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義在我國之禍行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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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實行的對外開放政策推動著中國出口的不斷擴大,這些舉措都具有濃重的重商主義色彩。然而,中國與西歐國家不同,重商主義思想給中國帶來了很多危害,包括外匯儲備大幅縮水、民族品牌受挫、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亟須我們解決。

關鍵詞:重商主義;外匯儲備;禍行

一、重商主義思想概述

重商主義產生于十四五世紀,興盛于十六七世紀,于18世紀慢慢衰落下來。它經歷了早期重商主義和晚期重商主義兩個時期,15世紀到16世紀中葉為早期重商主義,其代表人物有:英國的約翰·海爾斯、威廉·斯塔福德,法國的博丹和孟克列欽等。晚期重商主義盛行于16世紀下半葉到17世紀中葉,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國的托馬斯·孟、馬林斯和法國的柯爾貝爾等。

重商主義者倡導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幾點:(1)國際貿易是國際財富最重要的來源,即流通;(2)要以本國制造品輸出到國外換取貴金屬;(3)多賣少買,實現順差;(4)商業是國家活動的基礎,國家必須干預經濟活動,保護商人地位,發展商品經濟。托馬斯·孟認為,“商人肩負與其他各國來往的商務而被稱為國家財產的管理者。”[1](5)重視發展本國制造業,保護幼稚產業。出口本國制造品,進口外國原料。塞拉提出,“如果各式各樣的和為數眾多的手工業能生產出超過本國需要的必要生活資料、享樂用品和奢侈品,就可以給國家換回充足的貨幣。”[2]

重商主義者主張的是貨幣政策,他們傾向于制定有利于外國貨幣流入、限制本國貨幣流出的政策,以獲得大量的外匯儲備,實行的政策主要有:(1)獎出限入政策。反對進口奢侈品,主張進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利用差價實現順差。(2)保護關稅政策。實行關稅壁壘,對制成品進口制定高關稅,限制制成品的進口。(3)發展本國工業政策。如果要實現順差,必須向國外輸出本國的制成品,因而需要提高本國企業的生產力,促進本土企業的發展,所以需要制定一些促進本土企業發展的政策。

二、重商主義在中國之禍行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實施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包括實行出口退稅,鼓勵出口;開放沿海城市;鼓勵引進外資;收匯補貼,出口產品供小于求。這些政策的實施使得國內生產能力逐漸提高,國內企業的競爭力增強,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鄧小平同志曾說過:“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3]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期間,重商主義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危害。

(一)外匯儲備大幅縮水

重商主義者的對外貿易增加本國外匯的思想,影響了中國的外貿政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開展了一場“創匯”運動,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達到頂峰。為了擴大出口賺取更多的外匯,中國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政策,包括出口退稅、出口補貼、出口信貸等措施,期間中國的外匯儲備迅速增加。

從1998—2008年的十年間,中國外匯儲備逐漸增長,總體增加了10多倍。截至2008年底,中國外匯儲備已達到19460億美元。如今,美元貶值了,中國政府儲備的大量美元嚴重“縮水”,中國出口相同的商品換回來比以前少的商品,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筆巨大的損失。

現在我們來計算一下,2006年4月,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突破了8.1元,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7.9元左右,2009年3月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是6.8元。截至2009年3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約為1.95萬億美元,美元資產占72%,約1.4萬億美元。中國因美元貶值所損失的人民幣為19500*(7.9-6.8)=21450億元,如此巨大的損失令人震驚。

(二)民族品牌受挫

改革開放以來,受到重商主義的影響,中國利用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外資大量涌入中國,“三資”企業①迅速增長。

跨國公司陸續進入中國,對中國企業造成巨大壓力。跨國公司在技術、生產規模、信息、經營技巧等方面都存在著巨大優勢。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民族品牌受到重創。1997年7月22日《中國經營報》報道:

“據有關資料顯示,國際跨國公司已經占領了中國彩電市場份額的60%,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的80%,跨國公司生產的軟飲料在中國四大城市的市場占有率高達85%,1992年進入中國的麥當勞快餐已把國內眾多快餐業擊得潰不成軍;今年夏天,北京街頭幾乎所有的冷飲網點都被國外的和路雪和雀巢覆蓋……養育了三代中國人的八大飲料品牌中的七個被可口可樂、百事可樂紛紛合資和兼并,有人戲稱為‘水淹七軍’。”

根據《北京青年報》1996年7月15日的報道,截至1996年上半年,外資已經充分進入下列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民族工業:“第一,洗衣粉行業。第二,飲料行業。第三,自行車行業。第四,彩電行業。第五,啤酒行業……。”[4]

上述情況充分證明,重商主義思想引來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對民族工業形成了嚴重沖擊。

(三)東西部發展不平衡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形勢和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由于東部沿海地區工業基礎好,地理位置優越,因此為了追求整體利益,地區轉移成為必然的選擇。“‘五五’時期,東部沿海地區所有制基本建設投資為中西部地區的0.84倍,‘六五’時期為1.02倍,‘七五’時期上升為1.27倍,‘八五’時期為1.33倍。率先在東部建立了深圳、廈門、珠海、汕頭四個經濟特區,開放了北起大連南到北海的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設立了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5]

中國東部以及東南部沿海地區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明顯比內陸尤其是西部地區的居民消費水平高。本來略有縮小的東西部差距,改革開放后又開始拉大,而且差距呈不斷擴大的趨勢。盡管1999年國家提出并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但這一差距并未明顯縮小。中國東部和西區的差距在進一步擴大。

中國東西部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比,1952年西部和東部每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是1∶1.84,1978年,這一比例為1∶1.8,而到2005年這一比例縮小到1∶2.55。可見,中國東西部的差距并沒有因為改革開放而縮小,反而是在進一步擴大。

(四)環境污染嚴重

重商主義給中國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然而在經濟增長的背后必然是資源不斷趨于枯竭,環境不斷惡化。正如世界銀行就中國環境問題所做的主題研究報告所指出的那樣:“強勁的經濟增長已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難以估量的利益。經濟的發展增加了收入、減少了貧困并改善了健康狀況。然而,經濟增長在使千萬人脫貧的同時,也對環境造成了嚴重損害。”[6]該研究報告列舉了當時中國環境污染的嚴重情況及帶來的后果:在中國的主要城市中,估計每年有17.8萬人由于大氣污染的危害而過早死亡;來源于生活及取暖用煤和生物質燃料燃燒造成的室內空氣污染每年約造成11.1萬例早亡;每年由于大氣污染致病而造成的工作日損失達740萬年;中國南部和西南部高硫煤地區的酸雨影響已危及全國10%的土地面積,使受影響地區內農作物及林業生產力平均下降了3%;在上海、沈陽及其他一些城市,受調查的兒童血液中鉛含量平均超過被認為,對智力發展不利水平的80%左右;中國的大氣與水污染,尤其是細微大氣顆粒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達540億美元,幾乎是199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8%[6]。

三、結論

可見,重商主義思想給中國帶來了很多不利的后果,中國的外匯儲備由于人民幣升值而大幅縮水,由于引入外資而使得中國大量民族品牌消失。此外,重商主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而且造成了環境的極度污染。我們應該采取一定的政策解決這些問題:一是減少中國對美元的持有,減少外匯儲備的縮水;二是加強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審批制度,防止他們對中國民族品牌的侵蝕;三是中國應該注重西部地區的開發;四是不應把環境的惡化作為經濟發展的代價,必須加強對環境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