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及儒商倫理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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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人們在最大程度地享受市場競爭帶來的物質成果的同時，也意識到競爭中的無序和殘酷，在一味追逐物欲的過程中，許多人喪失了起碼的道德約束。基于此種狀況，許多有識之士發出呼吁：重振中國儒家文化中的道德精華，引領市場發展方向。

[關鍵詞]儒商儒商倫理現代意義

市場經濟的發展，大大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提高和人民物質生活的改善。但同時，在金錢的誘惑下，一些人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唯利是圖，弄虛作假……不但踐踏了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原則，也影響了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有一批文化層次較低的“暴發戶”為富不仁，他們寧可一擲千金肆意揮霍也不肯奉獻少許參與社會的公益事業，沒有任何社會責任感和擔當意識。針對這些危機，一些有識之士紛紛呼吁：市場經濟需要繼承儒商文化，市場完善必須借鑒儒商倫理。

一、儒商

“儒商”一詞古已有之，顧名思義，“儒商”即為“儒”與“商”的結合體，是亦儒亦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財富與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認為，儒商應該有五個方面的特征：一是注重個人修養。儒家以“修身”為本，儒商也遵循這一基本原則，先做人，再做生意。許多成功的儒商首先都是道德的楷模，具有凝聚人心的人格力量。二是誠信經營。儒家非常注重誠信，古今儒商都十分注重信用，不僅將信譽作為恪守的商業道德，而且作為企業的經營之道，堅持靠信譽來贏得用戶。三是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儒”最早的詞義為“書生”，后來才具有道德的色彩。四是注重合作。儒家講究以“和為貴”，講究互利合作和“雙贏”。五是具有較強責任感。“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生財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財”是用來發展“仁”的事業，“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財”是實現“仁”的事業的手段。他們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追求達則兼善天下。

二、儒商的商業倫理

1.倡導義利合一、以義制利的商業經營理念。將儒與商聯在一起，是對傳統的一大突破。盡管儒家不絕對排斥物質功利，但畢竟不占主要地位，重義輕利是其主導傾向。而儒商做了調整，他們將物質利益提升至顯著位置，強調“以儒術飾賈事”（《譚渡黃氏族譜》卷九《望云翁傳》），只有到“饗身其利”后，才讓子孫“馳賈而張儒”（汪道昆《海陽處士金鐘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銘》）。經商需要以利益作為行為的指向，希望實現利益最大化。儒商作為商人群體自然也不例外，但儒商并不把經商的目標僅僅局限于聚斂財富而不顧及手段的運用，他們恪守“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信條，努力協調義利關系，強調經商應合乎“道義”原則，他們甚至認為，在逐利的同時如果能做到“以義求利”還可成圣成賢。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在《大學問》中說：“商賈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為圣賢，”“其歸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從而把道義制約和倫理規范引進了商業活動，創設了“財自道生”、“因義取財”的商業經營新理念。

2.確立具有儒家精神氣質的商業職業意識。儒商是儒士和商人這雙重身份在價值層面上的統一。表面上看，儒家的道義論的價值觀和商人致富聚財的功利的追求是對峙、背離的，所謂“儒為名高，賈為厚利”。但儒商在價值之“名”和功利之“實”二者之間進行了很好的溝通和結合，對儒士和商人的價值觀都做了成功的改鑄和整合，找到了契合點，提煉出了新的職業觀念。中國古代的一些儒商，雖身處商務經營的俗世生活，然其心其行則不忘修德成圣，且將“德”作為商業的根本，奉行“事商業必須先修德業”的準則，不僅是一個好的經濟人，更看重的是做一個道德人，認為一個無德的商人，終將被市場所淘汰。

3.構建起了以儒家價值觀念為基礎的商業經營原則。具體表現在：

第一，仁政管理。“仁”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疇，它強調“仁者愛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其實“仁”字就是要解決如何做人以及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將“仁”施于政治，謂之“仁政”，用之于商則要成為“良賈”。儒家倫理的出發點是人，倡導對人實行軟管理。如果“賺得了人心”必然產生更大的效益。儒商將儒家倡導的以人為中心、內求仁心、外行仁政的待人、處事原則，轉化為商業經營上的立業、做人的依據，創造了極賦人情色彩的仁政管理模式。對內，儒商重視血緣親情，講究忠孝禮義，對雇員仁愛關心，營造出了商家內部的有序關系和和諧氣氛，增強了雇員的凝聚力和對企業的責任意識。對外，著意塑造商家仁慈形象，經常參與社會慈善事業，謹守儒家道德信條，積極打造商家良好聲譽和不斷完善仁者風范。他們把儒者的“道德文章”與商人的講求實效完美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適應現代企業管理要求的理想經營方式。第二，誠信待人。誠實守信是儒家道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誠”作為道德范疇，即為誠實、真誠，最能體現“誠”的品德者則是“信”。故儒家常以“誠信”并稱。“信”是內誠的外化，體現為社會化的道德踐行，就是“取信于人”。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也。”（《論語·為政》），又言:“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謂之敬，敬盡然后可以事神明”。（《禮記·祭統》）。孟子進一步把“信”與“仁、義、禮、智”并列為五常。荀子說“誠信生神，夸誕生惑”。（《荀子·不茍》）意謂誠實守信可以產生神奇的社會效果。把這一儒家倫理應用于商業活動，則形成了“誠信為本”的經營理念。誠信是儒商商業倫理的首要道德信條，是儒商倫理的生命線。

第三，和氣生財。“和氣生財”是儒商富有智慧的經營境界和倫理原則。儒家奉行中和之道，要求“致中和”，主張“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又認為“君子心和則氣和”，要求以發自內心的和諧與寬容的態度協調人際關系，實現“和則眾”的目標。儒商將這種“和氣”的倫理用于商業經營實踐，作為處置商家內外關系，和諧老板與店員、店員與顧客、店員與店員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保證了商業活動的順利進行。

三、儒商經濟倫理對現代市場經濟的影響

儒商把儒家長于倫理、注重理性的精神氣質引入商業經營領域，塑造了義利結合、理欲兼容的經營價值觀念，對純商業經營活動必然產生的功利追求和物欲沖動進行理性層面上的約束和調整，將中國傳統的道德理性主義和經濟功利主義適度結合，為當代以市場為導向的商業經營和企業管理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傳統資源。這種借鑒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1.儒商將商業活動和經濟倫理相互滲透、結合，有效消解了現代市場競爭的殘酷性，使得現代經營活動具有更多的人情味。現代市場經濟活動被稱為“商戰”，充滿了火藥味，將儒家倫理引入現代市場經濟活動，作為現代經營管理的“潤滑劑”，有利于和諧市場主體和客體、廠商與顧客、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增強管理中的人情色彩。同時，儒商不是用純商業、純經濟的觀點來看待商業經營活動，而是意識到商業活動中的人際間的交互關系，他們更傾向于把商業經營看成一種社會性的廣結善緣的活動，在追求利益目標的同時，建構和擴大人際緣分網絡。這樣，使得一種死的、沒有感情的商品交換、物質交易變成鮮活的、充滿生機的人際關系交流，幫助現代企業管理者樹立起一種正確的商業經營和企業管理的職業觀念和經營觀念。

2.借鑒儒商“義利合一”的人格形象，培養大批有德有能、有社會擔當意識的現代經營管理人才。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管理離不開大批高素質的人才，而這種高素質有多方面的要求，但最基本的一條就是具有德性和功利完美結合的人格屬性。作為具備知識分子精神的商界管理者，其所追求、所達到、所蘊涵的不僅是感性功利目的，而且還維護人的尊嚴，體現高尚道德的教化。其所引領的經商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工具道德理性的經濟功能，他們不僅把自己看成一個經濟人，承擔造福人類的經濟責任，而且把自己看成一個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人。他們為社會的繁榮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在為社會的崇高培育著精神資源和道德楷模。

3.借鑒儒商的經營理念，確立誠實守信的經營形象。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而建立信用體系必須以誠信的道德為“支撐”。如今，伴隨著社會轉型，我們遇到了嚴重的信用危機，進而引發大規模的商業危機。商業領域欺詐之風日盛，極端功利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盛行，這都反映的是一種從商者的素質。我們的經濟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個面臨重建的問題。當然，加強法制建設，是使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而利用本土文化，發掘儒商倫理中的誠信精神，建立起信用征信、信用評價、信用自律和失信懲戒等信用系統是迫在眉睫任務。因為誠信的道德是支撐市場經濟大廈的頂梁柱，沒有誠信的品質，就不可能有健全的經濟秩序。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曾說：有學問的企業家稱儒商，儒商不多，夠得上商儒者則更少，因而也就更難能可貴。這是理論界對儒商時代的呼喚。隨著商品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激烈的市場競爭，只有具有仁者風范的儒商更加適應時代變化，從而在商戰中縱橫捭闔，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