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進步對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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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就科技進步與居民消費增長間的內在機理進行深入闡述，進而利用我國2001—2010年31個省份的經驗數據構建省級面板數據模型，實證檢驗科技進步對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程度，并進行不同區域的對比分析，最終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科技進步促進居民消費的機理描述

傳統消費理論將各時期居民消費水平的差異歸因于收入、利率、通貨膨脹、政府支出等因素的不同，而事實上，產品結構及性能、資源環境、風俗習慣等同樣是影響居民消費決策的重要變量。換而言之，當科學技術通過一定的政策路徑作用于影響居民消費的諸多因素時，由技術進步拉動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便成為一種可能。

(一)居民消費升級、科技進步與國內需求擴張從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看，201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5418美元，按照國際經驗，我國總體上已進入消費加速轉型期，居民消費正在進行第三次升級，突出表現在消費結構向高層次轉化，在消費數量增長的同時更加注重消費質量的提升。其一，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費偏好呈現多樣趨勢，并向高級化發展。如表1所示，1990年至2011年，在我國城鄉居民平均每人現金消費支出構成中，食品、衣著等生存型消費所占比重逐漸降低，而諸如交通通訊、文教娛樂、醫療保健等發展型、享受型消費所占比重則呈上升趨勢(文教娛樂消費所占比重部分年份出現下滑，但從時間序列整體上看，始終保持較高水平)。此外，消費結構的升級表現為有大量深加工產品和多級轉化的產品，其對產業技術及其它關聯技術進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即消費結構的層次性變化，受到技術結構和技術水平的約束。因而從供給層面講，科技進步使人類消費內容逐漸增加、消費選擇日益豐富，將居民消費需求由生存需求中解放出來，并向發展需求和享受需求邁進，而這一論斷則可以從歷次技術革命對人類消費結構的沖擊中證明。其二，消費者將注意力轉向較為嚴格的產品價值功能的挑選上，成為當前居民消費升級的另一特征。在這一過程中，質量、功能、新穎、健康、安全等要素被居民納入自身的消費決策函數，甚至成為影響部分中高收入群體消費行為的主要因素。顯然，無論是產品質量的提升、功能的改善，還是新穎的設計、健康安全的消費，均離不開相關產業科技的研發、推廣和應用，科技進步是提升產品價值功能的關鍵因素。進一步講，生存型消費對居民而言具有支出的“剛性”，盡管可以通過替代性消費降低某種產品的消費量，但所選擇的替代品仍具有與原產品相同的功效和屬性。因此，居民的生存型消費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在此基礎上，伴隨著居民消費的日益升級，發展型消費、享受型消費在居民消費支出構成中比重逐漸上升，由此便從整體上增加了居民的消費水平，促進內需的擴張。應該指出的是，科技進步是產業供給內容、質量、種類以及發展方向的決定性因素，無論是居民消費的升級還是內需的擴張，均應歸因于技術的進步，即科技進步是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發展的基礎，這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中對“生產和消費”辯證關系的闡述是不謀而合的。

(二)城鄉二元差異、科技進步與農村消費釋放由于歷史上長期實行“城市偏好型”的發展策略，造成我國農村地區整體發展滯后，農村消費市場尚未得到有效開發，增長潛力巨大。一方面，較于城市相對飽和的市場而言，擁有近7億人口的廣大農村地區為國內需求的擴大提供了廣闊的空間。耐用消費品占有量是體現消費狀況的重要指標，能夠反映居民的消費水平。［3］扣除物價上漲因素的影響，當前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水平已達到上個世紀90年代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基本具備與城鎮居民第一次消費結構升級時相當的購買力，以耐用品消費為載體的農村消費的升級必將催生農村新一輪的“消費革命”。如表2所示，1990年至2011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每百戶年底主要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均呈現顯著上升趨勢，但囿于二元經濟體制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相對滯后，造成歷年同期農村家庭每百戶年底耐用消費品占有量遠低于城鎮居民，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農村消費潛力尚未得到充分釋放。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消費的增長與農村市場潛力的開發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科技的研發、推廣和應用，而二元結構體制所造成的農業技術落后的現實則為依靠農業技術的進步與升級，進而提高農村地區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利用效率提供了可能。首先，家庭經營純收入(廣義上的“大農業收入”)仍就為當前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2011年該項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達46．19%)，而農業基礎設施、生產技術的落后，農民科技文化素質不高，以及自然災害頻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等因素嚴重制約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通過加大科技支農的力度，進而破除制約當前農業生產的“技術瓶頸”，配合流通、消費環節的相關扶持政策，可有效促進農民增收，進而為其消費的釋放奠定基礎;其次，科技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可帶動涉農產業結構優化和產品升級，從供給層面為農村市場提供新的消費增長點，以滿足農村居民日益增長的發展、享受型消費需求。總之，通過科技進步帶動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費需求的增長，由此便有效承接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準備期留下的需求空間，并形成居民合理的消費梯度，消化過剩的工業生產能力，并最終帶動城鄉居民消費的協同發展。

(三)資源環境約束、科技進步與消費持續增長從本源上講，居民消費最終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關系。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認為，人類消費在作用于自然環境的同時，資源環境系統也會通過相應的生態傳導路徑影響到居民消費需求的滿足、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升級。［4］然而，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均資源儲備不足、資源消耗增長迅速及環境破壞日益嚴重的現實成為居民消費水平持續提升的長期性約束。以水資源和耕地資源為例，2011年我國水資源總量為23258．5億立方米，人均水資源量為1730．4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年缺水量超過400億立方米。同時，2011年無論是水資源總量還是人均水資源量，均為自2000年以來的最低值。②此外，1998年全國耕地面積為1．3億公頃，而根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數據，截止2008年，我國耕地總面積為1．22億公頃，且2011年末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36畝，約為世界人均耕地面積的1/4。③能源消耗方面，1978年至2011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主要為煤炭、石油、天然氣)由57144萬噸標準煤持續上升至348002萬噸，年均增速高達5．63%。④顯然，由消費品生產所引致的資源需求的迅速擴張與自然資源的稀缺、有限性相矛盾。而在生態環境方面，根據全國第二次遙感調查結果，我國水土流失面積高達356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37．1%，占世界年流失量的19．2%。⑤同時，截至2009年底，全國荒漠化土地面積為262．37萬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積為173．11萬平方公里，分別占國土總面積的27．33%和18．03%。⑥此外，工農業生產所帶來的“三廢”也進一步惡化了居民生存、消費的環境。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建立在良好的環境系統之上的，生態失衡與環境破壞直接影響到居民消費需求的實現程度和水平。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現代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的提升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高資源的密集投入，但這并不表明在現行資源環境約束下我國居民只能維系低消費狀態，上述悲觀論斷顯然忽視了科技進步的巨大力量。第一，科技進步可促進替代資源的開發與應用，進而拓寬資源利用的廣度。在我國能源消費構成中，1978年水電、核電、風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僅為3．4%，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截止2011年，水電、核電、風電所占比重升至8%，相應的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傳統能源消費量所占比重則由1978年的96．6%下降至92%，⑦其中能源替代技術的推動作用不可小覷。第二，科技進步可有效提升資源使用效率，進而挖掘資源利用的深度。例如，我國能源加工轉換效率1990年僅為66．48%，伴隨著能源加工技術的不斷成熟，2011年能源加工轉化效率已達到72．86%，⑧資源使用效率顯著提升。第三，科技進步作用于生態環境領域時，先進技術裝備的推廣使用必將促進我國整體生態環境質量的提升，進而改善人類生活、生產和消費的環境，實現人類消費與自然環境的良性循環。基于人類需求層次不斷發展的考量，居民消費水平在經濟運行和發展過程中必將呈現不斷提高和上升的趨勢，而在資源環境長期約束的現實情況下，只有通過科學技術的研發、推廣與廣泛應用，才能有效破解資源環境約束，促進居民消費的可持續增長。

科技進步促進居民消費增長的實證分析

科技進步可有效帶動居民消費升級、農村消費釋放以及消費的可持續發展，這在規范性層面得到映證，但從現實層面看，技術進步對我國居民整體消費水平的實際影響程度則需進一步檢驗。同時，根據國家統計局對我國東中西部三大經濟帶的基本劃分格局，⑨具體研究科技進步消費釋放效應的區域性差異，亦是本文所要解決的重要命題。

(一)模型、變量及數據說明消費經濟學認為，影響居民消費行為的因素主要有三大類，即經濟因素(如收入水平、物價水平等)、環境因素(如宏觀經濟社會環境、對未來風險預期等)和消費者自身因素(如消費習慣、認知能力等)，其中經濟因素和環境因素對居民消本文所涉及到的樣本包括我國除香港、澳門及臺灣外的31個省(市、自治區)，相應的時間跨度為2001—2010年，其中模型所需的所有數據均由《中國統計年鑒》(2002—2011)、《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02—2011)各卷整理計算所得，且所有數據均經過價格指數平減(各變量的統計描述如表3所示)。具體講，人均科技經費支出(TSit)由歷年各省份人均R＆D經費內部支出表示;居民人均可支配(純)收入(In-comeit)由我國各省份歷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加權平均所得;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2007—2010年由“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加總平均所得，2001—2006年則由“衛生經費”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支出、“社會保障補助”支出三項加總平均所得;通貨膨脹預期(Inflatit－1)所描述的是當年通貨膨脹水平對下一年度居民消費的影響，故而滯后一期。此外，我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Consumptionit)、人均科技經費支出(TSit)、人均可支配(純)收入(Incomeit)、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均通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2001=100)進行平減處理。

(二)模型的設定、檢驗及回歸分析首先，筆者運用EVIEWS6．0對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LLC檢驗、ADF－Fisher檢驗以及PP－Fisher檢驗均表明各變量為平穩性序列。其次，通過協整檢驗Pedroni法和Kao法得出模型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進而為后期面板數據模型的構建奠定基礎。進一步講，通過F檢驗和Hausman檢驗，發現固定效應模型比混合回歸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在理論上更為合適。此外，考慮到我國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居民消費習慣、偏好及自身稟賦差異較大，故采用較為適合的加入省級特定效應的固定效應模型。同時，為消除樣本中個體之間可能存在的異方差，采用截面加權的廣義最小二乘法(GLS)進行估計。從模型估計結果看，就全國范圍而言，收入無疑是影響居民消費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在科技進步方面，R＆D經費內部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是顯著的，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條件下，R＆D經費內部支出每增長1%，則帶來居民消費支出水平0．0264%的增長，這與科技進步促進居民消費的內在傳導機理所形成的結論相一致。就我國東中西部不同區域看，科技進步對居民消費的影響同樣是顯著的。具體講，東部地區R＆D經費內部支出每增加1%，會帶動區域居民消費0．0602%的增長;中部地區R＆D經費內部支出每增加1%，會帶動中部地區居民消費0．0846%的增長;西部地區R＆D經費內部支出每增加1%，會帶動西部區域居民消費0．0291%的增長。進一步分析，造成科技進步消費釋放效應區域差異的原因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其一，我國科技經費投入在區域上存在明顯的不均等，R＆D經費內部支出長期呈現出東部＞中部＞西部的失衡狀況。截止2010年，在我國R＆D經費內部支出總額中，東中西部地區支出比重分別為70．61%、17．01%、12．38%。⑩可以說，科技經費投入的區域失衡是造成科技進步消費拉動效應西部地區明顯落后于中東部地區的重要原因。其二，囿于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長期滯后，西部地區居民對于科技進步所引致的消費結構升級需求不凸出，居民消費仍以滿足基本的生存、發展為目標。事實上，西部地區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更多的取決于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純)收入每增加1%，即帶來0．9317%的消費的增長，該結果充分說明，科技進步消費釋放功能的充分發揮以居民收入水平達到一定的收入“拐點”為前提。其三，伴隨著中部地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升，消費結構升級需求日趨明顯，對消費品質量、安全、環保性等的偏好與消費品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各項利好相耦合，進而極大地刺激其消費水平的提升，而處于相對收入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則出現短期內科技進步消費拉動“邊際效應遞減”的現象，符合經濟學原理的一般性解釋。

研究結論及建議

本文基于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1—2010年R＆D經費內部支出及居民消費狀況的相關數據，利用靜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了科技進步對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研究發現:無論是全國范圍還是我國東中西部不同區域，科技進步對居民消費增長均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科技進步的消費拉動效應區域差異明顯，中部地區科技進步對區域居民消費增長的影響程度最大，東部地區次之，而西部地區最小。究其原因，一是長期以來我國R＆D經費內部支出在區域投向上存在嚴重的不均衡;二是科技進步消費拉動效應的充分發揮須以一定的收入水平為前提，西部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純)收入水平尚未達到該收入“拐點”，居民仍以基礎性消費為主;三是近年來伴隨著收入水平的不斷提升，中部地區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偏好凸顯，與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各項利好相契合，而東部地區科技進步的消費拉動作用則存在著短期內邊際效應遞減的現象。基于科技進步對我國整體及不同區域居民消費增長所產生的影響，本文認為，推進技術進步以刺激居民消費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應通過以下路徑:

第一，繼續加大財政對R＆D經費內部支出的扶持力度，帶動企業研發投入，努力實現不同區域研究與試驗發展支出的逐步均等化。從R＆D經費內部支出的來源構成看，企業資金和政府資金成為R＆D經費內部支出的兩項主要來源。經驗表明，各項研發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最終需靠企業得以完成，企業具有明晰實際生產中所需技術的信息優勢，理應成為科技研發與推廣應用的主體。因此，在明晰產權和完善法制的基礎上，應堅持以政府科技投入為主導，充分發揮財政科技投入對企業研發支出的杠桿作用。同時，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以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在研發支出的區域投向上，應利用財稅扶持政策引導R＆D經費支出向中西部轉移，以逐步實現區域間研究與試驗發展的均衡發展。

第二，運用新技術進一步推動消費品產業的發展，以滿足中東部地區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現實需要。伴隨著我國中東部地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升，居民消費需求呈現出品種多樣化、產品個性化、消費健康化、小型輕量化、方便快捷化和安全可靠化的發展趨勢，而上述消費偏好唯有通過新技術、新發明的研發、推廣和應用才能得以滿足。因此，應廣泛運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促進傳統消費品產業的技術升級，以從供給層面滿足居民自身消費結構升級的長期需求。

第三，著力解決西部地區“瓶頸”產業的技術政策問題，依靠科技進步努力提升區域居民人均可支配(純)收入水平。一方面，囿于西部地區自然資源的脆弱性和稀缺性，應運用財政、金融等政策措施加大科技支農力度，完善農機推廣系統，加速農業生產的現代化水平和農業經營的產業化程度，配合國家其他惠農政策以保障農村居民農業收入的穩步提升，為農村消費的釋放奠定基礎;另一方面，盡快制定操作性強的向“瓶頸”產業傾斜的投資政策和技術引進政策，適當提升地方政府的技術發展目標，并納入政府規劃和官員政績考核體系，促進西部地區通訊電力、交通運輸、油氣開采、原材料等基礎設施業和基礎工業的發展，以帶動區域居民就業和收入水平的提升。

作者：趙和楠吳雨婧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政稅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