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云經濟思想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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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財經工作上對陳云的信賴和支持

陳云在主管全國財經工作期間,受到充分信任。對于陳云提出的統一財政、調整工商業、糧油棉統購統銷等政策、主張,予以全力支持。凡陳云確定了的方案,反對輕易變動。如1956年9月初,在閱改八大政治報告稿時,將別人改動后的“到1962年糧食生產5200億斤,棉花5200萬擔”,更正為“到1962年要求糧食生產5000億斤左右,棉花4800萬擔左右”,并寫下旁注:“糧棉產量是經過多次商議并與陳云同志談過的。”凡陳云不在場而又需要作出重大經濟決策時,總要派人或致電、或致函去征求陳云的意見。如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期間,需要對糧食管理問題作出決策時,打電報給浙江省委譚啟龍即轉在莫干山養病的陳云,征詢陳云意見后再作出決定。又如1962年七千人大會后,主持起草了《中央財經小組關于討論1962年調整計劃的報告》,在派專人把草案送給在杭州養病的陳云征求意見后,才交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通過。對陳云提出的一些重要經濟觀點,或予以支持和擴大宣傳,或予以闡釋和發揮,或予以歸納和延伸。建國伊始,鑒于物價猛漲的局面,陳云認為穩定物價是穩定人心的關鍵。1950年3月采取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等項措施后,物價開始回落,但陳云仍然擔心金融物價的波動。寫道:“關內收支平衡、物價穩定的基礎尚不鞏固,陳云所顧慮的再次波動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①1955年冬,陳云根據當時的形勢,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提出了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6點意見。說:“陳云同志提出的6點意見,就是要有步驟有秩序地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陳云同志提出的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規劃是一個很大的計劃。我們要全黨動員,特別是省、市黨委和各有關部門要用很大的力量來做。”②在領導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最高決策層中,陳云是最早也是最系統地論述按比例發展和綜合平衡問題的理論家。1954年6月30日,陳云向中共中央匯報第一個五年計劃編制情況時提出:“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各生產部門之間“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體上也會是合比例的”。③1956年在反冒進時,陳云進一步闡明了這一思想,得到的大力支持和稱贊。4月10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1956年基本建設和物資平衡問題時,陳云說:“計劃應該按比例發展,而基建和生產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過了生產就不行。以后訂計劃應該首先進行物資平衡,再進行財力平衡。”聽了陳云的發言之后,高興地說:“陳云同志已經把結論做了。”他贊成陳云的觀點并發揮道:“生產是中心”,“生產是主要環節”,在生產與基建的關系上“首先就要進行很多平衡工作”。“一定要為平衡而奮斗。”④3年“”之后,國民經濟嚴重失衡。1962年3月7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小組會議,討論1962年經濟調整問題,在陳云作長篇發言時,多次插話。當陳云說:“我看今年的年度計劃要做相當大的調整。要準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重點是‘傷筋動骨’這4個字。要痛痛快快地下來,不要拒絕‘傷筋動骨’。現在,再不能猶豫了。”插話:“可以寫一幅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⑤

、陳云經濟思想的共同點

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和陳云堅持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觀點,正確認識三大改造與發展生產、實現國家工業化之間的關系,冷靜地分析三大改造的高潮,大膽地糾正生產關系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急躁冒進的錯誤認識;“”、化運動之后,果斷地糾正“共產風”,調整所有制關系與分配關系,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以求盡快恢復農業。1955年下半年由于激烈地批評“小腳女人”、反對右傾保守傾向,掀起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接著,全國手工業的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也跟著進到了高潮。和陳云經過冷靜分析和縝密思考,對三大改造的過急過熱提出了批評。在支持下,陳云主持起草的國務院《關于目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事項的決定(草案)》,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急躁冒進采取了適當限制的措施。1956年2月8日,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在討論這個決定(草案)時,說:“商業部、手工業合作總社、供銷合作總社等單位應重視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改造工作。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社會主義不僅表現在生產關系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生產力上。“要真正鞏固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成果,必須實現工業化才行。如果沒有工業化,農業即使合作化了,也不鞏固。手工業也是如此。”①6月18日,陳云在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的發言,高度評價了2月8日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及其決定。9月20日,陳云在黨的八大上分析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問題,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體制的構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它們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其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它的補充。與陳云這一富有創見的構想相呼應,在國務院第44次、46次全體會議上指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太死了不行。”②60年代初針對“共產風”的問題,提出要調整關系,明確所有制。他說:“農村有‘共產風’”,“主要表現為:大集體共小集體,集體共個人”,“把所有制搞亂了”。③對此,必須進行檢查

與糾正。1962年1月20日,建議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把所有制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來決定的意思補寫進去。陳云同的思路完全一致。他認為要渡過困難就要放寬政策,包括對所有制關系和分配關系的調整。“放寬一些,東西反而會多起來。”④他通過在青浦的調查研究,提出農民的自留地應該多留一些;私養母豬養得好,必須把母豬下放給社員私養。遺憾的是,1962年中央北戴河會議之前,陳云向進言,要求進一步放寬政策,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卻受到了不公正的冷遇。在國家建設與人民生活的關系方面,和陳云都以“真正為人民謀福利”作為處理二者關系的出發點和歸宿;他們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遵守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法則,高度重視搞好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糾正國家建設中不顧人民生活、不按比例、不求平衡、急躁冒進的錯誤認識。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指出:革命和建設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鞏固我們國家的獨立和安全。”⑤一年之后,他在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上又指出:“我們所以要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歸根到底,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不斷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必須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地增長,不斷地改善。”⑥陳云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期間,一再要求財經工作者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建國初期,他認為“城鄉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動員全黨的力量去做。解決這些實際問題就是為人民服務,不解決實際問題談為人民服務,則是空話一句。”⑦在黨的八大上,陳云針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問題,提出把我國經濟改造成為一種“有利于人民的社會主義經濟”。他兼任商業部長后對商業干部說:“商業工作天天同人民群眾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鹽、柴、米。不要看不起這些,這是人民的大事。我們共產黨必須天天關心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①在“”之后的經濟調整中,陳云再次強調人民的生活問題,“人民群眾要看共產黨對他們到底關心不關心,有沒有辦法解決生活的問題。這是政治問題。”②在人民的利益中,存在著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長遠利益與當前利益的矛盾;在人民的需要中,也存在著多種需要之間的矛盾。對此,、陳云都重視統籌兼顧、按比例發展。他們反對只顧當前生活、吃光用光的高消費,也反對不顧人民當前需要束緊褲帶搞建設。說:“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么,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③陳云認為國家建設規模應該有所根據,不能想多少就多少。他提出:“應該是在照顧必須的最低限度的民生的條件下來搞建設。在物資的分配上,首先應該照顧到必須的民生的生產,保證必須民生(當然不是大吃大喝),有余再搞建設。”④針對“”造成的農輕重之間的不平衡、重工業內部的不平衡、基本建設與工農業生產的不平衡,和陳云進一步分析按比例發展、綜合平衡是客觀規律,闡明了怎樣搞綜合平衡的問題。1962年3月7日,陳云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指出:“搞經濟不講綜合平衡,就寸步難行。”怎樣搞綜合平衡?他提出要弄清楚兩點:“一點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搞綜合平衡?一點是,從什么‘線’出發搞綜合平衡?”他認為“綜合平衡必須從現在開始,今年的年度計劃就要搞綜合平衡,開步走就要搞綜合平衡。不能說在達到了多少萬噸鋼以后再去搞平衡。”“按什么‘線’搞綜合平衡,無非是長線、短線。過去幾年,基本上是按長線搞平衡。這樣做,最大的教訓就是不能平衡。結果,建設項目長期拖延,工廠半成品大量積壓,造成嚴重浪費。在這方面,這幾年的教訓已經夠多了。按短線搞綜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平衡。所謂按短線平衡,就是當年能夠生產的東西,加上動用必要的庫存,再加上切實可靠的進口,使供求相適應。”⑤第二天講話,贊成陳云的看法。說:“從現在起就要搞綜合平衡。國家計委要搞綜合平衡,各個部門、各個地方都要搞綜合平衡。”“工業要按短線安排生產,使生產的東西配套,再不容許出半成品。”⑥在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的認識方面,、陳云對工業、農業、商業、水利、地質、交通等部門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關系有著基本一致的看法。建國之初,指出:“沒有農業基礎,工業不能前進;沒有工業領導,農業就無法發展。”⑦陳云從投資的角度指出:“中國是個農業國,工業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搞工業要投資,必須拿出一批資金來,不從農業打主意,這批資金轉不過來。但是,也決不能不照顧農業,把占國民經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業放下來不管,專門去搞工業。”⑧他們的上述觀點是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思想的雛型。對于商業,說:“商業作為聯系生產和消費、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紐帶,不僅擔負著滿足居民生活需要和一部分生產需要的任務,擔負著為國家積累資金的任務,而且也擔負著促進工農業生產發展的任務。”⑨陳云認為商業“擔負著調節生產和需要、組織供需平衡的責任”。“搞好商業,穩定人民經濟生活,有利于建設社會主義。”①對于水利,和陳云認為它是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基礎,特別是恢復和發展農業的基礎,是起帶頭作用的。說:水利部的工作和各方面都有關系,必須要搞好。水利是大事,是中華民族的大事。“我們今天必須用大力來治水。”陳云說:“水在農業里頭非常重要”,“水利建設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計。”對于地質工作,、陳云都強調其先行地位。1950年8月,說:“我們要進行建設,首先就要進行發掘、調查、統計和搜集材料的工作。”1951年4月,陳云提出:“要有地質勘察的組織,必須大體上知道金、銀、銅、鐵、錫在什么地方。”對于交通運輸,1949年8月,陳云在上海財經會議上幾次強調它的先行地位。他說:“運輸是一件大事,這個問題不解決,上海煤、糧、棉的供應都會很困難。”又說:“運輸是全國經濟的杠桿。我們要重視水路運輸,支援鐵路運輸的恢復和發展。”在經濟恢復時期表明了同樣的看法。在“一五”計劃建設時期,說:“交通運輸是建設中一種先行部門,不發展交通運輸業,工業也無法有大的發展。”②除上述所列之外,還可以舉出一些、陳云對國民經濟其他部門基本相同的看法。在經濟效益方面,和陳云都強調節省原則,重視以盡可能小的耗費取得盡可能大的效益。多次從效益的角度,從投入與產出的比較上使用“經濟”這個概念。1955年2月3日,指出:我們現在講建設,第一是適用,第二是經濟,第三是在可能的條件下照顧美觀。1970年12月,提出我國發展核電站的方針是“安全、適用、經濟、自力更生”。1962年12月24日,說:“這幾年貪多、貪大,不算經濟效果。這不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原則。”他多次強調要加強經濟核算,講求經濟效果。重視算賬。他總理國務,心里總是有一本大賬。陳云主管財經工作,心里不僅有一本大賬,而且還有逐條逐項的明細賬。他說:“做經濟工作要有戰略眼光,要算大賬。同時,也要算小賬。”③大的方面要合理,小的方面也要合理。針對計劃經濟體制下出現的“大范圍合理,小范圍不合理”的弊端,陳云強調“必

須學會經濟核算,算一算賬,力求省一點。要計算成本,出一個成品要多少工,市場上是什么價格,等等,都要計算好。”他指出:基本建設也要按經濟原則辦事,不能浪費。“錢是老百姓的,我們不能拿老百姓的錢開玩笑。”④在經濟思想方法方面,、陳云也常常不謀而合。他們思考經濟問題、指導經濟工作的根本方法是實事求是。多次指出: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陳云把實事求是具體化為15字原則,即:“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圍繞著實事求是,、陳云經濟思想方法還有以下幾個共同特點:一是整體論。說:“每個單位必須有整體觀念,要在總的財經計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認識自己的方向。”沒有整體觀念,“業務的進行就會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為盲目的工作”。⑤陳云認為財經工作者“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國大范圍來看”,“認識局部服從全體、目前服從長遠的原則,樹立整體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觀念和本位主義。”⑥二是基礎論。、陳云認為經濟與政治、軍事、文化之間的關系中,經濟是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中,生產力是基礎;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關系中,農業是基礎。在各產業部門中,除農業之外,他們還把水利、交通、地質工作放在基礎的位置上,強調其先行作用。他們認為國家建設必須從基礎做起。三是穩當論。對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經常強調要穩步前進,反對急躁冒進,主張按一定步驟扎扎實實地前進。他說:“工作中,失去了步驟,失去了聯系和配合,是不易做好的。”①為什么要求穩?說:“在我們這樣一個地區廣闊、情況復雜并且經濟上正在劇烈變革的國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發生重大的錯誤,造成重大的損失。”②陳云在建國初期就指出:“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發生錯誤和穩穩當當而慢一點相比較,我們寧可采取后者。尤其是處理全國經濟問題,更須注意這點。”③在“”之后的經濟調整中,陳云再次指出:“我們的工作部署,要反復考慮,看得很準,典型試驗,逐步推廣,穩扎穩打。慎重一點,看得準一點,解決得好一點,比輕舉妄動、早動亂動好得多。”④三、陳云經濟思想的區別由于和陳云工作分工和個人經歷的不同,思考問題的著眼點和側重點也就不同,兩人的經濟思想當然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是國家總理、政府首腦,經濟、外交、統戰、國防、文化……他總管一切。他在處理方方面面的關系時,自然而然地要注意處理好經濟與政治、經濟與國防、經濟與文化、經濟與外交等方面的關系。認為,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筑,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但是,他反對空頭政治,不贊成把政治運動放在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之上。1953年9月,說:“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但要做到完全獨立,還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如果工業不發展,已經獨立了的國家甚至還有可能變成人家的附庸國。”“我們今天要搞建設,光是政治覺悟高就不夠了,還必須要有較高的文化、技術水平,這樣才能使用機器來發展工業生產。”⑤對于經濟與國防,認為國防是保障。但是,國防建設不能擠占經濟建設的人力、物力。他說:“把器材、資金統統集中搞國防工業,別的生產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緊張,而武器制造出來,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槍也不能吃,子彈生產多了還不利。”⑥對于經濟與文化,說:“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⑦對于經濟與外交,在萬隆會議上說:“正像其他的亞洲國家一樣,我們迫切地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我國獨立自主的經濟。”外交活動的首要目標就是為新中國的建設爭取國際的和平環境。由出席并發揮突出作用的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外交另一重要內容是促進與發展中外經濟交流。建國前夜,他說:“國際貿易要開展,這是于雙方都有利的。”⑧70年代初,他根據我國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外交關系的發展,提出“外交發展了,外貿也要發展。”陳云是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財經工作,是財經管理的專門家。陳云也常常涉及處理和論及經濟與政治、國防、文化、外交等關系問題。比如經濟與政治的關系,陳云認為政治局勢不穩,經濟工作就做不好。他指出:“在經濟工作人員中進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建議提出‘七分經濟,三分政治’的口號。”⑨但是,與相比,陳云集中處理和集中論述的是經濟工作內部的問題。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目標、中期目標和當前目標上,與陳云思考問題和開展工作的著重點有著明顯的不同。思考問題和開展工作的著重點是經濟社會中、長期戰略目標的制定,特別是如何將戰略目標步驟化、原則具體化的問題。50年代中期以前,、等確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是要把中國由一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實現國家工業化。開國之初,面對戰爭創傷和財政經濟的困難,把恢復工業和農業作為第一步驟,以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作為幾年之內的具體目標,將水利、紡織、鐵路交通作為經濟恢復的三大重點部門。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開始后,論述了為什么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的問題。他說:“重工業是國家工業化的基礎。”①黨的八大前后,又將工業化的戰略目標具體化為“就是要使自己有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②60年代初,、等鑒于蘇聯和中國自己片面發展重工業的經驗教訓,將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確定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兩個步驟: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實現四個現代化。陳云十分關心工業化和四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但較少論述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期和中期的戰略目標。他思考問題和開展工作的著重點是處理當前財政經濟中最緊迫的問題。1949年至1950年初,由于軍費開支浩大、財政赤字嚴重、紙幣發行過多,再加上投機資本家的興風作浪,以上海、天津、武漢等大城市為先導和中心,全國幾次出現物價暴漲、人心浮動的嚴重局面。這時陳云思考和處理問題的中心是如何穩定物價。他通過抓住糧食、棉花、煤炭適時拋售,通過征收公糧、發行公債、增加稅收,通過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等標本兼治的辦法,穩定了物價,并由此闡述了財政、信貸、物資平衡和反對走通貨膨脹道路的思想。穩定物價、統一財經之后,出現了商品滯銷和部分私人工商業倒閉的問題。陳云又運用收購土產、加工訂貨的辦法調整工商業,搞活經濟,并由此闡述了城鄉交流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鑰匙的思想。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陳云領導制定了“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財經工作方針,解決了最急需的軍費問題;當戰局稍有緩和,他又及時提出邊抗、邊穩、邊建的方針,保證了經濟建設準備工作的正常進行。他主持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并論述了綜合平衡和按比例發展的思想。當大規模建設開始后,生活消費品不足、糧食緊張時,他領導制定了糧、油、棉統購統銷的政策。此后,針對急躁冒進的傾向,他分析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建設要和國力相適應的思想。陳云被稱為“危難經濟家”,他善于在危難中找出克服困難的辦法。在“”之后的嚴重困難中,他提出的先恢復后發展、減少城市人口、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農業生產、按照短線進行綜合平衡等辦法,對全國人民渡過困難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就國民經濟各部門相比較而言,關注得最多的是水利和尖端科技

,對水利和尖端科技的論述亦比其他經濟部門突出;陳云關注得最多的是財政、金融、商業,他對國民經濟各部的論述更多的集中在這幾個部門上。對水利和尖端科技的特別關注,有他自己的話作證:“二十年來我關心兩件事,一個上天,一個水利。這是關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雖是外行,也要抓。”對于水利建設,他論述了百廢待舉,治水為先;分清緩急,標本兼治;蓄泄兼籌,瞻前顧后;綜合利用,除害興利;分工合作,同福同難;依靠群眾,尊重專家;統一規劃,集中領導;百家爭鳴,博采眾長;審時度勢,積極慎重;反對極端,實事求是等一系列主張。這些論述不僅探討了人類和自然界的關系,探討了發展生產力的問題,而且探討了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生產關系,還探討了領導治水的方法,內容全面而豐富,周到而深刻。中國農業落后,水旱災害嚴重。治水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農業落后的面貌,實現農業現代化;也是為了防災、減災,保護生產力,保障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對治水的論述也包含和反映了他關于農業、林業、防災救災的思想。對于科學技術,認為它是實現國家富強最關鍵的因素和最根本的途徑。他說:“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我們要正確認識科學技術現代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大意義。”①是新中國科技建設的決策者、組織者和指揮者,對在中國的國情下怎樣振興科技(特別是尖端科技)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其中包括:制定規劃,確立目標;抓好基礎,突破尖端;尊重人才,造就人才;引進與創新相結合;大力協同,集智攻關;一次實驗,全面收效;面向生產,積極轉化;周到細致,穩妥可靠;循序而進,逐步實現;搞好宣傳,加強領導等等。發展科學技術需要具備科學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專門人才。說:“掌握尖端技術,關鍵在于人才。”培養和造就人才,需要發展教育。正因為如此,在論科學技術的同時,充分地論述了發揮知識分子積極性的重要性,提出“發展科學、教育,也是現在一個中心的任務。”財政、金融、商業是經濟的塔尖部分。塔尖部分受基礎部分影響并由基礎部分決定。另一方面,“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財政、金融部門雖不直接生產財富,卻決定著財富的聚、散,給社會經濟運轉、資源配置以重大影響。國民經濟的宏觀管理,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要管理好財政和金融。正因為如此,陳云主持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他將主要精力放在財政、金融和商業的管理上。陳云關于財政平衡、信貸平衡、物資平衡和進出口平衡的思想;關于統一財政經濟、穩定金融物價、制止通貨膨脹的思想;關于“對支出用‘削蘿卜’的辦法,對收入用‘擠牛奶’的辦法”的增收節支、開源節流的思想;關于加工訂貨、收購土產、城鄉交流和糧油棉統購統銷的論述;關于建設和民生兼顧,建設的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論述;關于克服統購包銷的弊病,實現大范圍合理、小范圍也合理的目標的論述等,處處體現了他宏觀經濟管理的卓越智慧,也體現了他對財政、金融、商業問題的深刻見解。必須指出,與陳云經濟思想的上述三點區別是相比較而言的。當然,通過上述三點比較,可以看出,即使是、陳云之間,他們的經濟思想也是有各自特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