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轉軌方式與效益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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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國家的轉軌是20世紀末人類最重大的事件，它涉及了三十多個國家，影響著大約16.5億人的生活。從1989年柏林墻倒塌算起，轉軌已經持續了十余年，而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已經走過了20多年的歷程，在這一過程中，經濟學界對轉軌的評論和預測性文章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其中的很多文獻都存在著方法論上的缺陷，最明顯的就是用一種想當然的理想模式與轉軌現狀進行以偏概全的比較，而不考慮轉軌過程中各國所面對的不同的經濟和政治約束，并且對轉軌的目的也存在著很模糊的認識。本文嘗試從方法論抽象思維和實證分析兩個角度討論轉軌效益的評價問題，并對轉軌的目的進行論證。

一、對轉軌效益評價的方法論思考

轉軌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缺陷一是由于經濟學界對轉軌的準備不足，而轉軌的迅速推進又使經濟學家們不得不立即做出反應，薄弱的沉淀產生的自然是經不起檢驗的理論；而且經濟學家們在分析轉軌問題時大多采用當代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然而無論是新凱恩斯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其產生的土壤和服務的對象都是當代西方后資本主義社會，而轉軌需要解決的卻是如何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模式變遷。正是這種方法論上的先天不足導致了轉軌國家經濟實績和理論預期的巨大背離，其所引起的廣泛困惑使人們對曾經極受尊崇的轉軌經濟學分析范式產生了懷疑。

經典轉軌經濟學分析方法的共同缺陷是都或多或少受到其理論基礎局限性的影響，忽視轉軌國家具體情況和轉軌實踐的歷史特殊性，強調現象層面和具體特征，而忽視了對轉軌目的本身的理性思考。理論和現實間的巨大鴻溝使傳統的轉軌經濟學分析方法越來越難以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指導，轉軌效益評價的合理性成為緣木求魚。

2004年5月，基于國際主流媒體和國際學術界的廣泛宣傳和認可（Ramo，2004），“北京共識”問世，提出：對于轉軌國家，不僅要解決體制問題，更要解決發展問題，轉軌中的路徑選擇對兩個問題的解決至關重要，各國應該結合各自國情，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這似乎預示轉軌經濟學在分析范式上要產生新的突破。[1]（P16-24“）北京共識”的內核實際上認同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在分析轉軌問題時，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的原理出發，結合具體國情進行研究。“北京共識”實際上強調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即從本國的現有基礎條件出發，“摸著石頭過河”，通過政策試行中的實際效果確定政策的可推廣性，在改革中不斷運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法，以保證轉軌效益為前提，以生產發展，人民滿意為目標，“小步快走”式的進行轉軌。

中國學者根據本國國情研究了轉軌過程中的“成本——收益”問題，這可以被認為是中國學界對轉軌經濟學研究所做出的獨創性貢獻。轉軌過程中實施成本與摩擦成本的區別、轉軌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則、轉軌過程中收益的存在都體現了這種研究的深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被用于轉軌過程的考查時，研究者發現節約成本和擴大收益的原因不僅來自轉軌，同時還受到既有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約束。轉軌過程中的利益沖突，都隱含著發展水平對轉軌速度、路徑的制約。

從制度變遷的時間和過程的角度，可以將轉軌成本分為“準備階段成本”、“過渡階段成本”和“完善階段成本”，類似地還可以把轉軌成本分為“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實際上這種劃分角度存在著和傳統轉軌經濟學范式相似的學理問題。因此，更為有意義的一種區分是從成本發生原因及特點的角度將其區分為“實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實施成本是指制度變遷開始后由“信息不完全”、“知識不完全”和“制度預期不穩定”所造成的經濟效率損失，是完成舊制度下各種經濟組織的結構、功能以及規范組織間關系的各種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規則、習慣等向新制度過度所必需的設計、創新、磨合過程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即實施新制度的交易成本；而摩擦成本被理解為由于制度變遷對微觀上個人效用影響的非帕累托性質造成的利益（經濟利益和非經濟利益）重新劃分而帶來的社會上某些利益集團的抵觸所引起的經濟損失，是非經濟領域的混亂、動蕩、惡性競爭影響到生產過程所引起的損失。

對轉軌成本概念存在狹義和廣義的解釋。狹義的理解強調成本即國民收入的損失。對轉軌成本的廣義理解既包括上述國民收入的損失，也包括諸如社會成員的抱怨、消極怠工、社會動亂、戰爭等造成的社會成員利益和福利的損失。對轉軌收益的考察也可以從兩方面進行：一是看轉軌進程開啟之后至某一時點市場經濟制度的構建程度即新制度可能產生的能力行為；二是看到達某一時點的轉軌所創造出來的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業績。實際上，不同的理解并不影響“成本——收益”法對轉軌效益評價的實質，即：轉軌效益=轉軌收益—轉軌成本。

但是轉軌效益評價中的“成本——收益”法也并不是完美無缺的：一是制度構建完善程度和社會不滿程度對制度的破壞性等指標難以度量，容易引起爭議，并且目標制度模式是否存在這一問題本身就是存在爭議的；二是經濟實績等指標雖然容易度量，但卻也不一定能說明問題，因為這種指標無法表明轉軌中各國所面對的初始條件的差異性，也無法表明轉軌效益的長期趨勢，結果往往是對不同類型的轉軌國家做出了不恰當的分類比較，得出的自然只能是不恰當的結論。只有當從發生學角度引申出的“成本——收益”法與“北京共識”的內核相結合，即充分考慮初始條件差異對“成本——收益”的事前決定，才可能對轉軌效益做出較為科學的評價。

二、轉軌方式的可選擇性與轉軌效益的差異

所有轉軌國家在轉軌路徑的選擇上都要受到經濟和政治初始條件的約束。在經濟上所要面對的實際上都無外乎三大問題：宏觀經濟穩定化，市場運行自由化，產權結構私有化。在政治上則要面對轉軌后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轉軌前，以中國和蘇聯為例，各國的初始條件的差異是很大的。

所以，轉軌效益的一部分是由轉軌的初始條件事前決定的，但這并不意味著轉軌的最終結果也是路徑鎖定的，對同樣的改革任務若運用不同的具體操作手段，仍會在接近條件下使轉軌效益產生差異。

假定社會生產兩種產品X（其他消費品）和Y（重工業產品），轉軌中技術、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短期不變，在長期可能因為新制度的效率不同而發生內生的變化，消費者偏好不變。曲線PQ是轉軌起點期的技術生產可能性邊界，邊界的斜率是放棄X生產Y的邊際成本，因此生產可能性曲線也是產品轉換曲線。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產權的最終所有者是虛置的，政府代行所有權，對企業的控制的特點是官僚利益本位（滿足政府的非經濟性效用要求）和計劃剛性的（由于信息的不充分），生產者和經營者沒有能力和動力按照市場的需要調整生產（企業獨立改善生產結構的交易成本大于企業收益）。假定S點代表符合官僚集團利益偏好的生產結構，由于經過結構性生產可能邊界上S點的消費者無差異曲線u’低于曲線u，所以S點顯然代表的是一種不合理的生產結構，而這又是和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緊密相關的，所以結構性邊界內陷于技術性邊界和蘇東等國的經濟增長在轉軌前長期處于停滯狀態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了經濟領域的交易成本，使有些本可能獲益的交易無法進行，制度的不合理使資本，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無法有效發揮作用。此時的社會生產函數是：

Y=f（K,L，A……）e-u（u≥0）其中Y為實際產出量，f（K，L，A……）為技術邊界生產函數，K，L，A……分別為資本，勞動力，知識技術水平等生產要素，0≤e-u≤1反映制度原因造成的生產無效率，結構性的實際產出量總是在f（K，L，A……）的下方。

轉軌的短期經濟目的是通過改革價格機制和產權結構，放松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通過引入競爭優化生產結構，使社會總產量由S增長到M,此時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與生產者的產品轉換曲線在M點相切，邊際產品轉換率與邊際替代率相等，社會生產實現帕累托最優，即實現轉軌的水平效應。轉軌的長期目的是基于：合理的轉軌制度變遷會帶來轉軌效益(租金），并為經濟發展提供激勵因素，促進社會知識存量和資源稟賦的積累，使技術生產可能性曲線沿PQ外移（如圖中虛線所示），即實現轉軌的增長效應。S/表示改革前中國的生產狀況，由于中國實行的命令經濟其效率要低于嚴格的計劃經濟，因此中國在轉軌初期可以通過加強計劃和發展市場兩種手段實現經濟的增長。

對于蘇東等國，經濟已經高度工業化和存在大量比較劣勢產業的現實決定了在經濟上只能先進行存量改革，此時市場制度安排的差異會把轉軌經濟引入兩條相反的發展路徑。原有的制度越是牢固，將其打破所付出的成本一般說來也就越大，由于經濟運行和生產的鏈條被打斷，蘇東各國的生產水平短期內都會退化到圖2.1中N點的水平，問題是生產由S退化到N的原因不同，部分轉軌國家是因為新制度的低效率而形成了新的更加無效的結構性邊界P/Q/，在生產函數上短期表現為f（K，L，A……）不變，而u變大，即e-u變小，長期看會內生的降低技術性邊界f（K，L，A……）；部分國家是由于短期內轉軌中制度變遷成本大于收益，如果新的制度有效率，在適應過程結束后可容易的達到M點，在生產函數上短期表現為f（K，L，A……）不變，而u先變大后變小，即e-u先變小后變大，在長期，制度效率的改善會引發技術性邊界f（K，L，A……）內生的提高。

實際上，在建立起市場制度的同時，保證國民經濟不受大的波動既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關鍵看能否通過合適的具體政策操作手段，利用好存量生產能力。俄羅斯在轉軌初期由于陷入了權貴式轉軌的泥潭，社會主義條件下積累的原有存量成了寡頭們分贓的對象，政府失去了對經濟的控制力，存量生產能力大為下降，普京上臺后，放棄了“休克”政策，采用了“治療”策略，工業生產能力得到了恢復，2004年GDP已達到了轉軌前90%左右的水平。（P31-40）而中國的國有資產的改革則采取了反復試點，逐步推進的方式，維護了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保證了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如果說中國和俄羅斯應為初始條件的巨大差異而使這種比較有所缺憾的話，那么若不是因為各國不同的自由化和市場化政策導致了轉軌中市場經濟體制在效率上的差異的話，就無法解釋初始條件相似的中東歐國家中為何也會有波蘭，匈牙利等經濟恢復和發展較快者，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經濟恢復和發展較慢者。

三、效率改善與發展模式轉型

正如前文所述，轉軌是各國迫于經濟和政治上的困難的一種必然選擇，而只要能夠利用好存量生產能力就能夠使國民經濟在短期內恢復到較高水平。但實際的轉軌進程中的任務卻要比這復雜的多，轉軌前的社會主義工業中的很多部門都是粗放型增長的模式，效率低下，與發達國家相比處于比較劣勢。前社會主義國家既需要通過制度重構打破計劃經濟的結構性約束，也需要建立起集約型經濟增長模式，提高經濟制度運行效率，實現發展模式的轉型，改變在國家間競爭中的不利地位。體制轉軌是階段性的，而發展轉型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應該將發展模式轉型的成功與否作為評價轉軌效益的參照。能否通過轉軌實現新的經濟體制的高效率，對于轉軌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和經濟的恢復與長遠發展至關重要。

德布魯（1951）將經濟中的效率損失分解為三個因素：

（1）由于尚未充分利用自然資源而發生的效用水平不足，這在前社會主義國家肯定不會發生，實際上經常出現的反而是資源的過量且低效的利用；

（2）生產單位內部由于“技術無效率”而發生的效用水平的不足；

（3）由于經濟組織的“配置無效率”而發生的效用水平的不足。后面二者可以歸結為生產的結構性無效率的兩個方面，越是計劃經濟或是寡頭壟斷經濟，越容易出現這種狀況。轉軌過程中實現發展模式轉型的動因在于首先實現“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改善，從長遠看，這才是保證轉軌后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基礎。

所以，發展模式轉型程度與轉軌效益的對應關系可以轉化為結構性效率改善程度與轉軌效益評價的正相關性。為了方便量化比較中國和俄羅斯轉軌效益，本文以轉軌期產業結構高級化，即三次產業產值和就業的依次更替，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即產業結構內部質量的提高這兩個指標的變遷趨勢作為轉軌長期效益的預測標準。其依據是：

首先，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合理化的基礎是生產結構性效率的改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當市場交易充分自由，即配置效率改善，和企業生產充分自主，即在技術效率改善的前提下，產業結構才可能在“無形的手”的調節下根據價值規律不斷升級。因此，產業結構的變化可以作為經濟體制結構性效率變化情況的一種測度。

其次，產業結構的改變實際上也受到國家產業政策的影響，所以產業結構的變化也可以用來考查轉軌國家在經濟轉軌政策上的有效性。

最后，從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變遷的歷史看，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的過程。對于轉軌國家，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合理化應該與發展模式的轉型同步。

通過數據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步，在勞動力結構的高級化方面進展尤其明顯。而俄羅斯由于擁有較好的工業基礎，產業結構的初始條件要遠遠優于中國，但在轉軌過程中勞動力結構優化的同時，GDP貢獻率結構卻出現了惡化。

產業結構優化的另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方面不斷取得進展。工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升級，加工制造業比重有所下降，技術相對密集型產業的比重有所上升，2002年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高達10.19%。第三產業在總量不斷增長的同時，內部結構也表現出明顯的升級跡象。傳統第三產業的代表部門：交通運輸、倉儲業績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到了2002年的34.8%；而新興第三產業的代表部門：郵電通信業，金融、保險業和房地產業所占比重側上漲到了2002年的29.6%。

反觀俄羅斯，轉軌以來雖然在產業結構高級化上總體來說略有進展，產業結構合理化方面反而出現了倒退，特別是三次產業內部結構問題十分突出。如在第一產業，作為俄羅斯農業的兩大主要生產部門，轉軌以來種植業產值比重不斷上升，而畜牧業產值比重則不斷下降，由40：60變為55：45。在第二產業內部，基礎工業部門經濟增長快于加工工業部門，原材料部門的增長比加工部門高0.5到1倍，重工業和輕工業比例嚴重失調。在第三產業內部，商業、公共飲食服務業發展較快，而高新技術服務發展相對滯后。

所以從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兩個方面考察，中國在轉軌中產業升級上的成就都要遠遠大于俄羅斯。

因此實證檢驗的結果很明顯，如果認同產業結構的優化與經濟制度的結構性效率改善程度正相關的話，那么中國在轉軌中經濟制度的結構性效率的改善程度要遠高于俄羅斯。這一結論也和常識性的認識相符，據世界銀行（1998）測算，從1979年到1995年中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為9.1%，其中46%來自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說明轉軌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是明顯存在的。

四、結論

“轉軌不是賽馬，成功的標志不是誰先沖過終點”（科爾奈，2003）。轉軌的是迫于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轉型的需要，但一直到1999年東歐27個國家和獨聯體(CIS)的國內生產總值還不到1989年——轉軌開始前水平的3/4，俄羅斯1997年比1989年GDP減少了近一半，經濟不平等卻增加了兩倍。1988年中國的GDP只有俄羅斯的一半，而十年后俄羅斯的GDP只有中國的一半；同一時期，中國的貧困率降低了30%，俄羅斯的貧困率卻上升了20%以上。

經濟制度的結構性效率改善程度的差異可以解釋各國轉軌經濟的不同表現，在原有的生產制度模式被打破的情況下，如果新的經濟制度沒有迅速發展起來，或者新的生產制度模式也是低效率的，那么就不可能完成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實現長期的轉軌效益就必然是一句空談。中國政府最近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節約型社會，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等政策目標，實質上所指的就是提高經濟制度結構性效率，完成發展模式轉型，最終實現長期的轉軌效益。

本文以產業結構的升級作為檢驗標準，證明了中國最轉軌過程中經濟制度結構性效率的顯著提高，并相應的說明了俄羅斯轉軌經濟長期陷入困境的原因。但是要清醒的看到，我國的經濟制度效率水平實際在靜態上比之俄羅斯也還有差距，中國引人注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緣于“落后的優勢”。在當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和實現發展模式轉型的征途上，在制度安排上進一步地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仍是中國的主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