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矛盾失誤探索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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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探究在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上失誤的原因，對于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關于“主要矛盾”范疇的提出

主要矛盾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范疇，盡管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沒有明確把它作為一個哲學范疇提出來加以論述，但他們多次提及要把握“主要的東西”、“主要形式”、“主要環節”等問題。從精神實質上說，這些論述都蘊含著主要矛盾思想，并在實踐上指導著他們的理論研究和實際斗爭。

是第一個明確提出主要矛盾概念，并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和論述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他在《矛盾論》中指出：在復雜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和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主要矛盾在事物發展過程中起著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則處于次要和服從的地位。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就比較容易解決了。“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社會主要矛盾是在某一社會歷史階段，對社會發展起著領導和決定作用的矛盾。它規定著社會的本質，支配著社會發展的過程，是人們應該首先或著重加以解決的矛盾。指出：“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注：《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2、314、252、47、253頁。）這就是說，分析社會的主要矛盾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中去尋找，但首先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中去尋找。正是基于這個思想，后來提出了“社會基本矛盾”的概念。所謂“社會基本矛盾”，就是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因為這兩對矛盾互相聯系、互相作用，共同構成社會這個有機整體，反映社會的全貌，但這兩對矛盾中最重要的還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

社會基本矛盾和社會主要矛盾是什么關系呢？在《矛盾論》中實際上也已作了回答，其大意為：社會基本矛盾是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自始至終的根本矛盾，它規定著社會發展全過程的本質，也規定著社會的主要矛盾，而社會主要矛盾則是社會基本矛盾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直接表現（注：《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2、314、252、47、253頁。）；社會基本矛盾具有相對穩定性，而社會主要矛盾則具有變動性；社會基本矛盾可以有多個（多對），而一定時期內的主要矛盾只能有一個。當然這種區別只是相對的，有時也把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當作一個概念來用。

二、對民主革命時期主要矛盾的分析和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認定

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把上述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思想，創造性地運用于新民主主義革的實踐，領導中國人民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社會的基本矛盾（或主要矛盾）。曾經指出：“中國很久以來就是處在兩種劇烈的基本矛盾中——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注：《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2、314、252、47、253頁。）但在不同歷史階段，這兩對矛盾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其具體表現形態也不同，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隨著歷史過程和階段的推移，及時而準確地認識和把握特定環境下的社會主要矛盾，以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大革命時期，北洋軍閥政府對外投降賣國，對內巧取豪奪。因此，社會的主要矛盾具體表現為人民大眾同北洋軍閥政府之間的矛盾。以此為根據，處于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制定了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實行合作，建立民主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因而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后的形勢，指出：竊取了大革命勝利成果的國民黨新軍閥，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實行法西斯統治。人民遭受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注：《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2、314、252、47、253頁。）。因此，主要矛盾就轉化為人民大眾與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矛盾，黨也由此制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深入農村，發動貧苦農民，實行紅色割據。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革命的形勢大大好轉了。

抗日戰爭時期，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這就使得人民大眾與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府之間的矛盾降到相對次要地位。指出：中國人民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們的方針是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注：《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302、314、252、47、253頁。），抗日戰爭的勝利，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是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巨大功勛。

解放戰爭時期，反動集團為了達到其繼續實行獨裁統治的目的，違背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和平的意愿，悍然發動內戰。這樣，人民大眾與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政府之間的階級矛盾重新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在的領導下，我黨制定了“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建立最廣泛的反蔣統一戰線”的策略原則。蔣家王朝的覆滅，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

建國以后，對主要矛盾的認識，既有正確的一面，也有錯誤的一面，總的說來，是一個從基本正確逐步走向錯誤的過程。

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曾經論及建國后國內的主要矛盾問題。他說：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國內的基本矛盾（即主要矛盾——引者注）“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注：《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頁。）。這個論斷就過渡時期來說，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是“過渡時期總路線”等方針政策的理論依據。但是，這個論斷僅僅規定了主要矛盾的時間上限即“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而對它的時間下限，即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則沒有提及。所以，我們有理由說，當時對主要矛盾問題的認識并不透徹，至少存在著表述上的毛病。這對建國初期黨的工作和后來在主要矛盾問題上的失誤都有著一定的影響。

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是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標志。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什么？黨的八大決議宣布：現在“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頁。）。歷史證明：這個論斷的基本精神是正確的，是合乎我國實際的。缺點是關于“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不準確，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一是剛剛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超越了生產力的水平；二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很完善了，不存在需要調整和改革的問題了。當時是贊成這個決議的，盡管隨后他曾多次批評這個論斷，但詳細考察歷史就可發現，他的批評僅限于“有語病”這一類說法。勿庸諱言，隨著國內外局勢的變動，對“八大”的論斷也曾不時地流露出一些動搖和懷疑的傾向。但是，在八大以后的大半年時間內，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認識還是基本正確的。

在反右派斗爭問題上的失誤，是對主要矛盾認識發生逆向轉變的重要關節點。反右派斗爭開始以后，在1957年7月提出，“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頁。）。這表明，階級斗爭是主要矛盾的思想已經呼之欲出了。同年10月，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斷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頁。）。是他完全背離八大論斷的標志，是其主要矛盾認識失誤的起點。

此后，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問題，再沒有從根本上發生過動搖。相反，卻沿著失誤的軌道越走越遠。當然，這條軌跡并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條曲線，在這條波浪起伏的曲線中，1959年的廬山會議和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無疑是“”前的兩個波峰。

在反右派斗爭的后期，即1958年1月，曾提出，到下半年反右整風搞得差不多的時候，就要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技術革命上去，階級斗爭相對有所松馳。可是到了1959年7月的廬山會議，當等人對“”、化運動提出批評意見后，認為這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階級斗爭戰場已經由黨外（主要是知識分子）移到了黨內，從而得出了“廬山會議出現的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斗爭的繼續”的結論。由于“”、化運動受挫和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從1960年起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階級斗爭的弦相對放松，但到了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時，鑒于黨內特別是領導層有人大刮“黑暗風”、“翻案風”、“單干風”，出現了“修正主義思想”，提出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此后階級斗爭的調子越來越高，階級斗爭的弦越繃越緊。從“官僚主義者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概念的提出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產生，直至發動“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所有這些，都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論斷的合乎邏輯的發展。三、在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問題上發生失誤的危害和原因

對主要矛盾的判斷失誤，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嚴重危害，其主要表現：一是主要任務與主要矛盾二重化，經濟建設作為主要任務，始終未能與主要矛盾相一致，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始終未能實現；二是嚴重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說成是階級斗爭問題，進而把人民內部的階級斗爭問題歸結為敵我問題，制造了許多冤假錯案，傷害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幸和災難；三是由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經濟建設被放在次要的、服從的地位。因而在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我國社會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多大提高，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未能得到充分發揮，錯過了多次大的發展機遇，使我國同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拉大。

之所以在主要矛盾問題上，從基本正確逐步走向錯誤，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對國內外局勢主觀唯心的估量

同其他任何理論一樣，的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思想也是當當時復雜動蕩的國內外局勢的反映，但這個反映不是以客觀的形勢分析為前提，而是對形勢進行主觀唯心估量的產物。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意味著社會形態的根本改變。社會各領域全面而急劇的變革，尤其是三大改造后期嚴重地過粗過快，導致社會矛盾急劇增多，為以后社會的持續動蕩埋下了種子。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成為引發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動蕩的始源，波蘭、匈牙利等國相繼發生嚴重的武裝騷亂，受其影響，國內也先后發生了數十起罷工、罷課、游行示威等事件。缺乏思想準備的中國共產黨人包括對此都感到極大的困惑。經過反復思考、討論，黨中央初步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即社會主義社會也充滿著矛盾，執政黨利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并使矛盾不斷得到妥善解決；認為國內鬧事的原因，主要在于少數干部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頁。）。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央制定了開門整風的決策。很顯然，這個認識及決策是以客觀的形勢分析為基礎的，與“八大”論斷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但時間不長，隨著各社會主義國家政局的持續動蕩、國內批評意見的急劇增多，尤其是極少數人的惡意攻擊，對我國社會主義前途產生了深切的憂慮。“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云亂翻”，我國“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頁。）。很顯然，對這些事件作出了過度的反應，其結果是，背離了原來正確的認識，導致既定決策及其初衷的改變。開門整風成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以便把右派“聚而殲之”（注：《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61、475、396、432、425頁。）從此，主觀唯心地估量國內外局勢的傾向一直體現在的認識活動中，由此推動著錯誤的主要矛盾思想的生成、發展和演變。繼1959年把等人打成“有國際背景”的“右傾機會主義集團”之后，60年代又認為蘇聯已經“國變色”、“黨變修”，旨在“反修防修”的社教運動使“階級敵人”的陣營急劇擴大，又產生了“全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里”的錯覺。以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大批判”為突破口而發動的“”，是自認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

（二）對階級范疇的主觀隨意性理解

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屬于經濟范疇，列寧關于階級的經典定義告訴我們，劃分階級只能以人們的經濟地位為標準，其中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是階級區分的物質基礎和客觀標志。我們黨歷來都是嚴格按照列寧的階級定義的精神來劃分階級的，但是從1957年開始，對階級范疇的理解日益顯示出主觀主義的傾向。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提出“兩個剝削階級”的論點

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說：當前我國社會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一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殘余及右派分子；二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和農村富裕中農。很顯然，這個論點既違背了黨的傳統，又不合乎實際。

1952年底運動的結束，是帝、官、封在大陸已被徹底消滅的標志。社會主義改造后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還在拿取定息，但其經濟基礎的消滅，意味著他們已經失去了從事剝削活動的手段和條件。所以，作為完整的階級來說，也已經不存在了。原剝削階級的“分子”，正在被逐步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作為反右派斗爭的“戰果”，55萬右派分子，是被人為地劃定的一個“政治派別”，其99％是擴大化的犧牲品，而不是什么“在大陸的人”；本來就不剝削或僅有輕微剝削的小業主、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等所謂上層小資產階級，絕大多數已被全行業公私合營的浪潮裹挾進了國家企事業機關；“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也早把98％的農民變成了合作社尤其是高級社的社員，所謂“富裕中農”實質上是靠誠實勞動和善于經營、帶頭走富裕道路的一股積極力量；知識分子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而是作為一個階層附屬于不同的社會集團或階級，其絕大多數如教授、作家等，本來就是天然的腦力勞動者，而且經過建國后一系列不間斷的思想改造勞動，知識分子事實上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因此，“兩個剝削階級”之論純粹是主觀主義的產物。

第二，提出“政治思想上的階級”概念

在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說：“消滅階級有兩種，一種是作為經濟剝削的階級容易消滅，現在我們可以說已經消滅了；另一種是政治思想上的階級，不易消滅，還沒有消滅，這是去年整風中才發現的。”這明顯是以相對不穩定的、經常變化的政治思想為標準來劃分階級的，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思想的背離，理論上表現為相對主義和詭辯論，實踐上造成階級關系的混亂，從而導致政策失誤。

“政治思想標準”為“兩個剝削階級”的論斷提供了理論根據。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人還在，心不死，時刻夢想復辟；民族資產階級還在拿定息，還有自己的政黨即派；上層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還是舊的；富裕中農有嚴重的資本主義傾向；知識分子因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其思想感情和世界觀同勞動人民格格不入。主要由上述人士組成的“大雜燴”是地道的剝削階級了。

第三，形成“官僚主義者階級”和“黨內資產階級”的思想

在建國后非常重視官僚主義問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不斷加重的“憂慮情結”，使對官僚主義的認識逐步發生了質的變化，表現在把它與所謂“資產階級權利”聯系在一起。從1958年1月起，屢次批評：干部官氣太重；黨政工團和工人農民不是一般勞動者的關系；社會上廣泛存在著官架子、等級制度、不以平等待人，靠權力資格吃飯，等等，并認為這都是實行工資制、按勞分配的結果。所以要克服官僚主義，必須首先破除包括工資制、按勞分配在內的一切“資產階級法權制度”。反映在實踐中，就是廣泛推行“供給制”、“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等“共產主義政策”。雖然后來迫于嚴峻的經濟形勢，暫停各項“破除”措施，但官僚主義問題在看來，無疑是更加嚴重了。1959年底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首次提出“既得利益集團”的概念，認為官僚主義者必將形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果說，原來還僅僅把一般意義上的官僚主義作為“資產階級權利”的表現，到了60年代，則把其視為社會上一切不平等、不合理現象的根源。1964年12月12日，批示指出，由“資產階級權利”不斷滋生出來的官僚主義者，就是“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因此，“官僚主義者階級”也就是“黨內資產階級”。

在官僚主義問題上，之所以從正確的思想出發得出錯誤的結論，根本原因仍在于對階級范疇的主觀理解，是對“政治思想上的階級”進一步發揮和運用的結果，從而同“兩個剝削階級”一起，成為主要矛盾思想的“現實依據”。

（三）對“過渡時期”的錯誤理解

所謂過渡時期，是指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時期，馬克思，特別是列寧對此曾作過明確的說明。

對“過渡時期”理解的演變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957年以前是第一階段。認為，過渡時期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約15－18年。這個觀點與馬克思、列寧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當作過渡時期結束的標志，因而是正確的。

1957－1962年是第二階段。1957年7月，在青島會議上說：過渡時期從現在起，可能還要延長10年到15年，以便解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1959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直接引用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論述，明確肯定我國“現在就是處在這樣革命轉變時期”，即過渡時期。這表明，對“過渡時期”的理解出現了偏差，表現出極大的隨意性。

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是第三階段，即完全錯誤階段。把過渡時期推至實現共產主義之前的“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

由上可以看出，對“過渡時期”理解的演變過程，同他對主要矛盾判斷失誤逐步升級的思路即“當前社會”——“社會主義建成以前”——“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是完全一致的。他將過渡時期的下限一再延長，無非是說明階級斗爭仍然是激烈的，是想用“過渡時期”的長期性來論證階級斗爭的長期性，以便為他的主要矛盾思想提供理論依據。

（四）思維方式的僵化和主觀抽象地運用辯證法

民主革命時期，階級斗爭觀念和階級分析方法，是觀察和思考社會問題的思維框架。斗爭的不斷勝利進一步強化了這個思維框架，促使逐步形成了以階級斗爭為核心的認知模式。歷史證明，這種認知模式在舊中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民主革命時期是適用的。但不適用于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已經消滅了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所以，其認知模式是只有著眼于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才能適應變化了的新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