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要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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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資本邏輯”(CapitalLogic)成為我國學術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在充分肯定學界既有成果(立足其特定理論向度意義上的)學術價值的同時，筆者認為，目前的研究中存在著一系列應予重新審視的傾向性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使得其理論探索難以充分滿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實踐要求。本文擇取最為主要、與實踐的關聯最為密切的三種傾向進行批評性分析，以期更好地實現資本邏輯研究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一、對“資本邏輯研究等同于資本邏輯批判”傾向的審視

第一種傾向表現得最為明顯，即把“資本邏輯研究”完全等同于“資本邏輯批判”;盡管相關論者會原則性地提及資本在建構現代社會中的歷史作用，但話語中心在于否定性地評判資本邏輯，在于把資本邏輯劃定為馬克思主義者始終的“對立面”。例如，在資本對于物質資料生產的意義研究方面，有學者重在強調歷史唯物主義以生產邏輯取代資本邏輯的終極目標，認為“揭示資本主義內在的二律背反是馬克思哲學的核心內容”。在資本對于精神文化的影響研究方面，有學者重在強調資本邏輯乃是造成虛無主義泛濫的罪魁，認為它“吞噬人的精神家園”。在資本對于科學技術的影響研究方面，有學者重在強調現代科技的使用造成生態環境惡化、生活質量下降，認為“資本邏輯是科技異化的根本原因”。在資本對于人類安全的影響研究方面，有學者重在強調工業文明對人類實踐平衡的嚴重破壞，認為“資本邏輯的統治是‘高危時代’的根源”。在資本對于世界文明的影響研究方面，有學者重在強調資本具有分裂世界的“中心—邊緣”機制，認為資本邏輯造成了“‘全球混沌’的無序狀態等一系列惡果”等。這些命題指認了資本消極影響的當代表現，極具警示意義。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和黨的十八大報告，都將“市場經濟考驗”列為黨所面臨的四大考驗之一，這也突出地體現了黨對于資本邏輯消極效應的高度警覺。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對資本邏輯保持批判的根本立場，按照《共產黨宣言》的經典表述，人類解放就是要取消“資本的個性和自由”而實現“人的個性和自由”。問題在于，我們在牢記這一最高綱領的基礎上，主要的精力應放在探索實現這一綱領的具體步驟方面。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不是《共產黨宣言》所設想的西方發達國家社會革命的產物，而是馬克思晚年所設想的經亞細亞生產方式“跨越卡夫丁峽谷”的產物。從列寧以新經濟政策代替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蘇聯對斯大林模式弊端的反思與改革試驗、中國的改革開放、越南的改革探索，到朝鮮經濟政策的最新調整，早已經證明市場經濟是落后國家走向共產主義不可逾越的歷史臺階。這就要求我們在理論上把作為社會化大生產一般規律的資本邏輯、市場機制，從資本主義制度中抽象出來而“為我所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發揮由“基礎性”表述提升為“決定性”表述［1］，正是對這一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建設規律的積極肯定與能動運用。資本雙重性———文明的積極性一面與文明的消極性一面的奇異糾纏，構成了打開現代社會全部悖謬奧秘的“總開關”。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要求來看，探討如何進一步發揮資本邏輯的積極效應，應是理論工作的重心所系。即使對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本邏輯的負面效應保持時刻的、敏銳的批評鋒芒，其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應放在探索負面效應消解的具體途徑上，而不是以籠統拒斥資本邏輯的方式不了了之。由此，我們將上述“研究與批判相等同的傾向”指認為理論對實踐的一種偏離。當然，這種偏離不是無源之水，而是有其隱蔽驅力的;與之相應，我們就應當有針對性地予以端正。首先，40年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科書的編寫隨著實踐的創新而不斷創新，雖然教科書幾經修改，但教科書擁有強大的慣性和規范功能，盡管在實踐和理論上的創新過程中，均已突破了“資本主義等于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等于計劃經濟”這樣的傳統教條，還是有學者存在著“集體無意識”，而這種“集體無意識”又會無意識地代際繼承。有鑒于此，教科書中關于馬克思評價資本效應的多重維度中，當然要保留資本起源的殘酷性和資本積累的罪惡性，強調“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2］這一類的論題來立論，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伊始的意識形態工作中這是至關重要的，它有利于用簡潔明了的方式標定政治立場，防止國內外的敵對勢力與新生政權爭奪民心，是怎樣強調都不為過的，在今天這種強調也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可是既然資本效應具有多重維度，能否對原理教科書進行相應的進一步改革與完善?全面挖掘和客觀展現馬克思對資本效應的多重論述，還原經典作家看待資本的真實態度。在《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59—1861年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這些著作中，把馬克思在物質資料生產、豐富需要的滿足、交往的擴大化、偶性的人的揚棄、人對自然界的奴仆地位的擺脫、科學技術的進步等諸多方面對資本文明價值的高度肯定做更清晰、更明確、更系統、更凸顯的闡釋，而這些理論資源也有待于當代學者更深入地挖掘和發揮。從經典文獻的再挖掘與發揮入手，在實踐的層面上，在總結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運動變化(《社會主義500年編年史》中總結有飛躍有曲折，有歷史的經驗也有教訓)的同時，更明確地說明資本邏輯具有超越資本主義制度而普遍適用于社會化大生產一般規律的性質。或者更深入的闡釋資本的文明意義，科學解釋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關鍵一招”的歷史作用，必須植根而不能脫離關于資本、市場的經濟學原理，這是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等等。［3］其次，新左派知識分子或受新左派思潮影響的一些學者，對資本邏輯的多重社會效應采取“選擇性審視”的態度，對前現代社會和計劃經濟階段的歷史體驗采用“選擇性記憶”的態度，從而專門用過去的“長處”反襯今天的“短處”。如用財富均等(普遍貧困)比對貧富差距、用鐵飯碗(平均主義)比對失業問題、用滿天銀河(工業落后)比對PM2．5、用激情燃燒(個人崇拜)比對焦慮失眠、用家庭穩固(世俗壓力)比對離婚率上升、用味覺記憶(物質短缺)比對問題食品等等。由于左派和新左派認為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最“忠誠”的，因此，用馬克思的理論本身來糾正這種傾向是最有力的。例如，有學者“以馬克思對資本邏輯的分析范式為維度”，提出現代生態問題源于工業文明對自然的嚴重破壞的觀點。［4］這種對馬克思生態觀的闡釋“對”而不全，因為在事實上，馬克思揭示資本邏輯的自然破壞性維度的前提，是肯定了資本邏輯把人被動受自然統治轉變為人主動改造自然的建設性維度。《資本論》手稿寫道，“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之一是消除了人“對自然的崇拜”，“只有資本才……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的普遍占有”［5］390。再如，馬克思在關于19世紀古代印度的研究當中，冷峻地揭示了“自然崇拜”和“人的依賴”歷史條件下活生生的人向猴子、水牛頂禮膜拜甚至獻祭的野蠻境況，指責“它們使人屈服于外界環境，而不是把人提高為環境的主宰”;馬克思一方面批判英國殖民者的卑鄙行徑;另一方面，又客觀地承認英國資本充當了印度“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6］。推而廣之，全面性的資本邏輯研究工作應當把“資本邏輯批判”每一項命題的“反命題”從經典文獻中挖掘出來。再次，計劃經濟年代積淀而來的慣性思維使學者群體憚于分析資本的積極效應，出于一些學術以外的原因而影響學術論域的選取。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其目的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我們認為，就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發展階段來說，單純的資本邏輯消極性分析，并不能有效增強問題意識和解決實踐中的若干問題。針對這些干擾因素而展開的端正資本邏輯研究傾向的工作，必將是一個長期性的、綜合性的任務。這里我們僅就理論工作者的能動性方面提出些許建議。一是應增強問題意識而弱化“訓詁氣”，把資本邏輯文本研究與現實需要結合起來，避免把馬克思主義研究變成“馬克思學”的做法。“馬克思學”化的風格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大有市場，但我們堅持認為，聚焦于馬克思文本所指向的現實世界還是聚焦于馬克思的文本，是衡量學風優劣的重要標準。二是應當變資本邏輯消極性的單維度批判，為積極性與消極性的辯證分析，而在消極性分析方面不應止步于解釋功能的陳述，更要前進到對如何駕馭資本、既發揮其正面功能又節制其盲目運動的對策的探討。黨的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7］這些實踐要求，應當成為理論界資本邏輯研究工作的方向引導，而目前卻主要限定在政策解釋層面，因此，亟待成為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的新引擎。

二、對“資本邏輯與生活邏輯二元對立”傾向的審視

資本邏輯批判必然要預設某種據以展開批判的標準，當這一標準的設定偏離唯物史觀的歷史科學方法而(往往是無意識地)訴諸浪漫主義的“心理投射”方法時，就會形成與前述研究傾向內在相關的另一種傾向:將“資本邏輯與X邏輯(批判標準)進行抽象的二元對立處理”的傾向。如果說前述傾向表現為一些學者對資本的宏觀歷史效應的否定性評判，那么這第二種傾向就表現為一些學者對資本之于個人的生活影響的否定性評判，所以二者在內容上必然又是相互交叉的。例如，使用“生存邏輯”概念與資本邏輯相對立并展開批判的諸多研究;使用“生活邏輯”概念與資本邏輯相對立并展開批判的一些研究;使用“生命邏輯”概念與資本邏輯相對立并展開批判的有關研究;此外，還有使用“勞動邏輯”“勞動倫理”“生命倫理”等概念與資本邏輯相對立的其他提法，等等。首先，必須承認，預設某種“X邏輯”作為批判資本邏輯的標準、根據和尺度，既彰顯了馬克思主義者對待資本的根本立場，又從當代人的存在體驗角度深化了對資本的具體分析。因此，我們同樣主張預設“X邏輯”，并據以對照研究資本邏輯。黨的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7］以此為依據，我們采用“生活邏輯”(美好生活需要)概念作為標準預設。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資本邏輯與生活邏輯是何關系?將二者進行抽象對立的研究傾向是合理的嗎?這就涉及問題的核心，即標準設定的方法論選擇。前面已經提到，根植于唯物史觀的歷史科學方法才是正確的選擇。為此，我們暫且放下概念創作而“回到馬克思”，仔細玩味一下《資本論》手稿是如何設立資本邏輯批判標準的。《1857—58年經濟學手稿》寫道:“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5］107－108。簡言之，“自由個性”乃是“資本邏輯”的批判標準，但“自由個性”既不是“先于”資本邏輯而存在的范疇，也不是“外于”資本邏輯而存在的范疇;它本身正是資本邏輯自否定發展的歷史產物，是一種本體論承諾。這種不同于傳統形而上學式先驗的、抽象的、超歷史范疇的新型預設，是馬克思新世界觀批判舊世界的獨特武器。明確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說理論界前述研究傾向中存在方法論缺陷，并由此推出我們設定超越資本邏輯的生活邏輯的合理方式。概言之，應當歷史地理解(而不是抽象地對峙)資本邏輯與人的現實生活之間的真實關系，檢討以往研究中經常會無意識使用的浪漫主義“心理投射”方法。所謂浪漫主義的“心理投射”方法，就是當人們對當下的生存境況感到不滿時，會把內心期望的理想狀態投射到歷史空間或邏輯空間之中，幻想有一種完美的正義模型先于或外在于眼前的現實而存在。從基督教的“伊甸園”，到盧梭的“生而自由”;從《尚書》的“三皇盛世”，到洪秀全的“千年天國”;從斯密的“原始漁夫”，到費爾巴哈的“類本性”;從青年馬克思的異化史觀表述，到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都采用了這種方法［8］。遺憾的是，當前學術界的許多概念設定同樣存在著這種傾向。試問，有的學者所提出的“自發指向維持全體社會成員好的生活或正常的生活”的“自發性”來自何處，“好的生活”中必然包含的生存資料豐裕、人格獨立自由的因素又是什么酵母催生的?海德格爾所承諾的“人詩意地棲居”和“存在的歷史之思”，如果不是建立在資本邏輯促成人類擺脫自然宰制的前提之上，又與常受滔天洪水卻反而膜拜雷公電母的上古心智有何區別?馬克思早已指出:“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9］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是資本的橫空出世引發了生產力的革命，結束了自然經濟社會幾近停滯的“發展”狀態;是商品等價交換的日常活動塑造了現代人崇尚平等的意識形態;是貨幣持有取代土地依附的生存方式塑造了現代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等等。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最切近的任務乃是促進資本邏輯的運行而啟蒙生活邏輯的內涵。當然，《資本論》同樣指出資本造成貧困的積累、人格的物化、道德的淪喪與空氣的污染等，而保存資本的積極效應克服資本的消極效應恰恰構成“自由個性”—“生活邏輯”的實現道路。無論在西方思想界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學術爭論當中，還是在我國社會轉型期普通群眾的日常心理當中，對于市場經濟生活狀態的“愛恨交織”都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感慨。但流于形式的正反折中或耽于幻想的心理投射，都不能真正揭示資本邏輯與生活邏輯的辯證關系。如果用空間模型直觀比喻馬克思的歷史性方法與浪漫主義“心理投射”方法的差別，就是前者將生活邏輯繪成了資本邏輯的延長線，而后者將生活邏輯繪成了資本邏輯的平行線。可見，應當消解資本邏輯與生活邏輯之間的抽象對立，領悟到生活邏輯本身只能作為資本邏輯的“揚棄物”，而非“對峙物”才是合理的，領悟到生活邏輯乃是一種本體論承諾而非既存的、靜態的內容實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而非浪漫主義的方法予以說明和引導，需要在利用資本邏輯、控制資本邏輯的過程中超越資本邏輯。總之，根據當代中國實際，應對馬克思的資本邏輯學說進行創新闡釋，將資本從資本主義社會特殊范疇提升為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文明的一般范疇，進而解決中國語境中資本的理論合法性問題。在此基礎上，以馬克思的資本積極性思想為啟示探討中國現代化進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極融入全球化、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問題;以馬克思的資本消極性思想為啟示探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對資本邏輯的駕馭問題;等等。

三、對“默認資本邏輯具有抽象同一性”傾向的審視

與前述兩種研究傾向同樣具有內在關聯的，是默認資本邏輯具有抽象同一性的傾向。黑格爾曾把謝林哲學中的“絕對同一”原則諷刺為“黑夜中的黑牛”，它讓人什么內容差別也看不見、什么否定變化的潛力也看不見，從而窒息了思想的運動。同樣的道理，如果把資本邏輯視為無差別的、與具體的歷史文化無關的、橫貫一切時間和空間的盲目力量，就無法找到因地制宜發揮資本的積極效應、有的放矢地擊破資本的消極效應的對策方法。一些學者的資本邏輯研究中就存在這種抽象同一的傾向，他們的文風是把“資本邏輯”作為鐵板一塊，在文章中從頭至尾無差別地、無進展地使用。即使細化資本邏輯的構成因素，也多是在技術、運行層面展開，如列舉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個別資本與社會總資本，等等。毋寧說，他們所闡釋的只是19世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的資本邏輯一般規定。在馬克思本人的一般語境當中，“資本”即“資本主義社會私有資本”，因此，對資本的態度，同時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態度;而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改革已經建構出不同于這一資本類型的新型資本。當然，理論界既有研究在引申出該項資本邏輯研究的現實意義時，也會談及中國的現實問題，但往往只是用“克服消費異化”“遏制貧富分化”“防治生態惡化”等一般性的提法來處理，而對于資本邏輯的國別差異、歷史差異等最具現實意義的特殊性，并未予以正面的關切。其隱含的思想前提，就是承諾了資本的抽象同一性。這種研究傾向既沒有把握到馬克思資本學說的全貌，更沒有真正走進現時代的中國實踐。與這種傾向相反，筆者贊成以下的看法:“區別‘資本一般’與‘資本特殊’……對呈現資本具體樣87態的多樣、可能性，對現實中正確利用資本，都具有重要意義。”［10］改革開放的市場化導向經過不斷調整措辭(以商品經濟為補充的計劃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等)，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中正式確立下來，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范疇形成。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資本”從一個負面的、消極的、反動的經濟范疇變為價值中性的、普適的、在當前歷史條件下有利于我國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范疇。這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理論的與時俱進，即從“資本=資本主義資本”的舊公式變成“資本包含資本主義資本和社會主義資本”的新公式。我們黨在正式文件中，明確運用“國有資本”范疇，實際是已經用實踐的方式確證了思想理論上的突破。因此，對于當代中國而言，資本邏輯研究中最切近的問題應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新型制度形態本身，就包含資本邏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就包含有差別性的同一性、有同一性的差別性。因此，樹立對資本邏輯的具體同一而非抽象同一理解范式，是以理論研究助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重要前提。首先，應從經典作家的思想中提煉體現社會化大生產最普遍規律的資本邏輯一般，以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的堅實科學基礎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運行的有力科學指導。《資本論》中包含著關于這種意義上的資本邏輯一般的豐富論述，比如在談到現代社會大生產之所以能夠遠遠超過傳統社會的生產協作能力時，馬克思指出，與訴諸于暴力脅迫下的強制勞役不同，“資本則用另一種方式，通過它同自由勞動相交換的方法，來達到這種聯合”［11］21。再如，在談到現代社會勞動的組織形式時，馬克思指出:“勞動的集體力量，它作為社會勞動的性質，是資本的集體力量。”［11］83這些經典論述正是前現代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濟體制選擇的科學指南。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指出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1］在此基礎上，更加重要的研究工作是深刻把握經典作家對資本邏輯特殊的敏銳分析，以作為助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乃至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產力水平、創造新型文明形態的源頭活水。改革開放向當代中國人提出了一個必須依靠自己的實踐艱辛探索的時代課題———在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規范下如何發展市場經濟。前文提到，《資本論》對資本范疇進行了各種角度的分析，如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等等，每一種資本類型都有其獨立的運動規律，從而構成了技術意義上的資本邏輯特殊。但這種技術意義上的資本邏輯特殊，相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而言，則轉化為資本邏輯一般，即遵循一切國家社會化大生產普遍規律的資本邏輯規定。“現代社會的存在基礎在不同的經典社會理論家那里仍具有不同含義”［12］。那么，對于當代中國而言，究竟經典作家的哪些論述才構成了劃定資本邏輯特殊的源泉呢?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對資本邏輯的國別差異(空間差異)與歷史差異(時間差異)的獨到分析，因為這兩者對于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如在國別差異分析方面，恩格斯批評了把資本運行規律當作物理公式而簡單挪用的做法，指出“他完全忘記了，美國從一誕生就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的……而在俄國，基礎則是原始共產主義性質的”［13］。這就啟示我們，資本邏輯研究必須結合一定的民族文化條件而展開;對于中國的資本邏輯研究則首先要結合社會制度特點而展開。而中國資本邏輯的最大特殊性，就在于它的運行環境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統攝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中，“國有資本”“多層次資本”等構成了資本邏輯研究應予著力加強的類別。黨的報告指出，要“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7］。這些實踐層面的指導方針理應成為理論研究的指導方針。又如，在歷史差異分析方面，馬克思曾指出:政治經濟學的鼻祖“重農主義者……錯誤在于把一個確定的歷史社會階段的物質規律，看成是抽象的、同樣支配著一切社會形式的規律。”［14］11－12反過來，也就是說，包括資本邏輯在內的經濟運動規律，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作用機理，不能混為一談。這一原理同樣是我們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特殊規律的理論指南。從改革開放伊始“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經歷“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等環節，發展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充分表明了“中國的經濟體制變遷具有其獨特的內在邏輯”，這一邏輯“在很大程度上承繼了傳統社會主義體制遺留下來的寶貴遺產，并加以適當的修正與創新”［15］，從而成為以馬克思主義本真精神超越馬克思主義傳統結論的偉大創舉。深入到這些具體的、鮮活的資本邏輯特殊中展開理論研究，顯然要比前述浮在資本邏輯抽象同一性層面的做法更加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97實踐旨趣，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時代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伊始于改革開放，并且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其自身也得到不斷地完善和發展，書寫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踐邏輯是“采取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方式，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式”［16］。因此，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式其中蘊含的辯證法來辯證地把握資本邏輯，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與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的產物”［16］，在引入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助力的同時，資本借助市場經濟實現自身無限增殖的消極性也進入到中國，不斷地產生新的問題、新的情況，需要立足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在理論上觀照現實進程，深刻吸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資本邏輯論證的理論資源，并將其運用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運行中所遇到問題的分析中去，科學地、客觀地、現實地解決問題。

作者:張宇 單位:溫州醫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