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緊縮的界定分析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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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于貨幣供應量的論述都主要集中于討論通貨膨脹。就全球經濟橫向比較看，各國政府在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時也主要針對通貨膨脹進行防范，顯然對通貨緊縮的準備不足，而且對受經濟周期制約的通貨膨脹于通貨緊縮的交替性認識不足。本文擬通過通貨緊縮的界定及其負面影響和通貨緊縮與經濟發展周期的關系來分析我國目前是否已進入通貨緊縮階段。

關鍵詞：通貨緊縮通貨膨脹交替性可容忍區間

通貨緊縮就其概念范疇來講，在經濟學中是對應通貨膨脹而存在的。通過對通貨膨脹概念的考察，我們不難理解通貨緊縮的概念，即一國發行的貨幣量少于現實流通中和經濟交易中所需的貨幣量。但目前學術界對通貨緊縮的定義主要側重點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通貨緊縮與通貨膨脹相對應，主要表現為物價總水平持續下跌三年左右，即認為進入通貨緊縮；第二種觀點認為通貨緊縮是與貨幣供給和信貸供給緊縮同時發生的物價總水平下跌；第三種觀點認為通貨緊縮是在經濟處于周期性下降階段，即危機和蕭條時期發生的通貨緊縮。顯然，三種觀點在通貨緊縮的界定上有所不同。第一種觀點主要從物價總水平下降時限的角度來考察通貨緊縮；第二種觀點又加入了貨幣供給和信貸供給的作用；第三種觀點則認為通貨緊縮應與經濟周期結合考察。下文中我們就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的測度和階段界定進行分析。

一、通貨緊縮的可容忍區間

無論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都內含一種數量關系，即人們用以測量經濟中貨幣效率的指標：通貨膨脹率和通貨緊縮率。正如法國經濟學家莫里斯?阿萊指出的：“過度的通貨膨脹以及為了校正前一段時間的貨幣超量發行而采取的通貨緊縮政策這兩者之間的不斷交替發生，一般來講對經濟增長都是十分有害的。”（參：莫里斯??????????阿萊《無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第2頁）顯然，社會對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超過社會承受力都會對經濟發展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關于社會所能承受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度”，我們不妨引用陳東琪教授與1998年提出的“可容忍區間”這一概念。當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度處于“可容忍區間”內時，則其正面效應可以存在并能發揮作用，而當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度超出“可容忍區間”時，則其負面效應可以存在并發揮作用。顯然，研究通貨緊縮的“可容忍區間”，具有與重視通貨膨脹率同等重要的意義。首先，通貨緊縮與通貨膨脹一樣都是國家經濟運行失衡的表現，是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指標。通貨緊縮一旦超出“可容忍區間”的警戒線，必然會向經濟發展亮“紅燈”。這將督促政府當局盡快制定相應的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通過提高貨幣和信貸的供給來緩解通貨緊縮導致的負面效應。其次，通貨緊縮率的衡量與測度也對政府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利于宏觀調控政策經濟化、效率化、精確化。通貨緊縮率的衡量必須嚴格區分通貨緊縮政策作用的階段。一般可分為：正效應階段、零效應階段和負效應階段。正效應階段通常指對經濟動力起恢復作用的階段，零效應階段指經濟打到均衡時的階段，負效應階段則指通貨緊縮抑制經濟發展的階段。

如何科學準確地界定通貨膨脹率和通貨緊縮率的上、下界則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通貨膨脹按成因可以分為三種：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和供求混合型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測度主要通過一定期限內貨幣供給增長率與物價總水平上漲率之比來測量。一般認為：零通貨膨脹為下界，通貨膨脹率達到8％時為上界。即當這一比值低于零時即進入通貨緊縮，高于8％時就超出社會所能承受的通貨膨脹“可容忍區間”，開始對經濟發展起抑制作用。通貨緊縮雖在概念上與通貨膨脹對應，但在測度上卻不能簡單對稱。恩格斯曾指出：“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顯然不對稱，蓋若把有效需求緊縮到充分就業所必需的水平之下，則就業量與物價都降低；但若把有效需求膨脹到充分就業所需水平之上，則只有物價受到影響，這一點也許令人不解。然而這種不對稱，正是事實之反映。”（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251頁）就是說通貨緊縮會使就業和物價都下降，而適度的通貨膨脹只會使物價上升。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0——-8%為通貨緊縮的“可容忍區間”。凱恩斯主義革命不難令人得出這樣的結論：適度的通貨膨脹利于經濟發展。但適度的通貨緊縮是否同樣利于經濟發展呢？我認為必須結合經濟周期加以考察。如果是為了校正前一階段的通貨膨脹而采取通貨緊縮政策則利于經濟降溫；而若在危機或蕭條期保留通貨緊縮則只會加劇經濟的滑坡。因此，通貨緊縮的下界由于受經濟周期的影響，理論上一般界定在0——-3％。通貨緊縮率如果低于-3％，則視為超出“可容忍區間”必須加以控制。

二、通貨緊縮與通貨膨脹的交替性

考察二戰以來的世界經濟發展不難發現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交替與經濟周期是交織在一起的。通常表現為：經濟高增長伴隨著較高的通貨膨脹率，經濟蕭條期則存在嚴重的通貨緊縮。20世紀50——60年代世界經濟處于戰后恢復期，經濟增長較快，通貨膨脹率較高；進入70年代后，經濟發展更快，通貨膨脹率達到兩位數，到80年代時出現“滯脹”，即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90年代以來，由于新材料、新能源的發明創造和高新技術向生產力的轉化使得生產過剩，商品價格一降再降，經濟開始出現下降趨勢，從而世界經濟轉入通貨緊縮階段。盡管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交替間隔周期較長（戰后四十年內未發生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交替），但我們必須承認二者具有交替性。此外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交替性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美國著名投資專家加利?西林博士在《通貨緊縮》一書中指出：“當今世界的通貨緊縮正是過去較長時期通貨膨脹發展的直接結果。原有的成本推進和需求拉動成為促進通貨緊縮的因素，世界各國大量裁軍、縮減政府支出、減少財政赤字、宏觀政策中重視防范通貨膨脹、世界范圍的經濟結構調整、高新技術發展導致的成本下降和生產率提高等都成為通貨緊縮產生的重要原因。”從世界經濟運行的實際來看，這一分析顯然是科學的。

我們必須承認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之間這種交替的現實。當代經濟發展已使世界日益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自由市場體制幾乎無處不在。除了像美國、歐盟和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外，就連新興市場國家如：四小龍（香港、新加坡、韓國、臺灣），三幼虎（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以及拉丁美洲國家、中國、印度、東歐和非洲的新興發展中國家也在經濟發展周期上與世界經濟保持了同步性（單從東南亞金融危機及其影響就不難看出）。市場經濟是發達的商品經濟，其市場關系表現為資本雇傭勞動。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講的那樣，資本主義生產總是處于往復的周期運動之中，總是處于“高潮——危機——蕭條——復蘇”的循環之中。顯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經濟運行周期的不可避免性決定了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交替性。如果不清醒認識這種交替的客觀存在必然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危害。

三、我國經濟目前正出于通貨緊縮階段

我國目前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旨在建立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主要手段的經濟體制。從本質來講，除了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以外，經濟的運行與其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致的，即也要采取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差別只是資本的形式不同而已，我國主要以國有資本和共有資本為主。顯然，我國經濟的運行同樣具有周期性，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的交替同樣不可避免。

自1996年我國實現經濟“軟著陸”以來，物價總水平持續下跌，相比1989年至1994年間的物價水平上升，反差極為明顯。如按學術界關于通貨緊縮的第一種定義衡量，我國目前已進入通貨緊縮階段；若從第二種定義我國經濟又不屬于通貨緊縮階段。因為自1996年以來我國國民經濟仍以每年平均9％的速度增長，且據國家發展研究中心測算,我國經濟2001年仍可望增長7.3％，并無危機，也未進入蕭條期。相反與目前經濟增長緩慢的美國、歐盟和幾年持續負增長的日本及其它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的新興市場國家相比，可謂“風景這邊獨好”。持此種觀點的人認為我國經濟已進入通貨緊縮階段論斷似乎有些危言聳聽。從第三種定義出發考察，結合1996年前后經濟周期性波動分析，則我國經濟只能被界定在通貨緊縮階段。原因如下：（1）央行幾次降息，儲蓄率仍高居不下，且儲蓄總額呈上升趨勢。

（2）國內需求不足，投資需求明顯收縮。盡管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已持續近四年，加上中國加入WTO和西部大開發的利好消息，仍然無法啟動內需和投資。（3）進出口外匯所得大幅減少，受國際經濟大氣候影響，我國出口今年將減少18％，從而導致GDP增長減少1%.(4)國內生產剩余嚴重，結構調整勢在必行。實行市場經濟改革后，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已由計劃經濟下的商品短缺轉向市場經濟下的商品過剩，且存在嚴重的結構性過剩，居民收入增長緩慢，這也是導致內需不足和投資不旺的主要原因。

以上現象表明，我國通貨緊縮癥狀遠未消失。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應為：加快改革步伐，去除通貨緊縮的制度和體制因素，通過適度的財政貨幣政策來促使通貨緊縮與通貨膨脹交替，而不是使經濟長時間停留于其中的任何一種狀態。應該避免力度過大和政策失誤造成經濟在走出通貨緊縮后又立即轉入通貨膨脹或在走出通貨膨脹后又立即轉入通貨緊縮(1996年的“軟著陸”政策就是教訓)。保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正確和力度適當，則可以有效避免因結構調整而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時應密切關注目前通貨緊縮的走向和趨勢，適時適度地加以調節，抑制通貨緊縮，同時控制好通貨膨脹的反彈，以便使我國經濟保持良好的運行態勢。

參考文獻：

1.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

2.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

3.錢小安《通貨緊縮論》商務印書館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