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資本共生發展區域經濟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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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內涵；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論證；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經濟學價值；結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品牌之間的關系，主要有共生與競爭兩類、品牌資本的存在與發展具有空間結群性、品牌資本共生規律是存在的、凡是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品牌主體，都可以成為第一、二產業品牌主體的公眾、品牌資本共生規律也可以由市場規模原理予以證明、生產、經營相同產品的品牌資本之間也存在共生關系、品牌資本共生規律還可以從服務效率理論予以證明、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經濟學價值，在于它為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基本原則、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經濟學價值，在于迫使人們重新思考我國城市化的路徑、一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只能依靠節約資源型或循環經濟技術體系的全面發展等，具體請詳見。

一、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內涵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區域經濟，就是在不破壞競爭機制的基礎上，發展品牌資本及其共生關系。品牌之間的關系，主要有共生與競爭兩類，并且是此消彼長的。可是，經濟學家們往往關注品牌資本之間的競爭關系而忽視共生關系，導致區域經濟理論處于乏力狀況。許多地區的行政長官對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態度上支持，卻不知如何落實這一戰略，盲目地招商引資，粗放增長方式至今還在延續。這一切都說明，品牌資本共生規律還沒有受到中國經濟理論界重視。

在不存在城市關鍵資源尤其水資源瓶頸的條件下，品牌資本的存在與發展具有空間結群性，即每一品牌資本往往是同一城市（地區）其它品牌資本存在和增長的有利條件，這就是品牌資本共生規律，或叫做“品牌資本的社會性”。所謂“一花引來萬花香”，用來比喻品牌資本共生，是很恰當的。在不存在資源瓶頸的條件下，只有較大的城市（地區）才能容納較多的品牌，從而形成共生的局面。由于城市擁有較大的市場規模、豐富的人力資本、發達的交通和信息環境、良好的市場秩序和優越的區位，往往是品牌資本共生的理想空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區域內品牌之間的關系，是共生與競爭的對立統一，而且雙方力量的對比，決定了品牌之間關系的性質究竟是以共生為主還是以競爭為主。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以取締競爭來發展共生，因為如果那樣做了，就等于取締了市場經濟。競爭的實質，是爭奪資源。只有將品牌納入一個具有更大資源秉賦的市場上（常常表現為擴大城市規模），才能更好地發展共生關系。所以，對于發展品牌資本共生來說，城市的選址或者城市布局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論證

品牌資本共生規律是存在的，這可以通過品牌資本價值、市場規模、非均衡和效率理論加以證明。

首先，品牌資本共生規律可以由品牌資本價值理論或交易成本理論加以證明。品牌資本就是一個品牌整合外部資源的能力方面的價值，單位是元。品牌資本價值的數學表達公式是：

，(x．)代表因獲得第i類外部公眾的信任為某品牌（商號或注冊商標）帶來的潛在價值（是由交易成本和機會成本的節約，以及公眾多向度支持帶來的價值），它是第i類公眾信任總值x：的函數，單位是元。Q．是第i類公眾就其手中資源的交易而言對某品牌的信任值，可以采用0、1、2、3、4分別代表信任梯度中的不信任、有點信任、比較信任、很信任、完全信任。（注意：不同類型的公眾，其評價項目是不同的，比如消費者關注產品，而政府可能關注稅金額度，銀行則更關注還款）；K。指第i類公眾因資源規模及其稀缺程度而產生的意見權重系數（科技發明成果和社會影響力也是公眾所擁有的最重要的經濟資源）；D：是指第i類公眾因擁有的區位而產生的意見權重系數，一般來說，公眾所擁有的資源離企業的距離越近（意味著運輸成本越節約），D．越大。由于D與企業所處的地理區位（或社會網絡區位）有關，所以處于都市的企業，擁有近距離的重要公眾（如科研機構、金融機構和高校等公眾類型），其品牌價值總是高于邊遠地區的企業。如青島有六大馳名品牌，這六大馳名品牌構成其它企業的實力強大的公眾資源，青島便能吸引許多世界級品牌、跨國公司和大項目紛紛落戶青島，這就是品牌集聚效應。此外，D的大小也與公眾所處的政治、經濟區位有關。比如說，處于市場開放國家的公眾，其擁有的資源易于流出，D值就越大；再比如說，友好國家的公眾，其擁有的資源易于被取得，D．值也越大。很顯然，品牌資本價值由其擁有的公眾規模和結構所決定。如果某一地區已經存在知名品牌，這個先在的品牌資本主體（企業）就可能成為其它品牌資本主體（其它企業）的順意公眾資源，從而相互提高品牌資本的價值。這一理論，不僅可以解釋品牌資本共生規律，或品牌資本極化聚集現象，也可以解釋經濟領域的“傍大款”現象。凡是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品牌主體，都可以成為第一、二產業品牌主體的公眾；終端品牌主體都可以成為上游品牌主體的公眾。以品牌資本價值理論證明品牌資本共生規律，是建立在降低交易難易程度和交易成本基礎上的。

其次，品牌資本共生規律也可以由市場規模原理予以證明。一般而言，某一地區如果已經有某些品牌落地，那么，這個地區的就業規模往往擴大了，市場購買力也增大了，有利于新品牌成長。新品牌資本進一步擴大了就業規模，市場購買力進一步提高，從而推動其它品牌資本的進一步發展。品牌資本的發展，往往吸引人們向這一地區聚集，從而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加速這一地區的城市化進程。而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基礎設施的進一步完善，推動包括企業品牌在內的整個城市品牌資本價值上升，提升與外部的互動力，凝聚人才和品牌資本，進一步推動城市化進程。如果排除各種偶然因素，我們會發現，城市品牌資本價值的提升，是品牌資本共生不斷發育的結果。反過來，城市品牌資本價值的提升，必然促進可再生資源的聚集，從而引發新一輪品牌資本共生。品牌資本與整個城市品牌資本是相互依存的關系，這種依存關系以人口規模作為支撐，同時被資源尤其水資源瓶頸所制約。

再次，品牌資本共生規律還可以從品牌資本共生與競爭關系的非均衡分布原理予以證明。品牌資本的共生關系與競爭關系在不同經濟領域之間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如果不存在水、電、油等自然資源的瓶頸（必須依托可靠的城市布局），那么，總體而言，品牌資本之間的關系是以共生關系為主，以競爭關系為輔的。這是因為當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細，部門越來越多，不同經濟部門的品牌資本之間、不同行業的品牌資本之間、尤其同一行業的上下游品牌資本之間，存在密切的經濟依存關系，他們之間以共生關系為主，以競爭關系為輔。上述品牌資本之間雖然也可能存在競爭，比如爭奪銀行貸款資源，爭奪投資場所等，但發生的頻率較少，總的來說，是以共生為主，以競爭關系為輔。而瓜分銷售市場的競爭，主要發生在生產、經營相同或可替代產品的企業之間。這時，不同品牌資本之間的關系，是以競爭關系為主，以共生關系為輔。生產、經營相同產品的品牌資本之間也存在共生關系，比如說遭遇出口關稅上調的時候，這些品牌資本主體就可能聯合起來，形成一致而強大的聲音，甚至影響政府的決策，但這樣事情發生的頻率較小。相對于越來越細的社會分丁所形成的品牌資本共生關系而言，競爭關系存在的領域十分狹小。這就在規模上決定了品牌資本共生關系居于主體地位。

最后，品牌資本共生規律還可以從服務效率理論予以證明。眾所周知，服務業規模是基于生產規模與生活規模基礎上的，如果生產規模與生活規模較小，服務業的生存就發生困難，就不會聚集門類齊全的服務企業，這將導致第二產業的生產企業的效率低下。一產、二產與三產之間的依賴關系決定了品牌向城市聚集的動機，是追求效率，或者說，城市比鄉鎮擁有更高的效率。

上述四個方面的論證都可以證明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存在。但是，這四個方面的論證都是有前提的，即首先假定不存在城市關鍵資源尤其水資源瓶頸。這個假定如果被推翻，那么，品牌資本之間的關系將發生質的改變，即競爭將成為主要方面，共生淪為次要方面。這一結論對于當代中國的城市布局具有極大的價值。

三、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經濟學價值

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經濟學價值，在于它為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基本原則。具體而言，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經濟學價值，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經濟學價值，在于迫使人們重新思考我國城市化的路徑。品牌資本共生規律要求每個省、自治區合理規劃城市布局。品牌資本共生的理想條件，是區位優勢明顯、人口較多的城市，而不是人口較少的小城鎮。這就決定了，中國人口在地域上的二次分布只能走“城市化”道路，而不能走所謂的“小城鎮化”道路。因此，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第一方面經濟學價值，在于糾正我國城市化路徑。對于人口密度相對稀薄的廣大中西部地區，本人認為，品牌資本共生與小城鎮戰略是排斥的關系。中國的城市化，是以巨量人口轉移為標志的人口重新配置過程。中國的城市化戰略不應強調小鎮化而應強調城市化。城鎮概念屬于中國歷史上的軍事范疇，強調鎮守一方，城鎮是據守之城。如果強調所謂的“小城鎮化”戰略，成千上萬的小城鎮爭奪市場資源的結果，必然會加劇市場分割，而市場的行政分割或空間分割，都將打碎品牌資本共生體系。所以，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要求我們在城市布局上樹立“市在先，城在后，城為服務業載體”的理念，而不能反過來，人工地制造“無根之城”。當前應重新評估和思考中國城市化的路徑選擇問題，否則會導致巨量的浪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許多地區的城市化運動都實行了攤大餅模式。比如，與鄉鎮經濟崛起相適應，江蘇省城市化走了攤大餅的彎路。由于缺少總體設計，后來不得不并掉了600多個鄉鎮。江蘇省人口密度高達760人／平方公里，每一個鎮的人口規模都能達到一個小城市的規模，比如江蘇省的蘇州所屬5個市（縣）共48個鎮，鎮均人口為20.51萬人。①由于有人口規模作為支撐，這些鄉鎮又處于長三角都市帶，江蘇省的攤大餅式的城市化模式并沒有招致過大的損失。但這一模式絕不能大面積地在中西部地區推廣，比如吉林省。吉林省的人口密度僅為140人／平方公里。吉林省624個鄉鎮（其中鎮426個，鄉198個）的平均人口僅為2.92萬人。②吉林省各個鄉鎮人口規模相差較大，比如，長春地區農安縣有26個鄉鎮，總人口117萬，鄉鎮平均人口4.5萬人；而位于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南部的和龍市，全市下轄十鎮五鄉四個市轄街道辦事處，總人口24萬人，鄉鎮平均人口僅為1.6萬人。如果每個鄉鎮都不放棄發展的機會，則由于人口規模過小，每個鎮的服務業就不會發達，也不可能有實力建設良好的基礎設施。服務業不發達，就不利于安排就業，也不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人口規模過小，甚至無法維持稅基。吉林省的省情，決定了吉林省不能走鄉鎮經濟道路，而只能走大、中、小城市相互協調的城市化發展道路。這里的小城市往往指的是縣級市，吉林省應重點發展縣級市，撤銷鄉級政府，將現在的鄉政府所在地改為縣政府的派出機構，其職能僅限于維持治安。這樣的人口布局有利于品牌資本共生，尤其有利于服務業品牌的成長。我們知道現代服務業是未來經濟的主角。可是，不管是為生產服務的服務業，還是為生活服務的服務業，都必須建立在有生產規模或有生活規模的基礎上。只有“大規模的生產”和“大規模的生活”，才能支持服務業大發展。那么反觀中國某些地區的小城鎮化運動，會發現它正在形成不合理的人口布局。有人認為，中國的人口為10萬人口的小城市已經相當于外國的中等城市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沒有從實際經濟規模（生產率乘以勞動人口）出發思考中國的城市規模問題。比如，日本的汽車工人效率為中國工人效率的8倍，實際上意味著中國80萬人口的城市僅相當于日本10萬人口的城市經濟總量。就是說，在一個第二產業高效率的國家，10萬人口就足以促成發達的服務業，而在中國卻需要80萬人口才能養活發達的服務業。一產、二產與三產的品牌資本之間是共生的關系，這是一個規律，這一規律與城市規模的關聯性極大，它逼迫我們必須從有利于品牌資本共生的立場出發去謀劃城市布局。據專家測算，100萬至200萬人的特大城市，社會、經濟、環境、建設效益最好；50萬至100萬人口的大城市，其效益居第二位；20萬至50萬人口的城市效益居第三；20萬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效益最差。很顯然，這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中國的生產率較低，城市人口規模應大些才會有更高的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益。所以，在不突破不可再生資源瓶頸的前提下，通過拓展可再生資源的規模，適度擴大城市人口規模，才能為品牌資本提供良好的共生條件。如果不存在資源尤其水資源的限定，那么城市越大，城鄉一體化經濟中的分工越細，越有利于品牌資本共生。因此，品牌資本共生規律所具有的第一方面經濟學價值，在于它糾正了中西部地區人口二次分布的路徑，指引我們破除小城鎮狹隘認識，構建大、中、小城市與鄉村協調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其次，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經濟學價值，在于糾正我國各地區招商引資活動的價值取向。眾所周知，城市的規模并不能無限地擴大，也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機會成為大型或特大型城市。任何城市的規模總會受到城市資源尤其水資源瓶頸的限定，如果盲目地增加人口或增加生產活動的規模，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因此，在依據資源尤其水資源的狀況確定了城市布局之后，我們還要探討如何不突破資源尤其水資源瓶頸，發展品牌共生關系。本人認為，要想不突破資源尤其水資源瓶頸發展品牌資本共生體系，就只有選擇節約資源型品牌和產業結構。因此，各地在招商引資環節上，必須糾正認錢不認品牌的做法。一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只能依靠節約資源型或循環經濟技術體系的全面發展，別無他途。如果各地方政府都能支持節約資源型品牌和產業的大力發展，那么，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就落到了實處。

四、結論

綜上所述，品牌資本共生規律的經濟學價值，在于它為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兩大原則。其一是人口重新布局的原則，對于人口密度小、不具備形成都市圈潛質的廣大中西部地區的人口重新配置，要走城市化道路，拋棄小城鎮化道路；其二是招商引資的原則，要把引入有利于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品牌，作為招商引資的核心內容，即牌為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