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貿關系變化與新型國際關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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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國際關系的核心是“合作共贏”，以相互尊重與公平正義為基礎，是雙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從而實現各方的共同收益。新型國際關系的理念為中國與個別東盟國家處理有關南海主權爭議問題進而發展與整個東盟的關系提供了思路。中國與東盟的貨物與服務貿易增減情況與南海爭議密切相關，沒有爭議發生的年份均處于高速增長階段，爭議一旦發生并激烈化，便持續下跌。從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的變化可以看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是大勢所趨，需要雙方具有共同的認知;合作共贏是新型國際關系構建的基礎。

關鍵詞: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系;東盟

長期以來，對抗性思維是各國處理傳統國際關系的主要方法，國際社會也會因此產生一種周期性動蕩。以對抗性觀念為指導思想構建的國際體系從建立之日起就呈現出不穩定的特征，無論是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還是凡爾賽體系①都是如此。這種根植于零和博弈觀念之下的周期性動蕩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深重災難，因此構建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成為當務之急。與以各國對抗為主的傳統國際關系相區別的是，這種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須在合作共贏理念的指導下進行。合作中謀求共贏在現實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尤其體現在經濟領域。近年來，中國與東盟不斷深化合作，促進了兩者經濟戰略的對接。但是，今天的國際社會，傳統對抗性思維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場，且不時地沖擊雙邊關系，以經貿交往為例，受沖擊的雙邊經貿(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交流量急劇下降，而合作共贏理念指導下的新型國際關系也難以生長。

一、新時代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重要意義

(一)新型國際關系的提出與內涵

2013年3月，總書記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演講，首次提出了“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的概念，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而后總書記又在黨的報告中對“新型國際關系”進行了具體的闡釋，提出“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2015年5月，外交部長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午餐會上發表演講，用一句話闡述了新型國際關系“新”在何處，即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贏者通吃那一套［1］。“新型國際關系”核心是“合作共贏”，它以相互尊重與公平正義為基礎。相較于過去的“你輸我贏、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思維，“合作共贏”是雙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從而實現各方的共同收益。首先，新型國際關系的基礎是相互尊重，尊重不同國家的制度模式和民族文化，把相互尊重作為國家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其次，新型國際關系的準則是公平正義，反對恃強凌弱，以大欺小，主張維護世界各個國家的合法權益，特別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合法權益。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后，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時常用自己的力量威脅、霸凌弱小國家。新型國際關系就是要打破這種不公平的國際秩序，讓每個國家都有平等的話語權和地位。第三，新型國際關系的達成方式是合作共贏，要求摒棄零和博弈、贏者通吃的舊思維，以共贏為追求目標，共同發展，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理念被提及最多的是在經濟領域，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各國經貿往來日益密切，削減和取消了許多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最后，新型國際關系的最終目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它要求改變以往濫施權力、利益爭斗、二元對立等思維，用新的理念來倡導，用新的制度去搭建，進而促使國際體系轉型［2］。

(二)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時代意義

首先，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順應時代呼聲和世界潮流。值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新的世界形勢和發展態勢，西方處理國際關系的傳統方法越來越不合時宜，零和博弈的舊思維，經濟上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政治上的二元對立已經嚴重阻礙當今世界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變化需要新的理念，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的建構勢必要成為主流，合作共贏也勢必會給全球各國帶來共同發展。其次，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有利于應對和解決全球問題。2019年底爆發并蔓延至今的疫情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各國之間的經貿往來以及人員交流使得疫情迅速蔓延，確診病例上億甚至更多。面對當下嚴峻的疫情態勢，唯有秉持全球合作理念，才能夠最大限度地抑制疫情的蔓延，最終戰勝肺炎這個全人類的公敵。因此，新型國際關系理念的提出恰逢其時，在這一理念指導下，也為中國與個別東盟國家處理有關南海主權爭議問題提供了思路。

二、雙贏的范例:中國與東盟的關系構建及貿易發展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歷史源遠流長。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與現在的東盟國家成員之間的關系就得到了發展。1950年中國和越南建交，雙方關系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上升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不結盟運動為中國與東南亞新獨立國家的交往提供了機會，中國在此期間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成為長久以來指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行穩致遠的重要依據;20世紀60年代，冷戰背景下的中蘇交惡使中國外部環境急劇惡化，在此期間，相比于地理概念的東南亞更多地成為一個政治概念［3］，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發展趨于停滯甚至有所倒退;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的改善以及20世紀80年代中國施行的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雖然關系總體向好，但中國和東盟個別國家因為南海主權爭議有時也會使得潛藏的對抗性思維導致雙方關系緊張，影響雙方的經貿交流;而在合作共贏思維指導下，雙方的關系則會趨于緩和，為雙方關系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一)對抗導致俱傷

中國與東盟個別國家爭議的焦點在于南海主權問題。南海問題緣起于20世紀60年代末，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對南海進行勘測出具報告，分析認為南海大陸架上石油儲量多達11億噸。20世紀70年代初，時逢世界范圍內第一次石油危機，這更加凸顯出南海地區的價值。20世紀80年代，聯合國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內水、領海、毗連區、大陸架、專屬經濟區、公海等概念進行了界定，東南亞部分國家對此公約做出了利于自己的解釋。東南亞諸國近代以來的殖民歷史以及二戰后的《日內瓦協議》和《舊金山和約》也成為東南亞個別國家對南海進行主權申訴的重要依據。2012年到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讓南海問題的對抗程度達到頂峰。2012年4月，12艘在黃巖島海域內例行作業的中國漁船被菲律賓軍艦武裝扣留，由此引起了中國的漁政、海監船只與菲律賓軍艦多輪長時間對峙。此次激烈對峙后，菲律賓單方面開始向國際海洋法庭提出仲裁申請，將南海問題國際化。2016年仲裁案走到了最終宣判階段，南海局勢急劇惡化，美國艦隊的介入讓南海局勢顯得更加危險，走到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戰爭的邊緣。菲律賓作為主動采取對抗性態度挑起事端的一方，在這一事態中逐漸影響到了其自身的發展。中國作為菲律賓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在“2011年雙方的貿易額就已經打破了300億美元大關，正在朝著2016年600億美元的目標前進”［4］，卻因為雙方關系的猝然緊張，讓這一良好發展的態勢迅速冷卻，給菲律賓經濟帶來沉重打擊。南海爭端不僅影響到菲律賓國內的經濟發展，也給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經貿合作產生了消極影響。如圖1所示，中國與東盟的貨物貿易額在2012—2016四年間均呈低位增長的狀態，且增長率呈現下降趨勢，從2011年到2012年進出口增長率為10．08%下降到2015年的最低位－0．88%。圖12012—2019中國—東盟自貿區商務門戶統計數據顯示，中國與東盟的服務貿易量在2010到2011年度保持高位增長率，到2011年南海問題激化后增長率呈現斷崖式下跌，一度跌入－1．02%的負增長(見圖2)。這10年間的中國與東盟的貨物與服務貿易增減情況大體保持了這樣一種趨勢，就是沒有南海爭議發生的年份都處于高速增長階段，南海爭議一旦發生并激烈化，便持續下跌。貨物與服務的進出口的增長率急劇下降無論是順差方還是逆差方，均會因此導致國內經濟受到一定影響，政府稅收減少，就業崗位銳減。

(二)合作中實現共贏

南海主權爭議損害了中國與東盟國家雙方的利益。東盟個別國家意識到問題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拾對華友好。例如，2016年下半年，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上臺后，派出八十多歲高齡的前總統拉莫斯與中國政府就中菲關系在香港進行了會談，商討恢復雙邊關系等問題［5］。2016年10月18日至21日杜特爾特應邀訪華，中方向菲律賓人民張開友誼之臂。在此次訪問中，中菲兩國簽署了13個雙邊合作文件，涉及經貿、投資、產能、農業、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兩國還將進一步加強漁業和旅游合作。中方將取消幾年前發出的對菲律賓的旅游警示提醒，還將恢復菲企對華熱帶水果的出口。2016年7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關于處理南海問題的政策》，該政策在“關于在南海管控分歧和開展海上務實合作”“關于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關于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三個部分多次提到“合作”字眼，并非常務實地提出“中國積極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通過各項能力建設，努力向國際社會提供包括導航助航、搜尋救助、海況和氣象預報等方面的服務，以保障和促進南海海上航行通道的安全。同年9月，中國和東盟國家領導人共同審議通過了《中國與東盟國家應對海上緊急事態外交高官熱線平臺指導方針》和《中國與東盟國家關于在南海適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聯合聲明》。2019年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推動《南海各方行動準則》向更高一層次的“準則”發展上取得了重大進展。預計2021年“南海行為準則”有望實現新突破，屆時南海問題將向著更健康的方向發展。這些機制上的合作不僅會讓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交往向著更加有序的方向發展，且為雙方在處理爭議問題時提供對話與交流平臺。合作態度指導下的中國與東盟雙邊關系的改善與緩和為雙方的經濟交流注入了巨大活力，雙邊經貿合作快速朝著更加繁榮以及合作機制更加健全的方向發展。201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關于修訂〈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及項下部分協議的議定書》全面生效，為中國與東盟經貿關系發展提供了更多便利;2020年11月15日，東盟十國以及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15個國家，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標志著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正式達成［6］。在合作思維指導下的新型國際關系，還將促成各國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領域的互信，民生與社會領域的合作，為雙方爭議問題的解決提供長效的對話機制，促成雙方貿易合作進一步騰飛。

三、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思考

(一)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是大勢所趨

傳統的國際關系往往以競爭性、沖突性、二元對立性、零和博弈等為標志，在這種對抗性思維指導下，國際關系必然以鄰為壑，弱肉強食。近代以來，因為各國利益分配不均而導致頻繁的戰爭，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給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二戰結束以后形成了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在美蘇核戰爭爭霸的背景下，雖未爆發世界大戰這樣大規模的戰爭，但局部戰爭不斷，世界局勢不時陷入緊張狀態，遲滯了世界各國的發展。兩極格局崩塌至今，世界處于快速變化時期。政治上，“一超多強”的國際格局趨于調整;經濟上，貿易保護主義回潮;文化上，民粹主義抬頭。地緣政治和文明上沖突愈演愈烈。自2020年初肺炎疫情爆發以來，西方一些國家對我國采取對抗性的態度，將公共衛生問題政治化，其著力點并非尋求結束疫情恢復經濟，而是希望通過疫情來實現其政治目的。在這種思維的指導下，其防疫政策必然漏洞百出，導致疫情蔓延世界經濟發展大幅縮水。面對這些傳統或是非傳統領域的挑戰，如何讓世界各國人民增進相互理解，成為國際社會的迫切需要。因此，關于國際社會治理的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迫在眉睫，時代呼喚新型國際關系，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是時代召喚，也是大勢所趨。

(二)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需要雙方共同的認知

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并非一方的努力即可達成。從上述中國與東盟關系案例來看，中方一直秉持的是合作與包容的態度，而東盟與中國有南海主權爭議的一些國家則間斷性地采取對抗性態度與中國交往，給雙方關系造成傷害。2016年以后，東盟中與中國有南海主權爭議的國家態度的轉變為中國與該國及整個東盟之間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創造了條件。事實證明，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只有單方的努力是難以達成的，需要雙方的共同認知和共同努力。中國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實踐證明，達成共同的認識還可以通過別的方式的對接來實現，如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與東盟各國的國家戰略實現對接。目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已經與老撾的“陸鎖國變陸聯國”戰略、泰國“現代化4．0”戰略、緬甸經濟特區發展計劃、文萊的“2035宏愿”等進行對接。這些共贏項目工程的有效落實，將會增強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互信，也會促進雙方對新型國際關系共同認知的達成。

(三)合作共贏是新型國際關系構建的基礎

隨著中國與東盟國家雙方的互聯互通不斷加速，經濟融合持續加深，經貿合作日益加快，人文交往更加密切。雙方的戰略互信必將進一步提升，在經貿合作，發展規劃和科技創新等方面必將形成深入合作的共同認知。這充分展示出中國以實際行動為世界經濟發掘動力、為國際經濟合作開拓空間、為包括東盟在內的各國人民創造福祉、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應有貢獻的大國擔當。中國與東盟合作的日益緊密帶來了雙方在貨物貿易量與服務貿易量上的騰飛。2016年下半年，在中國與東盟中與中國有南海主權爭議的一些國家改善關系后，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增長率以及貿易量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雙方貿易潛力的釋放，而貿易潛力的釋放又促成了雙方合作的繼續加深。經濟是基礎，經貿往來的密切將會為政治互信創造條件。共同的認知與共贏的結果證明了合作共贏是新型國際關系構建的基礎。中國作為新型國際關系的倡導者、推動者、建設者，是植根于中國傳統的“天下為公”“以和為貴”等理念。面對國際社會在政治上的二元對立思維，貿易保護主義回潮，文化、宗教、民族矛盾加劇的局面，只有加強國際合作才能帶來和平與發展，才能為國際社會帶來持續發展的未來。

作者：蔚佳霖 呂啟銘 蘇鈳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