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研究論文

時間:2022-01-25 09: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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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研究論文

一、中國參與亞太貿易合作與問題

一般而言,亞太貿易合作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類是以自由貿易協定為基礎的區域貿易安排,這類區域經濟合作通過有關國家和地區簽訂貿易協定,形成具有約束力的一系列制度性的緊密貿易安排,簽約方要按照要求相互開放市場,而且這種開放幅度相對較大。比如《曼谷協定》、內地與港澳CEPA、中國一東盟FTA、中國一新加坡FTA等。第二類是次區域經濟合作,主要由地理上相鄰的合作區內各成員的地方政府來推動合作。其目的在于利用經濟互補性,發揮地緣臨近的區位優勢,通過漸進方式探索潛在的合作方式和合作領域。比如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機制和泛北部灣合作、環日本海經濟圈、環黃渤海經濟圈、圖們江增長三角等。第三類為相對比較松散的區域經濟合作論壇,這一類論壇性質的合作機制一般不具有約束力,其目的一般也是探索性的,通常是以政策對話、促進貿易和加強信息交流為主。比如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亞歐會議(ASEM)等。

(一)雙邊貿易機制

自從2004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署了代表自由貿易區的《貨物貿易協議》之后,中國加快了FTA步伐,截至2009年6月,中國已經簽署了9個FTA,正在與冰島、挪威等6個國家或地區進行FTA談判,與印度、韓國進行FTA官方可行性研究,并與韓國、日本、印度等多個國家或地區進行FTA民間可行性研究,如中日韓FTA、ASEAN+3、ASEAN+6等。其中的多個FTA都采取了類似日本EPA形式,捆綁簽訂了囊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投資等多個領域的全面自由貿易協定。表1顯示,中國的已簽署FTA中,亞太地區占絕大多數,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中國進行貿易合作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是必須指出,在雙邊FTA積極進展的同時,多邊FTA進展緩慢,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對中國在“東盟+3”為基礎的地區合作框架中的影響表示擔心,極力推動“大東亞”范圍的合作,即“東盟+6”框架下的“東亞峰會”機制。“東亞峰會”把本不屬東亞的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拉進來,這樣,東亞合作就出現了兩個框架并行的態勢,一個是“東盟+3”,一個是“東盟+6”。盡管領導人會議對兩個機制做了分工,但是實際發展并不明確,二者帶有競爭性發展的特征。(張蘊嶺,2009)這種以東亞峰會面目出現的“東盟+6”機制使得東亞合作的政治構架變得更為復雜,凸顯了東亞合作政治利益的多元特征,同時合作方案間的博弈,也延緩了亞太地區多邊FTA進程。

(二)多邊貿易機制

由于亞太經合組織“開放的地區主義”的性質,它的象征意義一直大于實際意義,其開放性和非約束性特征決定了它在區域經濟合作領域不會真正有所作為。(李向陽,2002)即便如此,這仍然引起中國在亞太經合組織內的單邊行動中,關稅減讓水平也都基本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保持一致。但是伴隨著《貿物宣言》決定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兩個時間表,大阪會議制定了實現這兩個時間表的行動議程,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應分別于2010和2020年實現貿易自由化的壓力逐漸增大,盡管進展并不順利,但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收效。例如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亞太地區以APEC為核心,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層面上開展了貿易便利化工作。第一階段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已經完成,它成功地使得亞太地區在2002-2006年間貿易交易成本減少了5%,作為它的后續計劃,APEC第二階段貿易便利化行動計劃旨在2007-2010年間使得亞太地區國家和地區的貿易交易成本再降低5%。同時,APEC已經開始實施為期2008-2010年的投資便利化行動計劃(IFAP)。目前,中國參與APEC的承諾基本沒有超出對WTO的承諾,同時參與APEC的方式,也以功能性建設為主。

(三)次區域經濟合作

中國參與次區域經濟合作并不局限于貿易領域的合作,但是貿易合作是次區域合作關鍵領域之一。1992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起了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確定了貿易便利化、投資、交通、能源、電訊、農業等九個優先領域,投入大量資金,實施了許多項目。目前中國也積極參與這個合作,使西部落后省份與鄰近的周邊國家擴大相互貿易和投資,實現共贏。圖們江地區開發合作參與方主要是中國的吉林省和內蒙古自治區,以及俄羅斯、蒙古、朝鮮和韓國。目前參與各方在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銜接、跨境運輸、跨境旅游、跨境投資貿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經過十多年的合作開發,圖們江地區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據亞行最近的一項統計,1992-2006年次區域的平均經濟增長率高達6,5%,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同時,貿易占GDP的比重從48%上升到90%,開放程度顯著提高,帶動了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易小準,2007)在目前積極關注GMS、泛北部灣、海西區等次區域外,還需要關注東北亞地區的次區域合作,以期將民間的合作提升至官方合作水平,更好地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

二、中國參與亞太金融合作進程

中國參與亞太金融合作進程主要受到兩次金融危機的推動,第一次亞洲金融危機推動了“清邁協議”的出臺,而此次金融危機則促使中國簽訂了多項貨幣互換協定,并大幅加快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一)雙邊貨幣互換

所謂“貨幣互換”是指兩筆金額、期限和計算利率方法相同、貨幣不同的債務資金之間的調換。央行間達成貨幣互換協議后,在緊急情況下可以把本國及本地區貨幣作為抵押交給對方,同時獲得對方借出的貨幣或美元,從而使本國及本地區短期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以增強抵御金融動蕩的實力。2008年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韓國銀行宣布簽署雙向貨幣互換協議,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38萬億韓元(按2008年12月9日匯率計算)。中韓貨幣互換協議的有效期為三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該項協議旨在向兩經濟體的金融體系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并推動雙邊貿易發展,這是中國人民銀行自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第一次與其他央行簽署的本幣互換協議。

2009年1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簽署貨幣互換協議。貨幣互換協議實施有效期為三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延期,協議提供的流動性支持規模為2000億元人民幣。這是繼中韓達成貨幣互換協議以后,央行第二次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署本幣互換協議。在不到兩個月之后,中國人民銀行第三次簽署貨幣互換協議。2009年2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已與馬來西亞國民銀行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為800億元人民幣或400億林吉特。協議有效期三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國央行稱,此次貨幣互換協議的簽署主要是為了推動雙邊貿易及投資促進兩國經濟增長。這與此前兩次央行與韓國和香港地區簽署貨幣互換協議時的表述有所不同,這次有關金融穩定的表述幾乎完全被淡化了。此次貨幣互換協議可以視作是與東盟貨物貿易結算試點“有著緊密聯系的一項舉措”。官方資料顯示,馬來西亞目前已是中國內地在東盟國家中最大的貿易伙伴,去年的雙邊貿易額為534,7億美元。與雙邊貿易額比較起來,此次貨幣互換協議規模并不小。2009年3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和印度尼西亞銀行建立貨幣互換安排,規模為1000億元人民幣/175萬億印尼盧比。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銀行簽署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目的是支持雙邊貿易及直接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并為穩定金融市場提供短期流動性。協議實施有效期三年,經雙方同意可以展期。此外,中國央行還表示,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將積極研究與其他國家(地區)中央銀行(貨幣當局)比如泰國和越南等建立類似的貨幣互換安排,以維護區域及全球金融穩定。目前,中國已經開始積極締結雙邊貨幣互換,這樣做不僅有助于國際貿易穩定,同時也能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可以說雙邊貨幣互換已經成為中國參與區域金融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

(二)清邁協議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日本就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但在美國與中國的反對下銷聲匿跡,代之而出的是“清邁協議”框架。2000年5月,“10+3”財長在泰國清邁共同簽署了建立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的協議,即《清邁協議》(ChiangMaiInitiative)。《清邁協議》主要包括兩部分:首先,擴大了東盟互換協議(ASA)的數量與金額;其次,建立了中日韓與東盟國家的雙邊互換協議。清邁協議前期是以“雙邊制”為主導的決策機制,框架內簽署的絕大部分貨幣互換協議均為雙邊協議。但是這一情況在2006年5月4日召開的第九屆東盟與中日韓(10+3)財長會議發生了變化。會議對“清邁協議”的主要原則進行了修訂,根據修訂后的原則,各國在啟動雙邊貨幣互換過程中,將執行集體決策機制。執行集體決策機制有利于清邁協議向“多邊制”過渡。在清邁倡議(CMI)框架之下,中國與包括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多個亞太國家簽署了貨幣互換條約。2008年5月在馬德里結束的“10+3”財長會議宣布,13國同意為籌建中的共同外匯儲備基金出資至少800億美元,以幫助參與國抵御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2009年1月22日,“10+3”財長特別會議決定,為增強亞洲貨幣抵抗金融風險的能力,同意擴大清邁協議,將籌建中的共同外匯儲備基金規模從原定的800億美元擴大至1200億美元。同時,在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8期1200億美元額度中,東盟10國負責20%,中日韓三國負責出資80%,具體而言,中國和日本各出資384億美元,韓國出資192億美元。(即中國32%、日本32%、韓國16%)雖然區域內多邊金融合作已有所進展,但是進展仍然顯得緩慢,而且清邁協議的多邊化,在操作上還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此輪金融危機能否成為推動東亞金融合作的動力,還有待觀察。

三、對中國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的展望

(一)對中國參與亞太地區多邊經濟合作的再認識

目前,無論是貿易合作還是金融合作角度看,亞太地區的多邊合作機制都顯得進展緩慢。李向陽(2005)指出,如果東亞的大國不選擇相互合作,該地區將最終形成以雙邊區域貿易協定為主導的格局。因而,在全球經濟競爭中,東亞國家整體被邊緣化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這一問題的出現首先就與亞太地區的合作機制構想相關。一直以來,中國在參與亞太經濟多邊合作時,基本沒有將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納入考慮范圍,其主要思路集中于東亞地區,當然這也與為了提高多邊合作談判效率而適當控制參與方有關,盡管這樣,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對于“10+3”機制多少感到了不滿。而日本為了取得多邊合作機制上的主導權,針鋒相對的提出了“10+6”的合作機制,將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納入東亞峰會的范疇,但是其他地區的代表卻對印度、澳大利亞等國的東亞身份感到了懷疑,就連印度自身也對將其納入東亞感到不滿意。在目前兩個多邊合作機制方案的博弈中,事實上誰都沒有取得勝利,反而導致了亞太地區多邊合作進展緩慢。因此,有必要對這兩個方案加以妥協或者讓步,國內學者張蘊嶺(2009)設計的方案是將“東亞峰會”轉型為“亞洲峰會”,突顯其亞洲合作的框架性質,這樣,也可以吸收其他亞洲國家參加,同時,把“東盟+3”發展成實實在在的東亞合作機制,把“亞洲峰會”發展成亞洲大區范圍的合作機制。這樣,兩個框架并行發展,各有功能,相互補充,相互合作,這就把機制和路徑理順了。不僅避免了多個多邊合作方案久拖不決,,也有利于中國加快參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步伐,在下一輪經濟增長中找到新的增長平臺。除此以外,由于東亞國際生產網絡“兩難困境”的存在(李向陽,2005),短期內深化一體化較困難,東亞合作的范疇可以突破金融貿易領域,延伸至能源合作以及環境保護等領域。

(二)關于中國參與亞太貿易合作的思考

中國在積極簽署雙邊FTA的同時,不應該輕視多邊貿易合作機制以及次區域合作。關于多邊貿易機制,如“10+3”框架下建立的東亞自貿區(EAFTA),如果進展緩慢,可以考慮從兩個方面采取“先行措施”,正像“早期收獲”做法那樣,讓參與合作研究的各國盡快享受多邊貿易合作的好處,并以此作為推動東亞自貿區的動力。一方面,以“功能性建設”(functionalinstructionalbuilding)作為推進亞太貿易合作的手段之一,也就是說,在亞太地區,可能存在亞太、亞洲、東亞地區三大區域,在任何一個地區內進行貿易合作,特別是進行自貿區式的談判,都將是困難的,因此在每一個區域機制內,都應該有一個重點推進的領域。比如人員流動、海關措施、透明度等等。這樣針對不同的地區,實施不同的功能性建設,根據輕重緩急來安排合作進程,非常適合目前亞太地區復雜的文化、經濟、歷史背景,將有效地推動貿易合作的進程。

另一方面,貿易便利化先行。根據世界銀行2008年的世界發展指數(WDI),目前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關稅都以大幅下降,以其全部商品加權平均關稅為例:歐盟2.1%、中國4.3%、日本1.5%、加拿大0.9%、印度14.5%、韓國7.4%、美國1.6%,而全世界加權平均關稅為3.1%,這些數據表明,除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外,大多數國家的關稅水平已經處于較低水平,在此基礎上進行關稅減讓所剩操作空間不大,而且這一部分關稅涉及到許多國家的敏感產業,如果為了簽署FTA而沖擊這些部門,必然會導致國內嚴重的反彈情緒,正如韓國牛肉風波一樣,會極大地阻礙FTA的簽署。因此,鑒于目前關稅水平和操作上的可行性,可以考慮對某些談判受阻的FTA,實行貿易便利化先行戰略,即先不考慮具體的貨物貿易協定,而采取“早期收獲”的做法,只是現在的收獲方式改成貿易便利化而已。特別是考慮到相對于單位關稅水平減讓而言,單位貿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夠帶來貿易流量更大水平的提高。(Wilson,2003)盡快對涉及談判國家較多的FTA實施貿易便利化先行戰略,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獲。

(三)關于中國參與亞太金融合作的設想

中國參與亞太金融合作應該主要在東亞金融合作框架之內進行的,具體措施集中于地區救援機制、地區監督機制和亞洲債券市場三個方面。除已經建立了1200億美元的“10+3”共同儲備基金外,還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加以關注:

首先,加強匯率合作,建立地區匯率協調機制。各國實行的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被認為是東亞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事實證明每個國家完全的浮動匯率又會導致匯率大幅度波動,從而加劇金融市場風險。因此,匯率合作就成為繼清邁倡議和亞洲債券市場之后下一個最主要的合作目標。其次,夯實信息共享平臺,完善地區監督機制。清邁倡議框架下的貨幣金融合作,可以考慮建立地區的金融監督預警機制,把這個框架下的功能機制、網絡做實(比如,基礎設施網絡、次區域發展合作)。可以建立一個獨立的技術性機構,對東亞13國經濟發展和政策進行獨立分析,并定期向兩國有關部門遞交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報告,通過同行評估和同行監督機制協助對方發現并應對潛在危機。最后,鼓勵企業交叉上市,推動亞洲債券市場建設。對于東亞國家金融機構進駐中國資本市場給予開放,同時也應該擴大中國金融機構進人其他東亞國家資本市場的范圍,并允許一些資質良好的企業同時在東亞多國的證券交易所上市。當然這需要我們加強雙方的能力建設和制度建設,推進債券市場的地區一體化。具體措施包括:成立指導內部債券市場發展的有效主導機構,完善內部機制為地區合作提供更堅實的基礎,建立債券交易市場和高效的信息交流系統,建立完善債券市場所需要的擔保和評級等制度,營造有利于債券市場進一步發展的信用環境、稅收環境和法律環境等。

內容提要中國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出現了地區內雙邊和多邊經濟合作不均衡發展,而這一發展趨勢還將延續。今后一個時期內,亞太地區的多邊合作機制,可能將更多地表現為以“功能性建設”、“貿易便利化先行”為特征的多邊貿易合作,以及以做大做實“清邁協議”為主的多邊金融合作。中國應該在加強雙邊合作機制基礎上,采取靈活、現實的手段積極參與亞太地區多邊經濟合作,推動亞太經濟合作走向更高層次。

關鍵詞區域經濟合作FTA次區域合作功能性建設貨幣互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