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居民消費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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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職業維度看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和居民消費

與經濟學主要從收入角度定義中等收入階層不同，社會學界把職業分類作為界定中產階級的最重要測量指標。根據EAMC項目(東亞中產階級比較研究)階級分類，中國的中產階層又可分為三個群體:新中產階層、老中產階層和邊緣中產階層。大多數新中產階層是政府部門、國有企業和政府管理的事業單位的雇員，少數是私營和外資企業的雇員;老中產階層即個體工商戶;邊緣中產階層主要指受過中高等教育、從事低層白領工作的70后中年人和80后年輕人。老中產階層的數量增長迅速并保持一定規模是中國以及其他東亞國家區別于西方發達國家的一個顯著特征，另一個特點是，他們與國有企業或者公共權力具有很大的聯系，盡管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進行，主要由國企職工組成的“類中等收入階層”出現了萎縮。總之，從職業角度劃分的中國中產階層僅在總人口中占20—30%，若考慮到龐大的農村人口在內，中產階層的比例會更低。中產階層的職業類型主要可分為:公務員和國企職工、經理人員、中高級專業技術人員、低層白領以及私營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中國中產階層的三個特色是包括個體工商戶在內的傳統中產階層的比例不降反升，國有企業員工比例大，城鄉二元結構。相應地從職業角度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的對策主要有促進創業和提高技術工人社會地位兩條路徑。從一般規律來講，公務員的比例不會一直上升，甚至可能會縮小。隨著國家公務員以及政府管理的事業單位薪酬改革的進行，公務員占總人口的比例和薪酬水平應該會比較穩定。經理人員和高級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也不會很高，因為在制度之外還受天賦和機遇的影響。但是，目前中國的戶籍制度、人事檔案制度、事業單位制度、養老制度等阻礙了一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成為職業中產階層，應該逐步推進上述體制方面的改革，例如戶籍制度應該打破城鄉分割，民辦中小企業的人事檔案管理應該與政府部門、事業單位等接軌以方便人才流動，事業單位的合同制度應該增加相應就業人員的福利并可以轉檔案，養老保障覆蓋面應該更廣并可以隨工作遷移。總之，應該減少上述制度障礙以增加潛在的中低收入人群成為中產階層的可能。老中產階層或者傳統中產階層的發展也許是擴大中國中等收入階層的突破口。目前國家所鼓勵提倡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正是基于對中國國情的現實考量。鼓勵自雇化就業，也許會成為中國中等收入階層擴大的“新常態”。尤其目前中國城鎮地區存在大量農民工，可通過完善商品市場使他們進入商業營銷隊伍，例如，降低創業者的進入門檻，簡化審批手續，并進一步扶植小微企業⑥。對于中國目前存在的約2．6億進城務工人員，應該提高其中技術人員的比例以提高其社會地位。目前中國對技術勞動者的認證體系存在嚴重問題，導致一大批有技術的農民工沒有達到其應有的收入水平。因此，對農民工和農業勞動者建立相應的技術認證渠道，例如對有技術的農民工恢復建立八級職業技術分層制度，可能造就一大批中高級專業技術人員。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尤其農民工的市民化，這一部分“技術中產階層”的比例還將進一步提高，進而能極大地促進中等收入階層和居民消費的擴大。

二、從教育維度看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和居民消費

受教育程度或文化水平是常見的階層劃分指標之一，通過受教育程度定義的中產階層通常被稱為教育中產。而教育本身也與消費有諸多聯系。例如，教育本身就是一項消費，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居民其收入水平和消費層次一般也較高;教育還通過影響居民的就業選擇進而影響其收入水平乃至消費層次。因此，提高低收入群體和較低收入水平的中等收入階層的受教育程度也能一定程度上促進中等收入階層和居民消費的擴大。判定一個國家是否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層的標準之一是平均受教育年限超過12年。而中產階層的受教育程度更多在大專及本科階段及以上。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81年，城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0．57年，鄉鎮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9．08年，農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58年。從教育與職業分布來講，受教育程度越高，獲得中產階層職業類型的可能性越大。大專及以上文化水平、中專文化水平、高中文化水平以及初中文化水平的可能性分別為4/5、3/5、1/4和1/10②。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中產主要分布在城市。要提高教育中產的規模，第一，要在城鎮地區普及高中階段的教育，加強農村地區的初高中教育，逐步使城鄉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2年。第二，鑒于中產階層的職業分布，加強對接受高等教育的潛在人群的扶植力度，例如助學貸款審批和發放的便利化。第三，打破目前高等教育體制中的不合理因素，比如通過允許高校自己設立專業以提高專業設置與市場需求的匹配度，增加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進入中產階層的渠道。第四，除了正規的學校教育之外，通過加強低收入階層的職業培訓和其他在職教育，提高其職業技能及文化水平也有助于低收入群體增加就業選擇和收入水平。總之，通過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加廣大中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通過破除相關制度障礙增加廣大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升級成為中產階層的職業渠道，有助于中國形成中等收入階層占大多數的社會，并有利于經濟發展進入消費驅動的良性循環。2015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進教育發展和改革，啟動教育扶貧工程，加大對農村地區的學校改造、學生營養以及教師生活改善的力度，提高貧困地區重點高校升學率以及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升學率，有計劃提升農民工的職業技能;繼續增加中央教育財政支出，擴大地方辦學自主權，構建以就業為導向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因此，推進教育發展和改革將成為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和居民消費的長期有力舉措。

三、從住房維度看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和居民消費

住房由于綜合隱含了家庭主要成員(一般為戶主)的職業性質、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特征，也被一些學者單獨用來劃分階層。一個家庭擁有的房產的面積、數量和檔次，已經成為判定一個家庭經濟與社會地位的最直接的指標。從住房與居民消費的關系講，擁有優質的住房一般表明該家庭其他方面的消費水平也較高，當然，房貸也可能擠出部分其他消費。而隨著城市的發展，不同的階層又在不同的空間形成了居住隔離，減弱了階層消費之間的互相影響，阻礙到了總消費的提高。由于房價以及房價———收入比受一時一地的影響很大，不能一致反映中等收入階層的真正生活水平，家庭的居住面積和套數可能是更好的指標。相關研究得出，要想在中國成為住房中產階層，至少應該擁有一套90—150平米的房子。“有恒產而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對于大多數人還是成立的，只有使居民具有了一定的“恒產”如住房，改善了居民的消費預期，消費的穩定增長才有可能，而且“恒產”本身也會帶來消費，比如中國傳統文化里講究住房對于婚姻的不可或缺。當然，住房貸款對于年輕一代其他方面消費的擠出作用也不容忽視。因此，通過各種措施繼續降低房價并為中低收入群體提供購房優惠政策，將在提高住房中產比例的同時釋放大量其他消費。除此之外，也應該看到各階層消費之間的互相影響，而住房在空間上的隔離一定程度上減弱了不同階層居民之間的消費影響。比如目前高收入階層主要居住在別墅區和高檔住宅社區，中等收入群體主要居住在普通的商品房社區，而低收入群體主要聚居在經濟適用房社區，甚至公租房和廉租房。目前最好的防止階層之間過度隔離的做法是形成不同檔次的住房“大混居、小聚居”的局面，而形成這一局面又需要地方政府讓渡一部分土地出讓收益;考慮到住房在不同階層之間的流動，有關研究指出，對低收入群體提供住房補貼比修建新房的住房政策更加有效率。2015年3月13日，國務院總理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會議閉幕會后的記者會上提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需求是剛性的，鼓勵居民自住性住房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并提出2015年將要在改造棚戶區、城市和農村危房方面加大力度，各增加100萬套保障性住房④;3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住建部以及銀監會也相應聯合出臺了促進這一舉措的房貸優惠政策。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改善居民住房條件，減少居民因為住房形成的階層隔離，應該、也有可能成為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以及居民消費的長期有效的途徑之一。

四、從收入來源維度看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和居民消費

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來源結構的差異是造成不同收入階層收入份額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國城鄉居民的收入來源主要分為四種，工薪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以城鎮為例，根據各年份《中國價格及城鎮居民家庭收支調查統計年鑒》和《中國城市(鎮)生活與價格年鑒》公布的2000—2012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各居民收入組的不同收入來源數據，計算出各收入組不同來源收入占比，可以得出擴大不同收入組收入來源的對策。首先，各收入組的工薪收入占比均處于下降趨勢，但是中等收入各組的工薪收入占比要高于低收入各組和高收入各組⑥。可見工薪收入是中等收入群體的最主要收入來源，因此，繼續穩定中等收入階層的工資收入、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工薪收入水平是提高中等收入階層比例的重要措施。與前面第一部分從職業維度擴大中等收入階層相對應，應該增加居民正規化就業的渠道，完善相應的薪酬和福利體系，使得更多低收入群體通過獲得穩定的工資性收入升級進入中等收入階層。目前農民工工資的市場化已經很充分，但是政府、事業單位等的薪酬體系還需要進一步改革，尤其應該降低國企高管過高的收入水平，例如通過增加國企上交紅利等來減少工薪勞動者上繳的所得稅比例或改革五險一金繳納機制等，以維持中低收入群體較高的工資水平。促進消費增長。其次，低收入各組和最高收入組的經營凈收入占比要高于中等收入各組和高收入組，因此，繼續采取措施為低收入群體增加經營凈收入創造條件。雖然目前經營凈收入并非中國中等收入階層的主要收入來源，但鼓勵就業自雇化或者創業，也可能有利于該部分群體的收入水平進入中等收入范圍;同時，可對經營凈收入占比最高的最高收入組實行累進稅，在不損害效率的前提下縮小其與其他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再次，財產性收入占比與各收入組收入水平成正比，但是除最高收入組外，比例均不足5%，因而完善資本市場、擴大居民財產收入渠道有利于各階層居民提高收入水平，促進消費。一方面對低收入居民普及更多的理財知識，逐步提高他們的財產性收入占比，則可能提高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口比例;另一方面，隨著居民財富的增加以及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他們的理財需求也應該得到重視和滿足。盡管現在的商業銀行越來越重視針對中產階層的理財服務，但是在理財品牌建設、理財產品設計和隊伍建設方面還有所欠缺，應該加強理財渠道向立體化、網絡化轉變，融合商業銀行和信托公司的相關業務以跨越市場壁壘，將理財服務的重點從產品導向轉為過程導向①，幫助中等收入階層獲得長期穩健的理財渠道。同時，加強消費金融的發展，增加相應的消費金融產品和服務種類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建設，以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提前消費。最后，中等收入各組和高收入組獲得的轉移性收入占比相對來說較高，與一般認為低收入群體應該獲得最高轉移支付的觀念相悖。鑒于低收入各組的收入水平本來就低，且各收入組的轉移性收入比例在四種收入來源中均僅次于工薪收入，是重要的收入來源，因此，為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升級進入中等收入階層，政府應該降低對中等收入各組和高收入戶的轉移性支出，提高對低收入各組的轉移性支出，以最終提高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口比例。

五、從消費結構維度看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和居民消費

不同收入階層之間存在消費的示范效應和攀比效應。隨著收入的提高，較低收入階層的消費隨之出現升級。通過對比分析各收入階層的消費結構，可以得出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向中等收入階層消費轉化的路徑，進而得出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和消費的舉措。我國居民的消費支出分為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雜項商品與服務八大類，從各年份《中國價格及城鎮居民家庭收支調查統計年鑒》及《中國城市(鎮)生活與價格年鑒》可以直接得到七個收入組家庭各項消費支出的比例。由于各收入組的各項消費支出比例幾乎均在2002年出現大的變化，而2002年之后我國經濟環境更加穩定，因此下文的分析主要關注2002年之后。對比八項消費支出在各收入組中的不同比例。從時間趨勢上來看，各收入組食品支出比例基本隨時間呈下降趨勢，反映了我國各階層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收入階層越高，食品支出比例越低，符合恩格爾定律。衣著支出比例在時間上大體呈“U”型趨勢，從1992年到2012年占比最多下降4個百分點，反映了衣著的使用價值隨收入水平的提高有了更加豐富的內涵，從最初的蔽體防寒之用，到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追求舒適健康和更加時尚，經歷了由必需品到中高檔消費品的轉變;尤其2002年之后各收入戶的衣著支出占比基本穩定，其中中等收入各組占比最高，高收入戶和低收入戶次之，最高收入戶和最低收入戶又次之。如果不考慮2002年左右相關統計指標的改變造成的各收入組支出占比的突變，總體來看，居住支出、醫療保健支出大體呈微弱的倒“U”型趨勢，但是占比相對1992年均有上升，最高可達6個百分點，而且這兩項支出的占比隨收入階層的提高而下降;教育娛樂文化服務支出占比1995—2008年呈明顯的倒“U”型趨勢，2008年之后開始平穩上升，最高上升幅度約為6個百分點;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占比相對1992年來說水平有所下降，但是2004年之后整體呈微弱的上升趨勢;交通通信支出占比一直處于良好的上升態勢;其他商品與服務支出占比經過2002年的急劇下降后開始緩慢上升。從收入水平上來講，交通通信、教育娛樂文化、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以及其他商品與服務的支出占比隨收入階層的升高而提高，具備消費升級的特點，其中又以交通通信的支出占比上升的最快。因此，擴大從消費結構的維度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提高中等收入階層和居民的消費:首先，由于交通通信支出占比上升成為消費升級的顯著標志，而且隨著智能手機及相應的手機應用的流行，交通通信支出可能也包含了部分教育文化娛樂功能。因此，降低交通通信的使用成本，不僅可以增加低收入群體的交通通信支出，還能借助這一渠道滿足其部分教育文化娛樂功能，并且成為對中低收入群體通過網絡培訓等增加人力資本的有效途徑。3月14日總理在一季度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再次強調了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網絡帶寬，以降低居民網費并提高居民上網速度。隨著“互聯網+”的展開，交通通信支出與其他各項消費支出的聯系將更加密切，除目前聯系已經很緊密的網購食品與衣著外，交通通信支出與教育娛樂文化服務、醫療、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等的聯系也將加強，從而進一步促進相關消費的擴大和相關產業的發展。由此可見，交通通信支出將不僅僅是最具有上升最快的升級類消費支出，還很可能帶動其他消費支出的上升，甚至促進居民收入的提高。其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一直是除了食品和近幾年興起的交通通信支出之外在各個階層支出中均占有較大比例的支出項目，這一方面體現出中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對于教育的重視，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文化娛樂消費需求的上升。對此，相應的政策建議是完善教育文化娛樂方面的基礎設施，包括大型場館建設，降低影院、劇院、游樂場所等文化娛樂服務設施的門票等費用，保持教育娛樂文化服務支出的上升趨勢，提高居民的人力資本積累，為收入的進一步提高打下基礎。再次，衣著兼具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功能，被中等收入群體所重視，因此也可以成為消費升級的依托點。例如像北京、上海、紐約這樣的國際大都市，居民穿著的時尚程度甚至直接反映了其經濟的發達程度，因此時尚產業所帶來的GDP也不容忽視。而且，衣著在家庭支出中具有排他性，所以可能具有一定規模;有的衣著也具有耐用品的特征，價值較大。因此，通過降低服裝業的成本并提供某些配套措施以加強服裝業的升級，通過舉辦大型服裝博覽會和增加時尚秀場等宣傳推廣方式以促進時尚產業發展，不但可以在短期內促進中低收入群體的衣著消費升級，還有利于未來的產業升級和居民消費的整體擴大。最后，居住和醫療保健支出比例隨收入階層的升高而下降，在低收入群體家庭中占較大比例，而中等收入群體中這兩項支出所占的比例居中，得以釋放較多的其他消費支出。從這兩項支出的波動特征也可看出它們極易受政策影響，因而建議增加住房補貼和完善醫療保障，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居住和醫療保健支出的基本需求，以釋放更多的其他消費支出。另外，各個階層的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的支出比例均較低，一方面應通過促進低收入群體家庭設備用品的更新換代來擴大其消費，進而促進其消費升級，另一方面可通過發展相關產業增加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的供給，提高其整體上升趨勢。

作者:宋建 臧旭恒 單位:山東大學經濟學院 山東大學消費與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