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與審計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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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會計盈余數據的契約動機，主要體現在管理者的薪酬契約和債務契約上。Healy（1985）發現管理者通過調控可操縱應計項調節公司盈余；DeFond也發現問題為避免違反債務契約、在權爭奪中取信于股東和防止管理者被解聘而進行盈余管理。

（2）資本市場動機，Burgstaher（1997）發現為避免盈余減少和虧損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林舒、魏明海（2000）發現盈余管理是造成IPO效應的重要原因，即發現IPO前兩年和前一年公司業績處于最高水平，IPO當年業績顯著下降或輕微下降。蔣義宏、魏剛同時發現上市公司ROE集中于10%為了達到增發和配股資格線，存在操縱ROE現象。

（3）迎合或規避政府監管的動機，在股票首次公開發行、配股增發和股票融資收購之前，管理當局都可能存在較高的盈余管理行為。

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體現在：一方面，管理者運用職業判斷調整會計方法和會計估計進行盈余管理，如公司通過變更會計方法進行盈余管理，包括存貨計價方法，固定資產折舊政策，投資計價方法，以及在計提減值準備，壞賬準備等準備金進行調整。另一方面，通過交易進行盈余管理。比如：通過資產出售、資產重組、債務重組和關聯購銷等手段進行盈余管理。

中國上市公司強烈的股權融資動機、行政管理式的融資資格審核制度、特殊的股權結構、不完善的監管手段等重要因素使中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美國證券市場的安然、世界通訊財務丑聞以及我國的“銀廣夏”、“鄭百文”事件，都是管理層對會計盈余操縱的突出代表。

審計質量

審計質量通常是指審計工作的規范程度和審計作用的總體質量，客觀存在是審計工作質量和審計結果質量的兩個方面。審計報告的質量是審計質量最直觀的評判標準。審計報告的質量是一個最終的概念，它綜合地反映了審計工作質量，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而其中對審計質量起決定作用因素，許多學者對此是見仁見智。Dye（1993）假設審計質量取決于審計成本和訴訟風險之間的平衡，而注冊會計師的財富水平、審計準則的要求通過影響審計成本的訴訟風險來影響審計質量。Deanglo的聲譽理論和Dye的“深口袋”理論都認為事務所規模越大，則審計質量越高，而前者認為促進大事務所保證審計質量的驅動因素是聲譽，后者則認為是訴訟風險。2004年Khorana從市場對“四大”審計質量評價角度，研究發現訴訟風險而非聲譽是“四大”保持審計質量的更為重要的因素。

通常情況下，總體執業質量較高的事務所，公眾預期其單項審計業務的質量也較高。Watts和Zimmerman、DeAngelo等認為，規模大的事務所執行的審計，其質量高于規模小的事務所所執行的審計，則指出具有較高聲譽的事務所執行的審計，其質量高于其他事先所執行的審計。可見，基于美國市場的審計研究，會計事務所規模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審計質量。劉峰、周福源基于會計穩健性角度的檢驗，指出在我國這個審計市場上，“國際四大”并不意味著高審計質量。

李雪、時毅指出，能否鑒別盈余管理、能否識別和評估重大錯報風險、審計報告構成了審計質量評價體系的三個要素。能否識別和評估重大錯報風險及審計報告是主要的評價標準，能否鑒別盈余管理是次要的評價標準。三個要素代表了專業勝任能力和獨立性對審計質量的綜合影響。蔡春、鮮文鐸從中國上市公司審計市場的經驗證據上得出，就總體而言，會計事務所行業專長與審計質量負相關，其中也指出其原因，是由于目前我國會計事務所總體上獨立性不高，易受行業內經濟依賴度的負面影響和行業專長發展程度較低。高審計質量能否鑒別盈余管理

隨著獨立審計在證券市場的地位日益突出，審計質量和盈余管理之間關系越來越引起我國學者的興趣。盈余管理就是管理當局利用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進行利潤操縱的行為。它會平滑扭曲企業的盈利狀況，使財務狀況、經營成果不公允，從而加大注冊會計師的審計風險盈余管理行為增加舞弊行為的可能性。所以說盈余管理影響審計報告的類型，進而影響到審計質量的高低。

《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五十三條規定：“注冊會計師應當考慮管理層對重大會計政策，特別是涉及主觀計量或復雜交易的選擇和運用，是否可能表明管理層通過操縱利潤對財務信息做出虛假報告。”六十三條規定“如果發現管理層作出的會計估計可能有失公允，注冊會計師應當評價是否表明存在舞弊導致的重大錯誤。注冊會計師應當考慮管理層在作出會計估計時可能出現同時高估或低估，使收益在兩個或多個會計期間內得以平滑，或達到某特定收益水平。”

盈余管理行為增加了舞弊行為的可能性，準則要求識別和評估舞弊導致的重大錯報風險。如何對盈余管理進行鑒別和計量呢？

（1）應計利潤分離法：應計利潤分離法是用回歸模型將應計利潤分離為非操控性應計利潤和操控性應計利潤兩部分，并用操控性應計利潤來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雖然應計利潤分離法在盈余管理計量中得到了廣泛應用，但由于這種方法依賴于一些主觀的假設，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也是目前爭議最多的方法。對使用這種方法的各種盈余管理計量模型進行評估的文獻也較多。應計利潤分離法的可靠性不僅取決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動機、手段，股票市場的效率和監管環境，還取決于上市公司的會計核算制度和方法。

（2）具體項目法：具體項目法是專門針對影響應計利潤的具體項目進行研究，從而獲得應計利潤是否被操縱的信息。如，對壞賬準備、長期股權投資減值準備等具體會計報表項目的研究。該方法的優點是研究者可以根據對公認會計原則的理解獲得對影響應計利潤的關鍵因素的直覺；再者是它可以應用于那些業務活動會導致大量容易被操控的應計利潤的行業。該方法的缺點是由于具體的應計利潤項目研究往往局限于小樣本或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影響了研究結果的推廣。

（3）分布檢測法：分布檢測法是通過檢查報告盈余在特定水平周圍的不連續分布來鑒別哪些公司有盈余管理行為。這些特定的盈余水平一般是：盈余為零；上年盈余；本年度財務分析師預測的盈余；特定監管政策要求的盈余下限等。分布檢測法的優點是僅僅通過檢測盈余的分布就可以鑒別哪些公司有盈余管理行為，但應用這種方法來識別盈余管理并不能獲得關于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或程度的信息，它只能用于特定的盈余管理動機。

在我國，由于企業股權融資的實際成本非常低，使企業對股權融資有著十分強烈的需求。對上市公司來講，能否在證券市場上生存下來并繼續進行股權融資，主要由監管部門的監管政策（股票特別處理政策、暫停交易政策以及配股政策）決定。有研究表明，中國股票市場中的上市公司存在顯著的針對配股政策的盈余管理行為，具體表現為具有邊際ROE的公司異常地多于其他ROE區間的公司。Chen，Chen，和Su（2001）以滬、深證券市場1995～1997年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通過檢驗注冊會計師對監管政策誘致的盈余管理的反應角度考察審計質量，他們發現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與具有邊際ROE（ROE落在［10%－11%］或［0%－1%］中）的公司在統計上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注冊會計師提示出了針對監管政策的盈余管理。總之，能否鑒別盈余管理影響到能否識別和評估重大錯報風險。而引起財務報表發生重大錯報的因素很多，盈余管理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有些學者認為，審計質量沒有鑒別出盈余管理。如李東平等（2001）研究1999年和2000年變更會計師事務所的46家上市公司應收賬款與存貨的變動和審計意見的關系，得出了注冊會計師沒有針對盈余管理出具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注冊會計師對盈余管理的風險考慮不足的結論。夏立軍等（2001）考察了2000年滬、深證券市場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是否在中國證監會規定的“保牌”和“保配”區間，即是否存在所謂“監管誘導性盈余管理”與審計意見的關系，他們的結論是財務狀況較差的公司容易被出具非標準無保留意見，但是具有邊際ROE的公司被出具非標準保留意見的可能性并不比其他公司大，指出也認為，在總體上注冊會計師沒有提示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審計質量令人擔憂。

同時也有研究表明，審計質量與盈余管理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李玲、陳任武認為審計質量的高低可具體反映在已審財務報告中注冊會計師容許的盈余管理程度上，較高的審計質量容忍較少的盈余管理。徐浩萍在指出中國的注冊會計師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鑒別會計盈余管理的程度，認為盈余管理程度較大的公司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較大。調控非經營性應計利潤為手段進行盈余管理更容易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獨立審計對正向的盈余管理鑒別質量較高，而對負向盈余管理的鑒別質量較低。李維安等認為非標準意見與規避虧損盈余管理動機顯著正相關這說明注冊會計師能夠識別盈余管理并出具非標準意見審計報告。陳關亭、蘭凌研究表明與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公司相比，“四大”中國合作所能夠更加有效地限制操縱性應計利潤（操縱性應計利潤是盈余管理的核心內容）的披露。雙重審計和前十大審計事務所代表更高的審計質量。蔡春、黃益建、趙莎的研究表明，非雙重審計公司的可操縱應計利潤顯著高于雙重審計公司的可操縱應計利潤；“非前十大”審計公司的可操縱應計利潤顯著高于“前十大”審計公司。

結論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獨立審計質量相關一直受到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共同關注。隨著我國注冊會計師執業準則不斷完善，國際趨同不斷邁進，風險導向審計的理念不斷深入，注冊會計師能夠鑒別出盈余管理并且較高的審計質量更易發現和制約會計錯誤和舞弊，更有效發現和抑制盈余管理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