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價值問題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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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化和發展勞動價值論，在堅持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者艱巨而宏大的歷史任務。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勞動價值論

人類在20世紀最具創新性和最有難度的探索之一，就是對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關系問題的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所遇到的全部理論和實踐問題都與這一探索緊密相聯。社會主義運動的全部困惑和失誤，都根植于這一具有巨大難度的歷史性課題未解的奧秘之中，而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復興，則系于這一基本歷史命題的解決。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歷史性的理論和實踐課題

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從典型形態的邏輯發展提出未來新社會經濟形態本質上是在直接社會化生產基礎上、以自主勞動為核心的經濟形態。對于未來新社會的經濟運行機制，馬克思、恩格斯曾設想，在那種直接社會大生產中，商品經濟已不存在，整個社會經濟的運行已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商品”和“貨幣”將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消失。這樣，就將把社會從對貨幣過分依賴和商品拜物教的魔力中解放出來。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后，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設想的理解，也認為在新建立的社會里，將沒有商品，取消貨幣。

20世紀初的一段時間，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政治經濟學將“消亡”的理論，曾一度成為主流思想。希法亭、羅莎·盧森堡、布哈林等著名理論家都持這種觀點。十月革命勝利后，布哈林仍堅持這種看法，他在1920年出版的《過渡時期經濟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理論政治經濟學是關于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的科學，也就是關于無組織的社會經濟的科學……其實，只要我們來研究有組織的社會經濟，那么，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切基本‘問題’……就都消失了。”布哈林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經濟學的告終。”

蘇維埃初期的經濟建設實踐、特別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出現的問題，使具有高度唯物主義精神和辯證思維能力的列寧，堅定了從現實出發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的新思路。隨著列寧對建設社會主義要從依據書本轉向依據實踐的基本思路的明確，很快就對“戰時共產主義”體制進行了徹底的反思。他認為“我們用‘沖擊’的辦法，即用簡捷、迅速、直接的辦法實現社會主義生產和分配的原則的嘗試已經失敗了”。隨著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列寧的思想發生很大變化。他說：“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列寧要求放棄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重新回到迂回曲折的道路上來，強調必須善于考慮那些便于由宗法制度、小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中間環節。列寧這時已經認識到：“商業正是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我們居于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必須全力抓住的環節’。如果我們現在緊緊‘抓住’這個環節，那么不久的將來我們就一定能夠掌握整個鏈條。否則我們就掌握不了整個鏈條，建不成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系的基礎。”隨著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布哈林的思想也發生重大變化。他在1925年發表的《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中提出：“現在我們看清了我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過去我們認為，我們可以一舉消滅市場關系。而實際情況表明，我們恰恰要通過市場關系走向社會主義。”

我國經濟學界在20世紀50年代興起第一次關于勞動價值論的討論高潮，主要涉及的問題是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是否具有商品經濟屬性、價值關系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具有什么樣的作用。在這次討論中，圍繞價值規律與計劃經濟關系這一焦點問題，產生了一些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理論觀點，試圖突破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價值規律關系方面的觀點。其主要的思路是，從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物質利益原則和物質利益關系，來論證社會主義社會、特別是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存在商品關系的原因，并依此肯定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交換的生產資料也是商品，要把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與經濟核算的矛盾統一體，價值規律通過經濟核算調節社會生產。但這種理論觀點并沒有成為當時思想認識的主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理論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有了重大進展。改革進行不久就確認了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人類社會不可逾越的階段，后來又確立了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從發展生產力和實現現代化的高度來認識發展商品經濟的必然性。在鄧小平直接指導下召開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指出：“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大力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生產社會化、現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他后來又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由此可見，按照鄧小平的思想，市場經濟不但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且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過程中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必將繼續存在并得到充分發展。依據這樣的基本事實和基本判斷，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必然建立在這樣一個現實的條件與基礎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必須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就是必然的邏輯結論了。

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經歷了輝煌又遭受嚴重挫折的社會主義實踐運動向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提出的歷史性任務。這一歷史性任務的核心，就是要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探索和創建扎根于現實的社會主義新的實現形式。

馬克思在1864年10月寫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公開宣稱他的政治經濟學是“勞動的政治經濟學”，是“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并以之與“財產的政治經濟學”(在德文版中是“資本的政治經濟學”)相對立。他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就是勞動者“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的生產關系，在這種生產關系中，“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只是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種手段。”這是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規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所以是社會主義的一種新形態，在本質上仍以自主勞動為核心，但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卻與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的設想不同，要以商品價值關系為基礎。這就是在整個社會經濟運行仍然要以“價值”作為基本運行機制的基礎上，探索實現勞動自主、克服勞動異化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就決定“價值”仍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邏輯的基礎，勞動價值論必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進一步發展和豐富。很明顯，這是已有的理論都不能完全回答和解決的歷史性課題。當然，這是整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亦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的理論創建過程。這個意義和難度都極其巨大的理論課題，雖然在改革實踐中已明確提出和充分展開，但并沒徹底解決。應該客觀地承認，與快速而復雜的改革狀況相比，基本理論的研究和創新是相對滯后和薄弱的。這里，只是從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基石的角度，探討實現勞動價值論在社會主義市場中的具體化和轉型中的幾個問題，實際上主要是提出問題。

二、交換關系的“價值化”：價值系統的重構與價值規律的基礎作用

計劃型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在本質上是排斥商品經濟的，因而呈現出“非商品化”、“非價值化”、“非貨幣化”、“非金融化”的實物化傾向，但實際上并沒完全消除“商品”和“貨幣”，并沒實行以勞動時間為計量單位的“勞動券”。用勞動時間來直接表現和計量的“透明而簡單”的經濟關系在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并沒出現，而是出現了一種非常獨特的狀況，即雖然商品、貨幣、價格等仍然存在，但在相當程度上，這些“商品”、“價格”、“貨幣”、“金融”已經不真實了。很明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即對交換關系及其決定的經濟運行系統的改革，就是對交換關系仍然具有商品交換屬性的承認和肯定。從發展趨勢來看，就是從趨向“實物化”的指令性計劃機制向“價值化”、“貨幣化”、“金融化”經濟關系的轉變。具體地講，就是使價值系統中的各種范疇真實化，使貨幣成為真正的貨幣、價格成為真正的價格，從而形成市場經濟的價值系統，即以價值為基礎、以價格為中心、以貨幣為媒介、以金融為樞紐不斷發展和相對獨立化的虛擬經濟系統。這是一個包括價格、貨幣、資本、金融和不斷出現的各種金融衍生品的多層次龐大系統，這個虛擬經濟系統與實物經濟系統相對應、相聯系，但又相對獨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系統的形成，是以經濟關系的“價值化”為根基，即在承認價值規律客觀性質的基礎上讓其充分發揮作用。現實社會主義既然是市場經濟，其基礎性規律就仍然是價值規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先驅孫冶方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講過，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交換關系系統來看，核心是探討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實現程度和作用形式。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價值規律，是建國以來我國經濟學界討論時間最長、發表論著最多的問題之一。然而，對價值規律的認識，卻經歷了難以想象的曲折過程。前，在斯大林思想的影響下，我國理論界一般都否認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尤其是對全民所有制內部調撥的生產資料起調節作用，認為它只起影響作用，或者說主體上不起作用，只在局部起作用，起主導作用的是計劃機制，認為可以自覺地利用價值規律，來制定計劃價格。時期，價值規律曾被看作“私有經濟的遺物”、社會主義經濟的“異己力量”。然而實踐證明，否定和違背價值規律會受到懲罰。親歷新中國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長過程并居高層領導崗位的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深有感觸地總結道：“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制訂的計劃價格都背離價值，所謂‘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實際上是拋棄價值規律，因而難免要受到客觀經濟規律的懲罰。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不應該在所謂的‘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名義下，為各類商品制訂計劃價格，而應該讓價值規律在市場上自發調節價格。”

當經濟體制改革從否認、排斥商品經濟進展到局部承認商品經濟，又從整體上模擬商品經濟發展到要搞真正的市場經濟的時候，就意味著必須承認價值規律的客觀性質和作用。而承認價值規律的客觀性質和現實作用，就必須承認價值規律的作用形式——價格市場化，因為價值規律對社會生產的調節作用，是通過競爭和市場價格的波動來實現的。因此，改革價格形成機制，實現從行政定價機制到市場定價機制的轉變，是重構真正的價值系統最直接的一項基礎性工作。通過價格改革，實現從計劃型價格向市場型價格的轉變，就是從背離了價值規律的價格向符合價值規律的價格的轉變。只有實行市場定價體制，使價格真實化，才能使價格及其變動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消耗和供求關系的變化，歸根到底反映價值及其變化，做到價格關系順當，價格結構合理，價格信號準確。我國價格改革的目標，是用市場價格體制取代傳統的政府定價體制，實現價格模式的轉換。因此，價格改革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以“價值”為核心和基礎的運行機制，進而邏輯地形成整個價值系統——從商品市場到貨幣市場、再到資本市場，以致整個虛擬經濟系統的關鍵和基礎。1984年10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同時，鮮明地提出，價格體系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價格改革是繞不過去的，價格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首先要過而又最難過的關口。

回顧近30年的改革歷程，我國以價格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運行機制改革，雖然也發生過認識的分歧和爭論(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價格改革與所有制度為關鍵、孰先孰后的爭論)，雖然還遇到過波折(20世紀80年代末的價格闖關及其挫折)，但由于改革的基本方向一開始就比較明確和堅定，這就使中國的經濟運行機制改革堅持以市場為取向，也就是要真正實現交換關系的“價值化”，即真正讓價值規律起作用。同時，在改革的方式上，又堅持從實際出發，走“調放結合、先調后放、逐步放開”的漸進式改革道路。在改革的范圍和深度上，著眼于整個市場體系的形成，從狹義價格改革擴展為廣義價格改革，以實現價格改革過程同完整的市場體系的統一，同市場機制整體功能的發揮統一，逐步形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體系和虛擬經濟系統。

經濟運行機制的根本改變，必然引起宏觀經濟運行模式的變化。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模式，從基本上排斥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轉變到“計劃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模式，后經由“雙軌運行”模式、“有調節的(或有計劃的)市場運行”模式(“國家有計劃地調節和控制市場，市場調節和引導企業和個人的活動”)的過渡，最后確立為“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模式”，即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新方式。可以看出，相對改革的另一條主線，也就是所有制改革、特別是公有制的市場現實形式改革來講，我國的經濟運行機制改革，雖然不能認為已完全成功而告終，但總的來說，交換關系的“價值化”和市場機制的“復歸”還是比較順利、比較成功。然而，從我們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和特征要求來看，在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經濟運行模式方面，還存在一些相當深刻和難解的問題：如，當從理論上肯定了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客觀性，在實踐中讓其充分發揮作用的時候，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還有沒有自己的特點?還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自覺利用價值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價值運動、價格運動、貨幣運動、資本運動和虛擬經濟形態除了具有市場經濟中的一般規律外，還有沒有自己的新特征、新特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模式除了具有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以外，還有沒有自己的獨特功能和作用?西方經濟理論認為，市場經濟國家進行政府干預的依據，其基本理論是存在市場失靈，就是承認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有消極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的依據也僅是市場失靈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抑制和克服市場機制的缺陷、消極作用?

雖然已肯定了價值規律仍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性規律，價值規律已成為決定經濟系統中各個經濟活動主體的運行機制及宏觀經濟系統中的社會勞動實現均衡的基礎性機制。但由于商品生產賴以存在的經濟條件不同，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形式和后果也會不同；由于不同所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中的經濟利益關系的性質的差異，價值規律的作用程度和作用形式會有所差別。因此，上面這些問題并不是“偽問題”，應該說是有依據、有意義的，是需要首先從基本理論層次進行探索并解決的。

三、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對按生產要素分配問題的認識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創建和發展，收入分配理論發生很大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提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問題。然而，如何理解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存在認識上的分歧，這個問題又與如何認識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相關聯。

勞動要素和非勞動要素在我國現實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非勞動要素具有價格是毫無疑問的，但非勞動要素參與價值分配的根據是什么，其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中質的區別和量的界線在哪里?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應當承認，這個問題相當復雜和頗具難度。在思想方法上，長期以來就存在著將價值創造當作決定收入分配的依據和衡量收入分配合理性的標準。由于理論上的簡單化，不少人都認為馬克思提出的按勞分配理論是根據其勞動價值論提出來的，在思想中存在的一個邏輯推論就是，既然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決定的，那么勞動就理所當然地應當成為分配個人消費品的唯一依據。這種邏輯推論的內在理論前提就是，按勞分配的合理性就是由勞動價值論決定的，由此可得出的一種更一般的理論前提就是，價值分配是由價值創造決定的，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是直接等同的我們認為，要獲得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認識，首先必須正確認識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的關系。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或者準確地講，是兩個有聯系的不同層次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這兩個問題是全部經濟問題中的兩個極端，也就是說，價值創造是最深層次的問題，是被許多現象包裹和掩蓋著的問題；而價值分配(嚴格地說，應該是產品的分配)則是最現實的問題，是全部經濟活動最終的結果。價值分配則是最復雜的，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從價值創造到產品分配，是一個從對一定社會形式下經濟活動的一般本質規定上升到生產關系的邏輯展開過程，即從抽象推演到具體的過程。區分商品價值的創造與分配是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觀點。這顯示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與他所批評的“庸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的差異。簡單地講，馬克思認為，經濟現象和經濟關系是多層次的系統總和，其研究方法是立體化和層次性的，而“庸俗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一個主要傾向和特征，就是平面化、同質化和靜態化。西方經濟學中關于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理論就是以混淆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為前提的，薩伊的“三位一體”論就是貫穿至今的思路：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土地和資本這三個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那么這三大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就應共同分享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價值(社會財富)。而馬克思認為：“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要認識這種分配關系，就必須對這種生產關系進行具體的剖析。從這樣的研究方法來看待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與勞動價值論的關系，就可得出兩個看似“矛盾”但都可以成立的論斷：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不等于它能夠創造價值；勞動價值論也不否認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論斷之所以都能成立，關鍵就在于它處在問題的不同層次，收入分配的具體狀況取決于對具體的生產關系的歷史性剖析。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作為進入商品經濟社會后就一直存在、并且迄今為止并不以社會形態的變更而消失的歷史事實，肯定有其經濟上的必然性。特別是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人們曾經試圖徹底清除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這一現象，出現投資饑渴和資產浪費的頑癥，遭到經濟規律的懲罰，這就從反面證明了它的客觀必然性。

前面講過，價值分配是由各種具體的經濟關系決定的，是比較復雜的。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并不是由非勞動要素在商品價值生產中所作的“貢獻”決定的，而是由人們對非勞動要素的所有權決定的。概括來講，它包含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它是生產資料所有權對所雇傭的勞動的支配關系決定的，反映這種生產關系的性質和內涵。如，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家之所以可以獲得勞動力價值以外的全部剩余價值，并不是因為資本家擁有的生產資料創造了價值，而是由于資本家擁有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從而可以支配購買來的勞動，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另一種情況是，它是由商品經濟的經濟關系決定的，是由商品交換活動中的所有權(包括所有權的分化形態，比如生產資料支配權等)的平等交易關系決定的，如，資本借貸活動中的“利息”這種非勞動要素收入，股票、土地交易活動中的“股價”、“地價”等。這種非勞動要素收入是商品經濟中最基本的利益原則、效益原則所要求的，也就是說，基于經濟發展的利益和效率要求，必須使投入生產過程的非勞動要素獲得一定的回報，各種生產要素都不能無償使用。前一種情況是具有社會經濟形態性質的，是特定生產方式的具體狀況，后一種情況則具有比較一般的特征，即在整個經濟活動具有物質利益制約性和基本效益要求時，亦即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它都會存在。公務員之家

作為反映私有制生產關系的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曾經比較著力地揭示了它的本質和形態特征，提出了它的歷史性(包括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和歷史作用)，揭示了它們是由于對非勞動要素的私人占有而無償占有剩余勞動(價值)的共同本質，從而揭示了它們終將由于其內在對抗性矛盾的激化而被消除。如，對封建社會的地租、資本主義社會的利潤、地租等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的具體形態的剖析。因此，人們對這個方面的認識比較充分，而對非勞動要素作為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基于物質利益的制約性和效益趨向的基本要求，在一般商品交換中也應該得到補償，以合理的價格進行交易，即基于對資源和資產投入生產、節約使用和保值增值的激勵，而對讓資產取得適當的收益注意和研究得不夠。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存在著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勞動價值論與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實現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就是理論和實踐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在這樣的社會發展階段和復雜的經濟構成中，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又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一種是私有制中的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另一種是公有制中的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兩者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存在需要研究的問題。現在它們都歸屬在“所有者權益”的名目下，但其實質和歸屬是不相同的，其數量也會有所差別。另外，私有資產收入的控制和使用投向的引導問題，公有資產收入歸屬和受益者落實問題，公有資產收入與勞動收入的分割和數量比例問題，都需要在理論上給予準確的說明。然而，無論怎么講，我們仍然應清晰地把握住勞動價值論與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的基本關系，既不能因為必須承認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的現實及其合理性，而否認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也不能因為堅持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理而否認價值分配的多元性或多種形式，導致分配形式和內涵的單一化，這樣對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都是不利的。

在市場經濟中，各種生產要素都有價格，都參與價值分配，這無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都是一樣的。但這種形式上的一致，并不意味著沒有基本生產關系上的區別，“資本主導型”價值分配與“勞動主導型”價值分配在質和量上都有一定區別，需要仔細研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共同存在和發展的情況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都起作用，交織在一起，情況非常復雜，這更需要我們在理論上有清醒的認識，在實踐中逐漸形成規范的分配體制。

非公有制企業的收入分配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已比較清楚，其資產收入和所有者利益的保護，作為經濟主體來講，已經是資產所有者的自覺行為，現在的問題是要減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預和收費，而對于其中的勞動者收益的保護，則需要政府的有力干預。如，勞動保護制度的實施、最低工資的制定和失業保險的實施等。

現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難點是如何形成市場型公有制企業分配體制。公有制經濟中的市場型分配體制也應該是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并應以按勞分配為主，但按要素分配也必不可少，因為職工持股，包括經營管理者、技術人員持較多的股，都是公有產權結構的組成部分，但如何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分配機制確實還要進行探索和創新。現在看來，主要有三個問題需要解決：其一，經營管理者的收入分配問題，其構成當然是以按勞分配為主，輔以按要素分配，怎樣實行有充分合理激勵的工資、年薪制、股權和期權收益等，目前都沒有形成規范、有效的機制；其二，是科技勞動者的收入分配問題，在這一部分勞動者中如何形成按勞分配為主、按要素分配為輔的收入分配機制，目前也正在探索，但進展不快，也需要加快進度；其三，是直接生產者的收入分配問題，這一領域過去的經驗較多，但如何在新形勢下更好地調動廣大直接生產者積極性，在生產發展的同時不斷提高其生活水平，形成正常、有效規范的收入分配機制，也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轉“軸心”：基本經濟范疇與基本經濟規律

價值是對商品經濟中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機制在理論思維中的本質抽象。在社會化生產方式中，價值不是單純存在的，而是與一定的社會制度和生產關系結合在一起的。價值規律雖然仍是經濟運行的基礎性規律，但這種經濟形態的主導性經濟規律卻是反映這種生產方式的性質和運動的基本經濟規律。因此，從一般商品經濟層面研究和認識價值的本質內涵后，要對某一社會經濟形態進行研究，就存在著把價值規律與某一特定生產方式結合起來研究，進而揭示這一經濟形態的基本經濟規律的任務。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是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商品經濟的結合。馬克思是在科學奠定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進而揭示了剩余價值這個資本的本質和資本主義運行的基本經濟規律。但市場經濟并不直接等于資本主義，價值規律并不直接等同于剩余價值規律，也不直接轉化為剩余價值規律。社會主義改革運動，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以來，高潮與低潮更迭，成就與困難并存，到20世紀80年代末又急劇分化，東歐一些國家在運行方向上發生歷史性激變，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國家要進行目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創新，在“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探索過程中，一直感到理論準備相對不足。因此，為推進改革所需要的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自然也需要從一些最深層的基本命題做起。

任何一門科學的任務都是對其研究對象的本質和規律的認識。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最終目的，“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果停留在經濟現象描述的水平上，那就說明這門學科還很不成熟。要真正進入科學大門就必須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由此形成概念或范疇，并進一步揭示其本質和規律。

作為體現社會主義生產的本質、決定它發展的基本趨勢的基本經濟規律，就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長期流行的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表述及后繼的研究者對這一表述的補充和闡發，都與真正科學的認識有著相當的距離。因為雖然主觀上都是在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來研究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但實際上卻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研究基本經濟規律的思路和方法，這是因為斯大林所理解的基本經濟規律的內涵及研究這一問題的方法，與體現在《資本論》中的馬克思關于基本經濟規律的理論和方法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實際上是對馬克思思想的簡單化和片面性的理解。

馬克思揭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典范所體現的方法論要求是，首先運用社會本質結構分析法，從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中剖析出基本生產關系，然后根據這一基本生產關系，進人直接生產過程的考察，揭示該社會生產過程的社會實質。在此基礎上確定這一經濟形態的基本范疇。最后在各經濟過程、各種因素和條件的變化中考察基本范疇的運動狀態和發展趨勢，以此全面揭示這一經濟形態的基本經濟規律。基本生產關系、基本經濟范疇和基本經濟規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基礎性的并緊密聯系的問題。剖析基本生產關系是研究基本范疇和基本經濟規律的出發點和基本前提，進入生產過程、依據基本生產關系、揭示生產的本質、確定基本范疇是揭示基本經濟規律的關鍵。

令人遺憾的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至今還沒有解決這些基本理論問題。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結構和運行的“軸心”問題(類似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是一個未被重視、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范疇(類似《資本論》中的“資本”范疇)這個貫穿整個理論體系的主線問題，至今還未解決。因此，客觀地看，現在對現實形態的社會主義經濟——市場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的認識，還遠遠達不到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的深度，也就是說，還遠沒有達到對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比較徹底的理論把握。

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認識，學術界曾經進行了長時期的探索，提出各種不同的觀點。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20世紀80年代曾出現從基本理論層次研究社會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熱潮，有一些學術集體在學術帶頭人的帶領下，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方法，構筑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體系。以雍文遠為帶頭人的學術集體認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范疇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最本質的特征，同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的某一特殊成果相聯系，最集中地體現社會主義勞動者的物質利益。因此，它必然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轉的核心。他們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范疇或社會主義經濟運轉的軸心，只能是社會產品中扣除C以后的那部分產品(V+M)。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范疇的這部分產品，他們把它叫做社會必要產品。并認為，社會必要產品這一新的經濟范疇的出現，反映了生產關系的根本變化。人們進行生產不再是為了某一階級或社會集團憑借他們占有生產資料的權力，去占有剩余產品，而是勞動人民作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去共同占有全部凈產品(V+M)。這意味著在消滅了剝削階級以后的社會主義社會里，人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正因為產生了這種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所以社會必要產品才能又成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轉的核心。以王玨為帶頭人的研究集體也曾進行過這種研究思路的努力，他們認為，任何社會經濟的運動，在客觀上都是圍繞一個軸心運轉的。這個“軸心”就是社會經濟運動的中心范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于經濟范疇的揭示，首要的是確立中心范疇。王玨認為，確立中心范疇要考慮三個主要條件：一是它能體現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二是它能反映社會生產的目的；三是它是自始至終貫穿整個理論體系的紅線。他們認為，從這三個條件來看，能體現社會主義經濟運動的“軸心”的中心范疇，只能是必要價值。所謂必要價值，就是勞動者在聯合勞動中為自己同時也為社會創造的新價值。這部分新價值對勞動者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不可少，同時，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鞏固和發展也必不可少，所以稱為必要價值。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作為社會發展基礎的一般剩余勞動，已轉化為滿足勞動者整體和社會需要的勞動，也就是轉化為滿足全體勞動者需要的必要勞動了。必要價值的生產，正好體現了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因而必要價值運動的規律就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然而，令人驚異和發人深思的是，當他們專著《必要價值論》在20世紀80年代末出版后，卻頗遭冷落，理論界竟以沉默來對待。近年來，在人們一般都不再研究這些基本理論問題的情況下，李鐵映在對勞動價值論進行新的思考時，提出用“凈增價值”來表示社會主義經濟中剩余產品的價值或剩余勞動創造的價值的新觀點，并界定“凈增價值”所代表的財富、利潤，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做了必要扣除以后，僅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的部分的新觀點。認為這樣可以把按勞分配與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相結合，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經濟成分共存條件下的分配制度。在多數人不再對基本理論感興趣的情況下，這種有益探索更顯得難能可貴。

應該說，從現實出發，對市場型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理論認識仍任重道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深化和發展勞動價值論，在堅持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大廈，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的艱巨而宏大的歷史任務，是實現現代化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也是我國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所在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