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服裝產業升級研究論文
時間:2022-09-23 03: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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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紡織服裝產業面臨勞動力成本和地價上升的內部壓力及人民幣升值與貿易摩擦的外部壓力和世界紡織服裝產業轉移的趨勢,產業升級是必然的選擇。根據產業組織理論和產品內貿易理論,并借鑒已完成升級的亞洲國家的經驗,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升級可按照OEM-外包或制造三角-OBM模式進行,升級的關鍵在于紡織服裝企業是否具有創造產品差異的能力;同時在升級過程中,對相關人才的需求將增加。
關鍵詞:紡織服裝產業;升級;OEM;OBM
Abstract:ThepaperanalyzestheChinesetextileandapparelindustryupgradingunderopeneconomy.Facedwiththedomesticpressure,theriseoflaborcostandrent,theouterpressureofappreciationofRMBandtradefriction,itisagoodchoiceforChinesetextileandapparelindustrytoupgradeitself.Accordingtoindustrialorganizationtheory,itissuggestedproductdevelopmentandmarketingbetwoupgradinganddifferentiationcreationpathsforChineseenterprises.FeenstramodeimpliesOEM-offshoresourcingandtrianglemanufacturing-OBMare3upgradingstepswiththeincreasedrelativedemandforskilledworkers.
Keywords:textiles&apparelindustry;upgrading;OEM;OBM
一、引言
紡織服裝產業作為一個先導的、勞動密集型制造部門,通常代表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一旦紡織品服裝出口開始了,經濟發展其他階段緊跟其后,例如,韓國,中國臺灣,印度,許多南亞和東南亞的其他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等。[1]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當前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2004年我國主要紡織產品,如棉紗、棉布、呢絨、絲織品、化纖和服裝的產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我國還是世界上紡織品消費大國和貿易大國,自1994年以來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額一直位世界第一位。盡管我國是紡織大國,但還不是紡織強國。當前,紡織服裝產業在企業治理、組織結構及競爭條件上都得到很大提高,加上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和相對發達的工業基礎,以及基于FDI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形成了目前許多中國紡織服裝出口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的代工關系,這種商業代工模式許多以OEM(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形式存在,這使中國紡織服裝企業嵌入全球產品鏈。但是中國紡織服裝企業在發展中存在一些不足:企業數量眾多,但規模小,大多在中低檔次和初加工上進行生產,技術裝備水平落后,在市場開拓和營銷方面力量薄弱,缺乏自主知識產權的知名品牌,信息來源和銷售渠道嚴重依賴國外供應商和進口商等。同時中低端產品市場上處于競爭激烈且無序的狀態,而在高端產品市場上又顯得競爭不足,如中國的服裝加工貿易以OEM制造為主,兼有少量的ODM生產[2]。在紡織服裝鏈條中,中國OEM企業只是賺取了10%左右的加工費,90%以上的利潤掌握在國外品牌商、渠道商和零售商手中[3]。中國這么大的生產能力和巨大的市場容量,自己的企業不創造自身的品牌優勢和技術能力優勢,長期甘當作為配角的“國際代工者”角色,僅僅賺取低廉的手工費,會受到國內產官學界要求“產業升級”的巨大壓力。那么在現有開放經濟條件(全球生產體系)下,為何升級,如何升級,升級可能性和障礙是什么,已成為現階段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發展過程中的焦點問題之一。
二、中國紡織品服裝產業升級的必要性
(一)紡織服裝產業的國際轉移趨勢
從世界紡織服裝工業發展的歷程看,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紡織服裝業能夠在世界紡織品生產和貿易市場上長期占據主導地位。18世紀的英國誕生現代紡織業,19世紀英國是世界紡織工業的中心,20世紀中心轉移到美國,二戰后,亞洲紡織業日益發展,50和60年代的日本、60和70年代的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80年代以來的中國、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90年代的巴基斯坦、越南。紡織服裝工業的生產能力在比較優勢的帶動下,向具有勞動成本優勢的地區集中。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紡織生產能力增量的70%來自亞洲國家,世界紡織業的重心逐漸從歐美轉向亞洲。[4]從世界紡織工業轉移歷史看,曾經領先的國家不斷被超越,舊的產業格局和市場格局不斷被突破。中國雖然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但隨著本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必然面臨著向低工資地區的轉移及產業升級的發展路徑。
(二)國內供給約束和外部壓力促使中國紡織企業升級
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地價的提高使供給成本相對上升,人民幣的升值和貿易摩擦與配額對中國紡織服裝產品的出口構成壓力生產成本上升與人民幣升值使中國紡織品服裝的比較優勢弱化。由圖1可知,中國的勞動工資高于印度和斯里蘭卡,而這些國家也在發展本國紡織業,面臨這些低工資國家競爭,中國紡織產業低成本的比較優勢漸失。2005年初,中國對全球出口的148項紡織品加征出口從量關稅,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由于部分出口紡織品款無法短期回籠,人民幣匯率調整使我國紡織品企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人民幣升值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國紡織服裝產品在國際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價格低廉,經營不規范,產品質量等讓貿易保護者找到理由實施如反傾銷、SA8000、綠色壁壘,242條款等WTO充許的貿易壁壘,貿易摩擦的長期存在性對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形成了外部壓力,而且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利用低成本的比較優勢戰略從靜態角度看有利于本國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但從動態看,當許多國家同時采用這一戰略將導致生產能力快速增長,產品供過于需,市場價格下降,銷售越多,收益反而下降,結果會陷入貧困增長陷阱[5]。提高產品檔次,提高管理和營銷水平,增強技術創新和設計能力等是中國紡織服裝企業面臨內外壓力下必然選擇。
三、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升級的路徑選擇
(一)中國紡織服裝企業升級路徑
紡織服裝企業如何擺脫對價格競爭路徑的過度依賴,實現產業升級,可從紡織服裝企業所處的市場結構分析。由產業組織理論,紡織服裝產業的市場結構特征是類似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有許多賣者和買者,產品有差別,容易進入和退出。如中國國內紡織服裝企業數量較多,特別是MFA取消后(見表1)①,中國前四個最大紡織品服裝出口地區的三個地區,浙江、江蘇和上海的紡織企業的數量2005年比上一年增長均超過了30%,三個地區紡織企業數量總和超過了4000家。作為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與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相比,進入紡織服裝產業相對較容易。
從產業組織理論看,由于處在壟斷競爭市場的企業只能在短期獲得經濟利潤,長期由于進入容易不能獲得經濟利潤,所以企業獲得經濟利潤的方法是不斷創新,即創造產品差別以不斷創造壟斷。創造產品差別包括創造產品的實際差別和產品感覺上的差別,這正是微觀曲線的兩端產品創新(產品的實際差別)和品牌運營(產品的感覺上的差別)。前者是通過產品開發,如設計和技術創新,后者通過廣告和營銷。這也是從價值鏈低端向價值鏈高端的兩條升級路徑。
(二)開放經濟條件下紡織服裝產業升級的可能性
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必須定位于全球化生產背景下,因產業升級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與封閉的條件下不同,參與全球價值鏈是產業升級的必要步驟,因為它把企業和經濟放在潛在的動態學習曲線上,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發展在全球價值鏈中謀求升級更易縮短與價值鏈高端國家紡織服裝產業的差距,更現實可行;另外,隨著產業技術進步和信息技術、物流、金融、保險等生產性服業產業的發展使產品的全球化生產和管理的成本下降,交易成本的降低為更細的專業化分工成為可能。專業化分工由產品間到產品內,即產品的不同工序,效率提高。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產業的競爭力表現為產業鏈中的核心競爭力[8],即微笑曲線的兩端,產業動態(創新)效率更為重要,而非僅僅降低成本的靜態效率。筆者運用Feenstra的連續投入品的模型[9]來分析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升級可能性。
設指數z∈[0,1]表示制造一件產品的許多工序,包括產品研發,設計,生產,運輸和銷售等。z的大小不是按時間的先后排序而是按熟練工人/非熟練工人的遞增順序排序,如最小值代表的活動可能是加工,最大值的活動可能是研究與開發。設x(z)表示每一單位投入所生產的產品數量,αH(z),αL(z)表示生產每單位投入所需要的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的數量。假設只有兩個國家:本國和外國,H(z)和L(z)表示本國生產投入品z所需要的熟練勞動和不熟練勞動的數量。假設只有兩種投入品資本和勞動,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之間符合里昂惕夫技術關系,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θ表示每種投入品生產成本的勞動比率。外國的生產函數與本國一樣的,區別只在于均加了一個*號(圖2)。
本國單位成本函數:
C(w,q,r,z)表示本國生產每一單位x(z)的成本,非熟練勞動的工資為w,熟練勞動的工資為q,資本的價格為r,中間投入品可以在任何國家生產,用來生產最終產品。一般來說,企業希望從成本最低的地方購買投入品,為此,將做出如下假設:假設本國是一個熟練勞動力和資本豐裕的國家,外國是一個熟練勞動力的資本相對不豐裕的國家。則:
如果本國所有工序的單位成本低,則在本國生產,如果外國所有工序單位成本低,則在外國生產。我們感興趣的是國家之間“分享生產”的情況,因此假設曲線C*C*和CC至少相交一次,FreenstraandHanson(1996)證明在假定(2)下只相交一次。本國的工資為wL+qH,因為工資占總成本的比率為θ,所以國家的GDP為(wL+qH)/θ,乘以(1-θ),即資本的比率,可得:
假設允許資本在國家之間流動,尤其是,當前面的假設(2)r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產業組織理論,中國紡織服裝企業升級路徑選擇是通過產品開發和市場營銷創造產品特色,即不斷向高附加值產業鏈轉移。作為產品內貿易理論的Feenstra模型是把生產過程按熟練勞動力/非熟練勞動力的遞增順序排序,得出結論是在國際垂直分工體系下,隨著本國相對外國生產成本增加,本國從事的生產工序將轉向熟練勞動力/非熟練勞動力比值更高的階段,這一z值更高階段表明了本國產業向對勞動者素質要求更高的的設計、技術創新、營銷等生產環節轉移。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東亞新興經濟實體(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紡織服裝產業的升級路徑,即通過加工貿易參與產品國際分工,從簡單的組裝活動開始,利用不同工序間的橫向與縱向聯系,可以向上游溯升到復雜工序與零部件的貼牌(OEM)、設計代工(ODM)生產,再延伸到自有品牌的市場銷售的生產方式產業升級過程。這對中國在國際垂直分工體系下,選擇升級路徑提供重要借鑒。其對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發展的啟示如下:
(一)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升級路徑的選擇
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升級方式:一是嵌入全球生產體系,如從事OEM生產并加強組織能力與學習能力。OEM的優點是可以了解國外購買者的偏好,了解更多紡織服裝產業上游和下游的知識。二是隨著生產成本的提高和人民幣升值及貿易摩擦的存在,中國成熟的紡織服裝企業可以把產業鏈中的某一部分外包,具體為從事相對技術密集型的活動,勞動密集型的活動外包給低工資的國家或地區。Feenstra模型的外國是紡織產業的發展水平低于中國的地區,所以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升級可以以兩種方式進行,一種方式是生產和出口的對象為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或地區,并與這些國家或地區進行貿易,另一種“制造三角”,即拿到發達國家的訂單,然后部分或全部外包給其他低工資國家或地區。三是成為品牌營運商即OBM。
(二)紡織服裝產業的勞動力素質的提高非常重要
OEM-外包或制造三角-OBM的升級過程,后兩階段對熟練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因此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對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升級至關重要。勞動力素質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勞動力的文化水平,另一個是勞動的熟練程度。而目前紡織服裝企業與其他工業相比人員素質普遍較低。調查數據顯示,紡織服裝業中大多數企業中有大學本科或更高學歷的員工占全職員工的比重僅為2%~5%,最高的達到10%。最嚴重缺乏的人才集中在總(副總)經理級別、部門主管、工程師、技術員這幾類人員方面,企業在招聘選拔時明顯感到上述幾類人員供應不足企業選擇余地較少。2002年,紡織業企業平均教育費用占全部工業平均水平的56%較前一年下降了6個百分點,而職工平均教育費用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7%,下降了12個百分點。[10]可見,中國紡織業中職工素質培訓的嚴重缺乏狀況。這是紡織服裝產業升級的障礙,這或許對中國的職業化教育和技術工人的培養體系的改革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中國紡織服裝產業可充分利用作OEM這一階段一方面積累資本,一方面教育和培訓工人,注重學習在價格、質量、交貨期、售后服務等方面滿足買主的要求,以降低生產和時間成本為競爭手段,努力建立與發包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和誠信關系,形成快速的技術學習和擴張產能的組織能力。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形態是靠個人的創新、創造力和企業家精神,而不是僅僅依靠“轉口貿易”或持續的過度開發而發展起來的[11]。
(三)資源在地區間優化配置
中國國土遼闊,地區差距不平衡,國內市場容量大,可以在國內進行地區間資源配置。這也意味著中國紡織服裝產業的調整將是一個長期過程。沿海發達地區產業的升級可以參照這種模式向中西部轉移,但產業轉移過程中中西部的交通、能源、商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及相關管理人才的素質能否適合產業轉移的需要。另外,國內地區間產業轉移過程中對中西部的生態環境是否造成破壞等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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