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居民儲蓄消費傾向異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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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居民消費需求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從經濟意義上講，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從現實意義上講，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的政策有利于滿足居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不斷推進與發展，我國居民的消費需求逐漸增長，包括消費水平的增加以及消費結構的提升。據統計，我國居民消費水平在近十年來一直呈增長趨勢，大約增長了2.8倍，并且居民消費結構也逐漸從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與享受型消費轉變，這在農村居民中尤為明顯。然而，這并不能作為居民消費意愿程度的體現，在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背后，還需進一步明確居民的消費意愿程度，考慮其邊際消費傾向，即當居民收入增加時，居民會更傾向于儲蓄或是消費。通過采取增加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方式，更能直接作用于居民消費需求使其同方向增長。關于收入與消費的討論，凱恩斯首先通過建立收入與消費之間的函數關系，解釋收入對消費具有正向的影響結果，并且認為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會將更多的收入用于儲蓄，即邊際消費傾向具有遞減趨勢。有較多的學者根據這一函數關系進行研究，如孟勁等（2011）直接根據這一函數關系建立了模型以分析城鄉居民收入與王玉玲（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鄭州451150）中圖分類號：F713文獻標識碼：A消費的關系，方福前等（2011）則在這一函數的基礎上進行了更改，將上一期的消費支出作為控制變量。但這些分析與研究均未考慮將收入分類。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了這一設想，即根據收入來源是否持久進行解釋，認為消費取決于居民的持久收入，而增加的幅度則取決于邊際消費傾向。這一理論得到了不少學者的研究與證實，如Luengo-Prado等（2008）通過將收入進行分類，驗證得出持久性收入具有更高的邊際消費傾向，李永友等（2012）同樣根據該方法計算出邊際消費傾向以分析財政政策對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然而，持久性收入并不易劃分，且主觀性較大，使結果無法保持客觀性與準確性。為使數據更具準確性與可獲得性，我國學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方法，將居民收入分為四種來源。我國學者對此較早進行了研究，較多的為對于農村居民收入與消費的分析，如雷理湘和胡浩（2015）以及溫濤等（2013）將農民收入分為工資性、經營性、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從而分析不同收入結構對消費的影響。城鄉居民具有不同的邊際消費傾向，但兩者哪一個更高尚未有一致的結論。一部分學者認為由于農村居民收入不穩定、收入層次較低等原因使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要低于城鎮居民（劉建國，2002；王利娟等，2016），一部分學者則認為由于城鎮消費結構升級滯后、儲蓄差距較小等原因，使得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要低于農村居民（郭克鋒，2000；王檢貴等，2000）。方福前和張艷麗（2011）利用2001-2008年的省級面板數據證實了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在整體上較弱，且主要體現在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上，然而，雷理湘和胡浩（2015）的研究則相反，他們將數據擴展至2013年，發現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更大。從以上結果分析可知，由于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同年限內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存在較大差異，甚至完全相反。因而，鑒于大多數現有文獻所選取年限較早，無法充分說明我國居民目前的邊際消費傾向水平，本文選取2014-2017年的省級面板數據，以分析城鄉居民收入對消費的影響結果。并且，由于不同收入來源很可能對城鄉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產生不同的影響，本文將基于不同來源的收入進行分析。

城鄉居民收入結構趨勢性特征分析

（一）城鄉居民收入結構特征及其比較。本文對2014-2017年城鄉居民收入及其來源進行比較，具體如表1所示，為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所有收入均采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以2014=100）進行了調整。由表1可知，城鎮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為30386.35元，其中工資性收入約占60%左右，可知其為城鎮居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轉移性收入為城鎮居民次之收入來源，平均約占可支配收入20%左右，并且，相較于經營性與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具有更高的增長率，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程度較高。農村居民收入要普遍低于城鎮居民，其平均可支配收入為12096.07元，其中工資性收入與經營性收入均占40%左右，可知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與城鎮居民不同，除了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亦是農村居民的重要收入來源。農村居民幾乎沒有財產性收入，說明農村居民尚無法通過管理資產從其獲利或使其增值。圖1為城鎮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收入的占比，前者的可支配收入是后者2.5倍左右，兩者存在較大差距。工資性收入是城鄉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因而它的差距將產生較大影響。由圖1可知，城鎮居民的工資性收入是農村居民四倍左右，表明我國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主要由其引起。雖然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差距較大，但其并不作為兩者的主要來源，差距懸殊主要是由于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過低。轉移性收入城鎮居民是農村居民兩倍多，經營性收入無較大的差距。雖然城鄉居民整體收入存在較大差距，但通過圖2、圖3觀察近年來兩者的占比，可發現兩者收入差距具有緩慢減少的趨勢，這主要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率高于城鎮居民引起的。（二）城鄉居民收入趨勢分析。由圖2可知，城鎮居民的收入均呈增長趨勢，其中工資性收入遠高于另三種來源的收入，經營性收入與財產性收入相近且具有相近的增長速度，轉移性收入稍高于經營性收入與財產性收入，且增長速度相較其他另三種來源收入更快。由于轉移性收入為養老金、贍養費之類，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有所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同樣呈增長趨勢，但具體收入結構變化與城鎮居民存在較大不同。由圖3可知，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與經營性收入相近且高于另兩種來源收入，工資性收入具有更高的增長速度，于2015年左右高于經營性收入并逐漸增大差距。這是我國農村居民收入來源結構的轉變，表明農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逐漸從經營性收入轉變為工資性收入，這可能與我國逐步推動農村現代化與城鎮化有關。轉移性收入為農村居民的第三大來源收入，它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國家近年來扶貧政策、惠農政策力度的加大，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扶貧等政策的有效實施。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極低，較少農村居民能夠通過技術管理資產獲取收益，部分原因是由于農村居民未有足夠的收入來進行資金管理。

實證研究

（一）模型構建。根據孟勁等（2011）和雷理湘等（2015）的做法，本文根據凱恩斯提出的消費函數，在其基礎上進行模型構建，以研究收入與消費之間的相關關系，并計算得出邊際消費傾向，具體如下所示：Cit=α+βYit+μi+εit （1）模型（1）用于衡量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與消費支出的相關關系。其中，Cit為地區i在第t年的人均消費性支出，Yit為地區i在第t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β為邊際消費傾向。由于可支配收入又可分為四種不同來源的收入，考慮到不同收入來源的穩定性等因素不同，對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很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因而設置模型（2），具體如下所示：Cit=α+β1YWit+β2YMit+β3YPit+β4YTit+μi+εit（2）模型（2）用于衡量城鄉居民不同來源的收入與消費支出的相關關系。其中YWit、YMit、YPit、YTit分別代表地區i在第t年的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而β1、β2、β3、β4分別其邊際消費傾向。為減少異方差的影響，本文對所有模型均采用穩健標準誤。（二）數據說明和描述性統計分析。本文選用2014-2017年全國31個省的收入和支出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數據均來自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為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本文采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收入與消費支出均調整為以2014年為基期的實際值。本文運用Stata13和Excel進行數據處理以及統計分析。表2為城鄉居民不同來源收入與消費支出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由表2可知，城鎮居民的收入與支出均要遠高于農村居民，且不管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其收入與支出的平均值普遍小于中間值，說明較多部分的居民在收入水平上以及消費支出上未達到平均水平。最小值與最大值的差距明顯，主要是由于除了城鄉差異外，居民的收入與支出水平還可能存在較大的區域性差異。（三）回歸分析。本文通過F檢驗和Hausman檢驗判定面板數據更適用于固定效應模型。通過回歸，模型（1）的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與消費支出均在1%水平上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與預期相符，即當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時，消費支出亦會增加。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更大，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一個百分點，消費支出將增加0.55個百分點相比，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一個百分點，消費支出將增加0.797個百分點。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國農村居民正處于往更高的消費需求層次發展階段。相比于城鎮居民，農村居民處于較低的消費層次，因而當收入增加時，農村居民會產生更大的需求向更高層次發展，如發展型以及享樂型消費，因而產生更高的邊際消費傾向。表4顯示了城鄉居民不同來源的收入對消費支出的影響。通過表4可知，城鎮居民的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與轉移性收入均與其消費性支出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財產性收入雖然與消費性支出正相關，但并不顯著。在這四種來源收入中，經營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所產生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均大于0.5，其次為轉移性收入，表明當城鎮居民的經營性收入或工資性收入增加時，能產生更高的消費性支出。這可能是由于轉移性收入主要為養老金、贍養費等，居民更傾向于將這部分收入進行儲蓄，以保障未來的不確定因素，而工資性與經營性收入則較為穩定。農村居民的四種收入來源均能對消費性支出產生顯著影響，其中除了工資性收入外，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與轉移性收入均具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這表明農村居民具有較高的消費需求，并且更傾向于將工資性收入進行儲蓄，而對其他來源的收入進行消費。從為了預防未來的不確定性因素角度看，這可能是由于農村居民的保障力度不強，從而更傾向于將固定的工資收入用于儲蓄以保障未來的生活狀況，以其他收入來源來滿足消費需求。其中經營性收入是農村居民較為穩定的來源，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據較大的部分，而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屬于較為輕松的來源收入，當其增加時，能產生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將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不同來源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相比較可知，就工資性收入而言，城鎮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要高于農村居民，而對于其他收入而言，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均高于城鎮居民，這說明我國城鄉居民對收入來源的處理方式存在較大差異，這一現象很可能是由未來的保障程度造成的。城鎮居民具有較全的社會保障，轉移性收入較高，更傾向于將這部分收入用于儲蓄，而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不全，更傾向于將工資性收入用于儲蓄，其他來源收入用于消費。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本文通過2014-2017年城鄉居民不同來源收入與消費支出的省級面板數據，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得出相應的邊際消費傾向，實證分析了城鄉居民不同來源收入與消費支出的相關關系，并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城鎮居民的整體邊際消費傾向低于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當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時，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將比城鎮居民增加0.247個百分點。首先，這與農村居民處于往更高的消費需求層次發展有關。目前我國農村居民處于生存型消費逐步向發展型消費過度的階段，而城鎮居民已處于發展型消費甚至享樂型消費。面臨較大的差距，農村居民具有更強的提升消費層次的意愿以滿足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其次，隨著收入的增加，農村居民消費層次的增加將導致更大的支出費用，一定程度上能導致更高的邊際消費傾向。第二，城鎮居民更傾向于將工資性收入用于消費，而農村居民則更傾向于用于儲蓄。城鎮居民具有更高的工資性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農村居民則較低。雖然工資性收入均為城鄉居民的首要收入來源，但城鄉居民的消費態度截然相反。本文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城鎮居民更加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分析轉移性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可以發現，城鎮居民更傾向于用于儲蓄，而農村居民則用于消費。通過比較可知，由于城鎮居民具有較為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轉移性收入較高，可以預防未來的不確定因素，而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程度較低，只能通過工資性收入進行儲蓄以預防未來的不確定因素。（二）建議措施。第一，積極采取扶貧惠農等措施，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我國農村居民具有較高的消費需求，通過提高農村居民收入，能有效拉動農村消費市場，極大提升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同時，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我國農村居民人口較多，差距過大并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有效運行與發展，只有通過推進農村現代化與城鎮化等措施加快縮小城鄉差距，才能保證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第二，提高城鄉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城鎮居民的消費性支出主要靠工資性收入推動，而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亦逐漸向工資性收入傾斜。若城鄉居民的工資性收入水平不高，則消費需求很可能受到較大的抑制。第三，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我國應加快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愈加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愈能促使居民進行消費以滿足其自身的物質文化需要。對于城鎮居民而言，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有利于其增加對轉移性收入的消費，對于農村居民而言，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使其工資性收入得以釋放，減少儲蓄，轉為用于消費支出。

作者:王玉玲 單位:鄭州工業應用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