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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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本產業升級放緩，帶動東亞其他國家產業升級的領頭雁作用有所削弱。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后，整個20世紀90年代經濟增長相對停滯，產生升級步伐緩慢，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與美國差距拉大。以技術貿易為例，1993年，美國出口額達204億美元，是最大的技術貿易出口國，日本雖然處第二位，出口額卻只有39億美元；而日本的技術貿易進口額為72億美元，居第一位。日本技術貿易出口額超過進口額的產業部門主要是電子機械行業。（注：《走向21世紀的西方大國經濟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頁。）日本信息產業發展水平，不僅落后于美國，一些領域甚至趕不上其他東亞國家。韓國部分移動通訊技術領先日本。在信息基礎設施方面，2001年，日本互聯網普及率為37.1%。（注：《2001年日本信息通訊白皮書》。）日本國民互聯網利用率相對較低，全國47個都、道、府、縣，包括城市在內，利用率沒有一個超過50%，最高的東京及周圍也只有46.9%，而經濟相對落后的北海道為28.8%。（注：人民網—市場報網絡版，2001年7月3日。）目前日本約有70萬個家庭有寬帶接入，而韓國有500萬戶，超過其用戶總數的30%；1999年底，新加坡的每個教室都通了互聯網，而日本計劃2003年實現這個目標。（注：《曼谷郵報》，2001年6月20日文章：《為什么日本的信息技術落后》。）

20世紀90年代日本對東亞國家的直接投資與進口東亞國家產品的增長都較20世紀80年代放緩，帶動東亞國家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能力減弱。日本占東南亞六個主要貿易國家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文萊的進口份額，由1993年的25%逐步下降到1998年的18%，而這六個國家對日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率從1993年的15%降到1998年的11%。1999年，日本只占東盟吸收對外直接投資額的5.4%，落后于歐盟和美國。（注：東盟秘書長2000年10月25日在東京的演講：《投資東盟要考慮的新因素》。）目前，日本仍沒有走出經濟停滯和衰退的泥潭，國內經濟改革步履維艱，今后兩年經濟增長前景仍然黯淡。雖然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實力變化不大，仍是世界第二位的經濟大國，仍然具有強大的實用技術開發能力和世界一流的制造技術，但由于20世紀90年代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不力，不良債權、巨額財政赤字等問題深重，加上人口老齡化等因素，影響了日本經濟復蘇及長期發展前景，從而使日本現有的經濟優勢難以轉化為帶動國內產業創新與發展的力量，使日本國內產業升級及向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技術和產業的步伐放慢，影響日本繼續扮演東亞經濟發展領頭雁的角色。同時，日本國內自成一體的產業結構難以繼續維持，構成日本產業技術基礎的部分產業，如機械加工工業的鍛造、鑄造、沖壓等部門，競爭力已經大大削弱，被迫與其他東亞國家進行水平分工，這一趨勢加速了雁行模式的改變。

第二，亞洲“四小”產業發展迅速，帶動中國大陸和東盟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亞洲“四小”在鋼鐵、石化、汽車等領域開始與美、日競爭。20世紀90年代，臺灣、韓國、新加坡在發展高科技產業方面取得成效，臺灣的半導體產業、韓國的移動通訊技術都具有全球領先水平。同時，“四小”向東盟和中國大量投資，轉移部分電子、化工、機械等產業，其投資總額超過日本，部分替代日本的作用，加快了中國大陸和東盟國家的產業升級。1990-1995年間，“四小”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達377億美元，超過了日本的251億美元。（注：《中央公論》，1996年11月號渡邊利夫文章：《虛妄的中國經濟大國論》。）1986-1994年間，日美合計對中國投資只有250億美元，而“四小”對中國的投資多達2100億美元。（注：《日本經濟新聞》，1996年6月10日。）

第三，中國產業發展迅速，競爭力不斷提高，并表現出進一步快速發展的潛力和趨勢。中國有相對獨立完整的產業體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項產業均取得長足進展。中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部分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機電產品、家用電器、通訊設備、鐘表、辦公設備等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鋼鐵、石化產業發展也很快；但中國的基礎機械、產業專用機械等技術裝備及關鍵零部件的制造水平仍較低，第三產業發展也比較落后。

今后幾年，中國產業升級的步伐將快于東亞其他國家。中國將加速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大力發展裝備工業、高新技術產業，并積極利用新技術產業改造傳統產業。機電技術裝備的發展已經列為“十五”計劃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目前，一些國家和地區以電子通訊技術為主的高新技術產業在向中國大規模轉移，從深圳到天津，中國沿海已經形成了電子通訊技術產品的生產帶。據中國信息產業部估計：未來五年，中國信息產業年增率將達20%，2005年中國信息產業的規模將在200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位居世界信息大國之列。（注：《經濟日報》，2001年6月10日。）韓國三星經濟研究所預測：中國5年內將在合成纖維、數字家電、尖端機床、鋼鐵等領域，10年內將在信息通訊、石油化學、造船和汽車等領域與韓國并駕齊驅。2010年，除半導體外，大部分主力產業都將超過韓國。（注：《世界日報》，2001年6月29日文章《中國經濟將對韓國形成威脅》。）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額每年均在400億美元以上，（注：外經貿部網站：外資統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將會吸引更多、技術含量更高的外資。而且，金融、保險、咨詢、技術服務、風險基金等較高層次的第三產業也將會有較大的發展。

第四，亞洲金融危機沉重打擊了東南亞國家經濟，暫時中斷部分國家的產業發展進程。金融危機已過去四年，東南亞國家經濟仍在恢復過程之中。同時，金融危機引起印尼、菲律賓等國政局動蕩，進一步惡化了東南亞的投資環境，外資紛紛轉向東北亞。1998年東盟吸引外資額196億美元，1999年減為169億美元，（注：《東盟投資委員會會議聯合聲明》，2000年10月4日。）中國1998年實際利用外資454.62億美元，1999年為403.18億美元。（注：外經貿部網站：外資統計。）這表明外資向東南亞轉移產業的步伐放慢。面對新技術革命的浪潮，除危機前產業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受危機較輕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有能力繼續推動高新科技產業的發展外，泰國、印尼、菲律賓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則可能遠遠落后。而20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沒有進入東亞產業分工體系的印支國家融入體系之內的步伐仍然緩慢。

總之，20世紀90年代中，處于雁行陣勢頭部的日本和處于尾部的東南亞國家的國內經濟或政治出現嚴重問題，“四小”繼續發展壯大，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從而打亂了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模式。今后一段時期，日本為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競爭，保持在東亞產業結構中的領先地位，將重點發展創造性的知識技術密集型業，繼續向外轉移一般資金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在保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的同時，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將得到迅速發展。韓國、臺灣將重點發展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與制藥、精密機械與自動化等高新技術產業。中國大陸、港臺地區和日韓之間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的水平性分工合作將加強。東南亞國家將積極加強與東北亞國家的產業分工與合作，新加坡將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提出要成為全球知識驅動型產業的中心之一。馬來西亞在電子機械、集成電路及部件等技術性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優勢較大，有向資本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升級的一定基礎。泰國產業發展水平居于馬來西亞之后，仍將主要致力于發揮其在農產品、木材家具制品、皮革、電機、成衣等方面的優勢，同時謀求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而印尼、菲律賓和其他印支國家仍將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傮w上，東亞產業發展在保持階梯狀遞進特征的同時，將更多地顯示出水平性分工合作的特征。同時，東北亞國家與東南亞國家產業規模和水平的差距將拉大。

二、東亞產業發展新變化的影響

一國產業的發展水平，從根本上決定了該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實力和地位。東亞產業發展的新變化，對東亞國際關系和全球格局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一，中國經濟在東亞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將進一步加強，并引起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關系的一系列變化。

中國GDP占除日本以外的東亞地區GDP的比例已經從1980年的25%上升到1999年的37%。20世紀90年代，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占整個東亞的40%。（注：《2001年貿易白皮書》。）中國經濟已經成為東亞經濟一支重要的推動力量。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有可能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產業地位將繼續上升，中國市場將進一步擴大，中國經濟在東亞經濟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高。其中，中國迅速發展的龐大市場在中國經濟地位的上升中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因為國際競爭的實質是市場的爭奪，市場是關系到產業循環和升級能否順利進行的關鍵環節。對東亞國家來說，喪失中國市場將直接影響其產業的生存與發展，從而影響其整體經濟前景。東亞其他國家為了保持國際競爭力，必須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系。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東亞產業結構的階梯中正上升到中間位置，但中國的產業仍相對落后，離東亞產業結構的中心地位仍有相當距離。與這一產業地位相對應的是目前中國在東亞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政治影響力較大，經濟影響力相對較小，在東亞國家關系中仍沒有全面發揮作用。這種過渡性和不確定性又造成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同時，東亞產業分工的調整過程，既是各國加強貿易與投資等經濟聯系的過程，也是各國經濟相互競爭的過程。雖然從根本上看，東亞各國經濟日益聯成一體，合作是各國關系的主流，但經濟地位的升降在一定時間內會激化東亞國家間的競爭關系，特別是與上升的中國的關系。這一點目前已有相當表現，如日本有人提中國經濟威脅論，最近又限制中國農產品的進口。東盟面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成功吸引外資亦表現出某種不安等。所有這些將對中日關系、中韓關系、中國東盟關系和大陸與臺灣關系產生重要影響，使之發生新變化。

中日將形成新的合作基礎，即東亞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分工與合作。2001年上半年，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日本對西方及東亞其他國家的貿易額都下降，惟獨與中國的貿易額實現13.4%增長，（注：《經濟日報》，2001年8月2日，《中日雙邊貿易繼續攀升》。）全年中日貿易額達877.5億美元的新高。（注：《人民日報》，2002年1月11日，《去年外貿進出口突破5000億美元》。）目前，日本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度毡窘洕侣劇返囊豁椬钚抡{查顯示，日本制造業中49.1%的企業準備在今后3年內提高海外生產比例，其中70%的企業將中國作為投資的地主要目的地。（注：人民網，2001年8月10日，《日本制造業欲大舉外遷目的主要是中國》。）面對大批企業轉移中國的趨勢，一些日本人士指出：“日本產業的目標應該是構筑日中都能獲益的新的‘日中制造業的共存共榮’模式。”（注：《日本經濟新聞》，2001年8月26日，《避免“空心化”》。）以緊密的經濟聯系為核心的新基礎將使中日能建立較為牢固的經濟合作關系。

但中日經濟競爭關系也將產生一定的負面效應。日本在總體經濟狀況不佳，經濟創新能力下降，產業結構從制造業向知識性、服務性產業調整的步伐緩慢的情況下，有可能以貨幣貶值的方法來延緩阻止制造業向中國轉移，為中日經濟合作的發展增加困難。同時，日本與美國有軍事同盟關系，二戰以后日本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嚴重依賴美國，目前日本的經濟困難也將進一步加深日本對美國的依賴；而且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日本處于島國地位，不希望亞洲大陸出現強大統一的力量，其對外政策中有聯合美國制約中國的一面。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安全關系滯后于經濟關系，兩者之間產生較大的矛盾。鑒于中國的強大是不以任何國家或勢力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以與中國一衣帶水的地緣政治關系和強有力經濟利益的驅動，同中國保持良好、穩定的關系是日本根本利益所在。這決定日本在親美的同時，將注意在中美之間保持適度平衡，并在對華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之間尋求某種均衡。

中國產業與韓國產業互補性較強，韓國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受惠國之一。韓國產業資源部2001年7月14日發表的預測報告認為借“奧運特需”的東風，中韓貿易額2008年將擴大到1000億美元。在政治安全方面，韓國仍將維持大國平衡政策，既保持與美國的同盟關系又不會因此背離中國。而且韓國在與北方和解乃至統一問題上需要尋求中國的支持，中韓關系將進一步加強。

中國產業的發展，使原來與中國同處雁行陣勢末尾的東南亞國家面臨競爭壓力，加上金融危機的打擊、國內政治動蕩和2001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為應對地區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東南亞國家面臨長期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2001年9月15日召開的第33屆東盟經濟部長會議決定建立專門國際顧問委員會進行東盟競爭力研究，幫助確定東盟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部門，并提出培育這些產業的建議。

從中長期看，中國的發展將為東南亞國家提供更多的機會，中國的龐大市場將吸收更多的東南亞國家的出口，東南亞將成為中國企業向外投資的首選地區之一，中國對東南亞經濟的發展將起越來越大的推動作用。東盟秘書長塞韋里諾2001年6月在廣州演講時說：中國與東盟是競爭中的伙伴。來自中國的競爭將促使東盟加快改革和推動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友好關系也將會加強。2001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10+1領導人會議上，中國與東盟一致同意在10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將大大推動中國與東盟的進一步合作，加深雙邊的相互依存關系，創造一個對中國與東盟雙方都有利的“雙贏”前景。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在關于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報告中指出：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后，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將增加55.1%，東盟對中國的出口將增加48%，中國、東盟國內生產總值將分別增加0.3%和0.9%，而且，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對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無庸諱言，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和產業聯系及互補性增強，不可能完全消除雙方關系中的一些障礙。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和作為世界投資熱點地位愈益突出，使中國和東盟國家對國際市場與外資的競爭愈趨劇烈。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之間南海主權之爭將長期存在，有時還可能激化。尤其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勁升，西方反華勢力散布的“中國威脅論”在東南亞國家中仍有市場，其對華疑慮難消。近年來，東盟不少國家同美日關系增強，特別是強化同美國發展軍事關系，即有針對中國的考慮。但從總體上看，雙方產業結構調整推動相互經濟關系的發展，有力地增強了中國和東盟國家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系的主流，促進了雙方關系的上升勢頭。

中國大陸的產業發展還將使海峽兩岸的力量對比進一步向大陸傾斜。臺灣信息技術制造業正在向大陸轉移。目前臺灣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而島內的混亂政治和臺獨政策妨礙了產業結構的調整。臺灣“行政院”國科會2001年在考察大陸高科技產業后警告說，如不調整對大陸的產業政策，臺灣的高科技產業將在5年后失去競爭優勢。（注：臺灣《中國時報》，2001年6月25日，《正視臺灣高科技產業的領先優勢正在喪失》。）同時，臺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越來越深。大陸已成為臺灣主要貿易伙伴之一，是臺灣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近年來臺灣對大陸貿易順差年均近200億美元。大陸對臺灣經濟“腹地”的作用日益突出。大陸對臺灣實力優勢的擴大和雙方經濟的深入融合，對臺獨勢力形成愈來愈大的掣肘，愈益加固海峽兩岸的關系紐帶，有利于推動建立在“一國兩制”基礎上的祖國和平統一事業。

第二，東亞產業發展的進一步演變，將對逐漸改變東北亞政治和安全方面殘留的冷戰格局發揮積極影響。東北亞產業分工向水平化、網絡化方向發展，迫切要求東北亞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日韓三國加強合作關系，這是改變舊的政治和安全格局的重要動力。2000年南北朝鮮關系取得突破性進展，實現首腦會晤只是變化的開始。美國希望加強它同東北亞軍事盟友的關系以確保在這個地區的霸權，聯合日韓以遏制中國，阻撓南北朝鮮的和解進程。但東北亞經濟融合的趨勢難以阻攔，美國的分化政策將越來越難以推行。中日韓三國日益密切的經濟聯系將不可避免地沖擊東北亞舊的政治和安全格局，中日韓合作、中日合作、朝韓和解將會在曲折中不斷前進。此外，東北亞的經濟發展還將推動朝鮮的開放，幫助朝鮮的開發和建設，為朝鮮帶來經濟發展的有利外部環境。

第三，東北亞經濟融合將加快，進一步提高東亞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在雁行模式的時代，東亞已經初步成為與北美、西歐并列的區域經濟體；隨著東亞內部貿易與投資的不斷擴大，其經濟內部循環不斷加強，東亞經濟的獨立性將越來越強。東亞產業的發展變化，將使中、韓等東北亞經濟體發展更快，并促進包括港臺地區在內的中日韓三國經濟的融合，帶動整個東亞的經濟成長，進一步提高東亞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東亞經濟的總量也將逐步接近和趕超北美。這是世界經濟多極化進程的一個部分，它將對新世紀國際格局的演變和新的全球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形成產生深遠影響。

總之，隨著產業結構的演變，東亞將形成以東北亞為中心的新的經濟秩序。東亞產業的新發展和中國的崛起是新世紀國際秩序變化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一切將最終改變東亞的政治和安全秩序，促進全球政治、經濟多極化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