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與居民消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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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據描述

本文使用的數據是1995－2005年中國28個省份的面板數據(不含重慶、四川、西藏)，數據來源主要是國家統計年鑒及中經網提供的公開官方數據。我國大部分的基本建設支出都是屬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范疇，因此，我們用國家預算內資金的基礎建設支出比例作為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度量。從圖1可看出，平均的政府公共設施投資率基本呈上升的趨勢。本文的居民消費率取自國家統計年鑒中各省份私人消費占地方GDP的比例。從圖2中可看出，平均居民消費率逐年顯著遞減，充分體現了我國消費不足的現狀。圖3進一步給出了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和居民消費率之間的關系，橫軸代表居民消費率，縱軸是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圖中是各省份簡單混合的截面數據。可以看出，這兩者之間呈較不明顯的負相關，若進一步控制其他宏觀因素后，兩者間則呈顯著負相關，即提高一個省的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比例，將會導致省內的居民消費率降低。

二、簡約式計量模型和變量

(一)基本回歸結果

我們首先分析政府公共基礎設施率和居民消費率之間的簡約式回歸結果，基本回歸采用雙向(two－way)固定效應模型:hconsmpit=α0+α1pubinvit+βXit+vi+vt+uit(1)其中，hconsmpit是第i個省第t年居民消費率;pub-invit是第i個省第t年政府公共設施投資率;Xit是一組協變量，包括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地方人均GDP(萬元)及其平方項、地方貿易開放度(進出口總額/GDP)、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vi和vt分別代表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應;uit是獨立同分布的殘差項;α0，α1，β是待估系數。在這里，如果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與居民消費率是負相關，則α1應為負。下面討論引入的協變量。本文用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占比來控制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對居民消費率的直接“擠出”效應，這一點可從GDP恒等式得出。C/Y+G/Y+I/Y+(X－M)/Y=1(2)其中，C/Y代表居民消費率，G/Y代表政府支出占GDP比重，I/Y代表私人投資率，(X－M)/Y代表凈出口額占比。通過控制G/Y，回歸方程(1)中的α1即衡量了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對居民消費率的間接效應。然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如2008年地方政府支出總額為4．92萬億，而地方政府收入總額僅為2．86萬億，兩者之差即為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如果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更多用在非資本項目上，如社會醫療保障，那么該省的居民消費率就會提高。由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與當地經濟情況聯系更緊密，因此政府收入占比所帶來的“擠出”效應更明顯，故在本文的基本回歸中用政府收入占比代替了政府支出占比，在后面的分析中也會用政府支出占比來進行穩定性檢驗。加入地方人均GDP及其平方項是基于李稻葵等(2009)的結論:勞動收入份額隨經濟增長呈U型曲線，而勞動收入份額越高，居民消費率也越高［7］，因此地方人均GDP對地方居民消費率也應有二次項的影響。此外，由于我國出口是勞動密集型，因此，貿易開放度越高的省份所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越多，勞動收入份額也越高，居民消費率也應越高。最后，地方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也對該地區的居民消費率有影響:一方面，第二產業是資本密集型，其從業人員比例越多，則勞動收入份額越低;另一方面，第二產業從業人員的工資更高一些，使得勞動收入份額也會更高。在基本模型的回歸中，可以驗證這兩種效應的大小關系。表1是本文使用的主要變量的統計描述。對于回歸中可能出現的反向因果及聯立性問題，其中，貿易開放度及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這兩個控制變量不太可能出現聯立性問題，因為這兩個變量衡量的是一個省份的經濟結構，與居民消費沒有太大關系。而人均GDP及政府收入這兩個變量則可能受到私人消費影響而出現反向因果問題，不過這個問題并不嚴重:首先，正如傳統消費理論的研究認為，居民收入決定居民消費，因此將收入視為先于消費決定的變量更合理些。同理，地方政府收入與地方GDP及稅收聯系更緊密，也是一個先驗的控制變量。其次，即使這兩個變量中存在與消費相關的因素，也可以被回歸模型中的省份及年份的固定效應所控制。另外，由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來源于政府收入，因而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也沒有嚴重的聯立性問題。對于可能出現的遺漏變量問題，基本回歸模型采用了含省份和年份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表2給出了簡約式計量回歸結果。表2中第1列給出了基本計量模型(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所有待估系數都是統計上高度顯著的。其中，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對居民消費率的影響為負: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提高1%，居民消費率將會降低0．13%，這符合我們的假設。更有趣的結論是，由于樣本中平均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為0．066，因此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占GDP比例提高1%，意味著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占政府收入的比例)提高15．15%，那么，回歸的結果表明居民消費率將會降低0．132*15．15%=2%，即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下降的幅度是政府投資占GDP比例的2倍。表2還顯示，政府財政收入對居民消費會產生負向作用，政府收入占比每提高1%，居民消費率則下降0．465%，正如前面的分析，這一系數衡量了財政收入對消費的直接“擠出”效應，從GDP恒等式出發，回歸的系數小于1，表明政府財政收入還存在其他途徑來補償居民消費，如中央轉移支付等。此外，人均GDP對消費的影響呈現出了U型關系，即一次項系數為負，兩次項系數為正，這符合了李稻葵等(2009)的結論。進一步，貿易開放度越高，居民消費率越高，這也符合關于我國的出口是勞動密集型的假設。雖然這一影響很微弱:貿易開放度提高1%，消費率僅提高0．036%，但由于我國的出口地是高度集中的，沿海省份幾乎貢獻了全國總出口額的90%。因此，貿易開放度的提高，會使沿海省份的居民消費率增加更多。最后，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越高，則居民消費率也越高，這表明第二產業對消費的后一種效應更加顯著，即第二產業有更高的工資待遇，使得居民勞動收入提高，帶動了居民消費。

(二)穩定性檢驗

在表2的第2－4列分別采用了不同的模型來檢驗模型的穩定性。在第2列，將所有的解釋變量滯后一期，一方面是為了減少模型可能出現的聯立性問題，另一方面是考慮到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可能會產生滯后的影響。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假設公共基礎設施投資通過改變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從而影響消費，而這些影響都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發生。計量回歸的結果表明，滯后一期的影響與原模型基本一致。在表2的第3列，將基本模型中的政府收入占GDP比例替換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更直接的表示出對消費的直接“擠出”效應。雖然此時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的系數仍然為負，但已不顯著。并且政府支出的影響小于基本模型中政府收入的影響，這表明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的確促進了地方私人消費。因此，政府收入占比是控制直接“擠出”效應更合理的變量。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一直研究的是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消費產生的影響，但并未檢驗私人投資是否也會對消費產生影響。在表2的第4列，我們用私人投資率代替政府投資率，重新回歸了原模型。結果表明，私人投資率并未對居民消費產生顯著影響。因此，降低居民消費水平的投資確實是來源于政府部門，我們的基本假設是成立的。

三、結構式計量模型

我們通過回歸結構式計量模型來著重研究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是如何影響消費的。在此，本文提出一個先驗的假設: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促進了經濟中更資本密集型的部門即第二產業的發展，而更龐大的第二產業部門會導致勞動收入份額減少，最終使得居民消費水平降低。我們通過以下的關聯方程組來表明這一影響渠道。其中，laborshareit是第i個省第t年的勞動收入份額(勞動收入/GDP)，secondaryit是第i個省第t年的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例，vi，vt分別代表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應，u為隨機殘差項，X為一組協變量:其中方程(3)中并未包括任何協變量，因為我們主要關心的是勞動收入份額增加會對居民消費產生的定性影響;方程(4)中包含的協變量有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及貿易開放度。這里人均GDP對勞動收入份額沒有U型關系，且若包含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例易產生多重共線性的問題;方程(5)中包含的協變量有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貿易開放度及私人投資率。之所以加入私人投資率，是考慮到無論是政府投資還是私人投資都會對產業結構產生影響。表3給出了SUR和3SLS回歸的結果。首先，SUR的回歸中，主要變量的待估系數均為高度顯著。方程(5)表明，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越多，第二產業比重越高，驗證了前面的假設。并且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第二產業的經濟影響力很大:政府投資率每增加1%，第二產業占地方GDP的比重提高0．21%。政府財政收入對第二產業產生了負向影響，原因可能是由于較高的政府財政收入要求更高的稅收，因而削弱了工業部門的發展。此外，人均GDP、貿易開放度和私人投資率均對第二產業的發展有正向促進作用。在方程(4)中，第二產業比重增加對勞動收入份額產生了顯著的負向作用:第二產業比重提高1%，勞動收入份額下降0．54%。而政府收入占比、人均GDP及貿易開放度均對勞動收入份額產生負向影響。方程(3)中，勞動收入份額增加1%，居民消費率增加0．64%，即勞動收入越高，居民消費也越高，這驗證了白重恩等(2009)的結論。表3中3SLS的回歸結果和SUR大體一致，主要變量的待估系數符號均相同。不過，方程(4)中，第二產業比重的增加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更大，但人均GDP和貿易開放度這兩個協變量變得不顯著，這可能跟方程組的三個殘差項的協方差矩陣有關。

四、結論

在控制了政府財政收入對消費的直接“擠出”效應后，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率的提高顯著降低了居民消費率，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占GDP的比重提高1%，居民消費率將會下降2%。政府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是通過更多的補貼給工業部門，發展了第二產業部門的規模，從而降低了勞動收入份額，導致了居民消費水平的降低。政府首先應減少投資型財政支出，增加消費型財政支出，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這將會降低我國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從而有效緩解我國經濟中長期消費率不足的困境。其次，對于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由政府壟斷，逐步放開由私人企業來投資，這會提高管理效率，私人投資的增加不會對居民消費產生負向影響。

作者：黃海峰豐齊同單位：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