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主義與東亞地區經濟統一化新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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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新地區主義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理論基礎越來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視。新地區主義在東亞的形成和發展與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與區域化趨勢密切相關，伴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而日漸清晰。目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制度化程度低，還處在起步階段，但向制度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已經形成。由于受到當前金融危機的影響，東亞各國合作愿望更加迫切，特別是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加大了合作的力度，必將會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重大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新地區主義；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制度化

新地區主義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與二戰后以歐共體為代表的傳統的地區主義相比，具有很大的差異。

地區主義實踐的經典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在冷戰期間，西歐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開展協調與合作，成功地實現了一體化，建立了一體化組織歐共體。歐共體組織帶有明顯的區域保護的內向封閉色彩。為了與后來的地區主義相區別，人們稱上世紀60、70年代歐洲的地區主義為傳統的地區主義（或舊地區主義）。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醞釀和歐共體內部市場化進程的加速，一種新地區主義開始出現在世界舞臺。發達國家為了擴大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愿意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密切經濟領域合作，簽訂緊密的經貿合作協議。美國通過促使墨西哥開放市場而建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在推動與中東歐國家區域一體化的進程中，要求新成員必須進行自身改革以適應歐盟的規范。這些現象改變了傳統地區主義注重在經濟體制和發展水平相一致基礎上推進貿易融合的“淺一體化”做法，而是通過在不同經濟體制和發展水平的國家之間推行貿易、金融、技術、信息等方面全面合作的“深度一體化”，積極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由此“新地區主義”應運而生。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地區主義現象在亞太地區表現為一系列跨地區的多邊合作機制的建立。1980年建立“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the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Council，PECC），1989年建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1994年分別建立半官方性質的“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ForSecurityCooperationintheAsiaPacific，CSCAP），和第一個官方對話機制的東盟地區論壇（ASEANRegionalForum，ARF）。上述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組織和安全對話機制的突出特點是其成員包括了東亞、北美、南太平洋甚至南美洲國家，幾乎覆蓋整個太平洋地區。在分析這種過去沒有出現過的合作機制時，美國學者諾曼?帕爾默（NormanD．Palmer）在《亞太地區的新地區主義》一書中首次提出了“新地區主義”這一新概念，以區別于傳統的地區主義。他認為，地區主義理論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后，隨著20世紀80年代美蘇關系的緩和，在“修正的民族主義和相互依存的時代”，地區組織和一體化出現了新的特點，新的地區主義不僅僅是舊的地區主義的簡單復興，而且日益成為國際關系中的新因素。他強調“新地區主義”的突出特點是跨區域性，即地區合作應超越單一地區，實現跨區域國家間的合作與融合。

新地區主義在國際經濟學的范疇內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它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復興的新一波地區主義浪潮，與20世紀60、70年代的舊地區主義比較，有新的特點。而且相對舊地區主義而言，發生時序上有一個間隔期。第二，由于新地區主義與經濟全球化一起構成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新范式，因此，新地區主義指的是一種經濟范式，以及與這種經濟范式相關的思潮和理論研究思路等。從諸多相關文獻中可以看出，僅就世界經濟發展的范式而言，新地區主義或者是指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興起的新一波區域一體化進程，或者是指研究這一進程的理論思潮。

對于新地區主義的特點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和主張，但是就其發展進程而言，“多樣性”和“開放性”是其最基本的特點。

關于“多樣性”，可以從經驗事實中看到，在世界的不同地區，由于人們對地區主義的主張以及地區主義本身的實踐條件等相去甚遠，從而造成地區主義發展的結果千差萬別。這種“多樣性”首先是指地區主義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其次是指地區主義組織化程度的多樣性，另外還指地區主義與其他思潮的關系也呈現出多樣性。不論是從國際經濟的角度，還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歐盟、北美與東亞三大地區性經濟區的發展模式都有一定的差異。歐洲經濟區所屬國家在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意識形態等方面具有較高的相似性，一體化發展層次高，目標是邁向政治一體化。而北美和東亞經濟區所屬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分別以美國和東盟為諸多力量，發展層次遠不及歐洲，并且還未出現向政治一體化過渡的傾向。但就其內部組成結構看，三者的包容度都比較大。尤其是東亞經濟區，還未建立正式一體化組織，但是各領域存在諸多形式的論壇、次區域合作、組織三角等，它們都在推動東亞區域合作中發揮作用。在東亞，“軟地區主義”是重要特色，但這不等于說東亞就一定不能向制度化程度高的一體化邁進，只是需要漫長的過程而已。東亞區域的地區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上已經突破了傳統的認識范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歐洲經驗”的突破，表現出更為明顯的多樣性發展趨勢。

關于“開放性”的特點，可以從新地區主義與全球化的關系著手進行分析。從事實上看，一方面新地區主義是以自由化、市場與競爭為導向，既尋求地區合作的潛力，又致力于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參與，其原因在于僅僅一個自由的（即便是統一的）地區空間遠遠不能滿足國家和各種經濟力量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本質是超邊界的經濟社會關系的增長，不只是狹隘的經濟問題，還涉及文化、認同和共同體等內容。前者由于物質利益驅動而流動、擴大和滲透，后者由于民族的或地區的屬性而有著很強的抵抗力。透過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將全球化的實際進程看作是這兩種力量相互牽制與妥協的產物。

從經濟的角度看，一定程度的地區安排，并沒有阻礙全球貿易的自由化以及其他的全球合作的努力。盡管新地區主義的高潮反映了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不受規制的全球轉變和自行其是的新自由主義戰略的疑慮與疑問，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必然是在利用地區安排來抵制全球化進程。相反，諸多事例表明，地區安排促進了經濟自由化、全球化。地區合作相當于較小范圍的“全球化”。歐盟、北美和東亞三大經濟區的實踐表明，封閉的內部經濟聯系已無法適應全球化的發展要求，地區主義逐漸成為全球化的過渡途徑，通常表現為：各個地區共同體是“次佳的”，卻是最終實現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必要階段。不論地區主義是否能最終完成對全球化的過渡，首先它必須實行開放的姿態，以利于經濟區內部成員國之間以及與外部經濟體之間的交往與合作。在APEC的實踐中這一點表現得最為明顯，APEC“正醞釀形成一個地區經濟合作的全新模式：將地區性和全球性貿易自由化緊密地連接傳動起來，為‘開放的地區主義’作出貢獻”。與此同時，歐盟接納東歐10國入盟；北美自由貿易組織擴大到整個美洲，將建成一個涵蓋除古巴以外所有美洲國家在內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正是在APEC開放姿態的挑戰以及歐洲、北美經濟開放模式的示范帶動下，東亞經濟區發展至今，其所奉行的地區主義必然是自由化的，更是開放的。

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問題研究中，新地區主義在東亞的形成、發展及表現形態尤為引人關注，對東亞區域國家間關系以及區域一體化機制的構建意義深遠。

東亞是一個區域概念，在本文中指的是東北亞的中日韓三國和東南亞的東盟十國。

地區主義在東亞的實踐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當時正值冷戰時期，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在東南亞爭奪加劇，特別是不斷升級的越南戰爭使該地區長期處于動蕩之中。為了應對內憂外患，爭取生存發展，東南亞一些弱小國家萌發了用集體力量抵御外來干涉的想法。1967年，由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五國發起成立了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簡稱東盟）。東盟的建立在加強內部團結，發展互利合作，調解內部紛爭，解決地區沖突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從整個東亞層面看，由于在當時特定的國際環境下，東亞各國諸多矛盾與分歧的存在以及濟發展水平低等種種因素，各國合作的意愿不強，地區主義發展既缺乏動力又缺乏條件。事實上，當時東盟的地區主義著眼于政治與安全，經濟聯系并不緊密，只能是傳統地區主義在東南亞的表現，不是新地區主義。

進入20世紀80年代，東亞經濟體經濟發展明顯加速。日本是亞洲國中率先實現現代化的發達國家，在日本的先進技術和產業轉移的帶動下，東亞“四小龍”（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紛紛實現了經濟起飛，東盟國家（老成員）也加入經濟快速增長的行列，從而形成東亞經濟增長的“雁型模式”。而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轉向市場經濟機制后，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冷戰的終結進一步打破了市場分割，形成東亞區域內部聯系機制。直至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前，東亞區域內部貿易已超過50％，同時區域內的投資和技術轉移也顯著增加。經濟上的密切聯系與相互依存形成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這既是東亞合作的內在基礎，又是東亞新地區主義萌芽的土壤。

1997～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集中暴露了全球化與主權國家國際體制的矛盾。金融危機于1997年7月始于泰國，并迅速蔓延到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鄰國以及韓國和俄羅斯，導致了這些國家嚴重的經濟衰退。東亞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十分復雜，但直接原因就是這些國家過快地實行金融自由化，開放金融市場。

受危機影響的東亞國家在自身的金融體系發育不夠成熟和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的情況下，倉促開放金融市場，特別是放松了資本項目交易的管制措施，導致大量的短期國際資本（游資）的流入。短期國際資本在東亞各國金融市場的流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穩定，國內銀行部門的脆弱性則大大強化了這種資本快速流動所造成的潛在風險。一方面大量的外資涌入使國內經濟流動性加強，銀行部門信貸相應急劇擴張，使貸款質量不易控制。另一方面一旦銀行部門壞賬問題趨于嚴重時，資本就會外流，為匯率與債務危機留下隱患。盡管東亞國家有很高的儲蓄率，但投資需求的快速擴張使資金需求與國內儲蓄缺口擴大，積極引進外資成為東亞國家彌補資金缺口的重要舉措。但是相當大的一部分短期國際資本經國內銀行體系為中介，流入房地產和股市，推升資產價格。資產價格暴漲引發“泡沫”，巨額獲利的外資借機出逃，泡沫破滅引發了金融危機。

金融體系危機發生后，不僅東盟和亞太經合組織應對乏力，而且在許多東亞國家看來，美國支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危機處理的態度令人難以接受。IMF認為問題主要出在這些國家內部，雖然答應給予援助，卻提出相當苛刻的條件，即接受IMF的改革建議，堅持開放和自由化，聽任外國公司收購它們的破產企業。IMF是以“華盛頓共識”為準則，不惜犧牲危機受害國來維護國家資本的利益。

通過東亞金融危機的教訓，東亞國家從多邊主義的幻想中清醒過來，它們認識到僅靠單槍匹馬無法與歐美的區域集團抗衡，只有加強合作，建立自己的區域一體化組織才有出路。各國學界和政界人士提出了一系列倡議和設想。“10＋3”機制應運而生。東盟和中、日、韓三國在金融危機后加強了金融合作，制定了防范金融危機的一系列區域性措施，這些措施成為東亞新地區主義發展的重要助推力量。可以說，東亞金融危機催生了東亞新地區主義。

東亞開放的地區主義具有以下特點：（1）包容性。參與東亞區域一體化的國家不僅存在文化、宗教的多樣性，而且存在經濟發展水平與政治制度的差異性。（2）多層次性。區域合作機制中，既有整個區域層面的合作機制，又有次區域層面的合作機制，還有跨區域層面的合作機制。（3）多元性。在推斷力量上有政府間組織、半官方組織和民間組織。

東亞新地區主義就是東亞開放的地區主義。東亞開放的地區主義不僅強調區域內國家間建立制度化合作機制，還要與對本區域有影響力的區域外的大國以及愿意融入東亞的國家合作，實現區域內整合。

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各國日益重視東亞區域合作制度化建設，取得了一些重要進展。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東盟國家尋求中、日、韓三國的幫助。各方都強調在發展預防性能力、避免第二次金融危機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為有效防范金融風險，東盟和中、日、韓三國展開了密切的合作，“10＋3”機制應運而生。

在1999年東盟10國與中、日、韓首腦早餐會期間，韓國總統金大中提出中、日、韓經濟合作的倡議。2000年東盟10國與中、日、韓首腦會議上，三國首腦首肯了此構想。2002年11月的第三次“10＋3”會議上，各方就適時啟動中、日、韓FTA的可行性進行研究。2003年10月，總理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韓國總統盧武鉉簽署了《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但是由于三國特別是中日、韓日之間缺乏戰略和諧，加之近年來中日、韓日關系齟齬不斷，中、日、韓三國合作遲遲未能取得新的突破。

“10＋1”機制的建立是中國、日本、韓國與東盟關系深化發展的表征。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與東盟達成協議，將在2010年之前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中國與東盟合作的“10＋1”機制也由此得以迅速推進。中國與東盟合作機制的發展，帶動日本和韓國也采取了相應的舉動，從而在東亞地區初步形成了三個“10＋1”機制。

2000年5月在東盟10國和中、日、韓三國財長會議上通過的《清邁倡議》是迄今為止“10＋3”機制所取得的最為重要的成果。東盟和中、日、韓三國確立了以雙邊貨幣互換為核心的緊急融資框架協議；同時，各個層次的政策對話機制也先后建立，并設立了亞洲債券基金。這一時期，東亞經濟合作以區域性金融市場的發展作為基礎。東亞新地區主義的發展顯現出金融合作先行的勢頭。

在2003年第9次東盟首腦會議上，正式通過《東盟經濟共同體》文件，決定在2020年將東盟建成以商品、服務、投資自由流動和資本更為自由流通為特點的單一市場與生產基地，并實現經濟一體化的最終目標。這一目標的實現，必將進一步推進東盟成員國經濟的發展，同時增強東盟內部的凝聚力。

“10＋3＋3”即以東亞峰會為標志的東亞合作新模式，代表著東亞區域合作擴大的趨勢。在2005年首屆東亞峰會上，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三個在地緣上不屬于東亞的國家獲得參會資格，預示著傳統意義上的東亞合作在范圍上已經大為擴展。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講，到目前為止，東亞峰會還只是一個論壇，尚未成為機制，但正如總理在首次東亞峰會上所言，東亞峰會的召開，是東亞合作進程中的一件大事，是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合作加快發展之客觀要求，是本地區各國相互依存、共同利益不斷擴大的必然結果，標志著東亞合作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2007年1月，在菲律賓宿務召開的第二屆東亞峰會上，出席會議的東盟十國和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及新西蘭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簽署了《東亞能源安全宿務宣言》，正式提出了東亞地區能源合作的具體目標和措施。向外界表明，東亞峰會的參與各方朝著深化區域合作的方向邁出了第一步。

在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是，2004年11月“10＋3”領導人會議明確將東亞區域合作的長遠目標確定為建立“東亞共同體”。從地區主義的角度出發，區域應該是利益與制度的一個統一體，而東亞目前仍然分為東北亞（主要是中、日、韓三國）和東南亞（東盟十國）兩個部分，應該說“10＋3”框架只能是一種過渡性措施，“東亞共同體”目標的確立符合區域一體化的潮流。

東亞金融危機時隔10年，以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正在全球蔓延，美國、歐洲、日本等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遭受了慘重損失，經濟出現了嚴重衰退。面對這次罕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任何國家都難以置身事外。為了應對和化解危機的影響，國際社會付出了巨大努力。2008年召開的G20峰會、APEC領導人會議等一系列會議都一致強調加強合作，共同應對這次罕見的全球性金融危機。

應對此次金融危機既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加強區域合作。東亞國家吸取了東亞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加強合作，積極應對。2008年12月13日，中國、日本、韓國領導人會議在日本福岡舉行，中國總理、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韓國總統李明博出席會議。會議由麻生太郎主持。三國領導人積極評價三國合作的進展，確定了今后合作方向，提出了新的合作倡議，并就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共同關心的地區和國際問題交換了意見，達成重要共識。會議結束后，三國正式簽署了《三國伙伴關系聯合聲明》、《國際金融和經濟問題的聯合聲明》、《三國災害管理聯合聲明》等文件。在聯合聲明中，三國領導人提出了合作的原則，即公開、透明、互信、共利、尊重彼此文化差異的原則。此次會議提出的具體的合作原則無疑為鞏固、發展三國關系定下了指導方針。不僅如此，此次會議還明確把三國伙伴關系和推進現有的地區多邊合作關系緊密聯系在一起，即推進東盟與中日韓、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和亞太經合組織等更大范圍的區域合作。

本次會議是中日韓三國領導人首次在東盟“10＋3”框架外單獨舉行的會議，而在會后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首次使用了“三國伙伴關系”這個定義。此前，中日韓三國只分別定義了相互間雙邊之間的關系：中日之間的關系稱為“戰略互惠關系”，中韓之間稱為“戰略伙伴關系”，而日韓關系則被定義為“成熟的伙伴關系”。從原先的三個雙邊關系合并為一個三邊關系，具有里程碑意義，表明了中日韓認識到在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紛繁復雜的當前，三國利益需要一致的行動來維護，這不僅符合三國的戰略利益，也有利于東亞地區甚至是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三國領導人確認在“清邁倡議”的基礎上，擴大雙邊貨幣互換規模，以有效監測本地區經濟與金融市場。“清邁倡議”是1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產物，在當時無疑是一大進步，對于防范金融危機、推動進一步的區域貨幣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現在看來其局限性已經愈發明顯，需要進行必要的修改。而在此前召開的三國央行行長會議上，中韓、中日分別達成了1800億人民幣和30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議。“清邁協定”規定絕大部分的貨幣互換協議均為雙邊協議，而雙邊協議具有很多風險，比如援助國以各種理由不愿意提供援助，國與國的雙邊談判耗時太長，此次三國宣布建立“央行行長會議機制”無疑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捷徑，通過這一常設機制，不僅可以有效縮短各方磋商的時間，抓住解決危機的最佳時機，而且還可以為今后三邊貨幣互換提供基礎。

2009年2月28日，第14屆東盟首腦會議在泰國海濱度假勝地華欣開幕，這是自2008年12月《東盟憲章》生效以來的首次峰會。東盟各國領導人簽署了《關于2009－2015年東盟共同體路線圖的差安華欣宣言》，其中包括建設東盟經濟共同體、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和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三方面內容。繼2008年《東盟經濟共同體藍圖》后，本次峰會還了《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藍圖》和《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藍圖》，為2015年建成東盟共同體勾畫出完整的藍圖，并制訂出工作計劃。除推進共同體建設外，東盟領導人還就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糧食安全及爭取在本地區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等議題進行了磋商，發表了相關宣言或聲明。此外，與會的各國能源部門部長還簽署了《東盟石油安全協定》。

從中日韓領導人會議與東盟首腦會議可以看出，在當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東亞新地區主義制度化進程加快，而且向“深度一體化”發展傾向日趨明顯。同時，還能看出東亞區域內東盟與中日韓（10和3）之間關系產生微妙變化。

目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核心是以“10＋3”為框架，而不是“3＋10”，是以東盟為主導的。從一體化成功的范例看，無論是歐洲還是北美，都是由大國主導的。東亞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諸多因素，特別是中日兩國缺乏互信才導致目前的現狀。如果中日韓三國能夠加強互信，深化合作，以三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必然會在東亞一體化的進程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

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還不夠成熟，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但是制度化趨勢不會改變，開放的趨勢也不會改變。

參考文獻：

［1］蘇浩．東亞開放地區主義的演進與中國的作用．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9）：43－51．

［2］郭定平主編．東亞共同體建設的理論與實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