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探討論文

導語：我國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探討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是一種規律現象。這是因為社會經濟系統本身就是一種非平衡態系統。由于某些區域在地理位置、生態環境、自然資源、人文歷史等方面存在著稟賦上的差異，不同區域之間發展的初始條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在此認識基礎上，西方學者提出了一系列非均衡理論，如岡納·纓爾達爾的循環累積因果論；艾爾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論；佩魯的增長極理論；弗農的區域經濟梯度推移理論等。這些理論對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事實上，地域較大的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似乎找不到均衡發展的先例，象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這樣的強國，也都是從非均衡發展開始的。

改革開放后，我國為了加快經濟的發展，也選擇了的非均衡發展戰略。在我國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過程中，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的設立，使東部沿海地區得到率先發展，其示范和帶動作用是歷史性的。但在這一過程中，區域經濟差距被人為拉大，并且超出了“適度”的范圍，協調發展成為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西部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的提出正是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也是非均衡發展的第二部戰略。然而，我們應當看到，區域經濟的勢能一旦形成，從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轉移的難度將會變得很大。這些年國家在為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縮小地區差距上不可謂不重視，但并無大的起色。究其原因，地理條件和歷史文化上的差異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但在非均衡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所形成的“路徑依賴”是阻礙經濟協調發展的隱性因素，其影響具有持續性。因此，我們在平衡和協調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此問題應有充分的認識和積極的對策。

所謂“路徑依賴”，又可稱為路徑依賴性，它的特定含義是指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均有類似于物理學中的慣性特征，即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還是“壞”）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路徑依賴問題首先由保羅·大衛在1985年提出，而后W·馬蘭·阿瑟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形成了技術演進中的路徑依賴的系統思想。后來，道格拉斯·諾斯將前人有關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會制度變遷領域，從而建立起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理論。其主要思想是制度變遷如同技術演進一樣，也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了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不斷強化。所以，“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不同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主觀抉擇，是各種制度模式和經濟運行方式存在差異的重要因素。

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制度是經濟發展中的內生變量，經濟發展是制度的函數，各要素之間只有通過制度才能發揮作用。制度是最重要的要素，直接決定其他要素的配置和整體效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以及國內經濟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表面上看是經濟上的差距，實質上卻是制度上的差異（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我國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是通過區域制度的非均衡性安排來實現的。這種非均衡發展的結果，拉大的不僅是經濟上的差距，更是制度變遷路徑和速率上的差距。這種差距的形成對我國經濟全面協調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持續的：

首先，在初始條件上，以吳越文化為代表的東南沿海地區利用有利的地理條件和制度條件率先進行了制度的轉型，這種制度創新的初始選擇在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下使之迅速進入良性循環狀態，形成了創新和發展互動的路徑依賴慣性特征。通過這些制度創新活動,不僅獲得了制度和市場優勢,形成先入為主的市場地位，而且還獲得了市場知識和思想觀念創新的“累積效應”。而內陸地區由于受地理和歷史條件的限制，在缺乏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壓力和內生性制度需求的情況下，制度被長期鎖定，形成了對原有制度的路徑依賴惰性特征。這種初始狀態下的制度選擇所導致的兩種路徑依賴一旦形成，區域制度環境的差異將不斷拉大，難以逆轉。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落后恰好是經濟落后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難改變的因素。

第二，關于報酬遞增來源的理論是對于發達國家要素投入減少但產出依然遞增的解釋。若按照報酬遞減的理論，那些經過幾百年發展的發達國家，其經濟發展應該受到要素投入的限制。但事實上，發達國家的經濟仍然在增長，而且與不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在拉大。從中國的地區差異看，沿海發達地區繼續作為全國的經濟增長引擎處于領先地位。因此，報酬遞增是發達經濟保持優勢地位的理論依據，以此為基礎的增長理論也可以稱為“沿海地區的經濟學”。因此，報酬遞增規律也是經濟學的客觀規律之一。造成報酬遞增的原因可以通過區域經濟差距的重要指標——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來解釋。人們觀察到，在產出的增長中有越來越大的一個部分不能由投入的有形要素所解釋，經濟學家把這個部分稱作全要素生產率（TFP也稱總和要素生產率）。一個經濟增長中全要素生產率起的作用越大，其可持續性就越強。全要素生產率常常被視為科技進步的指標。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包括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等。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根本來源應當是制度的創新。報酬遞增規律告訴我們，區域經濟可以通過對制度的不斷創新來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制度創新導致報酬遞增這種良性循環關系本身就是一種路徑依賴。

第三，報酬遞增規律從另一個側面也告訴我們，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競爭力并不是我們傳統觀念上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等，而是制度。在市場條件下，制度環境可以看作是固定要素，且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不可復制性；而資金、技術和人才等要素為流動要素。在區域經濟競爭中，流動要素必然流向市場環境好、收益高、制度成本低的地區，從而產生產生循環累積因果論中要素的“回流效應”，即極化效應。從改革開放以來，這些要素向東部沿海地區的流動從未停止過。制度環境的差異越大，這種流動就越強。發達國家（尤其美國）就是以其制度優勢從世界各地源源不斷地獲取頂極人才，以保證其國力不衰。在我國，這種不對稱的生產要素流動，使流出地為流入地負擔成本，在產品價格與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不同步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劇了內陸地區利益的流失，形成了地區間的“馬太效應”。

按照傳統的非均衡發展理論，目前尚未產生循環累積因果論中的“擴散效應”和不平衡增長論中的“涓滴效應”，梯度推移理論中的從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轉移目前也未自然發生。在市場制度下這種現象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解釋：一是生產要素的“回流效應”所產生的報酬遞增的臨界點未到來；二是通過制度和技術的聯合創新促使全要素生產率得以提高，使報酬遞增得以持續。因此，目前依靠市場機制無力改變非均衡發展中的路徑依賴，全面協調發展的提出和實施只能依靠政府之手。

第四，在現有政治體制下，政治資源的區域分配不均衡所導致的路徑依賴的影響也將長期存在。我國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的分配是一致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的。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以計劃經濟手段在東部沿海地區創建市場經濟模型，并賦予其優惠的政策、制度創新的探索和試錯權利。同級行政區的領導在國家政治活動中的地位和影響，以及在國家政策制定和討價還價能力等方面均高于內陸地區。這種政治資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國家的各種政策長期向東部傾斜，國家重大投融資項目，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嚴重不均，這是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的重要物質起點。當先開放地區完成制度轉型后，經濟實力和政治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和提高，在與內地發展競爭中更處于優勢地位。為維護地方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他們也將極力維護原有的制度安排并對這種非均衡制度安排產生路徑依賴，這也是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之一。

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是一種規律，非均衡發展實現后所產生的路徑依賴也是一種規律。因此，從非均衡發展到相對均衡和協調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美國從五大湖向南部和西部的梯度轉移經歷了幾百年；巴西于1960年向內陸遷都至今未能改變嚴重的區域經濟的非均衡性；俄羅斯開發東部更是舉步維艱。我國的西部開發和振興東北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在市場條件下，地區之間和階層之間的經濟距離一旦拉開，將會得到強化，難以逆轉。因為市場的理性選擇是嫌貧愛富，個人的理性選擇是利益最大化。經濟實力的增強必然尋求通過政治途徑對既得利益進行制度性保護。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路徑依賴對由非均衡發展向相對均衡和協調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巨大阻力。作為平衡和協調經濟發展的主導者——政府，一方面要逆市場方向而做，加大對內地的投入和轉移支付的力度，作為對非均衡發展戰略實施的成本補償；另一方面，應當在公平的制度環境下，解決路徑依賴問題，重點是解決內地的“體制鎖定”。由于制度與技術以及利益分配的超穩定均衡，只能依靠外部力量來打破這種均衡狀態。諾斯指出，要扭轉“路徑依賴”和突破原有“體制鎖定”狀態，必須借助外部效應，引入外生變量或依靠政權的變化。也就是說發展所需要的制度和技術創新，應該作為一個外生變量而不是內生變量，由外界強行植入一個新的制度和技術實行強制性制度變遷，在發展的過程中再逐步內生化，演變為需求誘致性制度變遷。政府這兩方面工作，前者可喻為輸血，后者可喻為造血，二者應同時進行。

【參考文獻】

[1]宋毓文：《淺論西方非均衡理論與我國西部大開發》

[2]中國論文網：《東西部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與西部制度的創新》

[3]盧現祥：《新制度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