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精英主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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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股金結構、規則制定過程與決策過程三個方面綜合來看，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具有典型的精英主導特征，規則制定權力、決策權力和大多數股金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且權力持有者和資本持有者呈現出二位一體的特征，使組織的精英主導色彩更加濃厚。

關鍵詞：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精英主導；權力持有者；資本持有者

近年來，國家試圖依據國際合作社原則對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進行制度規范。在國際合作社諸原則中，民主控制原則一直占據核心地位，然而反觀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包括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內，卻具有著另外一種與民主控制完全不同的風格與特征，那就是精英主導。精英主導的制度與組織特征得到了全方位的體現，從股金結構、規則的制定、權力的運作與剩余的分配，無一不在其內。

一、從股金結構上來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精英主導特征

股金結構是考量一個經濟組織權力結構的一個重要指標，因為股金是剩余索取權的一個重要基礎，尤其是在我國目前不規范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中，甚至是剩余索取權的主要基礎，因此，股金結構反映了主要的利益分配結構，也間接反映了組織的權力結構。很多案例與數據顯示，在我國目前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中，股金持有極端不均衡，大部分股金集中在少數大股東精英手中，這種狀況可以從以下案例中得一斑之見。

四川都江堰市日昇奇異果合作社共有100萬股金，其中日昇公司占45%，杜毅剛的研究所與紅陽獼猴桃開發有限公司共占40%，劉華的都江堰市金色陽光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占5%，剩余的10%留給種植戶，暫時以種植者聯合體的名義，并由劉華與杜毅剛墊付，其實等于合作社成立之初種植戶根本沒有出資。合作社的股權結構高度集中，而且都集中在合作社的發起者與組織者手中。

另外還有一種合作社，這種合作社在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中占有很大比重，在這種合作社中，社員分為兩種，即股東社員與非股東社員，浙江省的合作社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這一類型的合作社，徐旭初做了一項關于合作社股金結構的調查，其調查對象有大多數都屬于這一類型。這項調查提供了浙江66家樣本合作社中股金總額最大的10家合作社與股金總額最小的10家合作社的數據，在這20家合作社中，股東數與社員數相等的的只有5家，僅占25%，股東數與社員數之比低于0.3的有11家，達55%之多，單一股東持股額大于等于30%的有8家，達40%之多，最大的前三名股東持股總額大于等于30%的有14家，達70%之多，最大的前三名股東持股總額大于等于50%的有9家，達45%之多。這組數據顯示出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中股金集中度是相當之高的，大部分股金都集中在少數大股東手中。

馬彥麗提供了另外一組數據，在她所調查的34家合作社中，最大的前三名股東持股總額大于等于30%的有20家，最大的前三名股東持股總額大于等于50%的有8家，即在59%的合作社中前三名大股東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30%的股金；最大的前五名股東持股總額大于等于30%的有29家，大于等于50%的有17家，也就是說在85%的合作社中前五名大股東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30%的股金，在50%的合作社中，前五名大股東掌握了合作社不低于50%的股金。

另有證據顯示這些掌握了大量股金的大股東不僅憑借其股金獲得了合作社的剩余索取權，還獲得了剩余控制權，還是合作社權力的掌握者，控制著合作社的規則制定、運作過程等各項權力。

二、從規則制定過程來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精英主導特征

規則在人類社會的任何方面都具有重大意義，它既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行為準則，同時還是基本的利益分配框架，基本的權利與義務結構，因此規則制定過程同時還是利益分割過程，其中不同主體之間會進行激烈的斗爭與博弈，其結果掌握更大權重的主體能夠更多地影響規則的建構。很多證據顯示，在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規則制定過程中，少數精英掌握了更大的權重，是在少數精英的主導下進行的，具有明顯的精英主導特征。如有關四川都江堰市日昇奇異果合作社的基本運作規是由杜毅剛和劉華一手設計的，而且這套規則早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已經成型，成立合作社之后只是在原有規則的基礎上稍加發展而已。在成立合作社之前，劉華和杜毅剛就已經在為合作社的運作規則進行探索，他們從獼猴桃種植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套袋技術入手，聯合了一部分農戶，并設計了一套運行機制，這套機制以二次分利為基本特征。幾個月后，合作社正式成立，以這一機制為制度基礎，并進一步發展，由“二次分利”演進到“三次分利”，最終成為合作社運作的機制。

之后香港日昇公司為獲得良好穩定的獼猴桃生產基地也介入進來，最終的日昇奇異果合作社則是在杜毅剛、劉華與日昇公司共同主導下建立起來的，合作社與種植戶之間基本的利益分配規則基本上沿襲了劉華與杜毅剛前期的設計，至于合作社的另外一些規則，如股權分配規則與股金報償規則則是在杜毅剛、劉華與日昇公司的博弈中確立起來的，最終確立了三方主導的股權結構：日昇公司45%的股份、杜毅剛40%的股份、劉華5%的股份，并以種植者聯合體的名義給種植戶留出10%的股份，還確立了三次分利的利益分配結構，即第一次分利、第二次分利與第三次分利，第三次分利即股金分紅。

日昇奇異果合作社的規則制定過程是我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規則生成過程的一個縮影，反映了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中的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即組織規則的制定權掌握在少數精英手里，規則制定過程體現出了顯著的精英主導特征。

三、從組織的決策權力結構來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精英主導特征

就決策權力結構來說，國際合作社原則明文確立了社員民主控制的原則，并且明確規定基層社要實行一人一票的決策方式。近年來國外的合作社理論陸續引入，國家也開始了對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規范化工作，規范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民主制度的建設，但是鑒于我國農村社會的特殊國情與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內源化的發展路徑，民主制度建設步履維艱，在實際的權力分配與決策過程中精英主導仍是其主要特征，很多證據可以證明這一論斷。關于合作社的民主制度，國際合作社原則規定基層社要實行一人一票的表決原則，而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逐步形成的民主制度則是成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與監事會的三分格局，成員（代表）大會是權力機構，組織的重大事項都須經其表決，理事會是管理機構，監事會是監督機構。如果這樣的制度在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中真正確立，那么成員的民主控制與民主監督機制就真正建立起來了，但是事實上確立這樣的機制真的是步履維艱，這里有一組數據反映了2004年湖北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中民主控制機制的確立狀況：“據湖北省農業廳對985個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統計，制定章程的專業合作組織有351個，僅占總數的35.6%。筆者調查的62家中介組織，雖然普遍建立了理事會，通過了組織章程，制訂了議事規則，實行會員入、退會自由，但只有1/4的中介組織堅持年會制度，有的2年-3年才開一次會，個別組織已有5年-6年沒有活動了；建立監事會的占35.5%，但監事會基本沒有履行職能”。這組數據可以看作基本反映了2004年湖北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民主制度的建設狀況。在筆者調查的62個樣本中，普遍有章程，也普遍有理事會，但是制度的執行度很低，只有25%堅持年會制度，有的2年-3年才開會一次，有的5年-6年都沒開過會了。理事會很少開會或不開會只能說明兩個問題：一是組織的管理決策不是由理事會成員民主做出，而是由個別人單方主控；

二是該組織根本沒有活動，處于癱瘓狀態。而且這組數據沒有反映成員大會或成員代表大會的情況，總之從這組數據來看，湖北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在成員民主控制制度建設上極其不完善。在監督機制上更加不完善，數據顯示設有監事會的僅占35.5%，而且基本上不履行職能。湖北省農業廳的統計數據顯示的結果更加糟糕，在985個樣本中，有章程的僅占35.6%，組織擁有章程的比例竟如此之低，其他制度建設可想而知。

湖北省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在全國的發展處于中等水平，所以這組數據反映的是全國的一般水平，也可以說是普遍水平，有些省份如浙江省的發展水平可能會高于湖北省。而且上述數據反映的是2004年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民主制度的發展狀況，近幾年來國家大力推行規范化建設，規范的重點之一就是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由于國家的強力介入，很多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越來越重視制度形式上的規范，但是形式上的制度還并未轉化為實際上支配組織運作的真正規則，很多研究都能證實這一假設。

徐旭初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里論述過這個問題“盡管許多合作社在章程中明確規定了社員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一人一票等民主管理的條款，但大多數情況下，社員們受‘核心成員’影響很大，往往出現‘選舉不過是確認，討論不過是告知，監督不過是附議’的現象。”潘勁也曾經在文章中說“浙江省臺州市農業局副局長蔡建設坦率地說，目前浙江的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能人經濟’，合作經濟組織的帶頭人能力強，這個合作經濟組織就紅火，合作經濟組織的帶頭人能力有欠缺，這個合作社就會分崩離析。在‘能人經濟’的籠罩之下，當前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在‘合作民主’上存在重大缺陷。個別合作社甚至已經出現理事撇開社員直接推舉理事長的做法。”

所以即使是像浙江省這樣的省份，即使是民主制度已經比較規范，普通社員的影響力也仍然是微乎其微的，民主制度只是停留在文本與形式意義上。

綜上可知，我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無論是從股金結構、規則制定過程還是決策權力結構來看都具有顯著的精英主導特征，股金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規則制定與決策權力都被少數人把持。而且，大股東、規則制定者與組織決策者其實是三位一體的，大股東同時也是規則制定者與決策者，權力持有者與資本持有者是二位一體的。

總之不管是從股金結構、規則制定過程還是決策權力結構來看，我國的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都是精英主導的，關鍵資源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而且資本資源的持有者與權力資源的持有者是二位一體的，資本資源與權力資源集中在同一批人手中，這種二位一體使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精英主導色彩更加濃厚。精英主導之所以會成為我國新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典型特征，主要是因為在目前的我國農村，各種資源如資本資源、組織能力資源等，分布極不均衡，在組織的組建以及運作過程中大部分普通成員處于相對被動的地位，組織被少數強勢成員所主導，呈現出精英主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