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雁行模式時期東亞區域經濟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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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建立與東亞經濟圈的事實形成

二戰后，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由于成功實施了以政府主導性、出口擴張性為主要特征的經濟發展戰略，國民經濟在戰爭的廢墟上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隨著日本經濟在戰后的重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特別是70、80年代以來，作為在東亞地區唯一的經濟發達國家，日本開始逐步向東亞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在東亞地區建立了以自己為核心的“東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東亞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的“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在這一理論模式中，赤松要認為，日本的產業發展實際上經歷了進口、進口替代、出口、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因為這四個階段呈倒"V"型，在圖表上酷似依次展飛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日本學者引用赤松要“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將戰后東亞地區國際分工體系和經濟發展過程也喻為一種“雁行形態”或“雁行模式”。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基本內涵是：戰后以來，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依次轉移到東盟諸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80年代初，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參與東亞國際分工體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行圖景，在他們之間形成了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梯式產業分工體系。

隨著東亞區域雁行國際分工體系的逐步建立，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縱觀整個東亞地區，就地區對外貿易來看，東亞區域內相互出口由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進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個東亞地區內部相互貿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貿易的43%。而東南亞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在短時間迅速波及到其他東亞國家（地區），也充分反映了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經濟關系的緊密程度。

由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基于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之上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緣上相近，文化傳統上相親，因此，二戰以后，在東亞地區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非制度性經濟圈。

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逐漸式微和弊端顯露

客觀地說，二戰以后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東亞經濟圈的自發形成，的確帶動和促進了東亞地區在戰后的經濟起飛和高速增長。在這個自發形成的經濟圈中，日本已經成為較成熟的發達國家，“四小龍”已向中等發達經濟體邁進，泰國、馬來西亞等也步入了準新興工業國之列。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的以垂直型國際分工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勢，特別是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爆發以后，傳統東亞“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開始集中顯露，目前東亞地區正處于一個對傳統發展模式進行深刻反省與重新定位的關鍵時期。

1.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逐漸式微

東亞經濟的傳統雁行發展模式在本質上是一種以垂直型分工為主的國際產業轉移與傳遞體系，其建立與維持的前提是東亞地區各經濟體發展水平的差異性與層次性。但是，這個前提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首先，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已經持續10余年處于蕭條和低迷的局面，至今無法自拔，其在經濟趕超時期曾經發揮過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深陷于“制度疲勞”之中，在當前以創新為主要推動力的信息技術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經濟的黯然衰落，使其在東亞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中的領頭雁地位開始發生動搖。其次，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正在加速進行經濟趕超。如今，在經濟全球化與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東亞其他各國和地區特別是亞洲四小龍正在逐步擺脫逐級跟進的傳統模式的障礙，開始跳躍式地進入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日本與“四小龍”之間的分工層次差距日益縮小，同時，近20多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從基礎技術到中間技術再到高技術產業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未來也有望形成一個與日本并行的產業與經濟板塊。總之，由于領頭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趕上，東亞傳統“雁行模式”必然逐漸式微。

2.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弊端開始集中顯現

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使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弊端開始集中暴露與顯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東亞發展中各經濟體在資本、技術市場上對于日本與美國的過度依賴。傳統雁行模式下，東亞各個發展中經濟體一方面依賴于區內外先進國家（主要是日本與美國）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向其自身進行產業轉移與傳遞，另一方面東亞洲各個發展中經濟體（除中國大陸外）由于內部市場的相對狹小，又必然依賴于外部市場需求（主要是美國）對其產業發展進行支撐，這種很強的依賴性是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本質與特征所決定的。因此，在傳統“雁行模式”中，東亞發展中經濟體具有“進口對日依存，出口對美依存”的重要特征，隨之也就帶來了傳統模式在運行中的脆弱性與波動性。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匯率波動與市場需求等原因，美國對于東亞產品的進口規模開始下降，這成為1997年東亞金融（經濟）危機的導火索之一。另外，90年代以來，由于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減少了其從東亞地區的進口和對該地區的直接投資，對于東亞經濟的發展和危機后的恢復也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2)區域內部處于同一發展層次的經濟體在對外出口上的競爭加劇。在傳統垂直型分工為主的雁行模式中，處于相同和相近經濟發展水平層次上的國家如中國與東盟諸國之間，東亞四小龍以及四小龍與日本之間在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這就帶來了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壓力與矛盾。以東盟與中國的競爭為例，由于雙方勞動力資源豐富，因此雙方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紡織、鞋類以及組裝類電子產品出口方面的競爭有加劇之勢。本地區同一層次國家之間在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上的雷同性和競爭性，對于東亞地區經濟在未來的穩定增長是極其不利的，最終可能帶來一種你死我活、兩敗俱傷的局面。

(3)傳統區域經濟合作中的非制度性特征阻礙了區域內貿易與投資的進一步擴大。二戰以后，傳統東亞雁行國際分工體系的組立和東亞經濟圈的形成，是各國企業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考慮到地緣相近與文化相親的優勢，以投資與貿易相互循環的形式自發形成的。這種自發性固然顯示了東亞地區經濟合作有著堅實的基礎，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制度性合作因素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區域內貿易與投資關系的進一步擴大。例如，日本由于經濟蕭條的影響，在農林產品上的貿易保護主義趨勢增強，中日貿易摩擦有加劇的趨勢。2001年4月23日，日本農水省對中國大蔥等3種農產品的進口實行200天緊急“設限”，6月8日，日方又宣布，全面禁止從中國進口所有家禽及禽類產品。中方則針鋒相對，對日本產的汽車、手持和車載無線電話、空調3種進口商品加征100%的特別關稅。以上事例說明，由于傳統東亞經濟圈的非制度性特征，使得具有傳統經濟依存關系的東亞各個經濟體之間繼續保持較高的貿易壁壘，而且無法通過制度性的途徑避免發生貿易摩擦或公正合理地及時解決貿易摩擦，這些弊端都嚴重阻礙了東亞地區貿易與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三、“后雁行模式”時期的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

如上所述，目前，東亞地區傳統“雁行模式”逐漸式微，傳統雁行分工體系的弊端開始暴露，那么，如何對當前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與國際分工的態勢進行判斷與定位呢，筆者認為，比較符合實際的提法應該是東亞區域經濟發展正處于“后雁行模式”時期。

所謂“后雁行模式”時期，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第一，目前東亞區域分工與經濟發展本質上仍然是傳統“雁行模式”的延緩，這是由當前東亞各國（地區）之間依然存在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性和層次性所決定的，特別是東亞的越南、老撾、緬甸和柬埔寨等國以及中國的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很低，所以傳統“雁行模式”仍然會在相當大的范圍，相當長的時期內在東亞地區有繼續存在的條件與基礎，而且這在客觀上也有助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特別是相對落后的國家（地區）產業結構的升級與經濟的快速發展。第二，目前東亞區域國際分工體系正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網絡化區域國際分工體系過渡。這種新型國際分工體系的特點是：在宏觀上，日本，四小龍、東盟諸國與中國之間相互的水平分工關系正逐漸增強并最終會占據主導地位；在微觀上則存在著以日本、四小龍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在東亞地區構建的網絡化跨國生產體系，即通過企業內部國際分工，將產品的設計、研究開發、生產、銷售等環節在本地區進行區位上的優化配置。相應地，建立在東亞地區未來的這種新的水平型網絡化國際分工體系基礎上的發展模式，與雁行模式相對，更是可以形象地將其比喻為各國之間相互超越、相互牽引的“群馬模式”。

面對東亞“后雁行模式”時期的現實，當前東亞各國（地區）的任務無疑是采取措施，盡量避免現有“雁行模式”的弊端，并采取措施促使區域經濟發展順利走進新的“群馬模式”時代。而要實現這一目標，筆者認為，有必要改變東亞地區傳統的非制度性合作的形式，“以合作求多贏，以互惠防俱傷”，加快推進以制度性合作為特征的東亞地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公務員之家

具體說來，積極推動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可以在以下方面產生積極的作用：

1.可以促進東亞區域內貿易與投資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保證未來地區經濟的穩定發展

東亞地區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同時也是區域內各國（地區）取消或降低貿易與投資壁壘的貿易自由化過程。東亞地區在過去10年中，區域內貿易有所增長，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貿易自由化協議與安排，因此只能進行功能性的經濟合作。以中國、日本和韓國三國之間的區域內貿易為例，2000年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19.8%，大大低于北美自由貿易區的46.5%，相比之下，中日韓三國間直接投資水平更低，2000年，韓國和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比例分別只占各自對外直接投資的8.3%和2.0%，而韓國與日本間相互直接投資也均只占各自對外直接投資的1.7%。因此，東亞區域內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可以將東亞區域內貿易與投資的潛力極大地釋放出來，可以緩解乃至最終擺脫目前東亞各經濟體對日美等發達國家經濟的過分依賴的不利局面。特別是對一些經濟較為發達而對外部市場依賴性又較強的東亞經濟體，（如新加坡、香港、臺灣、韓國等）來說，擴大對區內其他經濟體的貿易與投資更是明智之舉。隨著中國經濟的屺起，國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預見，其吸納東亞產品的能力將進一步增強，而日本在這一進程中也可以加速突破國內保護主義的障礙，向東亞其他經濟體開放其國內市場。總之，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區域內各國（地區）之間的貿易與投資潛力將會得到深度挖掘，從而保證地區經濟在未來的穩定發展。

2.可以化解區域內各經濟體在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競爭性矛盾，實現區域內經濟的共同發展

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在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上雷同的各方可以在區域內廣泛開展產業專業化分工與重組，從而化解當前的不利競爭局面。以中國與東盟為例，假設A和B兩種均為勞動密集型產品，且都具有規模成本遞減的特征。區域經濟一體化前，在中國與東盟都生產A、B兩種產品，并且在出口上相互競爭。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開始后，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或者進行區域內協議分工），對于A商品的投資、生產、出口開始集中于中國，對于B商品的投資、生產、出口開始集中于東盟，這不僅可以化解雙方原有的不利競爭局面，而且各自專業化生產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還可以使A和B兩種產品在成本下降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向區域內外的出口。總之，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可以促進區內專業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實現區域內各國（地區）經濟的共同協調發展。

3.有利于降低投資成本，避免重復投資，為跨國企業在本地區構建新型的國際生產網絡體系創造更為有利條件

東亞區域內新的水平型網絡化國際分工體系的建立，客觀上要求加速推進區域內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進程。東亞各國（地區）之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撤除，可以避免跨國公司在東亞地區的重復投資，降低投資成本，以此來吸引更多資金流入本地區，并鼓勵地區內部的相互投資。以日本汽車業向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為例，1988年東盟首腦會議決定實施“品牌內相互配備計劃”（BrandtoBrandComplementationScheme簡稱BBCS）。在東盟區域內的同一企業生產的汽車零部件配件在跨國界供應配備時，進口方關稅的50%得以讓渡，其產品也被記入本國國產化比率。該項制度實施后，日本企業對東南亞地區的汽車整車及零部件生產投資顯著增加，由此日本汽車企業在該地區的企業內網絡化國際分工體系開始形成。1996年4月東盟經濟部長會議又通過了“東盟工業協作計劃”（ASEANIndustrialCooperationScheme簡稱AICOS）。此計劃對涉及幾乎所有工業產品（不僅僅限于汽車工業）制造過程中所發生在東盟區域內的中間產品貿易，在關稅以及國產化認定方面給予優惠。可以預期，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將會使目前僅在東盟內部實施的這些貿易自由化措施擴大到東亞全區域，從而為促進區域內水平型網絡化國際分工關系的形成創造更為有利條件。

綜上所述，在“后雁行模式”時期大背景下，東亞地區各國（地區）應該審時度勢，努力推進以制度性合作為特征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只有這樣，才能在現階段揚長避短，化害為利，實現各經濟體之間相互超越，相互牽引、相互融合的新局面，迎接東亞區域經濟發展的“群馬模式”時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