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軌路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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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俄體制轉軌路徑選擇的歷史考察

對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模式問題，多數經濟學家已達成一致看法，即中國體制轉軌踩出了一條“漸進”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徑的選擇行為本身，經濟學家們存在著認識差異。實際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漸進改革道路，其初始階段壓根兒談不上關于改革模式的鑒別與自覺選擇問題，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設計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為設計過程。改革來自于食不果腹的農民，之所以改革是因為原農業體制下的作業方式已不能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是窮則思變。在市場經濟模式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之前，各個改革階段的改革方略，與其說是設計的結果，不如說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產物。值得慶幸的是，也正是這種非人為設計的改革進程，成為中國改革績效突出的原因。因為非人為設計的制度演進，正符合市場體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質[2]。即便是“漸進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國經濟改革績效引發中外經濟學家們的關注之后，在與蘇聯東歐改革績效的比較過程中提出來的，這也表明了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并不具備事先的設計和理論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點、缺乏理論指導的改革實踐、制度創新從舊制度中孕育并誕生等等特征，都說明了中國經濟體制變革道路的自發性、非主觀選擇性。

但俄羅斯的體制變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羅斯體制變革不僅包括經濟體制變革，還包括政治體制變革，其激進式的“休克療法”一方面是對漸進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試錯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穩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為改革前提的“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結果。我們對相關文獻的檢索發現，俄羅斯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并非從選擇“休克療法”才開始的。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無論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極端否定，還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經濟體制”，直到戈爾巴喬夫修修補補的經濟體制變革，前蘇聯各屆領導人對計劃經濟的改革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其推行的經濟改革實質上就是在計劃體制內調整的漸進模式改革。但無論是哪個階段的改革，雖不同程度地觸及了傳統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總體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滯不前或者左右搖擺，不僅沒有實現經濟改革的實質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維”等意識形態沖擊下引發了經濟衰退和各種社會危機。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以大推進的業績為市場化模式改革奠定堅實基礎之際，前蘇聯還深陷于經濟改革的搖擺之中而不能自拔。

勞而無功的前蘇聯體制內改革，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派認為是改革目標與蘇聯經濟體制不相容的結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須以徹底地否定舊體制為前提，而對體制的徹底否定，不可能在舊體制中進行，而激進的“休克療法”正是否定舊體制的理想途徑。以戈爾巴喬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維”為轉折點，前蘇聯政府在推動經濟體制變革的同時，把政治體制的變革作為經濟變革的前提，最終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臺和“休克療法”的實施。

二、經濟體制改革第一行動集團的目標差異

在推動經濟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力量上，中國與俄羅斯之間存在本質差異。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門，但傳統體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給者是政府，這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只能是政府。中國由政府推動的經濟變革，其第一行動集團具有二元目標：既要通過變革擺脫經濟貧困，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又要維護現存體制的安全與穩定。二元目標決定了中國經濟變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舊體制之后的體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現存體制內的調整，而只能是不威脅現存體制的增量經濟變革。該框架內的經濟變革，其制度創新過程一般表現為制度需求群體的自我滿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認可并給予合法地位后，依靠傳統的制度裝置[3]對創新制度加以推廣的過程，其中只有對經濟增長有利而不變動現有體制的制度變革才會生存、壯大和發展。

再者，由于缺乏可作為替代性資源的其他體制，傳統體制是惟一可利用的制度資源，同時由于作為施控系統的第一行動集團具有十分強烈的舊體制保護傾向，也決定了經濟改革只能是在體制外對增量實施。因為激進的改革方案，勢必會打破舊體制和制度規則，會超出公民對經濟改革的承受能力，招致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對，從而導致改革的中斷。

另外，作為改革契機的國家領導人更迭，在中國沒有導致黨和國家的政治領導核心的解體，也沒有引發政治制度的危機和意識形態的渙散，這保證了中國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持續和穩定[4]。經歷了“”政治危機的中國政府和執政黨在保證社會穩定的情況下，其威信沒有遭受破壞，反而使改革主張更容易被接受，這是社會主義轉軌國家絕無僅有的改革有利條件。這種局面及發展態勢也使得在舊體制中孕育并誕生的新經濟模式能夠在初級改革集團的控制下穩步壯大。而由維護舊體制的集團力量培育的新體制誕生和逐漸推進，這本身存在悖理性，卻實實在在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現實與奇跡。

而俄羅斯經濟變革所面臨的改革背景則完全不同。在20世紀80年代前一直進行著的無功而返的經濟改革中，孕育著的是對經濟改革的悲觀情緒、否定舊體制的激進主義思潮、日益壯大的反對派力量以及領導人的民主社會主義傾向和蛻變。同樣是經過政治危機的蘇聯共產黨在改革前夕基本上已經威信掃地。在這種背景中，國家領導人的更迭引發集團政治斗爭的激化，甚至戈爾巴喬夫自己就是政治斗爭的矛盾體，在其“新思維”的觀念蛻變中發生了社會變革觀念的巨大差異，完成了對自己的完全否定，帶來了“政治休克”和“經濟休克”的推行，在短時間內摧毀了高度集權的舊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并希望在短時間內重建新的民主政治體制和市場型經濟體制，卻忽略了無論市場經濟體制還是民主政治的建立都需要充足的時間準備和心理準備，以及充分的輿論宣傳以使民眾接受。俄羅斯體制的激進改革正是這種不顧社會變革次序安排，同時推進政治變革和經濟變革的結果。當然結果是舊體制已破，新體制未立，無論政治制度還是經濟體制，陷入一片混亂。

三、改革前經濟結構的兩國比較

中國與蘇聯的經濟改革處于不同的經濟狀態之中，中國經濟屬于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這決定了中國非國有經濟部門相對于前蘇聯集體農莊而言具有更大的“市場”發展空間。與蘇聯相比，中國甚至從來沒有形成一個完整嚴密的計劃經濟體系，在計劃體制之外，運行著大量自發、分散和無組織的經濟活動，接受“市場”的調節。一旦國家控制稍有放松，這些市場因素就會比較容易地自發地成長起來[5]，成為國有經濟的補充。

無論是中國還是蘇聯，國有經濟部門的職工群體與國有企業之間存在著隱性保障合約關系，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既得利益集團。在沒有明確的利益誘導時，他們不具有改變現狀的動機。換個角度來講，由于被嚴密控制束縛了手腳，國有經濟部門及其群體即便具有改變現狀的動機，也不具備改變現狀的制度裝置。但中國農民不同，他們不具備類似國有企業職工的保障性利益，因此當生活處于極端國境時，他們具有改變現狀的愿望，因為資源組合的任何調整都會帶來邊際生產率的進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另外，由于非國有經濟部門不像國有經濟部門那樣受到嚴格控制，相對的“自由”給農村保留了實施逃避管制而進行市場化改革的空間。但是，由于中國經濟的主體結構是國有經濟，非國有經濟的增量改革即使存在巨大的先入利益，也不可能改革經濟主體結構。變革利益積累及其效應，促使政府參與到改革中來，并成為經濟改革的第一行動集團，使改革在舊體制的框架內得到擴散，但擴散不可能是推翻舊體制后重建新體制的革命式激進改革。

作為老牌社會主義國家，在體制轉軌前，蘇聯的經濟基礎不是中國經濟水平可以同日而語的。到20世紀80年代蘇聯經濟陷入困境時，其人均國民產值仍達4000美元水平，其集體部門職工與國有部門職工一樣受到政府的保障，國民對經濟的改革愿望和動力都不強烈。俄羅斯體制轉軌表現為體制內外激進主義派別與保守主義派別政治斗爭的結果，激化的政治矛盾成為推動經濟變革的首要力量，籠罩在這種政治變革愿望下的對經濟制度變革的期望值被憑空拔高，以致于全面否定傳統經濟制度。

四、非正式制度安排與改革路徑依賴

意識形態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對制度運行有十分強烈的影響。當意識形態的價值取得與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協調一致時，它可以節約制度運行成本并減少變遷的阻力。

在中國經濟改革之前，極左路線的長期統治，形成了人們因循守舊的心態，也使得經濟計劃化在人們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必須首先沖破意識形態的禁錮。在改革的每一個停滯點上，初級行動集團所提倡的解放思想行動，其宗旨就在于沖破傳統觀念的牢籠，促進人們轉變對經濟體制的觀念，使意識形態成為推動改革的潤滑劑。

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走出了漸進模式，也就是根植于計劃經濟的意識形態與崇尚體制創新的改革觀念這兩種意識形態進行斗爭的結果。按照國外學者的說法，是保守力量和改革力量兩大力量觀念斗爭的均衡結果，由于各方都不可能完全左右局勢，中國的改革就是在保持“體制內”繼續按計劃運行的同時，在“體制外”發展市場經濟，實施增量的市場化改革。

就非正式制度安排對正式制度演進的影響而言，中國傳統文化及與之相關的國民認知方式、行為習慣，決定了中國改革的漸進模式。幾千年積淀而成的“中庸”之道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心理行為選擇傾向，凡事不走極端，強調適可而止，執兩用中。在中國深入人心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價值取向存在著某種契合性，也使得中國在改革中能夠保持以“四個堅持”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的一貫性。這種一貫性正是保證經濟制度變革能夠在社會主義制度箱體內穩步運行的關鍵要素。

與中國規范于四項基本原則體系中的統一意識形態相比，蘇聯的多元化意識形態及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在其體制變革模式的選擇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從1968年開始的“市場社會主義”討論，到1985年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還有利用政治大討論方式推行意識形態公開化行動等等，其結果造成了前蘇聯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和思維方式的極端化。意識形態之爭以及脫離實際的所謂的徹底意識形態調整，沒有能夠成為促進體制改革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卻增大了改革摩擦力。同時，“政治松動”以后，面對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蘇聯共產黨的思想宣傳空洞乏力，造成了黨內外思想混亂。混亂的思想意識形態導致了體制內外反對力量的滋生和壯大，結果對社會體制變革產生了巨大影響，促成了改革模式的激進途徑。

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激進模式是在主流經濟學理論指導下，對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加以分析并進行設計的結果。在主流經濟學那里，與人不能分幾步跨越一條壕溝一樣，通過對計劃經濟的局部改革難以達到市場經濟的彼岸，而私人財產的確立和有效保護是減少價格信號失真的前提，價格扭曲能否得到糾正則是企業對利潤追求從而產生效率的途徑，最為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經濟市場化的首要條件。其中，無論是價格的全面放開，還是私人產權的確立都是對計劃體制的完全廢黜。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下的民主制度無非就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它們都是對蘇聯建設74年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極端否定。該理論指導下的制度創新與舊經濟體制、舊政治制度不可能有絲毫相容，這決定了社會變革只能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轉軌。

以新古典主義為主的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其核心是以理性人為基礎來論證自由市場理性的，但它舍棄了時間，舍棄了制度，舍棄了政治文化和歷史傳統，僅僅把市場當作了資源配置的單一工具，因而把經濟改革的全部問題僅歸結為“管住貨幣，放開價格”，快速私有化，這根本就不符合俄羅斯的歷史與現實。因為決定現實制度變遷過程的恰恰是那些被舍棄的因素，也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為俄羅斯經濟體制變革所開的藥方失效，反而起了更大的副作用。

五、結束語

中國計劃控制的相對松弛、經濟的二元結構及不均衡發展、單一的意識形態以及相對一致的意識形態等等作為初始條件，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走出了一條漸進道路，進而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戰略框架和實施時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戰略的切入點在于保證政治局勢和經濟發展態勢的穩定，其實施方略由下列時序構成（1）“由易到難”地推進改革；（2）通過“利益補償”與“體制替代”獲得民眾對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3）通過“價格雙軌制”演繹市場關系；（4）通過與地方政府“分權改革”來培育市場的競爭主體；（5）由局部制度創新帶動全局制度創新等等。通過這些具體戰略框架和時序安排，中國經濟體制變革穩步進行，并取得丁制度變遷的邊際效率。

【參考文獻】

[1]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三聯書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張曙光.走向市場經濟的制度結構：市場、政府和道德[Z].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年會論文，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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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馮濤.過渡理論和中國過渡實踐[Z].博士課程講義印刷稿，1997.

[5]張宇.中國改革為什么能夠成功[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