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市場經濟為取向創新的理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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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經濟改革已進行了30年,伴隨著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的歷史進程,使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化：一方面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另一方面社會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和矛盾也更為復雜。因而對于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就難免有爭議,一段時間以來，從理論界到社會大眾對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產生了一些爭議。不少意見對促進和深化改革有著積極意義，但也有一些人由于判斷問題的視角不同，而存在一些片面的認識乃至錯誤的認識。因此，在對以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的共識上生產了障礙。我們究竟怎樣看待當前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如何正確認識改革進程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這對于我們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如何推進改革極為重要。本文就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這一重大問題提出理性思考。

一、以市場經濟為取向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

1.我國以計劃經濟體制向以市場經濟為取向改改革的必然選擇革的轉變過程1978年底，我國的經濟改革從農村開始起步，然后推進到城市，從引進市場調節機制到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從根本上變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因而是一個歷史性的變革。我國農村經濟以市場為取向改革的成功初步顯示了這一歷史性變革的意義。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認識到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不是根本對立而是可以兼容的，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這一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的過渡性目標的確立，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是一個進步。到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明確了我國的國民經濟運行和國民經濟管理，要通過“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來推進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由于我們在計劃體制中引入了市場機制，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范圍和程度的不斷擴大，于是，就自然引出了計劃與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的問題及其爭論。長期以來，人們總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根本對立的關系。

這種僵化的思維和認識嚴重束縛著以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的發展。正在處于認識上的迷茫、經濟改革面臨方向性抉擇之際，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強調，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二者完全可以結合起來，并提出了我們也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思想。

黨的十四大報告，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目標。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從此，我國的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就由以前“摸著石頭過河”進入到了按照明確的目標探索前進的新階段。經過30年的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我國基本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國家。

2.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順應了生產力發展要求縱觀我國30年的改革歷程，中國的經濟改革是以經濟市場化的啟動和提升為歷史主線的。改革之所以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是由于原有計劃經濟體制已經走到歷史盡頭，生產力開始反抗生產關系。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自形成開始就暴露出明顯的體制弊端，即在理論上不認同企業和個人是獨立的商品生產經營者，在實踐上企業、農村農戶沒有自主經營權，也就沒有積極性，沒有活力，導致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雖然先后經歷了5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兩次以自上而下的權力下放為核心的體制調整，但是，幾次權力下放是局限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并沒有涉及到企業及個人，體制調整的結果是強化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伴隨這種強化，到70年代末期，原有體制的弊端已經發展到極點，最后終于發生了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反抗，即來自農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探索。這次改革與歷史上自上而下的體制調整不同，是來自生產力自下而上的積極反抗，因此，改革一開始就是順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而改革的初始動力源于生產力，改革一開始就觸及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即賦予基層經濟行為主體包括企業和農戶的自主權利。這樣，改革跳出了歷次行政層級之間權利調整的循環，啟動了實質上解體原有體制的過程。

盡管改革一開始還在原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內進行，但是，計劃經濟體制一旦啟動解體過程，整個體制的運動就開始以自身的邏輯推進。與以前的體制調整不同的是，這次改革一開始就不斷提高和增強市場機制的作用，而且，市場機制不再是作為計劃經濟的補充機制，而是作為獨立的體制要素在成長，市場機制這種獨立性的成長決定了改革的市場化指向與必然的邏輯，即以市場經濟為取向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必然選擇。我國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是一場前無古人的偉大變革。在這場偉大的變革當中，黨領導全國人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實踐，不斷創新，加深了對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的規律性認識，在全社會形成了推動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的思想共識和強大動力。

二、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帶來了富裕也凸現了矛盾

1.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極大地增強了國家實力快速地帶來了人民的富裕30年的經濟改革，特別是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是發展的巨大動力，造就了今日中國繁榮發展的局面，推動著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一是我國經濟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國家綜合國力得到極大增強。30年間GDP年均增長率9.7%以上，2007年底我國GDP總額達到24.95萬億元人民幣，躍居世界第四位，由1978年的1473億美元2007年增長到3.57萬億美元，進出口總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2007年增加到2.17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由1978年1.67億美元2007年增加到1.75萬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一。［1］二是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了重要進展。2007年第一產業比重下降到11.7%，第二產業產業比重上升到49.2%;第三產業所占比重達到39.1%，城鎮化率達到45%。［2］三是城鄉居民收入有較大幅度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長。全國財政收入達到5.13萬億元。［3］四川省經濟社會發展也和全國一樣快速發展，2007年全省GDP突破一萬億元，達到10505.3億元；財政一般預算總收入1395.7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1098元；農民人均純收入3546.7元。［4］地處四川省欠發達地區的達州市的經濟社會也得到快速發展，2007年，全市GDP510.41億元，比上年增長14.5%。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15.8億元，比上年增長38.1%。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135.02億元，比上年增長34.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06.6億元，比上年增長35.6%。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75.21億元，比上年增長17.8%。出口創匯3160萬美元，比上年增長89.9%。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51元，農民人均純收入3591元，比上年分別增長18.7%和14.9%。農村貧困人口減少7.89萬人。［5］目前，“我國從總體上已經進入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的快速增長期。”［6］這一系列深刻地變化，在中國的經濟發展史上是空前的，在發展速度上，即使放在世界經濟發展史的比較當中看，也是罕見的。

2.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涉及到各方面利益也凸現了矛盾隨著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進入到觸及面廣、涉及利益層次深、配套性強的階段，其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大大增強，矛盾和問題也表現得越來越多：不少群眾雖然受益于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的發展，個人財富增加了，但危機感也增加了；近些年，因為國有企業改制，許多職工下崗了；國有企業改制中出現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對下崗職工補償不足，再就業機制和社會保障體系又跟不上；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工進城遭遇歧視；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農民大量失地、城市住房強征拆建的矛盾；上學難上學貴，教育負擔重；看病難看病貴，醫療負擔沉重和不公；城市高樓一棟棟拔地而起，廣大居民的個人收入卻趕不上房價和物價的上漲;城鄉差距、區域差距、社會不同利益階層間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的矛盾和嚴重問題等等。

特別是面對我國出現的醫療、教育等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產品而采取市場化的失誤，使不少人憤怒了，而進一步歸咎于和否定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我認為這些矛盾的產生，的確是“屬于有一些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方案不周全、改革決策不民主、改革政策不協調不配套不健全的原因。但關鍵還是體制機制未理順、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進展不到位造成的。”［7］譬如，國有經濟布局過寬、過多的國有企業的存在，必然導致政資不分、政企不分和政府對國有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干預；產權不清晰、責任主體不明確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必然造成企業盲目投資、亂上項目；壟斷行業中自然壟斷和非自然壟斷業務區分不夠限制了非公經濟的進入；不科學的政績考核體系和事權財權不對稱的財稅體制，助長了一些地方政府一味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和地區封鎖，而忽視發展的質量和效率；特別是多年來我國政府自身體制改革滯后，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提供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職能界限不清，“越位”、“缺位”、“錯位”現象比較嚴重，管了許多政府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而應該由政府擔負的，為廣大群眾提供公益性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和由此需要的現代社會公共管理能力卻嚴重缺失。當然，也有一些改革，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衛興華所指出的“像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又處于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如何解決大量非農勞動力進城需要和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安居就業問題，實行廣覆蓋、有保障的醫療保健制度，實施非義務性教育制度等這些制度性安排，仍然處于探索之中。”［8］

3.理性、辨證地看待以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的得與失

面對上述困惑和責難，近些年，理論界、學術界也開始反思一些改革的成敗得失，一時爭議紛起。其中，不乏一些人從對具體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政策的檢討轉到對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的動搖，有的甚至呼吁要放慢和停止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步伐。我認為，要明確回答，這不是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的錯。我們應該看到，人民生活水平確實提高了是普遍受益于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如果要讓人們再回到計劃經濟那種吃肉要憑票排隊，買米買布要糧票布票的日子，回到那種沒有生活發展自主權自由選擇的年代，恐怕不可逆轉，人們也不愿意，更不順應歷史潮流了。所以，對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在我們已經看到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不僅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我們能夠普遍從中受益的同時，也要看到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調整。從理論上講，市場經濟是協調和維持人與人利益關系的一種行為規則，是社會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一種機制、體制。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就是改變我國過去長期僵化的、高度集權的、缺乏生機和活力的這種行為規則、這種運行機制和體制，也就必然要改變人們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之所以難，最重要的一點就在于改革過程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同等程度受益，體制轉變要打破舊有格局，必然帶來不同利益階層利益的重新分配。

因此，不存在一個十全十美、只有人獲益而無人相對受損失的改革，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種協調和形成利益分配契約的過程。有些改革措施對大家都能有絕對收益，但一部分人利益會少一些，一部分人利益會多一些，形成相對收益的差距。

于是人們對待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的態度也會發生變化，會從贊成轉向反對，由改革的動力轉化為改革的阻力。還有一些改革措施人們在未來會從中受益，但卻不可避免地在今天、在短期內要受到一定的損失，而且對未來還存在不可預見性。我們對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及問題，需要正視和理性分析，要用歷史的眼光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不能因為有教育、醫療衛生等非經濟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失誤，不能因為國有企業在改制中人為原因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甚至腐敗），不能因為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問題轉而全面否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因此，更需要我們在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中探索創新，要用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來解決前進中的矛盾和問題。

三、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改革的新共識

1.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凝聚改革新共識

黨的17大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作了高度評價，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9］“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10］十七大報告的這些論述，充分凝聚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的新共識。這是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的總動員令。因此，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方向。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必須明白和認識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堅決地推進市場經濟改革分不開的。正如著名學者遲福林所說“是改革，徹底改變了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地區乃至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是改革，充分激發了各種經濟主體的極大創造潛能，增強了人民的自立、競爭、效率、創新和民主法治意識；是改革，使社會主義經濟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促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極大發揮。”［11］因此，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適合中國國情、符合人民意愿、順應世界潮流的偉大改革。

2.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形成新的改革合力和動力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還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改革還要闖大關。要積極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改革，支持改革，進一步理清改革思路，統一改革思想、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和動力。盡快將人們對改革的關注和熱情轉化為促進改革發展的決心和信心，轉化為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突破體制機制性束縛的精神和勇氣，轉化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動力和干勁。在不失時機地推進市場經濟改革中，要注重提高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決策的科學性，要注重增強市場經濟為取向改革措施的協調性。

要進一步加大市場經濟改革的力度和改進方式。在力度上：正如總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就是以轉變政府職能和深化企業、財稅、金融等改革為重點，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特別是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作為關鍵，以轉變政府職能為重點，理順政府與企事業單位的關系，通過政資分開等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實現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切實把政府職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12］切實解決收入分配公平問題，使廣大人民群眾擁有平等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權利。在方式上：要加強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的總體指導和統籌協調，把行之有效的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措施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通過必要的組織構架，加強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規劃與方案擬定、措施配套銜接和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工作的協調；通過合理的體制、機制兼顧各社會群體的合理利益，努力尋求現有社會各階層、各群體之間的平衡，妥善處理好不同利益群體關系，著力解決好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就業、社會保障、分配、教育、醫療衛生、環保、安全等切身利益問題。使我國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充分體現以人為本，充分體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在改革開放30周年重要時期，是彷徨猶豫，畏縮不前，還是堅持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不動搖，將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前途與命運。惟有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形成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共識，才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