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消費經濟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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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孔子從春秋時代社會分配所存在的差等現象中，發現了消費的差等結構，并主張不要過分擴大這種差距；他從治國安民的高度著眼，要求當政者“節財”，但同時又提出個人消費要“使足”的原則。他肯定了人的物欲的客觀性和合理性，他本人也靠出賣知識而獲取生活資料，但又強調克制物欲的重要，倡導重精神輕物質的消費觀，從而使人的心靈得以凈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得以升華。因此，深入研究孔子的消費經濟思想，對于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消費觀，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英文摘要】WhenConfuciusfounddisparityexistinginthesoicaldistributionsystemduringtheSpringandAutumnPeriod,heprotestedthatitwasnotrighttogoonenlargingthisdisparity.Withaviewtoachievingthegoalofrunningthestatewellandgivingthepeoplepeaceandsecurity,heappealedtothestaterulerstoeconomizegoods.Meanwhile,healsoadvocatedthatindividualconsumptionbepromoted.Heregardedmen’smaterialdesiresasnaturalandreasonable.And,hehimselfmadealivingbysellingknowledge.Atthesametime,healsostressedthatitwasnecessarytocontrolone’smaterialdesires,advocatingalifeoutlookofviewingspiritabovematerialsoastopurifypeople’ssoulsandheightentheirfeelingstowardseachother.Inthissense,itisofsignificancetodofurtherresearchonconfucias’consumptioneconomicviewpoint,becauseitcanhelppeoplesetupacorrectconsumptionoutlook.

【關鍵詞】差等/精神/勞務

disparity/spirit/labourservices

【正文】

中圖分類號：B22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4074（2001）01—0034—07

孔子思想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歷萬古而常新，在我國古代，它隨著社會條件的改變而不斷發展和進步。歷史的風風雨雨，使孔子的思想逐漸滲透在我們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法、行為準則和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之中。因此，深入地對這份遺產進行研究，不僅是我國兩個文明建設的需要，而且對當代世界文化的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至今，對孔子的哲學、社會學、教育學、倫理學等思想，學者們見仁見智，多方面進行闡釋，而對孔子的消費經濟思想，則涉及較少。現就散見于古籍中的有關材料，談談個人的一點看法，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差等結構的消費觀

孔子生活的時代，是我國經濟迅猛發展，社會急劇轉型的時代。生產力的提高，物質財富的增長，體腦勞動分工的明細，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地位，貧富貴賤也相應拉大了差距。對于社會發展中所形成的這種差等結構，孔子是清醒地認識到并極力地維護其上下尊卑的差等存在的。但怎樣處理客觀現實中統治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關系，即通常所說政治層面上的君民關系，經濟層面上的貧富關系，對此孔子則有其獨特的思考。在政治上，即在君臣關系上，孔子認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個上下差等是只能恪守而不能逾越的，而在經濟上，即貧富懸殊的物質分配與消費上，孔子面對著剝削者的貪得無厭與奢侈浪費，在社會整體消費的差等結構上，提出了“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宏觀調控主張。即占有豐厚物質的在上者，要降低消費而“節財”[1]（《史記·孔子世家》），以施惠于民；物質匱乏的在下者，要滿足其生活的基本需求而“足食”[2]（《論語·顏淵》），以利于社會的再生產。

這是孔子的民本思想在分配和消費問題上的具體反映，其目的在于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民為邦本”，春秋的社會實踐證明，國人的力量直接影響到王位的繼承，人心的向背決定著國家的命運，“茍無民，何以有君”[3]（《戰國策·齊策四》）的觀念，已成為當時人們的共識。如果當政者揮霍無“度”，取之于民的賦稅徭役沒有“制”，在消費問題上不按逆向差等的原則予以制約，那“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2]（《論語·衛靈公》）的犯上作亂就會發生了。所以，孔子才敲響了“不患貧而患不均”的警鐘。但孔子所謂的“均”，不是一拉平的絕對平均主義，更不是要按原始公社的體制去進行分配和消費，而是要求人們在不同差等層面上，各安分于自己的等級名分。對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4]里闡述得最為清楚，他說：“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圣者則于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可見孔子的“均”，是針對統治者對物質財富的瘋狂占有欲而言的，以遏制統治者消費的無度性，從而排除社會的不安定因素。這就是孔子差等結構消費觀的核心與實質，在客觀上給人民帶來了一些好處，對治國者來說，也無疑是一劑苦口良藥。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里，地位高低與財富多少是成正比增長的，那么如何才能達到“損”上“補”下的目的呢？孔子首先提出了當政者要“愛人”的口號。他說：“為政在人”[2]（《中庸》第二十章，哀公問政），“古之為政，愛人為大”[2]（《禮記·哀公問》）。強調一切在“人”，一切為了“人”，只有具備了這種仁人之心，才有可能做到“節用而愛人”[2]（《論語·學而》），不傷財，不害民；也才會自覺恪守“政在節財”[1]（《史記·孔子世家》）的原則，為政廉潔，嚴于律己，切實降低消費，減少財政支出，減輕人民負擔，而達到補不足的目的。所以，孔子極力主張輕徭薄賦，他說：“度于禮，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斂從其薄。”[5]（《左傳》哀公十一年）這是從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著眼而制定的一個理想的消費框架，眼前減少的目的是為了將來的增加，節制的用意在于保證久遠的恒穩，對這種“取”“予”的辯證關系，孔子闡釋道：“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2]（《論語·顏淵》）這種民富為源，國富為流的思想，在我國封建社會里，成為志士仁人反對統治階級暴殄天物，要求減輕人民負擔的銳利思想武器。

從社會消費的總體把握和調控上看，如果說“節財”是通過“自制”以補不足的話，那么“使民以時”[2]（《論語·學而》）和“廢山澤之禁”[6]（《孔子家語·五儀解第七》）則是使民自富而提高其消費力的美好構想。其實，通過發展生產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孔子一貫的思想，他曾大聲疾呼當政者要為民眾發展生產提供必要的條件，實行“寬民”政策。由于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廣大人民的生活，而發展農業生產與掌握天時至關重要，耕耘、播種、收獲，必須按季節進行。所以孔子才要求統治者在役使人民時不要耽誤農業生產季節，在時間上提供保證。而對于發展生產的必需資料，孔子面對著全國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按等級、權力，分別享有山澤漁鹽之利，肥田沃土之產的事實，則提出了開禁利民的主張，認為“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7]（《國語·周語上》），要求資源共享，要求讓利于民，以杜絕自然資源的浪費，使廣大人民獲得一個生存、生產的有限空間。這是對封建領主壟斷經濟的公開挑戰，也是有效抑制分配、消費按地位成正比增長的得力措施，使社會消費的上下差等不至過分懸殊。

孔子強調從宏觀上縮小社會消費的差距，是以承認其等級差異為前提的。因此他強調不同官階等級的人，應嚴格按差等進行消費，絕對不允許僭越違禮。《論語·八佾》里有兩段記載：一次是身為大夫的季氏在自家庭院里欣賞“八佾”樂舞，由于這只有天子才能享用，所以孔子為此事而憤然作色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另一次是作為宰相的管仲，也只因為是“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將消費等同于國君了，結果又遭到孔子的痛斥，說：“管仲之器小哉！”而地位卑下的寒士，除了“衣敝yùn＠①袍”之外，還要做到“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2]（《論語·子罕》），對社會等級所決定的消費差等，始終保持心態的平衡而安然處之。所以，從“為政”的高度，孔子極力主張縮小社會消費差等；從個人社會地位考慮消費享用，則又極力維護差等的區分。這看來似乎矛盾，其實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是企圖將當國者的長遠與短期兩種利益相結合的一種消費經濟思想，其用心是極為良苦的。

孔子哲學思想中，“禮”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他對“禮”的維護，也達到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2]（《論語·顏淵》）的癡迷程度。眾所周知，周初統治者出于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需要，把殷商時代的巫卜禮儀改造成一整套具有法制規范和道德規范性質的禮法制度，并大興禮樂教化加以普及，使人人知禮、守禮，做到循規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這對國家的穩固、社會的安定起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孔子認為，這一治國經驗是可資借鑒的，他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2]（《論語·八佾》）所以，在禮儀上的消費，孔子主張“盛容飾，繁登降之禮”[1]（《史記·孔子世家》），講究鋪張揚厲和形式排場，“子貢欲廢告朔之餼羊”[2]（《論語·八佾》），遭孔子反對即為一例。所謂“告朔餼羊”，是古代的一種禮制，即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歷書頒發給諸侯，叫“頒告朔”。諸侯受了這一歷書，藏于祖廟，每逢初一，殺一只活羊祭于廟，稱“告朔”。然后回朝聽政，叫“視朔”或“聽朔”。其中頒歷書與農業生產等問題有關，“視朔”與勤政相聯，所以“告朔餼羊”也就包含著運用這種禮儀形式，來敦促執政者以國事為念而不要荒于政理的用意在內。但子貢為了節省羊只而打算取消這一形式，孔子當然不贊成，說：“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認為事關治國理財的“禮”，在消費上是不能吝嗇的。

外事禮儀中，孔子也認為要張揚。作為使臣，在消費上要有闊綽的派頭，以顯示其威嚴與尊貴。接待外賓時，除了表情“色勃如也”和舉止“足＠②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表現得極為莊重之外，還要特別講究服飾：“衣前后，chān＠③如也。趨進，翼如也”。[2]（《論語·鄉黨》）要求著裝整齊，得體大度，以便在快步向前中使衣角飄動，兩袖舒展，有如鳥兒展翅一般。孔子認為，這是使臣所應具備的，至于開銷用度的多少，是可以不必去計較的。如果遇上國君會盟朝聘，那更要不惜一切以張大聲勢。齊魯夾谷之會，魯定公準備赴會，孔子就告誡：“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強調迎接挑戰，要不惜代價。對隨行人員，也必須按高規格進行挑選，說：“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由于這次會盟魯國文事武備準備充分，人力、物力、財力鋪墊厚實，加上孔子在盟會中的揖讓進退據“禮”而行，結果使齊侯自慚形穢、誠惶誠恐，“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1]（《史記·孔子世家》）會盟以弱魯勝強齊而告終。這是孔子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業績，也是孔子高揚禮儀消費的思想得以實踐的一次極好機會。

但幾乎與此同時，孔子又提出了禮儀消費應節約的主張，他說：“禮，與其奢也，寧儉。”[2]（《論語·八佾》）這指的是一般性的禮儀消費。在孔子看來，禮儀也是有差等區分的，其消費原則應以社會政治功利來劃線分界，凡不屬于國計民生的禮儀則從儉，還要根據個人的經濟承受能力而定。《莊子·人間世》記載：“回之家貧，唯有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正因為家境如此，盡管“禮”尚厚葬，孔子還是反對門人的意見而要薄葬顏回，說：“稱家之有無，有，勿過禮。茍無矣，斂首足形，還葬，具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2]（《禮記·檀弓上》）對“不可不深長思”的禮儀尚且如此，那人們的平常日用，孔子則更要求節約從儉，不能與禮儀消費等同。所以他自己安于“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2]（《論語·述而》）的生活，并高度贊頌禹在消費上的差等安排，說：“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2]（《論語·泰伯》）夏禹個人飲食菲薄，而祭祀禮儀安排豐盛；平時穿得很差，但禮服制作則極為華美；自己居住條件要求低，可興修農田水利則又全力投入。孔子對夏禹這位為治水而獻出畢生精力的古代圣王的追慕與贊美，就在于為有國有家者設計一套理想的消費結構模式，并以此為切入點去解決社會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所以孔子的差等結構消費觀，是以“禮”為準則，以治國安民為目標，以發展生產為導向，以維護等級為前提，而又以縮小差距為手段的一種消費思想，對后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二、物質消費與精神消費

孔子從“仁”的哲學思想出發，十分重視人的生存權力。一次馬廄失火，他關心的是：“傷人乎？不問馬。”[2]（《論語·鄉黨》）對生命的價值作了最充分的肯定，對人的類存在表現了特有的關切。所以他說：“仁者，人也。”[2]（《中庸》第二十章，哀公問政）這是人類對其本質的自我意識，承認人就是人，要實實在在地吃、喝、住、穿，進行各種物質消費活動，然后才有可能生存、生活與發展，這是無論貴族、平民、農奴都共同具有的生物本性。因此，孔子曾標榜自己是一個“待賈者”，時刻都在“求善價而賈”[2]（《論語·子罕》）。當季氏家臣佛＠④據中牟叛，召他，他想去，子路不贊同，他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2]（《論語·陽貨》）承認人首先要設法獲得生存權的重要，肯定人對“消費物質渴求”和“物質消費需要”的合理性。

所謂“消費物質渴求”，就是通常所說的謀取物質利益，孔子稱其為“求富”。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2]（《論語·里仁》），強調愛富貴、惡貧賤是人的自然之性，其實這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所形成的一種社會屬性，特別是隨著封建經濟向縱深發展，貧富、貴賤則更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成為社會矛盾的主要焦點。孔子及其弟子積極投身時代變革的洪流之中，“富貴”自然也是他們的一個熱門話題，在《論語》中，“直接談到富貴，貧賤的有二十二章，此外，其字面無貧富，而所言實為貧富問題或與貧富直接有關者，尚有十五章。”[8]可見富貴在孔子心目中的分量，盡管他在不同場合流露出甘于貧賤的志趣，但在潛意識里，那“求富”的熱情卻始終如一。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2]（《論語·述而》）再次從自我角度肯定求得物質財富的實際利益是“人之所欲”的正當行為。事實上也只有滿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欲求，社會才能得以安定，因為“民有余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9]（《淮南子·齊俗訓》）。但是，社會上確有以不正當手段致富的，這在對財產、權力進行再分配的春秋末世，顯得更為突出，人們為攫取權力，獲得富貴，往往不擇手段，甚至置一切倫常道德于不顧。所以，孔子在承認人對生活資料渴求的合理性的基礎上，更關注“求富”的途徑與方法，強調取得富貴要以道義為準繩，堅決反對“不以其道得之”。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2]（《論語·述而》）在經濟活動中引入這種道德評判，對遏制私欲的惡性膨脹，調整在“求取”之中而失衡的心態，無疑是能起一定作用的。所以，孔子一方面承認“消費物質”占有欲的合理性，并要求通過“富”、“庶”、“教”的經濟政策努力發展生產，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另一方面又強調取得消費物質的途徑、手段、方法一定要符合道義，并以此來規范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防止人的物化，消弭人與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共同從兩個不同向度構成一股合力，為其治國安民的總體政治方略服務。

由于看到了物質占有欲的現實存在性，并承認其占有的合理性，所以對于“物質消費需要”，孔子的主張是“使足”，即讓人滿足其消費欲望。當然這種“使足”是有差等的，要根據各自等級名分下所占有的物質多少為度，以構成不同消費平臺上的“足”。富有的，可以“食不厭精，燴不厭細”，甚而至于“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2]（《論語·鄉黨》）講究食品的色、香、味；家貧者，則只能“＠⑤牖繩樞”而住，“簞食”、“瓢飲”為足，他對自己在周游列國中遭到的冷遇、絕糧等困厄，自嘲為“喪家之狗”[1]（《史記·孔子世家》），表現出對物質匱乏的惶惑與不安。所以，在對待物質消費上，孔子與墨子那“摩頂放踵”苦行僧式的主張是不同的，他并不贊成那種脫離具體物質條件而一律要將消費水準降至同一最低線的作法，這應該說是切合客觀實際的，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里，才能為各色人等所承認和接受。如果說“使足”是從社會政治層面上考慮物質消費這一問題的話，那么“知足”是孔子從心理層面上提出的個人消費原則。孔子認為，社會物質有限，而人的欲求無窮，為了“保證國家有最好的公民”，在物質消費上必須倡導要以現實為樂，以現狀為安。正因如此，孔子才特別贊賞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茍合矣。’少有，曰：‘茍完矣。’富有，曰：‘茍美矣。’”[2]（《論語·子路》），肯定這種始終滿足于已達到的消費水平的思想。從客觀效果上考察，這種“知足”心態的保持與完善，不但會使人常具有一種愉快感與充實感而知足常樂，而且能幻化出一種國泰民安的良好社會氛圍，為政治措施的推行提供有力保證，可見孔子對物質消費問題的方方面面，思慮是多么縝密與深遠。

作為社會的人，消費是多種多樣的，但從消費需要的實際內容來看，不外物質的與精神的兩大方面。孔子認識到物質消費是人必不可少的，因為人不是神，不能靠祭肉的香味來生活。但人又是生活在宗法等級有別、尊卑長幼有序的社會結構之中，所以人不能只吃飯穿衣，還必須有道德和具有道德的自覺性。“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孟子·離婁下》）人和禽獸的區別就在于有無道德觀念。所以孔子在強調人的物質消費的重要，主張人要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之外，還強調人要有充實的精神生活，這樣才能區別于動物而成為真正的人。他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2]（《論語·陽貨》）可見孔子在對整個消費問題的思考中，認為精神更重于物質。

孔子所重視的精神消費，如果從消費需要上考慮，它大體包括了感情需要、尊重需要、思想需要、自我實現需要、求知需要、求美需要等方面。所謂感情與尊重要求，是從社會人際關系著眼的；思想與自我實現需要，是從價值判斷上考慮的；求知、求美需要，是以充實和提高自己為目的的一種文化消費。眾所周知，人是有豐富感情的，而情感的交流與渲泄需要社會的理解與尊重，于是恪守“言忠信，行篤敬”[2]（《論語·衛靈公》）的誠信原則，具有“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2]（《論語·學而》）的生活作風，就顯得特別重要。只有這樣，才能心心相印，相互尊重，獲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2]（《論語·學而》）的精神愉悅；也才會有“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2]（《論語·公冶長》）的消費方式，而獲得個人情感上的滿足；最后也才可能出現“居其所而眾星拱之”[2]（《論語·為政》）的局面，帶來精神享受上的超越。孔子不但追求感情與尊重的需要，而且為人生價值的實現而奮斗不止。他一生為推行其“道”而棲棲惶惶，以苦為樂，堅韌不拔，積極進取，正道直行，堅持“中正”的思想品格。他強調為了道義，可以“食無求飽，居無求安”[2]（《論語·學而》），可以“朝聞道，夕死可矣”[2]（《論語·里仁》），甚至不惜“殺身以成仁”[2]（《論語·衛靈公》），以求達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2]（《易傳》）的理想境界，從而在這與天地同根、與萬物一體的同一性中，獲得個人道德的崇高感。可以說孔子就是在這種內在生命力量和外在環境變化相交織的深刻體驗中，領悟到了人生的尊嚴、價值和意義。因此，他努力倡導：“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2]（《論語·述而》）的不斷追求精神，他稱贊學生顏回在物質極端匱乏情況下“不改其樂”的生活態度，充分體現精神生命所寄的文化價值。這種高尚其志，就是人生追求的深層底蘊。事實上也只有“尚志”，才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孟子·滕文公下》），不為物累，超越自我，使精神得以升華；也才能在思考問題時，從社會、國家、民族的宏觀規模和長遠目標上對待人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2]（《論語·泰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但是，要實現人生價值，要不斷超越自我，就要不停地去學習和吸收，這樣才能將生命的創造歷程與人生價值實現的歷程完美地結合起來。所以，孔子在精神生活中特別重視讀書學習，強調“學而不厭”，要求“學而時習之”，做到“溫故而知新”。他一生幾乎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花費在讀書學習上，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晚而喜《易》，以至讀《易》韋編三絕，勤苦如此，堪稱楷模。他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2]（《論語·述而》）強調了充實和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是須臾不可停止的。孔子的愛好是廣泛的，精神生活是豐富多彩的，他要求他的弟子們除了讀書外，還要努力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各種本領，以適應社會的多種需要。由于在禮樂教化中，音樂所起的作用特殊，所以孔子對音樂是情有獨鐘，投入不少時間和精力研究音樂理論，懂得演奏旋律的變化規律，他說：“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⑥如也，繹如也，以成。”[2]（《論語·八佾》）表現出很高的藝術修養。他個人更喜歡直接參加表演活動，“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2]（《論語·述而》）在歌聲中陶冶性情，獲取美的享受。而對于欣賞音樂，則是如醉如癡，“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樂之至于斯也。’”[2]（《論語·述而》）文化藝術所具有的魅力，使人在生活上獲得滿足，在精神上倍感充實。所以，在個人消費上，孔子一貫主張重道義輕富貴，重精神輕物質，他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2]（《論語·里仁》）鄙棄精神空虛，一味追求物質享樂的人。他認為人生的價值不在于富貴，而在于道義的修養，在于具備高尚的思想情操，只有這樣才能體味到人生的真諦，盡管物質生活匱乏，也會充滿了快樂。而那些專門追求物質享受，不注重道德修養的小人，他們整日茍營于貨利，工巧于心計，總是憂心忡忡，不會有真正的人生樂趣。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2]（《論語·述而》）就是對這不同追求的兩種人的心態最恰切的描繪。因此孔子要求人們在日益豐富的物質面前，注意自覺地“克己”，節制物欲，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努力在為群體利益的艱苦奮斗中不斷完善自我，這就是孔子重精神輕物質的消費思想的基本落腳點和真正意義之所在。三、勞務交換與勞務消費

春秋時代，由于牛耕和鐵制農具的普遍推廣，使生產力大大提高，眾多荒地得以開墾，經濟迅猛向前發展，社會物質財富空前增多，這就為“隱民多取食焉”[5]（《左傳》昭公二十二年）提供了條件。所謂隱民就是脫離了生產勞動或失去生活依靠，奔走四方而求食的游民，即自由民，他們向各大氏族投靠，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在政治上，奴隸制逐漸崩潰，周天子開始失勢，王綱解紐，禮崩樂壞，這就使原來那些世代相傳、為貴族服務的巫、史、卜、祝之類，從宮廷中流落到社會上，擴大了四方求食的自由民隊伍，也提高了這一階層人的整體素質。據《論語》記載：“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2]（《論語·微子》）具體描敘了周王室宮廷中司禮、司樂等一批專家，如摯、干、繚、缺、方叔、武、陽、襄這些人流散到四方各地的情況，有的到了齊國、楚國、蔡國、秦國，有的居黃河之濱，有的居漢水之涯，有的則隱居于海島之上。這些人都具有文化知識和各種技藝，當他們失去宮廷的依傍之后，就靠出賣自己的知識和技藝而維持生活，成了我國第一批自由職業者。這正如馬克思在論述勞務交換與勞務消費中的“勞務”問題時所說：勞務即服務，“服務只是勞動的特殊使用價值的表現。因為服務不是作為物而有用，而是作為活動而有用。”[10]春秋時代這批從貴族宮廷中走出來有知識有技能的人，就是通過自己在社會上所進行的各種文化服務“活動”，進行著完全獨立的勞務交換和勞務消費。據《史記》記載，孔子就曾經跟擊磬襄學過琴，向郯子學過古代職官文化知識，當郯子來魯，“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5]（《左傳》昭公十七年）根據這一記載，再聯系孔子“無常師”這一點來推斷，以知識技能進行勞務交換活動，在春秋時代，已經是較為頻繁了。

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真正進行勞務交換和勞務消費的，孔子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人。他三歲喪父，與母相依為命，苦度光陰，長到十六七歲，母親又與世長辭，這艱難困苦的生活，鍛煉了他的意志，增長了他的才干，也逼他走上了一條靠為社會提供文化服務而謀生的道路。據他自己后來回憶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2]（《論語·子罕》）這類“鄙事”中不但有“乘田”、“委吏”一類的高級鄙事，也包括給人家辦喪事，相禮，當吹鼓手一類的活動。所以他年青時代的生活是：“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于我哉”[2]（《論語·子罕》）。而《墨子·非儒》篇里的記載是：“富人有喪，乃大悅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可見孔子步入社會后，就從事著當時一般知識分子所從事過的勞務交換活動。但是孔子又不同于當時一般的“儒”，因為他除了通曉奴隸主貴族養生送死的儀節外，青年的孔子，就已具備了極豐富的文化知識，并且關心社會，了解時政，有崇高的理想，有蓬勃向上的進取精神，這為他以后的生活道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所以在他的一生中，盡管受到社會各方面的冷落，到處碰壁，但仍矢志不渝，為實現其政治理想而努力奮斗。一直到魯定公九年，51歲時，才第一次被定公任命為中都宰，以后又做過小司空、大司寇之類的官，獲得過實物薪水“奉粟六萬”[1]（《史記·孔子世家》）即二千石俸谷的待遇。但這在他一生中是極為短暫的一瞬，孔子大部分的時間是從事教育活動，這一活動幾乎成了他生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他偉大之所在，也是他賴以謀生的一種重要手段，對后者，我想是不必去隱諱的。的確，孔子開創平民教育，主張“有教無類”[2]（《論語·衛靈公》），他的弟子中有貴族，也有比較窮苦的城市平民，如顏淵等，但其中絕不可能有一無所有的奴隸。因為孔子作為社會的人，也終究擺脫不了時代給予的羈絆。所以他的門徒入學時要交學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2]（《論語·述而》），就透露了這一信息。但歷來學者說這“束修”，即十條干肉，是很菲薄的一點見面禮，如果認真琢磨，烘干的一條肉，不管它大小長短如何，總得看上去成其為一條肉而不是只有寸來長的一根線才行，這樣十條成形的干肉總合在一起，雖然不會很多，但重量也不會太輕，按春秋時的消費水平，也絕非窮到徹骨的人所能拿得出，對于受“禮”者來說，也是可以享用一些時日的。這樣說，絕不會否定孔子做為教育家的偉大功績，因為比起春秋以前，至少孔子收納了奴隸主貴族以外的“類”，擴大了受教育的面，為學移民間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實千百年來，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士大夫在官場之外的謀生之道，就是開館授徒，孔子不過開其端而已。

眾所周知，孔子出生的魯國，傳統文化最為豐厚，周代的各種典章文物幾乎都保存在魯國，濃厚的文化氛圍，加上孔子的勤學好問，使他年輕時已很有名望，就開始了收徒講學的活動，并賴以獲得經濟上的資助。為了學習周禮和古文獻，孔子很想到周天子的首都洛邑去，從曲阜到洛邑，千里迢迢，行程艱巨，他憑現有的家庭經濟條件，這一愿望是無法實現的，這時正好魯國的貴族孟僖子要自己的兩個兒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拜孔子為師，孔子答應了。這樣南宮敬叔也就因此向魯君建議，請魯君幫助車馬路費，并表示自己愿與孔子同往。魯君就“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1]（《史記·孔子世家》）。這是孔子進行勞務交換和勞務消費的一個突出事例。由此可見孔子收徒，還是要講交換、報償的，但可貴之處在于他不是停留在經濟利益上，而是有他更高的目標。所以，他授業解惑，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去，對他的弟子循循善誘，做到了“誨人不倦”，關懷備至，師生感情相當融洽。當學生顏回不幸早逝時，孔子呼天搶地，痛哭失聲，充滿了父子之愛。正是由于這樣，所以他才博得了學生們的無比尊重，也才能第一個享受到學生們自覺自愿提供的各種服務，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勞務消費。

孔子自魯定公十三年到魯哀公十一年，離開祖國在外奔走了14年。在這周游列國，推行其道的漫長歲月里，不少弟子跟隨他，為他提供生活上的各類服務。據崔述說：“孔子之從者不過數十人”[11]（《洙泗考信錄》卷之三）。這一行人等與老師同艱共苦，并千方百計地為老師排憂解難，這是學生們對孔子無私教育的一種回報。這一現象如果單純從消費經濟的角度考慮，的確具有勞務交換與勞務消費的實質在，也正如馬克思所說：“在這里，‘我給，為了你做’，同‘我做，為了你給’，或者同‘我給，為了你給’，是完全一樣的。”[12]當然，不能把問題如此簡單化，更不能單純地將它視為一種物質交換關系，但是孔子所提供的教育活動與弟子們所提供的生活服務活動，具有了一種交換的原則，這應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弟子們給孔子提供的服務是全方位的，據古籍記載，從替孔子父母壘墳到孔子外出陪同護衛，一直到日常辦飯等，幾乎都由學生自覺操辦。孔子外出，替其駕車，“子適衛，冉有仆”[2]（《論語·子路》），這是一種服務形式；另外設法為孔子提供住宿也是一種方式，孔子到衛國時，就是由子路安排在自己的妻兄顏濁鄒家中的，顏濁鄒也因子路的關系，在衛靈公接納孔子這件事上，做了許多工作，促使衛靈公禮待孔子，使孔子留在衛國達五年之久。孔子說：“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2]（《論語·先進》）跟隨孔子在陳蔡遇絕糧之難，忍饑受餓的學生，雖然都不在門下了，但老師與學生、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彼此提供勞動服務，卻成了孔門的慣例，這也許就是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的學生得以接受教育的一個重要原因吧。知識與服務的交換，終于使教育在我國第一次跳越了經濟的障礙，從而使“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得以付諸實施，這就是孔子的高明之處和偉大之處。孔門的傳統使弟子們即使成為顯赫人物之后，也還是自覺為老師提供各類服務，努力進行回報。象孔子晚年能回魯定居，就得力于他在魯國做官的門徒冉有、子貢、樊遲等所提供的各種方便。在孔子死后，許多弟子都服喪三年，而子貢竟在孔子墓旁筑了茅舍連續守喪達6年之久，才離開老師墳墓。后來有些弟子干脆把家搬到墓旁住下來，而形成了今天的“孔里”。這是一種等價的“服務”交換，但更是一種情感的彼此融合和高尚人格魅力的相互浸染，其間有許多的東西，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根據經濟學的原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社會再生產的四個環節，四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形成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孔子當然不可能按這樣一個系統對消費問題作出理論上的認識和概括，但他從分配中所存在的差等現象，看到了消費的差等結構，并主張不要過分擴大這種差距；他從治國安民的高度著眼，要求當政者“節財”，但同時又提出個人消費要“使足”的原則。他肯定了人的物欲的客觀性和合理性，但又強調克制物欲的重要，從而倡導重精神輕物質的消費觀。他靠出賣知識而獲取消費資料，但又能超越于利害關系，使人的心靈得以凈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得以升華。所以，深入研究孔子的消費經濟思想，掘取其合理內核，抹去其歷史的塵垢，對于消除目前社會消費中所存在的各種惡劣現象，引導人們樹立起正確的消費觀念，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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