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對消費不平等的破解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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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在為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時，亦有效驅動信息化時代的居民消費變革，為破解消費不平等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我國消費不平等問題的現實特征，本文從收入水平、消費模式和消費環境維度，闡釋消費不平等的發生機制，并采用泰爾指數對我國2005-2018年的消費不平等水平進行測度；進一步地，理論剖析數字經濟發展影響居民消費不平等的作用路徑，構建數字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動態面板模型實證考察數字經濟發展對于消費不平等的破解效應。研究發現：我國城鄉和省際居民消費不平等在時間維度上具有收斂態勢，而群體消費不平等則呈現愈演愈烈之勢；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不斷提升，對于居民消費不平等整體上存在破解效應。同時，數字經濟發展對于不同維度的消費不平等的破解效應有所差異。基于此，文章提出應加快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以數字經濟驅動消費資源優化調配和消費質量改善，從而破解消費不平等問題突出的困境。

關鍵詞：數字經濟；消費不平等；泰爾指數；動態面板模型；破解效應

伴隨著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居民消費水平整體提升，2019年人均消費水平達到21559元，實際增長率保持在6.5%左右，而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則創下新低28.2%。但需要注意的是，居民消費總量規模擴大的同時，居民消費差距拉大的現實問題卻漸趨凸顯。2019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28063元，而同期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則僅有13328元，且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亦低于農村居民2.4個百分點。報告指出，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充分不平衡發展的矛盾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居民消費不平等作為非均衡發展的具體表現，其是否能夠得到有效緩解關乎社會經濟穩定發展和居民福利水平提升。數字經濟作為依托信息化技術和平臺交易而興起的新經濟形態，引致居民消費傾向、消費選擇和消費結構的系列變革，從而為破解消費不平等問題提供了重要契機。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5.8萬億，數字經濟規模總量和發展速度均處于世界前列。《數字紅利》報告指出，數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數字技術創新為社會交易成本的降低提供了可能，而交易效率和交易成本的改善最終作用于居民消費。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有效弱化信息不對稱問題，有助于消費資源合理調配和消費機會公平化；另一方面，數字經濟發展推動居民消費行為和消費決策變革，從而有助于居民消費自我擴張和自我升級。基于數字經濟影響居民消費的多元路徑，充分發揮其改善消費質量和縮小消費差距的積極效應，是實現我國社會經濟均衡發展的不二選擇。

文獻梳理

消費不平等本質上表現為消費能力、可供消費資源以及消費機會的不平等（張翼和林曉珊，2015），受到居民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家庭結構以及市場化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響，相較于收入不平等，消費不平等的深刻內涵更能夠對社會不平等問題予以更好的闡釋。其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消費不平等的發生機制與社會經濟影響分析。多數研究將消費不平等歸咎于經濟不平等（張楠和韓秀蘭，2020）。李濤和么海亮（2013）認為家庭財富的差距是引致消費不平等問題的關鍵所在，而家庭結構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平等；趙廣川和馬超（2019）則提出社會保障水平和老齡化問題對于消費不平等的影響同樣不可忽略。盡管適度的不平等具有競爭發展的激勵效應（Deaton，2013），但過度的消費不平等卻容易導致消費需求在富人群體的鎖定效應、社會階層固化和矛盾加劇以及全體居民社會福利水平下降等問題。二是消費不平等的測度和趨勢分析。如何對消費不平等水平予以客觀準確地評估？可供參考的方法相對較多，包括消費基尼系數、辛格指數和泰爾指數等。同時，消費不平等的衡量并非單一維度，城鄉內部、城鄉間、省際間乃至群體間均存在差異化的消費不平等現象。孫豪和毛中根（2017）采用城鄉居民抽樣調查數據并通過泰爾指數對我國消費不平等進行測度，并將其具體分解為群體、城鄉、區域和省際等五個維度的不平等指標，研究指出我國整體消費不平等水平趨于收斂，其中城鎮居民消費不平等問題尤為突出。針對如何改善我國居民消費質量，多數學者從提升工資水平、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穩定物價等多個方面提出建議，而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數字經濟發展與居民消費的協同推進開始備受關注。趙明輝（2018）認為數字經濟發展依托互聯網平臺有效克服消費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有助于居民消費結構的改善；進一步的，賀達和顧江（2018）則認為數字經濟發展對于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的影響具有群體異質特征，40歲以下群體的消費效應提升最為明顯；劉榮婷（2019）和馬香品（2020）等同樣發現數字經濟發展能夠驅動居民消費行為和消費決策變革，從而對消費結構改善和質量提升產生積極影響。基于上述分析，既有文獻對于數字經濟發展的消費效應研究集中在消費規模和消費方式選擇等方面，但在數字經濟發展對于消費不平等的破解效應方面卻鮮有涉及；多數研究僅從實證層面定量分析消費不平等問題和數字經濟發展的消費效應，而消費不平等發生機制以及數字經濟影響消費不平等的作用路徑分析卻相對匱乏。據此，本文首先基于消費不平等發生機制，多維度考察我國消費不平等現狀，進而將數字經濟發展作用于消費不平等的具體路徑分析和動態面板模型實證考察其破解效應。與此同時，考慮到數字經濟發展的豐富內涵，本文構建多維指標體系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進行測算。

消費不平等發生機制與測度

理解消費不平等問題的發生機理并展開有效測度，是解決消費不平等問題的前提條件。消費不平等的核心內涵為消費資源、消費機會和消費能力的配置不均衡，對應的，本文對消費不平等形成機制的分析主要基于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消費模式和外部消費環境三個維度展開。其中，收入水平是消費資源支配和消費能力形成的基礎因素，消費模式則基于消費渠道、消費平臺和消費效率影響消費機會的供給，而以市場環境和制度環境等為主體的消費環境則對居民消費行為具有長期的潛在影響，其具體機制如圖1所示。居民收入水平不平等。收入水平作為居民消費的基礎性條件，能夠通過預算約束影響家庭消費支出。收入水平可以反映居民實際購買能力，而購買能力差異則進一步引致消費資源在城鄉間、群體間和區域間的分配差異。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市場化程度以及不同公共服務體系既容易引致消費資源的獨占性支配并產生消費排他性，也容易導致消費資源的流動性集中。以城鄉消費資源支配為例，高回報高利潤驅動下的優質消費資源更傾向于在城市集中，而農村則長期處于次級消費市場，從而導致城鄉居民消費不平等問題。居民消費模式不平等。消費渠道和消費平臺是消費行為發生的必要保障，其便捷性和通達性會影響居民消費選擇和消費心理。居民消費模式的不同深刻影響居民消費的交易效率和消費質量，相較于低級消費模式，高級消費模式更容易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從而引致消費行為的自我擴張和自我提升。同樣的，以城鄉消費模式差異為例，相較于農村居民相對單一的購物方式和匱乏的購物平臺，城鎮居民往往享受規模更大、產品更多的消費平臺，進一步加劇了城鄉消費不平等問題。外部消費環境不平等。包括市場環境和制度安排在內的外部消費環境同樣是消費不平等的重要成因。一方面，市場的趨利屬性會加劇消費資源的集中分布，同時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又有助于消費資源規模的最大化供給；另一方面，制度安排能夠調控居民消費機會和消費能力，通過經濟政策偏向和再分配等手段遏制消費差距越拉越大。基于上述消費不平等發生機制的分析，本文采用泰爾指數方法對我國居民消費不平等進行多維度測算。相較于其他消費不平等評估方法，泰爾指數能夠充分考察不同空間尺度下的多維度消費不平衡，同時兼顧消費不平等指數的組間分解和組內分解，從而明晰居民消費不平等構成。具體地，本文選取2005-2018年我國30個省份（西藏和港澳臺由于數據缺失，故不選取）居民消費支出數據作為研究對象。需要注意的是，2013年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消費數據采用城鄉一體化統計口徑，本文2014-2018年時段的數據按同一增長率估算得到。群體分組則根據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戶進行劃分，并設定同一群體組內家庭規模保持一致，且收入越低則家庭規模越大。具體地，本文基于城鄉、群體和省際維度對居民消費不平等予以測度，并參考孫豪和毛中根（2017）所提出的指標分解法，進行消費不平等指數組間分解和組內分解，結果如表1所示。不難看出，我國城鄉和省際消費不平等指數整體上呈現走低的趨勢。其中，城鄉消費不平等指數由0.22下降至0.14，意味著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差距不斷縮小，這得益于我國近年來農村扶貧和農村發展政策的大力扶持；省際消費不平等指數則由0.21下降至0.11，下降幅度更為明顯，說明區域間經濟發展質量和居民消費質量正在逐步拉近，這與我國有序發展、共同富裕的發展步調基本一致。需要注意的是，群體消費不平等指數則呈現截然相反的變化趨勢，由0.30上升至0.35，這揭示出我國不同收入階層之間所面臨的消費不平等問題仍不容樂觀。從分解結果來看，城鄉消費不平等主要來源于組間不平等，即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彼此的不平等，但下降趨勢明顯；但群體和省際消費不平等則主要來源于組內不平等，即相同收入階層內部和統一省份內部居民消費的差異顯著。數字經濟發展對消費不平等的破解機制數字經濟發展引導社會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一方面，通過數字技術在生產活動的融合應用，促進多元化產品增質增量從而豐富消費資源；另一方面，提供便捷通達的交易平臺，有效克服交易信息不對稱所形成的消費阻礙，提供了更多的消費機會。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發展能夠基于規范化的網絡交易平臺改善消費環境。基于前文的消費不平等發生機制，本文進一步討論數字經濟發展何以通過影響居民消費能力、消費模式和消費環境等路徑破解不平等難題，作用路徑分析如圖2所示。具體地，以大數據分析為基礎的數字經濟發展兼具技術應用信息化、生產工藝智能化、經濟活動網絡化和突破地域限制的空間化等特征，數字經濟發展驅動數字技術的開發應用，進而有助于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的提升，從而提供更多可供支配的消費資源。同時，生產效率的提升能夠有效降低生產成本進而引起產品價格的下降，最終有助于刺激居民消費；在數字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以淘寶、京東和天貓等為代表的一系列網購平臺涌現，電子商務產業蓬勃發展，而與之相配套的電商物流體系亦隨之搭上發展快車道。上述消費模式的改變有助于拓展居民消費渠道、提升消費效率并節約消費成本，實際購買力的上升無疑會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消費資源，而便捷通達的消費模式則帶來了更公平的消費機會；另外，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對網絡經濟市場環境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數字經濟作為新常態下經濟轉型的重要推力，亦受到國家經濟政策的重點扶持，這為數字經濟引領下的市場環境和制度安排優化提供了外部動力。

數字經濟發展對消費不平等的破解效應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

基于上述分析，不難看出數字經濟發展理論上能夠通過多重路徑破解居民消費不平等難題，但這一破解效應是否真正存在仍需要進一步實證檢驗。考慮到消費不平等問題在時間維度上潛在的路徑鎖定特征，本文將消費不平等指數一期滯后項納入模型，構建如下動態面板模型：Yit=β0+Yi,t-1+β1IEit+β2Xit+μi+vt+εit  式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β0為常數項，β1和β2表示待估系數，Yit表示居民消費不平等指數，即前文所得到的城鄉、群體與省際間消費不平等指數，Yi,t-1則表示居民消費不平等指數的一期滯后項；IEit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考慮到單一指標難以對數字經濟發展予以充分表征，本文參考趙濤（2020）所提出的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指數，構建涵蓋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從業人員規模、人均電信業務總量和移動電話用戶規模在內的指標評價體系，進而通過主成分分析方法測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μi和vt分別表示空間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考慮到影響居民消費不平等的因素眾多，本文同時引入一組控制變量，包括收入水平、儲蓄規模、物價指數以及城鎮化水平等，具體如表2所示。

（二）數據來源

本文所采用的2005-2018年省級均衡面板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統計年鑒，數字經濟發展部分指標選自《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為降低數據的離散程度和非平穩性特征，本文對部分指標采取對數化處理。

（三）實證結果分析

考慮到模型（1）中包含被解釋變量的時間滯后項，本文采用兩步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SYS-GMM）并以相關變量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來克服潛在的內生性問題。為降低個體差異和時間差異引起的估計結果偏誤，本文采用控制時間效應和地區效應的動態固定效應面板模型進行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AR（1）和AR（2）結果表明模型存在一階自相關且不存在二階自相關，Sargan檢驗則證明工具變量有效，即模型設定適用合理。結果顯示，居民消費不平等在時間維度上存在顯著的路徑依賴特征，前期嚴重的消費不平等會引致后期不平等程度加劇。而數字經濟發展對于居民消費不平等整體上表現為抑制效應，其中對于城鄉和省際維度的消費不平等抑制效應顯著，而對于群體消費不平等則尚未發揮有效的抑制作用，這一方面證明數字經濟發展對于居民消費不平等的確存在破解效應，但另一方面，這一破解效應在不同維度的消費不平等問題中卻存在差異性。究其原因，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有助于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農村消費條件的改善，從而降低城鄉消費不平等；類似的，數字經濟發展能夠為落后地區消費水平提升注入活力，最終有助于帶動省際間消費不平等問題的消除，然而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發展卻難以改變固有的收入群體結構，這也導致群體消費不平等難以克服。從控制變量來看，收入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消減居民消費不平等問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同樣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消費不平等程度，而儲蓄規模和價格指數對于消費不平等問題的影響則相對較弱。

結論及政策建議

基于居民消費不平等問題發生機制和數字經濟發展破解這一問題的作用路徑分析，本文采用泰爾指數，多維度考察我國消費不平等現狀，進而通過構建數字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予以衡量，并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實證考察其是否能夠破解消費不平等難題。研究指出：城鄉和省際維度的居民消費不平等水平不斷降低，而群體消費不平等指數則呈現走高的趨勢；實證分析結果與理論機制分析基本保持一致，數字經濟發展整體上具有消費不平等破解效應，且數字經濟發展在不同維度中的消費不平等問題中破解效應存在異質特征。據此，本文提出消費不平等問題的解決可以依托數字經濟發展。首先，通過完善網絡基礎設施，推動互聯網技術和數字經濟的廣泛應用，加速實現數字技術與生產活動的有機融合，進而提升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在滿足多元化個性化消費需求的基礎上，發揮其經濟發展和消費增加的引擎作用，進而有效弱化消費不平等問題；其次，以數字經濟發展潮流作為契機，順應和引領居民消費行為和消費決策變遷。具體地，完善網絡經濟交易平臺和消費渠道，提高平臺交易效率，同時大力推進電商物流體系配套發展，推動居民消費規模擴張、消費質量提升和消費熱情增加，從而縮小居民消費差距；另外，及時出臺數字經濟發展指導性文件，強化數字經濟市場秩序管理，凈化市場環境，進而優化數字經濟市場資源配置，提供合理有序安全可靠的消費環境和制度保障，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居民消費的公平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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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蕾 單位：西安石油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