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居民消費升級的理論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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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衣食住行”的消費需求從來沒有停止過，甚至有古詩寫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可見用“住”代表居民消費升級的方向之一是不恰當的。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在于我們對消費升級的理解不同。很明顯，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要”，從古至今，這種需要始終存在，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形式和手段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再以“住”的消費為例，最早提供棲息的場所是洞穴，后來演變成茅草屋，再后來是鋼筋水泥建筑，這些不同的場所正是“住”消費的對象，提供的消費品質已經大有不同。因此，至少可以從“人的需要”、滿足“人的需要”的手段和形式等維度界定消費升級。首先，從“人的需要”角度界定消費升級最為根本。根據經典理論(王偉光，1999)，“人的需要”具有無限發展性、層次性和社會性，這在根本上決定了消費升級的趨勢與路徑。“人的需要”的層次決定了消費的層次性，消費結構演進(消費內容的升級)反映了“人的需要”主導層次變更。現代社會中，需要的不同層次并存，但是，在特定的經濟社會條件下，某一種需要的主導性會更加突出。這種主導性需要的變遷對應的正是消費結構變遷。其次，從消費手段和形式維度來看，消費升級意味著更好的消費體驗，即消費品質。比如，今天的食品消費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講求營養和健康，更加注重色香味;今天的住房要比以往更加強調安全性、舒適性。因此，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費需求仍然存在，但是滿足需求的具體形式已經發生重要改變，這種改變主要是基于技術含量和文化含量的改變。所以，消費升級至少存在兩個維度:一個是消費內容的升級，也就是大多數研究所強調的消費結構升級;另外一個則是消費品質的升級。當然，在這兩個維度之間也存在著重要的聯系，消費品質的提升往往以消費內容升級的實現為前提。

消費升級的邏輯框架雖然消費升級具有不同的維度，并且不同維度的影響因素也存在差異，但是背后的理論邏輯卻是一致的，即消費需求的實現本質上是供給和消費需求之間的均衡，影響消費升級的因素包括供給端因素和需求端因素兩類。1．影響消費升級的需求因素。消費升級必須基于客觀存在的消費需求，這種需求本質上由“人的需要”決定。前面已經提到，“人的需要”具有層次性，主導層次的變遷是消費升級的基礎。但是，“人的需要”具有無限發展性，對于消費升級來說，只有“人的需要”成為消費“需求”，才具有現實意義。“需要”和“需求”的區別在于，需求是有購買力支撐的需要，因此，收入是決定消費升級的核心因素，這正是消費研究最為經典的結論。以上分析是基于代表性個體假設，即所有消費者具有相同的生理特征和經濟社會屬性。但在現實社會中，消費者是異質的，他們在年齡、消費觀念、收入水平、社會屬性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別，這直接導致了個體消費需求的不同。因此，根據不同標準劃分的消費者群體分層特征也將影響消費升級。典型的，在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的經濟和以低收入階層為主的經濟中，主導性消費需求是不同的，消費升級路徑與特征也因此而不同。2．影響消費升級的供給因素。只有供給與需求相匹配才能實現消費升級，如果供給難以跟上需求，則消費升級也難以實現。所以，供給因素也對現實中的消費升級存在重要影響。從經典的生產函數來看，廣義的生產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資本、技術和制度，這些要素的組合形成生產力，最終提供消費品。比如，在向服務消費演進的過程中，作為勞動力的服務供給者顯得非常重要，而在整個人類社會消費升級的過程中，技術起到了重要作用，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動的供給發展已經不僅僅是單純地被動滿足需求，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還創造了消費需求(麥克勞，2006)。3．消費升級的路徑。根據上述邏輯框架，下面以收入水平作為消費者群體分層的標準，對消費升級的路徑特征進行說明。不同群體在消費內容和消費品質兩個維度下的升級都存在差別，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將對消費升級的路徑產生重要影響。一般來說，高收入群體處于消費結構的高端，他們將成為整個社會消費升級的引領者，而群體規模最大的收入階層將決定消費升級的整體路徑。除了收入分層之外，其他因素對消費升級的路徑也將產生重要影響。以文化因素為例，在英國，貴族文化根深蒂固，貴族消費能夠引領其他群體的消費;在美國，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明星等對消費升級的引領作用更加強烈。

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分析

將消費升級置于供給和需求的大框架內進行分析，不同階段的消費升級及其主要影響因素是不同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品市場供求關系實現了從短缺到寬松的結構性改變，對消費升級產生了重要影響。根據馬克思“人的需要”理論以及馬斯洛等人的“需要層次理論”，主導性需要的變更具有一定的規律性，這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國居民消費升級的方向。因此，在進行現實分析時，可以把視角轉向其他影響因素，如收入、技術、文化等，它們決定了消費升級的具體路徑和特征，對于我國來說，還應該考慮重要轉型等特殊因素。

(一)短缺階段的主要影響因素20世紀80年代，經濟運行仍然存在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由于市場運行相對僵滯，流通渠道單一，供應仍顯短缺，不少重要商品實行有計劃的憑票證限量供應。預約、托關系購買的現象非常嚴重，并且在商品匱乏的大背景下，只要一傳出漲價的風聲，各大商場立刻就會涌起搶購狂潮，消費者不問好壞，一買而空。這種因商品普遍短缺造成的特殊現象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期。在這個階段，經濟發展帶來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居民消費需求得到極大釋放，這是消費升級的核心動力。但是與整個市場供求關系一致，這個階段消費升級受到賣方市場的制約，消費升級在供給約束逐步解除過程中實現。在供給短缺的情況下，整個經濟運行以解決短缺為主，消費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對改革前長期未能得到滿足的消費需求進行“量”的補償，處于數量擴張階段，對消費品質的關注不足。這導致了該階段消費升級主要表現為消費內容的升級。按照學術界廣受認可的表述(俞建國，2012)，“20世紀80年代當我們迅速擺脫了饑寒而進入溫飽階段后，實現了第一次消費結構升級，以‘三轉一響’(指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和收音機)為代表的老一代耐用消費品迅速普及，甚至連農民家庭也達到了基本飽和的程度”。由此可見，該階段的消費升級主要從溫飽(“衣食”)向“行”和精神消費領域的轉變。這個階段消費品質的升級處于一種極為特殊的狀態，消費品質提升依托于奢侈性消費而存在。在80年代，對梅花手表、夢特嬌服裝等品牌的消費需求有很大的提高，這些消費品在一些農村地區成為婚嫁的必備品。總體來看，如果沒有供給和需求因素的綜合作用，該階段的消費升級是不會實現的，但是必須注意到，在短缺條件下，消費升級主要是與供給約束不斷解除緊密聯系。具體來說，影響這個階段消費升級的因素可以概括為:一是市場化改革增加了居民的消費選擇權，經濟發展帶來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長期受到壓抑的消費需求得到空前釋放;二是工業化發展逐步提高了供給能力，尤其是輕工業的快速發展，為迅速補給生活必需品供給提供了基礎。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補課性質決定了它所提升的并不是全新的消費級，而是既定的消費級。

(二)短缺結束之后的主要影響因素進入1990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有效供給能力顯著增強，消費品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結構性轉變，由賣方市場進入了買方市場，長期存在的普遍短缺狀態宣告結束。這直接將我國的消費升級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在買方市場下，消費者才真正處于市場的主導地位，消費總量規模迅速擴張，2011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81226億元，分別是1978年和1992年的116．3倍和16．5倍。同時也表現出多維度共同升級的特征，消費內容升級，相繼經歷了彩電、冰箱、洗衣機、空調熱和住宅、汽車、手機熱，消費品質升級則表現為對消費安全、更好消費體驗的追求。1．轉型對消費升級的綜合推動作用。從供給和需求兩個角度共同考慮，“轉型”可以被認為是影響消費升級最重要的現實因素，它不僅使得“人的需要”得到了有效釋放，大大拓展了升級的潛在空間，與此同時，由此帶來的經濟發展也極大增強了消費品供給能力，兩個方面的結合最終推動了消費升級。我國的轉型概括為“六化”(劉祖云，2000):一是經濟領域的轉型，表現為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即工業化;二是狹義的社會轉型，表現為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即城鎮化;三是政治領域的轉型，表現為從集權體制向民主體制轉變，即民主化;四是文化領域的轉型，表現為文化領域開始從小眾走向大眾市場，即通俗化;五是社會組織結構的轉型，表現為從管理的家長制向科層制轉變，從而形成了按職階體系以及業績升遷的準則，即科層化;六是對外政策的轉變，即從封閉走向開放，即國際化。在這一涉及到多領域的轉型過程中，激勵機制的改變以及供求關系的動態匹配帶動了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共同升級。其中，工業化、城鎮化對消費升級的影響已經有很多研究，主要觀點是工業化帶動經濟增長，進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推動消費升級。城鎮化對消費升級的影響則是基于消費者社會身份的改變，即從農民轉變為市民的過程中，個體的消費偏好發生重要改變。這兩者分別從供給和需求的角度支撐了消費升級。除此之外，本文認為政治領域的民主化、文化領域的通俗化以及國際化對于我國消費升級的具體路徑存在重要影響。隨著公眾消費選擇權的提升，消費需求多元化的特征更加明顯，在此基礎上，消費文化逐步普及，以及文化作為消費重要內容逐步從貴族走向普通公眾，從純粹超然、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一步步走向生活、日用，與商品為伍，從而使得消費逐步從純粹的物質轉向體驗和服務消費。但是，在我國的消費升級過程中，由于不同領域的轉型力度存在不協調性，這種文化領域的通俗化并不是簡單地作用于消費升級，而是與國際化相結合，通過引入外部的通俗化文化作用于消費。具體來看，1990年代～2002年是轉型力度和速度最快的階段，這一階段釋放的需求和培育的供給能力都遠遠超過其他階段，對消費升級的推動力度也是最強的。2003年之后，由于轉型遇到的阻力加大，對消費升級的推動力度明顯減弱。這一點可以從數據上得到反映。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本文測算了1992年以來的消費內容升級的速度，即消費結構變動度。，我國消費內容升級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即1992年－2002年消費內容升級速度明顯快于2003年至今的消費內容升級(圖3)。為了與短缺經濟條件下的消費內容升級做比較，本文還計算了1985～1990年、1992～2002年、2003～2010年的平均消費結構變動度情況，分別是2．47、4．58和1．55，這說明2003年之后，消費內容升級的速度不僅低于1992～2002年階段，也遠遠低于短缺經濟階段。2．收入水平提高帶動了消費品質的升級。短缺結束之后，制約消費的主要因素轉向收入等需求側。2003年以來的轉型放緩，以及收入增速水平下降，導致了消費內容升級速度大幅下降，從千元級消費向萬元級消費升級存在巨大壓力。但是，客觀地說，在收入水平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消費品質升級的趨勢卻非常明顯，尤其是在一些傳統消費領域。雖然很難對消費品質進行定量的刻畫，但是從衣食住行等領域的現實消費情況來看，總體呈現持續升級趨勢。以食品消費為例，在消費內容的升級過程中，食品消費支出占比，即恩格爾系數是不斷降低的，但是，仔細分析食品消費的構成可以發現，我國居民在食品消費方面的品質有了很大提高，膳食結構更加注重營養科學。本文以糧食、淀粉之外的食品支出占整個食品支出的比重來衡量膳食結構的改善，并定義為營養化系數，從圖4可以看到，2002～2010年恩格爾系數和營養化系數呈現不同的變動趨勢，恩格爾系數逐步降低，但是營養化系數卻在逐步提高，這說明食品消費的品質在改善。除了食品之外，在其他領域也能看到這種消費品質提升的趨勢。再以住房為例，住房面積的提高是住房消費品質提升的一個重要方面，1978年我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僅為7平方米，但到了1995年已經增至16．2平方米，2001年又提高至21平方米，據住建部公布的最新數據①，2011年我國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已達32．7平方米。

當前主要制約因素

根據前文消費升級邏輯框架，當前，既存在制約我國消費升級的系統性因素，也存在影響重要領域消費升級的局部性因素。2003年以來，我國消費升級的速度顯著放慢，這與消費升級的系統性制約因素有關。從需求角度來看，居民收入增長對消費升級的支撐不夠，并且與國際經驗相比，不同收入群體在消費升級中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從供給角度來看，技術與文化在消費產品和服務生產過程中的應用水平仍然較低，無法真正滿足內部消費需求，而外部供應又受到一系列因素制約。這些系統性制約具體表現在:

(一)當前的收入增長不足以支撐新一輪消費升級如果單純從支出金額來看，過去30年我國已經完成了向“千元級”消費的升級過程，下一步將邁向“萬元級”的消費升級過程，主要表現為住房、汽車消費支出占比的提高。根據國際經驗(李萍、夏沁芳，2003)，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消費內容開始新一輪升級，由衣食消費升級至住行消費，進入發展型消費階段;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將由發展型消費向享受型消費轉變。2003年我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2011年已經達到5414美元，但是，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2003年之后我國消費升級卻呈現速度放慢勢頭。導致這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有兩個潛在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增長總體放緩，二是收入分配不均。從近年的收入增長速度來看，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于經濟增長速度，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快于經濟增長速度，這種收入增長速度格局與1992年之前正好相反，并對消費升級形成了重要影響②。首先，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長期低于經濟增長速度，導致了收入水平難以支撐新一輪向萬元級消費的升級。其次，農民收入的快速上漲雖然帶動了農村消費的升級，但由于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占全部消費支出的比重并不高，并且消費升級的起點低于城鎮居民，因此，由農民收入快速增長帶動的消費升級難以改變消費升級速度放緩的大趨勢。

(二)收入階層分布導致了消費升級的“小馬拉大車”現實中，消費升級存在一個具有號召力的引領階層，和一個具有龐大群體規模的主力階層，從收入的角度來看，引領階層往往是高收入階層，主力階層往往是中等收入階層，對此，圖2已經進行了說明。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在橄欖形社會中，這兩個收入階層形成的合力將有效引領消費快速升級。在我國的轉型過程中，收入階層的分化也是一個重要現象，但是分化的結果并沒有形成一個橄欖形社會，整個社會的階層構成仍然是金字塔形。處于金字塔頂端的高收入階層主要由新興的權貴階層構成，他們在文化品位、民眾號召力方面均沒有成熟的表現，對于消費來說，他們既沒有歐洲貴族的那種文化追求，也沒有美國明星的時尚品位，相反，在消費領域卻經常爆出各種“暴發戶”的丑聞。而處于中間地帶的中等收入階層由于群體規模較小，即使具有肩負著消費升級主力的使命，但卻力不從心。高收入階層的號召力和引領力度不夠，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太小，低收入階層的規模太大，導致了當前消費升級的“小馬拉大車”格局，消費處于緩慢的升級過程中。

(三)供給能力和結構均對消費結構升級的支撐力度不足除了收入等需求側因素之外，供給結構對消費結構升級的響應不夠，供給能力的不足也是制約當前消費升級的重要因素。首先，對于消費內容升級來說，不僅住行是未來升級的重點。在老齡化等消費者群體生理特征變化下，醫療保健服務消費需求也將極大提升;在知識化的影響下，教育培訓需求也將極大提升，而在整個文化領域轉型過程中，文化內容的消費也正由象牙塔走向平民大眾，呈現通俗化趨勢。但是供給結構對這些趨勢并沒有做出敏銳的反應，整個社會的生產仍然是以增長為導向，即為了創造GDP、為了出口，而對國內消費者的關注不足，甚至連消費都被錯誤認為是增長的手段，而不是增長的目的。這種導向性的偏差導致了供給結構與消費結構之間聯系不緊密，難以及時作出響應和調整。其次，對于消費品質的升級來說，國內制造的技術水平是一個制約因素。最典型的例子表現在信息技術領域，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到，2003年以來，交通和通信消費對消費結構變動的貢獻率達到30%以上，但不管是在交通領域，還是在通信領域，國內供給能力，尤其是技術方面的不足是一個不小的短板。以手機消費為例，核心設備和部件的高端技術主要依靠進口，由此形成一種現象，即低端手機呈現山寨化傾向，而高端手機卻要排隊購買(如蘋果手機)。在其他領域，我們也能夠看到這種技術上的制約對消費品質提升的影響，如在衣著消費過程中，國內在面料、加工工藝、印染等環節的技術仍然落后于發達國家，國外一些企業在保暖面料上已經能夠實現“輕、薄、暖、無臭”的技術突破，一件保暖內衣的厚度和夏天的背心相同，但保暖效果卻比厚重的棉內衣要好得多，具有非常廣泛的市場需求。但是，目前國內的紡織服裝企業仍然難以達到這樣的技術水平。

對策建議

“人的需要”客觀決定了消費升級的方向，但是消費升級的現實路徑卻是由需求和供給兩類因素決定。結合我國消費升級的未來趨勢，以及當前相關制約因素，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以消費者分層為依據推動消費升級首先，要重視老年人消費需求的產業培育和發展。現階段我國老年消費的需求已經呈現擴張之勢，但與之相關的老年醫療護理等老年產業卻相對滯后，約束了我國老年消費需求的擴大。老年產業具有公益性，在老年產業的起步階段，政府應該積極地引導扶持，實施財政撥款和稅收優惠，并制定和不斷完善傾斜式的老年產業政策。其次，要加快推動以市民化為主的城鎮化。必須大力破除現有體制機制障礙，在重點領域、關鍵環節上形成突破和進展，進而帶動全局。改革戶籍和土地制度是繞不開的難題。戶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進乏力，根本在于附著在制度之上的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權益和福利，因此盡快剝離這些利益，成為改革的關鍵環節，而途徑就是大力推進城鄉、區域間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此同時，必須將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作為重點任務。

(二)以一系列收入政策支撐消費升級首先，要著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僅是消費升級的直接動力，也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該重點關注的內容。對于消費升級來說，當前的重點是提高中間階層的收入，未來他們將成為推動消費升級的主要推動者。對此，除了經常提及的規范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政策之外，重點要通過推進創業型社會的發展，培育中等收入階層。其次，要加快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當前，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要以均等化為目標，重點突出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提高這方面的政府支出比重，減少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提高居民消費升級的動力。

(三)以市場化改革增強供給能力要通過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釋放增強供給能力，尤其是涉及土地、服務產品市場體制等領域的改革。對于土地制度改革，要從當前的計劃控制型轉向功能管制，以主體功能區劃為主要依據進行管理。在服務產品市場領域，要切實理順服務產品或服務收費的價格體系。規范通信、醫療衛生、電影、文藝演唱會等不合理的收費或價格，調動中、低收入居民服務消費的熱情。加強消費性服務業標準化建設，規范服務市場，提高服務質量。加強對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技能培訓，加強資質認證標準規范建設。

作者：黃衛挺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