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危機原因及影響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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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國經濟危機是其新長波運行到頂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現的一次調整，美國經濟由此將步入緩慢增長的動蕩時期。為滿足長波擴張對巨額貨幣供給的需要，20世紀80年代美國金融體系進行了以金融創新為主要內容的重構，由此支撐了美國經濟長達20多年的快速增長，并極大提升了美國的國際地位。但隨著長波的演進，不僅內部的擴張動力逐漸衰竭，而且外部的相對競爭力也在快速下降，實體經濟對新增貨幣的吸納能力減弱，由此金融創新深化所創造的巨大貨幣供給就只能轉向“次貸”和高杠桿的金融衍生產品。當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背離達到一定程度時，經濟危機也就不可避免。美國經濟危機最終轉化為世界經濟危機，則是因為各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們之間相互疊加共振的結果。

關鍵詞：經濟長波；貨幣供給；經濟危機；金融體系

自2007年初美國爆發以“次貸危機”為契機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以來，“次貸危機”發生的原因及其影響就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對它的解釋更是林林總總。這些解釋各有道理，大多是“次貸”風波的直接原因，如過度的貨幣供給、寬松的貨幣監管、過高的消費率等；其中有嚴謹的理論基礎、且邏輯分析與歷史進程能夠做到一致的成果則難以見到。

實際上，如果從一個較長的時間和更廣闊的空間看，就會發現這一切都是極其自然的，是美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結果。這個過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開始了二戰后的第二次長波跋涉，為應付巨大有效需求產生的巨額貨幣供給要求，美國進行了以金融創新為主要內容的金融體系重構；巨大貨幣供給推動資本收益和資產價格的不斷提高，從而將世界性的資源吸收到美國經濟體系中，正是這種長波擴張與貨幣供給的相互加強，促使美國經濟實現了20多年的繁榮，增強了美國的國際地位。但隨著長波轉換的逐漸完成，內部的有效需求動力逐漸衰竭，外部的競爭壓力則逐漸加強，以金融創新為代表的金融體系所創造的巨量貨幣供給，在資產價格的不斷上升中，就只能轉向以“次貸”為主的領域。隨著實體經濟相對萎縮及其利潤率的下降，各種以利潤為基礎的高杠桿的資產價格必然會快速下降，由此導致以金融危機為導火線的經濟危機也就不可避免。這是美國經濟運行到長波頂峰后的一種間隙性調整，也是美國經濟告別快速增長而進入一個動蕩性波動時期的標志，由此美國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作用將逐漸弱化，歐洲、日本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作用則會不斷加強。但因為以“次貸危機”為借鑒的金融體系的重建會極大弱化金融創新活動，貨幣供給將進入一個低速增長時期，所以動力機制會減弱，世界經濟將進入一個至少10多年的相對低速增長時期。

一、從長波運動看美國經濟危機

1長波轉換機制

所謂長波，是指時間約為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這種周期，是由基礎性產業或主導性產業與非主導性產業之間的非均衡性運動所引起的。在長波下降期，隨著非主導性產業的增長，原來推動長波上升的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會出現供給短缺和技術性質滿足不了經濟發展要求的情況，同時這些產業投資回收形成的貨幣沉淀，使得非主導性產業陷入一種日益不利的境地。但這種對非主導性產業不利的宏觀經濟形勢，對基礎性產業來說卻是極其有利的。因為產品短缺產生的高價格和投入品相對過剩出現的低價格，使它們處在高收入與低成本帶來的高利潤率這種極其有利的地位，進而會誘使社會在這方面進行技術創新，以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一旦技術創新取得突破，基于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更新和創新所進行的巨大投資，就會推動整個經濟不斷擴張。作為技術創新國來說，這種有效需求更加強大。因為它不僅要滿足國內產業及其消費對這些創新產品的需求，同時還要滿足國外市場的有效需求。在這個期間，供給不足成為整個社會的主要矛盾。正是這種巨大的有效需求成為長波上升階段的主要推動力量。在此過程中，雖然會發生因投資轉換而出現短暫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因結構失衡而產生的衰退，但因有巨大和持續的有效需求推動，因此衰退的幅度較輕，時間也較短，所以該期間的朱格拉周期時間長。

當基礎性或主導性產業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相對下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相對衰竭，但它也為非主導性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因為市場經濟的投資都是矯枉過正的，當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的投資完成后，其產品的供求關系就會發生逆轉，即會由原來的供不應求轉變為供過于求，產品價格會不斷下降，而投入品價格則會因短缺而上升，所以利潤率會在價格下降與成本上升的不利夾擊中下降。但這種對它們來說不利的局面，卻會為非主導性產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機會，因為主導產品價格的下降，會明顯降低非主導產品的成本，非主導產品利潤率會因此提高。在利潤率提高的作用下，它們會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進行擴張性投資。這種投資，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抵消前者投資下降產生的對宏觀經濟的抑制作用，使宏觀經濟仍然能夠保持一定的增長。這是經濟長波在到達頂點后能夠維持約10年的主要原因。

同樣，這種投資也是矯枉過正的，即會超過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的供給，由此使它們之間的供求關系發生逆轉，因此后者的利潤率又會開始上升。然而，基礎性產業的特點，卻決定了在相當時間內它們并不會進行相應的以擴大供給為目的的投資。因為，這些產業的技術這時已顯的陳舊，舊技術上的更新或擴張難以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即使技術取得一定突破，巨大存量資本的貶值風險也會阻止新技術的有效利用，該產業的壟斷性質更是會強化這種作用。所以，盡管利潤率不斷提高，但卻不會進行大規模的投資。這時，整個宏觀經濟就會在高利潤的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受技術和壟斷限制無法進行投資、非主導性產業在成本提高與收入減少下發生衰退的共同作用下走上衰退之路。

隨著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技術的日益落后和供給的短缺，這方面技術創新的利益誘惑也就越大，為此會促使各方進行旨在更新原有產業或者是替代原有產業的技術創新活動的競爭，這些行業的高利潤也為此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一旦創新技術完成并趨成熟，基礎性產業的更新或替代也就開始，新的一輪長波也就出現了。

2美國的長波運動

從長波過程看，當前發生的經濟危機，不過是美國經濟在長波過程中到達高峰時的一種調整，是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下降的一種自然過程。

20世紀60年代末，隨著基礎性產業和非主導性產業更新的完成，美國經濟進入長期投資的回收過程。在長波機制的作用下，大量產業和資本向外轉移，整個經濟由此陷入相對衰退狀態，國際競爭力不斷下降。在內外交困的壓力下，美國進行了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等為主導的技術創新，經歷10多年的努力，在20世紀80年代取得突破并進入大規模運用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約1983年前后)開始，美國經濟進入了二戰后的又一次長波。

為完成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的更新，美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產業更新和創新投資。同時，作為技術創新國，美國的創新產業不僅要滿足本國的需要，而且還要滿足其他國家基于同樣目標的需要。巨大的需求使得美國經濟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長，期間還出現了歷史上持續增長時間最長的朱格拉周期，并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儲蓄，美國由原來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和債權國變為最大的資本輸入國和債務國，美國自然也由此成為該期間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

經過約20年的持續增長，美國以高新技術為主導的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大致在21世紀初(具體時間約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新長波中的更新，由此來自這方面的需求不斷減少，經濟增長的動力開始減弱。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樣，主導性產業更新完成產生的投資規模減少并不會立即導致經濟的持續衰退。這是因為基礎性和主導產業的超前發展為非主導性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舊長波中制約它們發展的瓶頸被徹底打破，由此它們會在成本下降和社會需求增長的有利環境下進行競爭性的投資。這種投資，在一定范圍內甚至能夠抵消前者因投資下降而對宏觀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繼續推動宏觀經濟增長。這是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經濟仍然保持較快增長的原因。目前美國正處在這個過程的中后期。

不過，隨著非主導性產業投資的進行及其完成，尤其是隨著新技術在世界范圍內的不斷擴散，美國面臨的內外部條件會向著日益惡化的方向轉變。如在內部，隨著產業更新的逐漸完成，有效需求在不斷減少；外部i隨技術的日漸成熟和擴散，國外創新產業的競爭力不斷提高，它們會因為更低的成本而取得相對競爭優勢，因此不僅侵蝕原來由美國壟斷的海外市場，而且會反過來蠶食美國的國內市場，由此產生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只是在金融創新活動日益深化而創造的巨大貨幣供給的慣性作用下，資產價格不斷上升，由此產生的財富效應和對海外資金的巨大吸引而得以維持一定的經濟增長，但這種情況是不能長期持續的。隨著實體經濟利潤率的下降，以其為基礎的各種資產價格會受到強力抑制。美國發生的“次貸危機”，就是因為實體經濟利潤率的下降而使得以房地產等為主的各種資產價格變化發生逆轉，許多人因此無法償還貸款的結果。

如果將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現在的整個經濟表現，與二戰后到60年代的經濟情況作一對比，就會發現兩者非常相似(高峰，2002)。上一次長波，即時間約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到80年代初結束的這次長周期，長波的快速爬升期應該在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但由于二戰影響，這個爬升期延遲到60年代，除了1954年與1958年兩次短暫的絕對衰退外，大部分時間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其中在1961年2月至1969年12月，曾出現了106個月的繁榮期。如果以絕對增長率小于零為標準，那么該周期是從1958年開始到1970年結束，時間跨度為12年。進入70年代后，美國經濟開始進入長波衰退期，周期頻率加大，這個時期也就是人們熟知的“滯脹期”。經過10多年的調整，美國經濟從1983年前后開始進入以信息、生物和新材料等技術革命為主的新長波，為完成長波轉換所需的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的更新及實現由此產生的巨大社會需求，美國經濟在20多年的時間里實現了快速增長，如除了在1991年出現短暫而輕微的衰退外，從1981年到2001年實現了穩定快速的增長，在1992年至2001年，美國出現了歷史上最長的持續120個月的繁榮期，這在整個西方世界是獨樹一幟的，由此使美國在滯脹階段衰落的地位和競爭力重新得到恢復和加強。

從美國經濟的運行狀況看，最近發生的這次經濟危機，不過是美國經濟在長波運行中到達頂點而發生轉折的一種自然過程。它表示美國經濟已經完成了在新長波中的基礎性和主導性產業的更新，并且非主導性產業在長波中的技術更新也進行了多年，因此已進人長波平穩階段的中后期。目前發生的以金融危機為先導的經濟危機，是該過程進行重大調整的一種先兆，它表示美國經濟在完成一個新的朱格拉周期后，將進入長波的衰退期，因此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會不斷減緩。

二、貨幣供給角度下的美國經濟危機

市場經濟是貨幣經濟，這是造成危機總以貨幣或金融危機形式表現出來的主要原因。所以，市場經濟的變動要得到說明，就必須從貨幣供給角度得到證明。從某種角度看，一個社會的經濟增長和新增利潤等于貨幣供給的增長(柳欣，2003)。因此，保持貨幣供給量的較快增長，不僅能夠給資本帶來更多的利潤，而且能夠推動經濟較快增長。

1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貨幣供給機制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貨幣供給主要是內生的。這是因為，貨幣作為財富的一般代表，它的數量必然會隨著財富價值的變動而改變，這種關系在實物貨幣時代，如黃金貨幣時期是非常清楚的。在現代，雖然信用貨幣取代了實物貨幣，但貨幣供給與財富之間的關系并沒有改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財富與貨幣的界限是極其模糊的，其中的差異僅僅是流動性的大小。

正因為實際財富與貨幣供給之間的這種關系，所以當信用貨幣取代商品貨幣后并不改變這種關系。如當今貨幣發行主體的商業銀行，是以資產抵押來發行貨幣的，這必然使得貨幣的發行量與社會財富的變化保持較高程度的一致。這種以資產抵押為基礎的貨幣供給系統，使得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與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是聯系在一起的：銀行的負債，主要是來自于家庭和企業的金融資產；銀行的資產，則主要對應企業和家庭的負債；而企業和家庭負債，在資產抵押的貨幣供給關系中，對應的必然是實際的資產。這種內在聯系，使它們之間構成了一種相互制約的關系。如銀行為追求自身利益而多發行了貨幣(可以獲得更多的借貸利息差收益)。假設這些新增貨幣都以貸款的形式投放給了企業，那么就會導致企業資產負債率的提高(還會增加企業的財務成本)，同時也會提高銀行自身的資產負債率，或者說會降低銀行的(自有)資本充足率。我們知道，前者的提高，也就是銀行資產風險的放大；后者的提高，則是銀行債權人即銀行儲戶資產風險的增加。儲戶為降低風險，會從高資產負債率的銀行轉移資金；銀行為降低風險，則會從高資產負債率的企業回收資金。所以，這種關系會使市場經濟的貨幣供給保持與社會儲蓄(經濟增長)、企業資產(利潤)相適應的比例關系。如果貨幣供給的增長低于個人儲蓄和企業資產的增加，銀行的風險就會降低，在收益與風險的相互關系作用下，會促使銀行擴張信貸；如果貨幣供給的增長快于個人儲蓄與企業資產的增加，銀行的風險就會放大，在同樣的機制作用下，會促使銀行收縮信貸，因此減少貨幣供給。

然而，這里的一個矛盾是：不追加貨幣供給，就不能保證企業還本付息，企業也不可能得到凈利潤，經濟增長也就沒有可能；追加貨幣供給，則會不斷提高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放大信貸風險，最終會導致銀行體系的瓦解。這種機制，使得銀行體系總是處在擴張信貸與收縮信貸的矛盾之中。

不過，盡管有這種關系，但在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和資產價格的基礎上，貨幣供給仍然會出現不以人們意志決定的周期性波動。如在經濟周期的復蘇階段，隨著利潤率的提高，資產價格大幅度上升，由此明顯降低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率，促使銀行大量增加貨幣供給。貨幣供給的增長，會進一步提高平均利潤率和資產價格，由此反過來會促進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所以在一定范圍內，貨幣供給、利潤率與資產價格之間具有一種相互促進和加強的機制。在這種機制及銀行之間的競爭關系下，為爭奪其中的利益，各商業銀行會競相進行擴大貨幣供給的競爭。隨著貨幣供給規模的不斷擴大，市場經濟中抑制機制的力量會不斷加強，如企業與銀行的資產負債率會不斷提高，由此放大金融風險；同時實體經濟中的利潤率會隨著宏觀經濟擴張到一定階段而下降(消費傾向會下降、凈出口會減少、財政凈支出也會下降等，由此使企業的總收入相對于總支出而下降)，由此抑制資產價格的上升。一旦利潤率開始下降以及資產價格上升的速度減緩或下降，信用風險就會顯現。這時，各銀行為避免損失進行的回籠信貸的競爭，會演變成整個行業系統的極端無理性行為。因為如上面指出的那樣，整個銀行體系要保證信貸的還本付息，就必須追加貨幣供給，如果銀行減少貨幣供給或回收信貸，那么不僅達不到預期目標，而且最終的結果一定是整個銀行體系的虧損甚至崩潰。但在競爭性的體系中，這種結果卻是不可避免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信用風險一旦發生，市場上原有的大量貨幣供給會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的原因。貨幣供給一旦減少，利潤率與資產價格就會進一步下降，宏觀經濟也會因此步入衰退。這反過來會進一步減少貨幣供給。所以此時，如同擴張性相互加強一樣，它們之間的衰退也會相互加強。

2貨幣供給體系性質因經濟需要而不同

雖說市場經濟中的貨幣供給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制約的平衡關系，但貨幣供給體系的性質卻是由社會經濟發展對它的需要決定的，經濟發展的不同需要，對貨幣供給體系性質的要求是不同的。貨幣供給體系的性質，是指對于一個社會的貨幣供給體系(其中主要是銀行體系)，法律對它的管制是否嚴格，銀行體系是否由政府經營或由政府控制，政府是否對銀行的資金投向進行干預，是否對銀行的負債進行擔保，當銀行出現危機時是否進行援救并且承擔虧損等。銀行體系的健全程度，主要指銀行體系的制度建設是否完善，政府對銀行的監管是否嚴格，銀行的自有資本是否充足，對風險的管理是否嚴格和敏感，從而預算約束的程度是大是小等內容，其中對風險的管理是否嚴格和敏感，是銀行制度是否健全的最主要標志。

一般而論，貨幣供給體系的性質與貨幣供給量密切相關，即貨幣供給體系越不健全，貨幣供給量越多；貨幣供給體系越健全，貨幣供給量越少。因為，銀行體系不健全，為追求更大的個別利益，銀行就會突破道德風險和制度的約束而發行更多的貨幣供給；較為健全的銀行體系，由于有較嚴格的制度和道德風險約束，因此貨幣供給量會受到較大限制。所以說，貨幣供給量與銀行體系性質密切相關。由此可以看到，除非有較大規模的國外資本的輸入或輸出，一般地說，貨幣供給增長較快的社會，都是那些貨幣供給體系較不健全的國家，如我國、東南亞金融風暴發生前的東南亞各國、泡沫經濟破滅前的日本、新長波以來的美國等；而那些貨幣供給體系較為健全的社會，如泡沫經濟后的日本等，貨幣供給量則較小。

令人嘆為觀止的是，經濟體系會創造出與自身需要相一致的貨幣供給。即當經濟發展需要較多的貨幣供給時，往往會出現較不健全的貨幣供給體系；而當經濟不需要太多的貨幣供給時，則會出現更加健全的貨幣供給體系。如日本，從二戰后到泡沫經濟破滅時，由于要完成工業化和超越歐美發達國家的任務，需要較多的貨幣供給來滿足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因此出現了預算約束極其寬松的銀行體系；當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經濟增長缺乏有效的社會支持，從而不需要太多的貨幣供給量，它的貨幣供給體系也就趨向健全，這是日本在“次貸風波”中受沖擊影響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種情況說明，健全的金融體系與快速的經濟增長，是一個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選擇(楊文進，2006)。健全的金融體系，雖然能夠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但卻會阻礙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國家競爭力的提高；較不健全的金融體系，雖然有可能促使經濟較快增長和提高國家競爭力，但卻會帶來經濟的劇烈波動，金融體系本身也會遭受周期性的繁榮與崩潰。如何協調兩者間的關系，是對人類智慧的重大考驗。市場經濟的實踐證明，人類智慧在這方面還遠沒有成熟。

3美國的長波轉換與貨幣供給體系的重新構建

上面講到，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經濟增長，如果不能從貨幣供給方面得到說明，就不具有理論上的完整性。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與經濟危機的發生，同樣必須從貨幣供給方面得到證明。

美國經濟進入新的長波后，需要大量的貨幣供給來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進行了以“金融創新”為主要內容的金融體系改革。我們知道，“金融創新”的實質就是規避法律管制而創造更多貨幣供給，或者說，金融創新就是創造更多貨幣供給的行為。正是在不斷深化的金融創新活動中，大量的貨幣供給或流動性被創造出來，滿足了美國經濟長期擴張的需要，使得美國經濟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保持了持續的增長。這種情況與西歐、日本等形成明顯對比。正是這種能夠創造更多貨幣供給的金融體系，保證了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為美國獲取了巨大的國家利益。

貨幣供給不僅與經濟增長相聯系，而且與資本利潤相聯系；資本利潤則與資產價格密切相關，資產價格又與內生性的貨幣供給相聯系。所以，貨幣供給、經濟增長、收益增加和資產價格之間存在著相互加強的作用(反過來也存在著相互收縮的作用)。這種情況說明，只要貨幣供給體系的性質允許，經濟一旦增長，它就會內生出自身所需要的更多的貨幣供給。

較高的資產收益和快速的資產增殖，不僅會內生出更多的貨幣供給，而且會將那些資產收益較低國家的資金吸入美國，進一步強化貨幣供給的力量，同時也保證了美國資本的高收益。如在20世紀90年代，除美國外的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利潤率都處在下降階段，而美國的資本收益率卻在不斷增長(羅伯特·布倫納，2003)，由此成為吸引那些增長較慢國家資金的蓄水池。如進入長波以來，美國吸收了同期世界新增儲蓄的70％多，由此使得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前的資本凈輸出國變為資本凈輸入國。如到2007年，美國在國外的凈資產為-24420億美元。如果沒有世界各地持續涌入的大量資本，美國經濟要保持長達20多年的持續增長是不可能的。顯然，如此巨大的資金輸入，必然會進一步推動美國經濟的擴張和資產價格的上漲，這種擴張又會帶來更多的資本輸入，從而帶來更大的貨幣供給。這種情況，可以解釋為什么貨幣供給增長較快國家的匯率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現象(楊文進，2006)。因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貨幣不僅是交易手段，更是資本。資本的價值是由它所能帶來的收益決定的，較快的貨幣供給，意味著較大的資本收益，所以該貨幣的相對價值也就較大。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的貨幣供給增長速度慢于美國，因此日元對美元的相對價值也在不斷下降。

4超量貨幣供給的結果一定是金融危機

金融創新活動增加的貨幣供給，雖然推動了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但如上面講到的那樣，它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金融危機。一旦經濟體系提供的新增利潤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貨幣供給獲得一定量利潤的需要，貨幣供給增加的過程就會停止。由此，貨幣供給減少、利潤下降、資產貶值、經濟衰退的相互作用過程就會開始。

隨著主導性和基礎性產業更新在經濟長波中的逐漸完成，實體經濟對貨幣供給的需求會逐漸下降，但在資產價格上升和國外資金涌入的背景下，貨幣供給卻以更大的規模創造出來，為使這些資金得到利用以維持金融體系的利益，金融創新過程的深化也就不可避免。

根據銀行與企業之間對應的資產負債關系，新增的貨幣供給形成企業對銀行的負債，因此，一個社會新增的貨幣供給越多，則企業對銀行的負債規模也越大(資產負債率也越高)。因此需要向銀行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如果有效需求的增長速度慢于貨幣供給增長量的話，那么必然會出現企業收入的增長慢于利息支出的情況，這是造成經濟繁榮階段企業效益下降與銀行效益上升的矛盾現象、并最終引發貨幣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顯然，在金融資本侵蝕實體經濟利潤的情況下，要保證貨幣供給的規模不減少并維持金融資本的利益，提高貨幣資本的利用效率就必不可少，除了不斷提高金融資產的杠桿率之外，信貸資本配置的高風險化，或者說低劣化也就不可避免。如在資金供給相對短缺時，資金供給的對象必然是那些資信質量最好的客戶；隨著貨幣供給的寬松，資金供給會向中等的客戶擴張；當這些客戶的資金需求得到充分的滿足而仍然有大量需要被利用的資金時，在競爭性的銀行體系作用下，金融機構會身不由己地將大量的過剩資金投放到低質量客戶身上。這種做法也是金融機構取得更大利潤的一種手段。因為，借貸者的質量越低，所需支付的利率就越高，所以，金融機構一定量信貸獲得的利潤就越多。自然，對低等級借貸者的放貸，除了追求更多的利潤與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需要外，還與金融機構對資產價格持續上升的良好預期有關。實際上，對那些資信質量差的客戶發放信貸，并不是因為銀行相信他們能夠以自身的收入來償還貸款，而是來自于銀行相信這些貸款抵押品的價格會不斷上升，由此能夠通過金融創新的方式將風險轉嫁出去。只要資產價格處于上升通道中，即使銀行知道一些劣質客戶最終會因信用違約而不能償還信貸，但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也會迫使所有的金融機構向他們發放信貸，否則就會出現效益下降而競爭力降低的現象。

然而，以資產價格上升為基礎的貨幣供給是不可能無限擴大的。隨著實體經濟有效需求的下降和金融利潤對實體經濟利潤的侵蝕，各種資產價格必然會在實體經濟的利潤下降中貶值，貨幣供給就會因此而減少；同時，在貨幣供給的持續增長中，銀行、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率會不斷上升，信用風險不斷積累，當其超過一定程度時，避免風險所產生的信貸收縮會進一步加強利潤的減少和資產的貶值。這時，貨幣供給減少、資產價格貶值、資本收益下降、經濟衰退之間就會相互加強，原來市場上泛濫的貨幣供給就會在一夜之間消失，由此信用危機發生并進而轉化為全面的經濟危機。

三、國際競爭關系下的美國經濟危機

美國經濟危機不僅是經濟長波運行到一定階段和金融創新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國際經濟競爭的必然結果。

1長波位置與國際相對競爭力

長波運行不僅決定一國經濟運行狀況及趨勢，而且決定了各國之間的相對競爭力及其變化。由于各國在經濟發展和技術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它們之間同一時期所處的長波位置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處在不同技術水平的長波之間。各國之間在長波中的不同位置，反映了它們之間的相對發展水平和在同一時期的相對經濟地位，但在長波的運動過程中，這種相對關系會不斷改變。

一般地說，在同一長波中，技術領先國在后進國還沒有全面掌握和使用這些技術的上升時期，其在國際上的絕對和相對經濟地位都會不斷提高。與此相比，后進或較后進國家的傳統產業，因受到需求結構變動和更后進國家具有相對優勢的競爭而會相對衰落，先進產業則因技術相對落后而競爭不過技術領先國(如美國)而萎靡不振，因此經濟增長速度要慢于技術領先國。但隨著這些先進技術的成熟和普及，由此較后進國家逐漸掌握而全面進入新長波后，技術領先國的相對甚至絕對地位就會因此不斷下降，經濟擴張的勢頭就會不斷地被削弱。這說明，如果一國在新長波中越早取得相對與絕對的競爭優勢，那么它同樣會最早進入衰退過程；與此相反，進入新長波越遲的國家，則會在長波的衰退期中取得日益明顯的競爭優勢。因為在同樣的技術基礎上，相對競爭力的大小由成本的高低決定，成本高低則與絕對發展水平成正比，所以相對競爭優勢與國家的絕對發展水平成反比。這說明，隨著長波的演進，處在同一長波，發展水平越低的國家其相對競爭力越高。使發達國家處于不利地位的另一個因素是發達國家較早完成了以新技術為基礎的轉換，存量資本巨大，這使得許多在此過程中取得的最新技術，由于它們的使用會導致存量資本的巨大損失而被排斥，必須轉移到不存在這種損失或損失很小的后進國家使用，這正如美國在20世紀60-70年明的許多新技術首先被日本使用一樣。這樣，在與后進國家的競爭中，先進國家既不存在技術上的優勢，生產成本又比后者高，所以在競爭中會處于日益不利的地位。與此對應，也就是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絕對與相對地位在不斷下降。

一些國家地位的下降，意味著另一些國家地位的上升。當技術創新國在上面所講原因的作用下衰退時，那些技術上比其后進一些的國家，會因相同甚至更優越的技術和更低的成本、從而更強的競爭力而取代它們原來的地位，這正如20世紀70-80年代日本與美國的經濟關系一樣。但如同被后者取代的技術創新國的情況一樣，它們也不會長期處在這個位置。因為隨著經濟擴張，生產成本會不斷上升，它們對先進國家的相對優勢會不斷喪失；更主要的是，經濟發展水平比其落后一些的國家，會如同它當年取代技術創新國的競爭力領先地位一樣取代它的領先地位——這些國家在成本和技術方面都更具有競爭力，這正如20世紀80-90年代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與新興的東南亞工業化國家之間的關系一樣。所以到一定階段，這些比技術創新國落后而比其他國家先進的國家，會在后進國家崛起的過程中相對衰退。只要新的長波沒有出現，這個過程會不斷地在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間轉換。

這個過程說明，在同一長波的不同階段，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之間的絕對與相對競爭力，從而國家間的相對地位是不同的。一般地說，在長波不同階段的競爭優勢與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成正比，即發展水平越高的國家會在長波的初期甚至中期處于絕對領先地位，中后期這種優勢會不斷消失，后進國家的競爭優勢則會不斷加強。

2長波相對位置與美國的經濟危機

美國當前爆發的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長波關系決定的美國國際競爭力相對下降決定的，或者說是國際競爭及其利益分配變化的結果。眾所周知，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經濟相對衰退，西歐相對加強，日本經濟則強勢崛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80年代。然而，進入80年代中后期，情況發生逆轉，美國經濟強勢崛起，西歐經濟不溫不火，日本經濟持續衰退，這種情況直到進入新千年后才逐漸改觀。西歐經濟持續增長，日本經濟的增長強度雖然不是很猛烈，但持續增長的時間卻是戰后以來最長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80-90年代以來它們與美國之間的非對稱現象。

西歐和日本與美國之間經濟力量或競爭力相對變化的情況，從它們之間匯率的變化中也可以反映出來。如從1999年歐元開始使用到2002年，處于持續貶值之中(由發行時的l歐元兌1.174美元，貶值到2002年1月的0.8115美元)，此后持續升值，并在2008年8月達到最高時的1歐元兌1.6美元，升值率接近100％；日元兌美元的情況與此類似，也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貶值，到2002年1月100日元兌0.74美元，然后持續升值，到2008底已升值到兌1.1美元，升值率達48.6％。在此過程中，美元對其他國家如“金磚四國”和海灣國家貨幣的匯率也處在持續下降之中，由此反映美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相對競爭力的變化。

匯率的這種變化，反映的不僅是相對競爭力的變化，而且是經濟利益關系的變化。也就是說，原來長期向美國傾斜的利益分配關系，逐漸向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歐、日本、包括“金磚四國”在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上游原材料和能源生產國等傾斜。如前面講到的，20世紀80-90年代，在美國平均利潤率上升時期，西歐和日本的平均利潤率則處在下降過程；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情況發生明顯變化，西歐和日本的資本利潤率明顯提高，而美國的資本平均利潤率則呈下降趨勢。正是這種競爭力和利益分配關系的變化，使得進入新千年以來的美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

在美國經濟與其他長波追隨者之間相對競爭力此消彼長及其引起的利益分配調整過程中，還伴隨著另一種重大的國際利益分配關系的改變。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下降后，隨著世界經濟的擴張，尤其是發達國家和“金磚四國”經濟的強勢擴張，初級產品已由原來的相對過剩變為嚴重短缺，價格不斷上升，如石油價格由20世紀80年代的每桶20多美元，上漲到2008年最高時的147美元，其他各種有色金屬、鐵礦石的價格，近幾年都上漲了數倍，由此世界經濟利益分配的重心日益向資源國轉移。由于初級產品的供給難以在短期內調整，因此它們的短缺，會像瓶頸那樣制約世界經濟的發展，價格的持續上升則會從動力機制方面抑制世界經濟增長。所以，當初級產品的供給短缺到一定程度，或者說價格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世界經濟的增長也就達到了頂點。這種情況對美國來說必然更加突出。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級產品和能源的消耗國與進口國，這些產品價格的大幅度上升，不僅極大地增加美國的貿易逆差，而且極大地降低美國經濟的相對競爭力。

顯然，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美國的相對競爭力必然會不斷減弱。這種減弱所產生的利潤率下降以及資本價格上升速度的減緩，不僅會阻礙國際資本的輸入，而且會促使資本外流；資本外流產生的貨幣供給減少，迫使銀行收縮信貸，由此貨幣供給減少、利潤下降、經濟衰退、資產價格下降等就會相互加強而引發經濟危機。

四、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到一定階段，以金融危機為先導的經濟危機也就不可避免。

每次經濟危機為何總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是因為市場經濟是貨幣經濟，貨幣供給的變化則是建立在資產價格變化的基礎上，而資產價格又以(實體經濟的)資本的收益率為基礎，資本收益率則又建立在貨幣供給基礎上，所以市場經濟體中的經濟危機必然要以貨幣危機或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在競爭性市場經濟基礎上，資本收益率的變化是先于宏觀經濟變化的，也就是隨著經濟高漲，在成本推進(要素和上游產品供給短缺而使價格上升)和收益相對減少(收入增加導致消費傾向下降、財政盈余增加、外貿逆差增加等)的情況下，資本利潤率會由升轉降，而宏觀經濟總量則會在資本之間的相互競爭中繼續擴張(楊文進，2006)。一定范圍內，利潤率下降速度越快，各資本之間的競爭就越激烈，就越需要通過擴張來應對競爭，所以，宏觀經濟會在微觀效益下降中繼續擴張。但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運行是由微觀機制決定的，隨著資本收益的下降，各項資產的價格會下降，由此引起貨幣供給減少。正是這種機制，決定了股市要先于宏觀經濟衰退。貨幣供給一旦減少，如上面指出的那樣，會強化資本收益的減少而促使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下降，由此導致以資產為抵押的信貸出現違約而引發金融危機。所以說，經濟危機雖然總是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出現，但核心內容則是實體經濟出現了問題，是其中的利益分配重心向要素所有者和上游產品供給者傾斜，導致有效需求和資本利潤率下降的結果。

顯然，金融危機一旦發生，它就會反過來對實體經濟造成重大傷害。這種傷害，除通過財富效應產生的消費需求減少和(托賓)“q效應”導致的投資減少外，最嚴重的還是來自貨幣供給突然大幅度減少所引起的整個經濟體系的紊亂。這時，貨幣成為“唯一”的財富，然而在這個最需要貨幣的時候，大量的貨幣供給卻因信用體系的崩潰而在一夜之間消失，如銀行因巨大的壞賬損失而處在頭寸極端緊張甚至倒閉的風險中，回籠貨幣成為它們維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商業信用和企業信用同樣會因為銀行信用的收縮和日趨緊張的市場環境而萎縮。顯然，有效需求的萎縮和信用的緊縮，必然會迫使大量企業縮減生產與投資，甚至促使大量企業倒閉。企業倒閉引起的不斷擴大的銀行壞賬和資產貶值等，則會強化整個信用的收縮，從而進一步損害實體經濟。由此，局部的金融危機也就轉化為全面的經濟危機。

五、美國危機到世界危機——各國經濟周期的同步性振蕩

在“次貸危機”發生初期，人們曾設想，該危機僅僅局限于美國和金融領域；到2008年中期，危機甚至有緩解的跡象，有人認為，危機已告一段落；然而2008年9月以來，危機卻以星火燎原之勢蔓延開來，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被卷入其中，不僅金融體系面臨崩潰，實體經濟更如自由落體般墜落。這種情況，是1929年大危機后未曾見到過的。如二戰后，美國也曾經發生過多次比較嚴重的金融危機以及經濟衰退，但并沒有轉化成像今天這樣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這是什么原因呢?公務員之家

美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較大，顯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世界經濟的變化方向，就是由其中占絕對比重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運動方向支配的，而美國又在其中占有相當的比重，所以美國經濟的衰退必然會對世界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樣，二戰以來，美國也曾經發生多次嚴重的衰退，但卻沒有引發世界性的嚴重經濟衰退；更主要的是，美國雖然是金融危機的發源地，但實體經濟的衰退時間卻是后于西歐和日本，程度也更輕，說明當前發生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并不完全是由美國經濟的變化所引起的。

美國金融危機而使其他國家的金融體系受到重大沖擊，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上面講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吸收了同期70％以上的世界新增儲蓄，其中的大部分是通過私人金融體系實現的，金融危機后，致使其中的相當部分成為壞賬，由此必然會對其他國家的金融體系造成重大沖擊，進而產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種情況說明，美國對世界儲蓄無節制的吸納與高度開放的世界金融體系，是美國的金融危機轉化為世界性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金融危機卻并不一定轉化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如20世紀90年生的日本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墨西哥金融危機，都曾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動蕩，但卻沒有轉化成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其他方面。

我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各主要國家之間的朱格拉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這次危機之前，世界經濟之所以沒有再出現二戰前那種世界l生的大蕭條，緣于二戰對各國破壞程度的不同，從而打亂了原來相對同步性的周期活動，使它們之間的朱格拉周期出現了反向運動，即當美國經濟高漲時，西歐和日本的經濟相對疲軟；而西歐和日本經濟相對強勢時，美國經濟相對乏力，由此它們之間能夠進行互補調劑而相互熨平周期，如衰退的國家能夠向擴張的國家出口過剩商品而減輕衰退的程度，擴張國家則能得到所需的資源而保證擴張的順利進行，這是二戰后各國經濟運行相對平穩、世界經濟沒有出現大蕭條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進入新千年后，世界各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出現了明顯的同步性，如在美國的實體經濟陷入衰退之際，西歐和日本的實體經濟反而先于美國進入衰退，這種同步性會使它們之間的經濟波動相互疊加，產生世界性的劇烈波動。如前幾年各國之間同步性的擴張，導致世界初級產品和資本供給的嚴重短缺，價格不斷上升，使世界利益分配重心向初級產品和資源供應國方向傾斜，由此引發世界性的經濟衰退。當各國經濟出現衰退時，相互性的疊加會極大地加劇衰退的力度，由此使得初級產品價格在一夜之間發生180度的供求轉換。這種變化，使得美國經濟發生衰退時，不僅缺少其他國家的協助，反而要承受這些國家更加激烈的競爭，由此引發世界性的經濟衰退。

世界經濟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變化，即利益分配的重心向資源型生產國傾斜，這也是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重要原因。如近幾年，石油和各種礦產品價格大幅度上升，這種上升，不僅提高了使用者的生產成本，從動力機制上制約它們的增長，而且會像瓶頸那樣從數量上制約它們。因為這些產品的供給，在短期內是無法調整的，所以當這些產品的供給出現嚴重短缺時，世界經濟的增長就走到了盡頭，必然會通過衰退來調整。

六、未來經濟展望

在經過巨大衰退和各國政府采取積極性擴張政策之后，世界經濟目前進入一個相對穩定時期，但未來趨勢仍不明朗。雖然美國經濟重新進入增長過程，但要徹底擺脫危機的影響，則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如上面講到的那樣，較不健全的銀行體系及一國經濟，雖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會因創造出更多的貨幣供給而具有更大的競爭力，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它們最終要承受經濟泡沫破滅而帶來的巨大損失。所以，美國經濟因此享受的持續20多年的快速增長，不可能通過短期的衰退就得到償還，經濟的不穩定性將會持續較長時間。考慮到美國經濟即將步入長波的下降期，各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又出現高度的同步性趨勢，這種情況會更加明顯。如其金融體系仍不穩定，失業率也居高不下，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等，都表明美國經濟運動的不穩定性和方向的不明確性。更主要的是，各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由此會放大世界經濟周期衰退的程度。在此過程中，為轉嫁經濟危機而進行的貿易保護措施，都會嚴重阻礙世界經濟復蘇的力量。

不過要看到的是，雖然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會下降，但其經濟畢竟尚處在長波的中后期，還存在一個平穩的增長時期。最主要的是，美元還是不可替代的國際儲備貨幣，可以通過這種地位來轉嫁部分危機。因此在短期內，對美國經濟及其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并不會造成太大傷害，如美國盡管是危機的發源地，但衰退的程度在西方世界中卻仍然是最輕的。實際上，美國是本次世界經濟危機中的最大贏家。因為，美國通過金融創新等活動，吸納了同期世界上的絕大部分新增儲蓄，使本國經濟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擴大了與西方其他國家的經濟差距，由此得到了其中的絕大部分好處；當危機來臨時，卻是美國吃藥，全球買單，而且在危機發生后，尋找避風港的行為，反而促使更多的資金流入美國。所以，美國經濟雖然會在衰退中持續較長時間，但相對其他國家來說，美國已最早進入復蘇過程，西歐和日本次之，發展中國家則會受到最嚴重的傷害。

“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的最大影響，將是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建。汲取本次危機的教訓，各國政府會加強對金融體系的監管，金融體系會變得更加穩健，金融創新活動則會受到極大的抑制。在這種背景下，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會明顯下降。這對那些依賴外部資金、自身金融體系缺乏獨立性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會更加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