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與城市的特點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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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的種類與城市的分布

市是商品交換的場所。商業和城市手工業的發展，引起城市的繁榮和發展，“城市產業本身一經和農業分離，由于事物的性質，它的生產物自始就是商品，其售賣需要商業作媒介。在這限度內，商業依存于城市的發展，和另一方面城市發展以商業為條件，是不說自明的”。①所以要研究兩漢的商業，必須對市與城市作一般的考察。

在中國古代，“城”(或“都”、“城堡”)與“市”是兩個不同的事物與概念。城先于市。有城不一定有市，有市不一定有城。城中不一定有市，市不一定在城中。在家庭、私有制和商品交換產生之后，由于城堡是居民集中點，由于城堡一般是在交通要道的地方，集中了某些手工業生產，居住著地方行政長官與豪富貴族，又有城堡的保護，自然地成為交換的集中地點。城與市合一，產生城市。兩漢城已都有市。在漢代，除了城市以外，還有一種“軍市”。它是為了適應駐軍場所士兵交換而設立的。軍市設在軍隊駐扎的固定地點或軍事堡壘中，由軍隊系統管理，但也準許一般商人和百姓交易。此外，在農村交通要地(如渡口、驛站等)形成一些商品交換的集中場所，一般名之曰“市”、“會市”。由于商業的發展，它們后來有的發展成為城市。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鄉村變為城市”的過程。②在上述三種市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城市，特別是那些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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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10頁。

②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3頁。

漢代的城規模一般都不大。首都、諸侯都城、大郡城的城周較大(如長安城周約25公里，洛陽14公里)，其他城周在5公里左右(成都5公里，河南縣城5公里，臨邛縣城2．5公里)，實際上只是一個防御性質的軍事碉堡。市的規模，就空間言，比城更小。因它只是在城內或城外劃定專為商業交易地區。故王充說：“人之游也，必欲人都，都多奇觀也；人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①在商業發達的大都城中，往往有幾個市區(長安城中有柳市、酒市等九市，洛陽城中有金市、馬市、東市、小市、洛陽縣市等數市，南陽是“連城數市”)。市中又有隧、肆、店、列等區別，它們都是商人出賣商品的地方。

漢政府對市區進行嚴格的管理，設有市長、市椽、市丞、市吏、市嗇夫等大小官吏，并擁有市卒。②他們管理市中的交易，征收商稅，維持秩序，解決交易過程中的糾紛，并監督商人的行動。市中交易有嚴格的時間規定。有的市只是“會市”，規定在一月之中有幾次交易。有的市有經常的交易，但每天進行交易的時間是有限制的。③這表明商業的發達仍是很有限的。

關于城市的分布的概況，可以從西漢的首都長安講起。西漢時，長安是全國政治和交通的中心，最大和最繁華的城市。長安北上通北地、上郡，東北自臨晉渡黃河人并州，并州的安邑、上黨、太原是二等大都市。自長安向東，是經濟最發達的關東地區，城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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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充：《論衡》卷一三《別通》篇。

②《史記》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卷A---《田單傳》。《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卷七六《尹翁歸傳》；卷八六《何武傳》。《后漢書》第二八《百官志》；卷四五《張酺傳》；卷七七《樊嘩傳》；卷八二《費長房傳》等．

③市中交易有時間限制。張衡：《西京賦》：“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旗亭就是市樓(見李善注及《三輔黃圖》卷二)，是掌握交易時間的。如洛陽的旗亭，“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洛陽伽藍記》卷二)。大約是撞鐘開市(所謂“九市開場”或“廛閘落地”)，擊鼓罷市。因此才會有“曰三市”或“日四市”的記載。

多。洛陽是其交通、政治與商業的中心(東漢時上升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洛陽東向，河內的溫與軹，潁川的陽翟，陳留的襄邑，梁的睢陽，濟陰的定陶，都是工商業大都市。再向東北到臨淄。臨淄北通燕、趙，南走淮、泗，是勃海魚鹽生產販運的集中地，也是全國的絲織業中心之一，從而成為泰山以北最大的交通中心與商業城市。從臨淄渡河北上，邯鄲，涿縣與薊的商業都相當繁榮。西經井陘人并州，北與遼東、朝鮮及塞外諸民族相交易，貿易頻繁，上谷是其中心。自洛陽向東南，是經濟不夠發展的地區。經壽春、合肥、廣陵，通長江以南的是吳縣與會稽，都是有名的都會。其中的壽春是江淮地區的交通中心與商品集散地，長江流域的第一大商埠。洛陽往南通南陽(宛)。東漢時，南陽彼稱為南都，是全國大都會之一。南陽以南是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城市很少。南陽往南到江夏與江陵。自江陵南下長沙、桂陽而至番禺。番禺是南海貿易的中心。自長安往西經隴坡至天水，西北經皋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而通西域，這是漢與西域貿易之道。沿途的這些城市是在境外貿易中發展起來的。姑臧是其中心。自長安南經褒斜、子午諸道至漢中。再西南經劍閣達成都。蜀中物產豐富，成都是其最大的城市。附近的．臨邛是個以產鐵銅聞名全國的工商業城市。

從上面簡單的敘述中可以看出：①這些大城市是構成全國交通網與販運商業網的樞紐。這個網稀而不密，廣而不勻，尚未形成有機的不可分的聯系。它們各自獨立，缺乏彼此間經濟上的分工與聯系。②由于漢帝國是統一的大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城市的發展與分布也很不平衡。上面的敘述表明，絕大多數城市在長江以北，集中在黃河中下流的長安、南陽、臨淄所構成的三角地帶里。根據《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及《漢書>>卷二八《地理志》所列出的著名都會，按照今天的行政區劃，其分布狀況如下：河南省七，陜西、河北、山東、山西、安徽各二，江蘇、湖北、廣東、四川各一，其他各省尚無所聞。特別是燕薊以北，長江以南，經濟落后，人民生活“不待賈而足”，城市發展不起來。甚至城堡也很少。故淮南王安說：“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之間，篁竹之中”。①城市的分布不平衡，反映商業發達只限于中原地區而已。

二、幾個典型城市的情況

(一)長安

為了深入了解漢代城市的具體情況，需要選擇幾個具有典型性質的城市作些解剖。

西漢時，長安是最大的城市。它處于關中之中。漢以前，關中的農業生產發達，“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以富饒”。②秦和西漢皆以關中為根本。秦統一中國之后和漢建國之后，都大徙豪富以實關中。故長安不僅通過賦稅、貢獻等途徑，集中了全國死的財富，而且也把活的富人強迫集中在它的周圍。關中成為全國最富裕的地區。長安交通方便，商業發達。西漢帝國以長安為首都，許多行政費用在此地開支。長安是皇室、貴族、大官、富人集中之地，是奢侈浪費的大本營，也就成為全國販運貿易的中心。《漢書》卷二八《地理志》：“又郡國幅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羞不相及”。西域商人多至此貿易。長安又是對外貿易的中心。故“秦地(這里所指秦地，包括蜀漢雍梁在內)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十三，然量其富居十六”。③這個地區的人均收入最高。長安就是在這些條件下繁榮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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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書》卷六四《嚴助傳》。

②《漢書》卷二八《地理志》。

③同上。

長安城的規模是全國最大的。它占地973頃，有“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街道整齊，“門巷修直”，“廛里端直，屋瓦齊平”。“衢路平正，可以并列車軌”，①交通方便。城中人口在30萬以上。②

長安城中最繁榮的是幾個商業區。“廟記云：長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③市中的繁榮狀況在文人的筆下有過很好的描述。班固在《西都賦》中寫道：“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云相連”。張衡《西京賦》：“爾乃廓開九市，通闌帶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看來市場中各種商品齊全，購買很方便。下面的一件事情證明了這一點。原涉在赴宴途中，得知一友人的母親死了，貧困無法收殮。涉“對賓客嘆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愿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④幾乎只一席之久，買到所需的全部物品。真是做到“求者不匱”了。

在“鬻者兼贏”的商業引誘下，一些富裕者和部分農民從事工商業。“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⑤其中出現了大量的富商和高利貸者。他們握有大批的財富。如無鹽氏、焦氏、賈氏、田甲魚，以及“關中富商大賈，大氐盡諸田(田墻、田蘭)。韋家栗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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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輔黃圖》；張衡：《西京賦》。

②《漢書》卷二八《地理志》記元始：二年(公元2年)長安80800戶，246200人。但沒有包括皇宮、宗室及其大量奴仆與大批軍隊在內。

③佚名：《三輔黃圖》，畢沅校本。此書記載秦漢時三輔地區的城池、宮觀、陵廟等，以漢之長安為主，間涉及周代舊跡。

④《漢書》卷九二《原涉傳》。

⑤《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陵杜氏亦巨萬”。王莽時，“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一一王君房，豉一一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余皆巨萬矣”。①由于長安的繁榮和統治階級的腐朽生活，使人們視之為樂土，而心向往之。“關東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肉味美，對屠門而嚼”。②東漢以后，由于經濟與政治情況的變化，主要是失去首都的地位，長安迅速衰落而遠不如洛陽了。

(二)洛陽

洛陽在中原之中。陸路水路四通八達。戰國時已是中原最大的商埠。③西漢時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司馬遷說：“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商人如師史，“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漢書·貨殖傳》無此四字)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④其他大商人也很多，如成帝、哀帝、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十千萬。⑤一一及至東漢，洛陽變成了全國政治交通的中心，財富、貴族及大商人亦隨之集中于此。統治者的日益奢侈浪費，是洛陽商業繁榮最重要的原因。⑥另一方面，關東地區的經濟獲得迅速發展，洛陽的商業也就日益繁榮。王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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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書》卷九一《貨殖傳》。參見卷九0《田延年傳》；卷五九《張湯傳》。

②桓潭：《新論》。

③關于戰國時洛陽的繁榮，張儀說：“三川之周室，天市之市朝也”(《戰國策·秦策一》)。蘇秦懷著羨慕之心情說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呼”(《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

④《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⑤《漢書》卷九一《貨殖傳》。

⑥關于洛陽豪華奢侈狀況的材料不勝枚舉．王符的指責，已可見其一般。“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致綺彀，冰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碡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獐麂履舄，文組彩褋，驕奢僭主，轉相夸詫箕子所晞，今在仆妾富家娶嫁，車耕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見《潛夫論·“浮侈”第十二》)。

‘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冶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西方是極。今察洛陽，浮末者汁于農夫，虛偽游手者什于浮末”。①文人筆下的洛陽是：“分畫經緯，開正涂軌，序立廟祧，面朝后市。嘆息起氛霧，奮袂生風雨”②洛陽人口當在二十萬到三十萬之間。但是，若與西漢時的長安相比較，則洛陽的商業就遠為遜色了。

(三)南陽

南陽是兩漢五大都市之一。東漢時號曰南都。其地灌溉便利，農業生產發達。戰國時，這里以冶鐵與兵器聞名全國。“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于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③宛孔氏是被遷者之一。“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④該地礦產很多：“銅錫訟鍇(注：九江謂鐵為鍇)，赭堊流黃，綠碧紫英……”。⑤南陽成為全國最有名的冶鐵中心。孔僅成為武帝時全國最大的冶鐵商人。這里的冶鐵技術最先進，東漢杜詩在此地用水排鼓鑄，“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⑥其他工業也發達．故漢政府在此既設鐵官，又設工官。南陽交通方便，商業相當繁榮。司馬遷說：“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⑦大商人很多。西漢前期有孔氏。后期的李通“世以貨殖著姓”；張汎，“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通皇室，有宗族賓客二百余人。宛城人口當在二十萬人以上。⑧東漢時,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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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符：《潛夫論．“浮侈”第十二》。

②傅毅：《洛都賦》，載《全后漢文》卷四三。

③《漢書》卷二八《地理志》。

④《漢書》卷九一《貨殖傳》。

⑤張衡：《南都賦》。

⑥《后漢書》卷三一《杜詩傳》。

⑦《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⑧《新序》卷一0《善謀》下：“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市，人民眾，蓄積多”。《漢書》卷二八《地理志》：“宛，戶四萬七千五百四十七”。

與洛相比，①是全國第二位的繁榮城市。

(四)成都

秦惠王滅蜀(公元前316年)以后，蜀地經濟迅速發展。至秦孝公時，李冰為蜀太守，興水利，為都江堰，結果是“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所以“綿(竹縣)與雒(縣)，各出稻稼，畝收三十斛(疑有誤)，有至十五斛”。②四川冶鐵、井鹽、絲織等工業發達，臨邛的冶鐵，賈滇蜀之民。用火井煮鹽，以至豪民“家有鹽泉之井”。紡織業更是“復衣天下”。蜀布蜀錦、金銀釦器等物遠銷國外。對西南各邊地民族的貿易，給商人帶來巨大的利潤，也給工農業帶來大量奴隸勞動力一一所謂“滇僰僮”。四川的貨殖家，(如卓氏、程鄭等人)靠利用這些“滇僰僮”而“殷富”。成都是對西南各族貿易的中心。

成都的商業區域在少城。③少城的商業很繁榮。左思說：“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棺服靚妝。賈貿墆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于八方。布有橦華，面有桄榔。邛杖傳節于大夏之邑，藥醬流味于番禺之鄉。輿輦雜沓，冠帶混并。累轂疊跡，叛衍相傾。喧華鼎沸，則嚨咱宇宙；囂塵張天，則埃蓋曜靈”。商業的發展引起手工業生產的發達。“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金所過”。④因此，富商大賈很多。“富先有程鄭、郄公，后有郭子平，奢豪楊伯侯兄弟”。⑤另有卓氏，羅褒等家。他們握有很大的經濟與社會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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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詩中有“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郁郁，冠帶自相索……”。

②《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③《華陽國志》卷三《蜀志》：“成都縣本治赤里街，(張)若徙置少城、內城，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井長丞，修整里阓，市張列肆，與咸陽(秦的都城)同制”。

④左思：《蜀都賦》。

⑤《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力。左思說他們是：“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鈲摫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則百兩”。①工商業的發達，引起人口集中。成都一縣有七六二五六戶，約有三十五萬以上的人口。成都的繁榮具有很大的引誘能力，官吏在死時還嘆息：“忝官益土，恨不見成都市”。②成都的盛況可想而知了。

(五)臨邛

臨邛是因工商業的發達而發展起來的典型城市。公元前3l。年，張儀與張若建“臨邛城，周迴六里”時，它還是一個防御西南邊地民族的軍事堡壘。至秦統一全國，遷卓氏、程鄭至此后，鐵冶業大盛。他們各用僮八百人(或說千人)，“即鐵山鼓鑄，運籌算，賈滇蜀民”，“富擬人君”。漢文帝至武帝時，冶銅與鑄鐵業又興盛起來。《華陽國志》：臨邛縣，“有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鋼，因置鐵官。有鐵祖祠廟。漢文帝時。以銅鐵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匹。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及至西漢中葉，利用火井煮鹽的生產事業興起。同書又記：“時宣帝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又穿臨邛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官”。臨邛縣是因奴隸制的冶鐵、冶銅、鑄錢、煮鹽等工業及對西南邊地民族的貿易而發展起來的城市。它的興起主要是因生產的發展。

(六)臨淄

臨淄是早期商業城市之一。戰國時，齊地工商業發達。“通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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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思：《蜀都賦》。

②《華陽國志》卷三《蜀志》：“武帝初．欲開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使者唐蒙將南人，以道不通，執令將斬之。令嘆曰；‘忝官益土，恨不見成都市’。”

鹽之利”，“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①農業生產有優越的條件：“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②戰國時，“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蹹蹣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③及至漢代，絲織業進一步發展，政府在此設有三服官。絲織業成為普遍化的手工業，以至“齊郡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臨淄的鐵工業發達，政府在此設有鐵官。大商人很多。刁間用“奴虜”和“桀黠奴”逐魚鹽商賈之利而致富。后來的姓偉，訾亦五千萬。臨淄人口多。戰國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固以二十一萬矣”。④及至漢初，人口十萬戶，巨于長安(到西漢末才八萬戶)市租達千金，是工商業繁盛的最好說明。⑤可見，臨淄是一個鹽鐵業與絲織業的生產中心和販運中心。轉三、城市的類型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從上述幾個城市的事實中，可以看出漢代城市的類型及其形成、發展的原因：

第一，一些城市的發達，主要是因為它們是帝國的政治中心或統治據點(如全國的首都，諸侯的都城，郡治與縣治的所在地)。它們既是帝國統治網的據點(網結)，又是全國販運商業網的據點(網結)。一方面，國家為了便于發揮其行政效率，必須將其行政機關設置在經濟發達、交通方便、人口集中和能夠供給統治者以生活品、奢侈品的地方。另一方面，行政機關之設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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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書》卷二八《地理志》。

②《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傳》。

③《戰國策·齊策》。

④同上。

⑤《汊書》卷三八《高五王傳》：“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于長安”。

會促進該地交通的便利和人口的集中；同時，政府的行政開支和統治者的生活需求，會促進商業的發展。西漢的長安與東漢的洛陽就是這類城市的典型。當它們成為全國政治中心之后，也就隨之成為全國的財富中心與交通中心；它們集中了眾多的大奢侈浪費者(皇室、貴族、大官僚、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等大奴隸主)，消耗著來自全國的財富及物產中最精華的部分。它們因此成為奢侈品的消費中心，販運貿易的中心。政治中心的條件制約著其他條件。當它們失去政治中心的條件以后，隨之就失去它們為交通中心、商業中心的地位。長安在東漢時顯著衰落的原因就在此。①這種城市在全國城市中占著多數。因此可以說，它們形成與發展的原因代表漢代城市發展的一般。在亞細亞，城市的繁盛或存在，完全是政府的地方性支出生起的”。②

第二，一些城市的興起，主要是因為境外貿易的發展。如臭蘭、武威、張掖、敦煌、姑臧、櫟邑、上谷、番禺等城市。它們多在邊地。一般地說，本身沒有發達的手工業商品生產，周圍的農村的生產和商業也不發達。如番禺所在的南方，其經濟是“火耕水耨”和“不待商賈而足”。上谷所在的代、種二郡，其人民“不事農商”。③姑臧所在的河西亦如此。它們是孤獨地矗立在自給的和生產落后的農村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指出：“在這里(引者按：指在亞細亞各民族中)，真正的城市只是在那特別適宜于對外貿易的地方，才與這些農村并列地形成起來；或者是在那國家首長及其地方長官以自己收入(剩余產物)換取勞動，消費這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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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安在西漢末年有80800戶。東漢時，京兆尹所轄的10個縣市(長安是其中之一)共53299戶。三輔地區在西漢是647180戶，2436360人；到東漢時，只有107741戶，523880人．戶數減少六分之五。故崔寔說三輔地區“土廣人稀”(崔寔：《政論》，《全后漢文》卷四六)。②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三卷，三聯書店1951年版，第448頁，引瓊斯語

③《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傳》。

為勞動基金的收入的地方形成起來”。①

第三，一些城市的發展，主要是因為地區的適中和交通的方便，成為交通的中心，從而成為販運貿易的交叉點，奢侈品的集散地。中山、邯鄲等城市即如此。“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于路，諸侯交于道”。②因此，“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③邯鄲雖有鐵冶業，但它的發達，主要是因為“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④桑弘羊總結全國城市的情況說：“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湊(或作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萬(或作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⑤這種城市大多數不是以生產發展為基礎的。

最后，一些城市的繁榮，主要是因為工農業生產的發達，特別是因奴隸制商品生產的發達，引起商業及交通的發達。一般地說，兩漢的城市與較發達的工農業生產相聯系，但主要是因生產的發達而發展起來的城市，則只有南陽、臨淄、臨邛等少數城市。這類城市的特點是：有某些優越的自然條件(如近海、有礦山、火井等)；存在著發達的大奴隸制商品生產；商人們的勢力很大。它們的興衰與商品生產興衰的關系表現得最為明顯。

四、漢代城市的特點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發現漢代城市發展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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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頁。

②《鹽鐵論》·通有第三》。

③《說苑》卷一三《權謀》。

④《漢書》卷二八《地理志》。

⑤《鹽鐵論·力耕第二》。

(一)漢代有各種性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城市的興起有著不同的主要原因(這里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僅僅是就主要原因來說，各城市是不相同的，因為幾乎每個城市都同時具備上述四個原因或條件)，從而有著不同的性質。其中，主要是因政治中心和地方性行政開支而發展起來的城市占大多數．從這種狀況來說，漢代的城市是政治性的城市，消費性的城市，商業性的城市。馬克思認為：“亞細亞的歷史，這是一種城市和鄉村不分的統一(在這里，大城市只能看作王公的營壘，看作在經濟制度上一種真正的贅疣)”。①中國的城市，在魏晉至唐初的實物經濟條件下，雖不如漢代的繁榮，但也未完全衰落下去，主要的原因就在此。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國古代的城市，不僅是經濟上掠奪農村的據點，同時也是中央專制政府統治全國(主要是統治農村)的據點。這使城鄉間的對立特別尖銳。這一特點決定了擁有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力量的中央專制政權對城市的直接控制，對工商業的直接干涉。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有城市居民、商人和手工業者的自治組織或自治的城市，以及城市的民主等等。城市居民沒有區別于農民的某些特權，更沒有防止農民流入城市轉變為手工業者的嚴格限制。其結果是“鄉村關系滲進城市”②。政府的直接控制和農民的流入城市，阻礙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激化城市內部的階級斗爭，并使商人對統治者的斗爭，具有各種特殊的形式。

城市是漢帝國統治體系中的環節(據點)，這個特點的形成，首先是由于中國的城市大多數是王公們的城堡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城堡最初都是軍事和政治統治的中心。城市商業是因行政(包括軍費)開支及統治者的奢侈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從一開始便是行政的附屬物。在城市以外的農村，仍然是由農業與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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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5頁。

業緊密結合的自給體所組成的，沒有發展商業的廣闊場所，從而城市幾乎是“與這些農村并列地形成起來”，①即城市不是農村農業和手工業分工得到充分發展和商業發展的結果，城鄉之間并不是工業與農業分工的關系。在經濟上城市不從屬于農村，農村也不依賴于城市。城市尚未完全脫離農業，城鄉分工很不充分。所以馬克思又指出：“亞細亞的歷史，這是一種城市和鄉村不分的統一”。②

這個特點形成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在秦漢時形成中央專制的統一國家。在經濟與交通落后的狀況下，要統治這樣大的一個國家，只能首先控制某些統治據點，依靠這些據點來統治全國。這也說明中國古代城市在中央專制政體及統一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有較發達的生產和商業。漢代的城市雖然首先是政治據點，但一般的都是與工農業生產的發展相聯系的。某些城市主要是因工農業生產、特別是工業中的商品生產發展的結果。構成城市物質基礎的主要特點，使城市與農村相區別的，是手工業的發達。城市是一種生產力的載體。城市代表一定的社會生產力。它不完全是消費性的。這就是說，它雖帶有馬克思等西方學者指出的古代亞細亞城市的一些特征，但它還有其他許多屬性和特點。漢代城市中的商業超越于生產的發展。與近代的城市相比較，它是商業性的城市。漢代城市的發展是與社會生產和商業的發展相一致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城市的地區分布來看，在生產和商業發達的地區，城市的數量多，規模大，城市經濟比較繁榮。由于漢帝國是個大國，各地區的商業和生產發展不平衡，城市的分布因此也很不平衡。一是從城市發展過程來看，生產和商業發展的時期是城市發展的時期。反之亦然。社會生產及商業的變化決定著城市經濟的興衰。這是兩漢城市發展的歷史所證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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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馬克思：《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頁。

②同上書，第15頁。

(三)在城市生產和經濟結構的方面，漢代城市尚未完全脫離農業。這是城鄉分工發展不夠充分的表現。這個特點的形成，是由中國城市產生的特點和漢代社會分工發展水平所決定的。中國早期的城市是在部落或國家的防御堡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保壘中原來居住的是農業和畜牧業生產者，他們兼營手工業，后來逐漸地分離出工商業。社會分工愈擴展，城堡中的工商業愈發達，自耕小農日益分化，日益多的農民從事那有利的、易于謀生的工商業。于是城市中經營農業生產的日益少，經營工商業的日益多。這一發展過程是社會分工發展的過程，也是中國古代城鄉分工發展的過程，也是中國城市產生的道路與過程。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它在兩漢時期仍未完成。故漢代城市中尚有眾多的農業經營者。在漢代文獻上，可以看到“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長安城中“農服先疇之畝”，洛陽城中“末業什于農業”，以及農民每遇荒年則“離其城廓”①等等記載。這些記載為近年的考古發現所證實。

1954年春到1955年，洛陽西郊漢河南縣城的發掘，初步揭開了漢代中原地區城市狀況及人民生活的部分面貌。這個縣城所在的地區，從新石器時代起就有人居住，周初在此建過王城。所以這個縣城的狀況具有典型性。在漢代，由于它處于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又臨近繁榮的洛陽，交通便利，商業相當發達。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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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荒年農民離其城廓的記載很多。如《漢書》卷六四《賈捐之傳》；卷七二《鮑宣傳》；卷八四《翟子進傳》；卷九九《王莽傳》。

許多陶器破片上印有“河市”二字。①從每一個城市的普通居住者的房屋中都發現有五銖、貨泉等貨幣。其中的一個圓囷，存放小五銖錢3000枚之多。這些證明居民與市場存在著密切聯系。從出土大批鐵器和好幾個地方出現數十斤的鐵渣來看，城里存在冶鐵和制鐵的場所，手工業比較發達。但是，從居民居住遺跡來看，這些普通的城市居民卻都是農民。在他們的房基及倉困中，存放著鐵犁、鐵鋤、鐵鏟、鐵鐮等農具。在他們的房基附近有用于灌溉的水井及水道。他們有放置谷物的、作為房屋重要組成部分的倉與困；有石磨、石杵等谷物加工工具，有從事手工業的鐵刀、鐵鋸、鐵斧、鐵錘、陶紡輪等手工工具。②這不僅證明城市中普遍存在農業，而且證明城市中的農民家庭也是農業與手工業密切結合的自給經濟。這一切正是社會分工和城鄉分工不夠充分的標志。

(四)城市中集中了大量人口。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且不說兩漢的首都，而以南陽、成都和臨淄為例。根據《漢書》卷二八《地理志》的記載：蜀郡15縣，共268279戶，1245929人。其中成都縣有76256戶，占蜀郡15縣總戶數的28％，其余14縣平均每縣只占5％。宛有47547戶，占南陽郡36縣總戶數(359316戶)的13％以上，臨淄則更為突出。在戰國時，它約占齊國全國人口的1／3一l／2。西漢初年，它占齊郡12縣總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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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陶器破片上印有‘河市’二字的有15片(出自北城探溝中的13片，出自西城探溝中的2片)。其中4片印在折沿盆的口沿上，7片印在小碗的底部，3片印在盆或罐的內壁近底的地方，只有一件是印在器物的外壁上。它的作用應是表明制器的地方和窯號。《考古學報》1956年第2期。

②郭寶鈞：《洛陽西郊漢代居住遺跡》：在漢河南縣城內偏東地區發掘的四個房基及其附近的倉困中，就發現“鐵制工具有犁、鋤、鏟、刀、鋸、斧、錛、釘、錘、勾環等120件，這完全可以看出鐵器的普遍使用．城市中的居民使用此種農具，正標志著城鄉居民分工尚不顯著”。《考古通訊》1956年第1期。

(154826戶)的2／3(即10萬戶)。①其他城市亦多如此。

集中了大量的人口，與它的行政地位有關。作為行政據點，軍隊，官吏，貴族，以及他們的仆役、傭者和奴隸住在城里。城鄉的對立，即城市對農村的剝削與統治，城鄉經濟生活的巨大差別，逼迫或引誘著破產農民流亡到城市來。他們中的少數人經營著可憐的工商業，大多數人變成傭人或奴隸。這就是“野與市爭民”②的老問題在漢代的發展。其結果，使奴隸在城市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這是兩漢城市階級結構的特點之一。可見，漢代城市人口的集中與現代城市人口的集中的性質完全不相同。它不是城鄉分工和城市工業高度發展的結果，相反，正是城鄉分工和城市工業發展不夠的結果，是城鄉對立得到一定發展的結果。

(五)漢代城市和鄉村的對立已發展到相當尖銳的程度。這是因為城市不僅在經濟上掠奪農村，而且首先在政治上統治農村。

城市是中央專制政府統治全國的據點，也就是統治各地農村的基地。一切鎮壓農民的統治機構(軍隊、牢獄與法庭)都設在城市。另一方面，一切剝削機構和主要的剝削者們(皇帝，貴族，大土地所有者，商人和高利貸者等奴隸主)都集中在城市。他們通過賦稅、勞役、地租、獨占價格、商業騙術和高額利息等手段榨取農民的脂膏，積累起“資產巨萬”的財富，過著“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的奢侈生活。城市是靠掠奪農民來過活的。農民則因此終身勤勞，仍不能免于饑寒和流亡，甚至死于溝壑。對農民來說，城市就是剝削、統治與掠奪的象征，是不勞而獲和舒適生活的象征。故農民既向往城市，破產后多流人城市；同時又憎恨城市，所以奴隸農民起義時首先燒掠城市。城鄉的對立是階級對立的表現。無怪乎統治階級在廣大的內地也要修起堅厚的城墻，來對付廣大的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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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書》卷二八《地理志》及卷三八《高五王傳》所記的臨淄、成都及宛的戶口數，可能是指此3縣的戶口數，即包括城郊的戶口在內。這幾個縣的人口所以特別多．無疑是因這幾個城市繁榮的結果。

②《管子》卷一《權修第三》。

五、兩漢城市的作用

兩漢城市的性質、特點和其發展，決定了它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所起的作用。

首先，城市商業及手工業作坊的發展，促進社會分工和生產力的發展，促進工農業生產商業性質的發展，首先是城郊農業生產的商業性質。司馬遷特別指出：“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巵茜，千畝姜韭，此其人與千戶侯等”。0桑弘羊說“宅近市者家富”，②其原因也在此。恩格斯指出：在古代，社會分工的加強，“特別是由于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經濟上城市統治鄉村，如古代所有者，或是，鄉村統治城市，如中世紀所有者)之增劇而加甚”。③

其次，城市的發展促進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促進各地經濟文化生活聯系的加強。

第三，城市是中央專制的漢帝國的統治網得以建立的據點。它的發展有利于中央集權的漢帝國的統一國家的鞏固和擴大。

第四，城市是文化、科學與藝術發達的象征。在漢代，沒有城市的普遍發展和繁榮，就不能有漢代繁榮的文化。

最后，城市對農村在經濟上的掠奪，加速了農民的破產和他們轉化為奴隸、流民的過程，從而加速了農民的起義和漢帝國的崩潰。而隨著漢帝國的崩潰，中國的城市進入了一個長期(約400多年)的衰落、停滯的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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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傳》。

②《鹽鐵論·通有第三》。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955年，第1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