傳統得以形成。

當然，艾爾斯的理論并非一個完美的理論。他的哲學基礎、價值理論都存在諸多嚴重的問題，而且他的理論體系中還存在自相矛盾之處。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一一指出這些缺陷所在，只能由學界同仁自己來對艾爾斯的理論體系進行評判和取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