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模式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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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很多成功的發展模式。然而，各地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卻無法被其他地區所克隆，其原因在于：模式形成的過程就是制度的變遷過程，而制度的變遷取決于“私人剩余信息”所導致主觀博弈的再生。另外，一種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要對另一種模式產生影響，前者在人口數量上要占絕對的優勢。

關鍵詞：模式制度制度變遷制度再生

中國的改革已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改革。然而，中國的改革一開始就不是按圖索驥或事前諸葛亮式設計的改革，而是一個不斷“試錯”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在這種邊改革邊探索的過程中，全國各地形成了許多經濟發展的成功模式，如溫州模式、蘇南模式、珠江模式等，憑借這些模式，溫州、蘇南、珠江三角洲等地的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然而，這些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國內的其它地區卻“水土不服”。很多不發達地區的干部到發達地區參觀學習，回來之后卻找不到感覺，從他處學來的經驗在本地區難于生根。經濟發展模式為什么不具有普遍性？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與該區域的制度變遷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不同區域的制度變遷有其特有的方式，從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以下通過對模式形成的制度性分析回答所提出的問題。

一、經濟發展模式的制度性解釋

什么是制度？青木昌彥將制度定義為是在經濟社會中被廣泛認可的一定的規則[1]。其具體形式有各種各樣的法律制度以及自發形成的結構，包括組織、風俗、約定、習慣做法等。制度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非正式的，如社會規范、慣例、風俗、文化等；二是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規則（法律、政府管制）、經濟規則和契約。正式制度是從非正式制度演化而來，而非正式制度來自民間的創造。

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演化過程。制度分析的基本單位是域。域包括兩個要素：一是參與人集合，二是每個參與人所面臨的技術和意識上可行的行動集合。每個參與人基于個人經驗，對博弈在本域進行的方式形成了一個大致的認識，即參與人無法甚至不需要推斷出別人行動決策規則的全部細節，但知道有關參與人在行動決策時可能采取的規則的一些顯著特征。參與人依靠這些濃縮的信息得出自己在域的各狀態下的行動規則，即策略。所有參與人根據他們對別人行動規則的主觀認知形成自己的行動決策規則。當關于他人行動規則的濃縮認知穩定下來的時候，參與人自己的行動規則才能穩定，成為參與博弈的有用指南。當參與人的理念和行動規則形成一致時，稱這種狀態為納什均衡。所謂納什均衡是指有n個人參與博弈，每個人選擇自己的最優策略，從而組成最優策略組合，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單個參與人有積極性選擇其他策略，從而沒有任何人有積極性打破這種均衡。當所以參與人在博弈中形成共享的理念，制度就產生了。

經濟發展模式就是各地根據自己的習俗、習慣形成的一種發展經濟的非正式制度。它是在規范、慣例、風俗、文化等不斷的變遷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當一個區域的所有參與人在經濟發展的博弈中形成了共享的理念時，達到納什均衡，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就產生了。因此經濟發展模式的形成過程實際上就是一種制度的形成過程。

二、制度變遷與模式形成

當現存制度安排的社會凈效益小于另一種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出現一個新的贏利機會，這時就會產生新的潛在的制度需求，并造成潛在制度需求大于實際制度的供給，于是形成了制度非均衡。對于原先的制度安排，由于對它的需求減少而造成了實際的需求小于實際的供給的非均衡狀態，社會博弈各方為了捕捉這種新的贏利機會，就會力圖改變原有的制度安排，選擇一種更為有效的制度安排。一項制度安排如果出現了制度非均衡，就存在了制度變遷的可能，但這種潛在的制度變遷能否轉化為現實的制度變遷則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博弈過程，它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內部的因素。

從外部來說，一種制度形成以后，因為整體文化氛圍之網具有巨大的剛性，不是容易沖破和克服的。如果制度只形同一部法律的話，那它就應該很容易通過立法或政府指令加以改變。但當我們把制度概括為參與人關于博弈重復進行的方式的共有信念系統，它作為共有信念面對環境而連續的變化是固定和耐久的。由于個體參與人的匿名性和大數定理②的作用，制度化一旦實現，個人認知以及相關策略決策的邊際和隨機變化對參與人總體的預期只會發生一些微乎其微的影響；其次，制度化和參與人能力發展之間的反饋機制也將強化制度的耐久性。制度以特定的方式根據參與人的物質和人力資產的情況而賦予他們不同的內在價值。作為反應，參與人沿著增加其價值的方向積累資產和發展其潛能，反過來又支持了制度的擴大再生產；第三，制度變遷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征，初始的制度選擇會提供強化現存制度的慣性，因為沿著原有制度變化路徑和既定方向往前面走，總比另辟蹊徑要來得方便。

正因為制度面對外部環境所具有的固定性和耐久性，導致制度變遷的因素主要還是取決于內部的因素，這樣引發參與人開始重新定位主觀博弈模型。

經濟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而人對這個系統的認識是一個由淺入深、不斷深化的過程。因此，進化博弈論對經濟活動的主體即博弈參與人作只有有限理性的假定。按此假定，關于博弈結構的每個參與人只擁有有限的主觀認知，這些認知來自過去的經驗，只有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或認知出現內部危機時才被修改。按照每個參與人對博弈結構的主觀認知，青木昌彥構造了一個主觀博弈模型[1]。

主觀博弈模型的構造由四部分組成：

（1）參與人i的“技術可行”策略決策的客觀集合。

(2)關于博弈的內生性規則，參與人共享一個公共信念系統，即制度。除此之外，當博弈的策略組合是,參與人還形成私人剩余信息。

私人剩余信息指的是各參與人所具有的區別于他人的自我維系系統，包括社會規范、慣例、風俗、文化等。從制度的形成過程來看，博弈參與人所面臨的有多個時期序列和技術上和意識上多個可行的行動集合。在博弈過程的每個時期，每個參與人只能選擇一種行動。在一定時期所有參與人選擇的行動加在一起，稱為行動組合。每個參與人都試圖選擇能實現自己最佳結果的行動，但最終結果不能由單個參與人的行動決定。每個參與人的行動決策取決于別人的決策。所有參與人根據他們對別人行動規則的主觀認知所形成的行動決策規則就是參與人的自我維系系統。這種自我維系系統是以一種濃縮的形式形成的，也即它不是將參與人所有行動決策規則的詳細內容都包含在內，而是概要地描述了參與人的行動決策規則，根據這些概要描述不會影響參與人作出正確決策，所以自我維系系統又稱為概要表征。模型中的就是參與人i的概要表征。

當所有參與人在博弈中形成了共享的理念時，就產生了制度。即制度是所有參與人的中自我維系系統的共同元素。私人剩余信息就是各參與人的自我維系系統剔除制度后的剩余部分。由于在博弈過程中，各參與人對別人行動規則的主觀認知的不同，造成各自的自我維系系統各異，從而各參與人的私人剩余信息也各具特色。從概要性私人剩余信息中能反映出各參與人在博弈中的所具有的特點。

（3）給定被認知的制度，每個參與人擁有一個主觀后果函數,¢是行動組合的技術可行集到博弈后果集合的函數。e為域的環境，如技術、外部制度等。

根據這個函數，對參與人i的每一項決策,都被分配到一個定義在后果空間上的物質結果即后果函數。后果函數是關于參與人i的私人剩余信息的函數，這個信息還包含參與人對域環境e的主觀解釋。

（4）給定制度現象，私人剩余信息和主觀后果函數¢i，參與人根據策略集合選擇策略，使其效用最大化。即參與人i在中選擇,使得最大化，其中是參與人i報酬的預測函數。稱由此得出的策略選擇為最佳反應決策規則。

如果參與人反復運用同樣的規則推斷環境、預測報酬和選擇最佳反應決策，同時對制度現象的認知也總是一樣，這時，我們說參與人的主觀博弈是再生的。

為說明制度的再生，先引用一點博弈論的知識。

用A-i代表除參與人以外所有其他參與人決策集合的乘積,代表參與人i對其他人決策的預期（i∈N）。

假定參與人每期對其他人行動的預期和后者實際的決策是一致的，而且每個參與人該期所做決策是對本人預期的最佳反映，也就是存在,使得對所有的i，

按照納什均衡的定義，這時說行動組合a*是納什均衡。

對上述定義的主觀博弈模型，如果對所有的i∈N，有

此時策略組合是納什均衡。也就是說，如果上述（Δ）條件滿足，我們就說參與人的主觀博弈模型處于一般均衡認知均衡，制度是再生的。而從上面的分析過程中可以看到，是否具有充分的私人剩余信息是（Δ）條件得到滿足的必要條件。

從制度的變遷可以分析經濟發展模式形成的原因。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為該地區有滿足（Δ）條件的私人剩余信息，導致博弈參與人的主觀博弈的再生，使該地區制度產生變遷。而促使主觀博弈再生的私人剩余信息，來自不同于其它地區的社會規范、慣例、風俗、文化等。從以下所介紹的溫州、蘇南、珠江三角洲的情況來看，這些私人剩余信息雖然不能完全概括各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貌，但具備上述所說的概要表征的特點。

形成溫州模式的私人剩余信息是溫州人的高度的市場主體意識。溫州人的私人剩余信息既來自于溫州“永嘉學派”中提倡的農商并舉、義利并重的觀點，和“以利和義”，講究功利實用的主張，又來自于溫州人敢冒風險、敢為人先、吃苦耐勞和善于應變的精神，以及較強的“寧為雞首，不為牛后”的自主意識，以及改革開放前溫州所面臨的狀況。溫州模式形成前，溫州面臨的情況是：1、貧乏的資源稟賦。溫州地少人多，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稱，更沒有可供開采的富礦資源；2、由于溫州地處對臺海防前線，建國后國家對溫州投資很少。建國后的30年中，國家對溫州的投資總額只有5.95億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3、溫州地區遠離大中型工業城市和全國性市場中心，改革開放之前交通環境惡劣，運輸成本和信息成本較高，發展現代工業客觀上存在著巨大的障礙。

形成蘇南模式的私人剩余信息是蘇南地區的各類企業對鄉、村行政機構的依賴性。這種私人剩余信息來自蘇南歷史上的“副業大省”，草根工業、市場網絡、能工巧匠、務工經商的良好基礎。改革開放前，蘇南地區的社隊企業已有一定的發展，地方政府與社隊企業的關系亦十分密切，這構成了蘇南地區隨后進行的制度變遷的重要基礎。改革開放初期，整個國民經濟明顯具有短缺經濟的特征，巨大的市場需求“誘惑”著社隊企業迅速擴大生產規模，而這極需資金、政策等方面的大力支撐。因此，地方政府在為本地企業爭取政策支持上便可以大有作為。而且，在計劃經濟的金融體制下，地方政府能夠更有力地為本地企業爭取到更多的銀行貸款。這些構成了蘇南地區制度變遷最重要的經濟和制度環境，同時也醞釀著一項能帶來巨大收益的制度安排的產生。

而形成珠江模式的私人剩余信息則是珠江三角洲地區與外界的“依附性”發展的區域互動關系。作為珠三角中心的廣州早在清朝時代，就以“十三洋行”而聞名于世，英國人甚至將中國把外貿活動限制在廣州一地進行的做法稱為“廣州體制”。即使到了計劃經濟時代，廣州依然保持著自己作為中國“外貿首都”的地位不變，一年一度的“廣交會”幾乎是外國人與中國做生意的唯一機會。

然而，當私人剩余信息的作用不滿足（Δ）條件時，制度的整體性安排是耐久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落后于東部地區。到底是什么粘住了西部騰飛的翅膀？其原因是西部地區不具有能導致制度變遷的私人剩余信息，從而使西部地區長期形成的“非正式制度”由具有耐久性、穩定性，鄒東濤把此稱為由“思想觀念和舊習的超穩定結構”而引起的“貧窮的超穩定結構”[6]。在西部經濟落后地區，長期形成了一種比較保守、守舊的觀念和文化氛圍。這種保守和守舊的傾向，不是個別人、個別單位、個別階層、個別團體的現象，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社會現象，因而形成了一種整體性和群體性的文化氛圍。這種文化氛圍似乎像一張無形的網，網罩著人們的思想，束縛住人們的手腳。

三、不同模式間的相互影響

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相互交叉時會發生什么樣的情況？

不同的組織信息結構和各自的主觀博弈模型，使得各地區之間在相互進行博弈時的初始路徑是不一樣的。在博弈中，現實社會中的人們并不是將每個博弈作為一個孤立的博弈來實行，而是可能將它作為多種博弈的一個來實施的，多種多樣的博弈用概率進行加權平均后反映了一種初始狀態。從這種觀點出發，構造一個博弈模型如下：

上面矩陣（a）稱為收益矩陣，它是將這些多種多樣的博弈用概率進行加權平均后所得到的。將具有這樣歷史初始條件的社會稱為J-社會。

矩陣（a）的博弈成為一種囚徒的困境，其中R是支配戰略。所以該社會中的人們通過隨機組合實施此博弈時要保持均衡的條件是所有的人都要R戰略。在該社會的歷史初期條件中，采取R行動成為習慣、規范。

由于采取R戰略和采取L戰略的博弈參與人之間的博弈，用來為戰略狀況加權的概率發生了變化，平均收益矩陣也隨著時間而發生變化，其右上角與左下角的數字3單調遞減為0，最終形成具有（R，R）和（L，L）這樣兩個納什均衡的調整博弈。當發生這樣的環境變化時，在J-社會中受到的歷史初期條件制約的人們是處在采取R行動的狀態之中。在此狀態下，即使收益上發生變化，如果將其他所有人都采取R行動作為給定條件的話，最佳反應只能是R，所以即使環境發生變化，最佳反應動力的結果仍然是所有人均采取R行動這一結果。這就是社會體制進化的路徑依賴性。

當一個社會遇到其他文化影響的時候，這時經濟機制就處在開放系統之中。按照上面構造收益矩陣的思路，構造以下收益矩陣（c）,(d)。

稱收益矩陣（c）所表示的社會為A-社會。A-中所形成的習慣就是全體成員均服從L。

當A-社會中的博弈因為歷史環境的變化而變為矩陣（d）那樣變化時，由于在當時的習慣下，L為唯一的最佳反應，故而社會習慣仍為L。

現在當處于同樣環境中卻因歷史初期條件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習慣的J-社會A-社會相互接觸時將會發生什么情況？假定J-社會與A-社會的人口總數中，J-社會人口所占的比率為n，并將該兩社會接觸、交流的狀況進行如下格式化，當n小時則表示J-社會相對小一些，當n大時則表示J-社會相對大一些。若兩社會相互遭遇的概率為β，當β=0時，兩社會處于封閉狀態；當β=1時，兩社會處于完全一體化的狀態。兩社會遭遇時的情況可用以下矩陣表示：

通過參數（n,β）值的變化而能夠成立的均衡是有限的。在J-社會中或A-社會中即使同樣存在著采取L的人口和采取R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納什均衡。如果將J-社會的全體成員全部按照L，A-社會中的全體成員按照R行動的均衡表示為（L，R），那么均衡的形式僅有（L，L）、（R，R）、（L，R）、（R，L）4種。從對稱性的角度將（L，R）與（R，L）視為同一均衡的話，應該考察的均衡有3個。在J-社會與A-社會的當初習慣分別為R、L的情況下，兩個社會開始相互接觸，從（R，L）作為初始條件來考察。首先要注意（L，L）和（R，R）對于參數（n,β）的任何一個值都存在。如果將（R，L）作為初期狀態，對于J-社會的人來說，R成為最佳反應的條件是[2]：

n≥2β(1-n)≡β≤n/2(1-n)

該式左邊表示J-社會采取R的期望值，右邊則表示在J-社會中采取L時的期望收益。同樣對于A-社會的人來說，L成為最佳反應的條件是[2]：

2(1-n)≥βn≡β≤2(1-n)/n

函數y=x/2(1-x)與函數y=2(1-x)/x在x=2/3相交，當x=2/3時，y=1。滿足y≤x/2(1-x)和滿足y≤2(1-x)/x的部分區域是在由曲線y=x/2(1-x)、y=2(1-x)/x及y=0所圍成的區域。當x≤2/3時，y≤x/2(1-x)，當x≥2/3時，y≤2(1-x)/x。

由此，當n<2/3時，這時兩個社會的交流程度從0開始逐漸增大并接近1時，在J-社會中使R成為最佳反應的條件已不成立，J-社會中采取L的人口漫漫增加，R與L同時存在。與此相對在A-社會中L仍為最佳反應，故在A-社會中的傳統沒有變化。其結果是最終兩個社會向服從L的均衡過渡。即當比較小的社會J-社會在與比較大的社會交流時，J-社會的習慣發生變化。而當n>2/3時，則兩社會均服從向R的過渡均衡。因此，在兩個社會互相接觸時，要使J-社會的策略R能成為A-社會的策略，J-社會要足夠大，即J-社會人口所占比例達到兩社會總人口的2/3以上。

在我國的諸多經濟發展模式中，為什么蘇南是蘇南、浙南是浙南？典型的加工貿易為什么會出現在廣東珠三角？對急需發展的中西部地區來說，經濟發達地區發展經濟的經驗為什么學不了？溫鐵軍從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各自的特殊情況回答了為什么地方經濟增長模式無法克隆的問題[8]。本文通過對經濟發展模式形成的制度性分析，對此問題作了進一步的回答：一是西部地區原有制度的穩定性，阻礙了制度的變遷；二是中西部地區不具有東部的能導致主觀博弈再生的私人剩余信息；三是從上述J-社會與A-社會相互接觸的原理分析，要使一種較優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被其他地區所采用，除了自然因素以外，較優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在區域的人口應超過另一種模式所在區域人口的兩倍以上。而事實上，我國現在較優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如溫州模式、珠江模式、山東模式、浙江橫店模式等所在地區的人口遠遠低于中西部地區的人口。

參考文獻

[1]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上海遠東經濟出版社2001年12月

[2]青木昌彥、奧野正寬：《經濟體制的比較制度分析》，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年1月

[3]張仁德等《新比較經濟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4]余映麗李進杰《模式中國》新華出版社2002年10月

[5]史晉川金祥榮等《溫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

[6]鄒東濤《什么粘住了西部騰飛的翅膀》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2001年

[7]陳明乾《論溫州民營經濟發展動因與特點》人民網2002年11月05日

[8]溫鐵軍《地方經濟增長模式無法克隆》《中華工商時報》2002，8，29

[9]李雪松《博弈論與經濟轉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1999年5月

注釋：

①作者簡介：陳偉民（1959—），男，浙江長興人，浙江教育學院副教授,工學碩士。

②大數定理：一旦某種組織慣例在封閉的組織場中形成并達到一定的規模，它就能存在下去，即便是促成其形成的初試條件已經消失。能存在下去，即便是促成其形成的初試條件已經消失件已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