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擴大我國居民消費問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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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對我國當前內需不足，消費不振的事實，本文集合并淺要評述關于如何擴大居民消費水平的各家觀點。

關鍵詞：居民消費；內需；經濟增長

一、影響居民消費的因素

（一）總量因素。凱恩斯的消費理論認為，消費（C）是可支配收入（Y）的增函數（C=a＋bY）。收入水平越高，消費能力越強。而在我國，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不僅大大低于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而且也低于同期GDP增長率。在成熟市場經濟體中，初次分配后，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美國接近于70%，其他國家和地區普遍在54%～65%之間。而在我國，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雖然位居世界第三，但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反而呈下降趨勢；政府年財政收入雖然保持在20%以上增長，但勞動者卻無法分享到經濟快速增長的成果，享受不到快速發展的福利。

（二）結構因素。莫迪利亞尼的生命周期假說理論（LCH）說明，居民消費既取決于收入，同時也取決于財富。衡量財富分配不均的主要指標是財富集中度和基尼系數。就財富集中度而言，盡管目前我國居民儲蓄額約25萬億元人民幣，但大部分財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而美國則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財富集中度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并正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增長，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就基尼系數而言，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由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8年的0.49，不僅超過國際上0.4的警戒線，也超過世界所有發達國家水平。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2007》提供的12個國家近年來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的指標表明，基尼系數低于中國的國家有94個，高于中國的國家只有29個，其中27個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亞洲只有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兩個國家高于中國。這種狀況說明，中國基尼系數高于所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事實上也高于中國的歷史高點。

（三）預期因素。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PIH）消費函數理論表明：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是由他的現期收入決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決定。也就是說，理性的消費者為了實現效應最大化，不是根據現期的暫時性收入，而是根據長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來做出消費決策的。其將人們的收入分為暫時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并認為消費是持久收入的穩定的函數（Ct=c·YPt）（Ct為現期消費支出，c為邊際消費傾向，YPt為現期持久收入），消費者只有在擁有穩定的、長期的收入或收入來源時，其現期消費支出才可能超過其現期收入，施行超前消費。我國高收入群體消費傾向一般都很低，因為其基本消費需求大都得到滿足；中等收入群體雖有一定購買力，但基于養老、醫療及子女教育等后顧之憂，不得不節制消費；而低收入群體考慮到收入較少或收入來源的不確定性和未來支出的確定性，其消費更加謹慎。自1998年以來，我國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呈不斷下降趨勢，目前已降至最低點0.7，居民消費增長明顯乏力。

當然，消費的環境因素以及消費傳統、消費習慣也是影響消費需求的其他方面。

二、為什么要轉到以消費為主導力量的經濟發展方式

（一）“消費-增長”的階段性特征。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于1960年在其著名的《經濟成長階段》一書中，提出了經濟增長階段理論——羅斯托起飛模型，又稱作“羅斯托模型”、“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論”，是經濟發展的歷史模型，首次將各國經濟增長過程概括為六個階段，在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消費、儲蓄、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不同的。

第一階段：傳統社會階段。即農業社會，經濟增長緩慢，消費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費率較高，但這一階段的消費處于低水平。

第二階段：為起飛創造前提條件階段。消費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要低一些，消費率有所下降，而更多的國民收入用于儲蓄，儲蓄率上升較快。

第三階段：起飛階段。一部分人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他們具有很高的儲蓄、擴大的投資和上升的消費水平。羅斯托把生產性投資與國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看成是實現經濟起飛的三個先決條件之一。

第四階段：走向成熟階段。經濟持續增長，消費水平迅速提高。在經濟增長進入到高收入階段以后，消費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也比較大，消費率比較高。

第五階段：大眾消費階段。越來越多的資源被引導到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和大眾服務的提供，耐用消費品產業和服務業成為經濟中的主導部門。

第六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追求閑暇和娛樂，而不是把收入增長看得最重要。此階段，消費質量提升很快。

據其理論，結合我國目前實際來看，我國處于起飛階段后期，為進一步完成起飛階段，進而步入成熟階段，我國的消費水平亟待提高。

（二）消費占比與經濟發展程度。經濟學家霍利斯·錢納里認為，在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投資率水平較高；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投資率會逐步趨緩，穩定在23%左右，消費率逐步提升至77%左右，此時經濟增長由投資拉動為主轉為以消費拉動。由于消費需求具有相對穩定性，短期內不容易產生大的波動，因此是穩定經濟的主要力量。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消費在GDP中的占比在80%左右，經濟就不會出現大起大落，運行就比較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均GDP保持快速增長趨勢，2008年人均GDP已經超過3，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我國已經由低收入國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居民消費能力不斷提高。因此，擴大居民消費需求，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平穩發展的基本保障。

三、我國經濟學家、經濟觀察者對于我國消費問題的基本觀點

縮小收入差距。臧旭恒、張繼海的實證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與總消費之間呈顯著的負相關，收入差距擴大將降低總消費。因此，解決目前我國居民消費不振需要更多地關注農村和農民收入差距問題。胡日東、王卓等認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對居民消費需求有抑制作用，收入差距擴大導致我國居民消費傾向及總體消費支出下降和消費需求斷層，并使政府擴大需求的政策收效甚微。羅良文的實證研究則發現，城鄉收入差距與城鄉消費支出差距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相當一部分工業品的最終消費無法實現，從而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孫江明利用國家統計局農調隊相關年份的農民收支抽樣調查資料進行實證研究后指出，提高收入對擴大農村居民的生活消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對擴大消費需求的作用更加明顯。劉文斌認為，收入分配的不同制約了消費需求的增加，收入差距尤其是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會從消費結構上制約總消費的增加。高連水、鄧路等則指出，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和過大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都與居民消費率低迷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并構成了居民消費率下降的格蘭杰原因，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一個單位，則居民消費支出下降約0.6個單位。林江鵬等認為，我國農民的收入與消費支出水平呈高度正相關關系，收入是影響農民消費最直接、最具決定性的因素；采取相應措施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并推動農民收入的提高，可以提高其邊際消費傾向和農村消費水平。楊天宇等的實證研究表明，即使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份額只有微弱的提高，也可以增加數百億元的居民消費支出。因此，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居民收入再分配的力度，壯大中等收入者的隊伍，提高農民收入，對刺激我國居民消費需求具有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