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理論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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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是中央多次強調的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針。為了準確、深入地理解這一方針，本文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從改革理論高度，就改革的性質、改革的理論基礎、改革的目標、改革的對象、改革的依靠力量、改革的方式、改革的原則、改革的效果和前途等九個方面，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兩種截然不同的改革各自的特征和區(qū)別作了深入的比較分析；聯系改革實踐中的教訓，明確指出：必須從上述諸方面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決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改革；根本區(qū)別

中共中央多次強調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在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進入新階段的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的改革開放能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成敗的關鍵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和現實意義。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一要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有科學的正確的理解；二要善于識別和抵制那種不屬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所謂“改革”。在這里，前者是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后者是指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改革，兩者存在著根本區(qū)別。經初步思考，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根本區(qū)別和各自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九個方面。

一、改革的性質的區(qū)別。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以下簡稱“前者”）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過改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某些環(huán)節(jié)、部分，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適應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以下簡稱“后者”）的性質，是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取代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目的是企圖消滅社會主義公有制，建立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

首先，必須牢牢把握認識中國改革的性質。我們黨的重要文件對此作過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huán)節(jié)和方面。”[1]經濟體制改革“不是要改變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fā)展。它也不是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末葉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2]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闡述，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進程中，出現了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割裂開來的新自由主義偏向，嚴重妨礙改革的健康發(fā)展。

新自由主義以利己的“理性經濟人”這種歷史唯心主義的假設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場機制自發(fā)調節(jié)，反對政府宏觀調控，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公然采取敵視態(tài)度，竭力主張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種極其鮮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識形態(tài)性質的經濟思想。新自由主義在原蘇聯、東歐、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發(fā)展中國家付諸實施，造成了嚴重危害。

比如俄羅斯1992年開始實施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所倡導的“休克療法”。當年市場零售價格上漲近30倍，工業(yè)品批發(fā)價格上漲超過30倍，通貨膨脹率達到2200％，居民實際收入水平下降44％。為了制止嚴重的通貨膨脹，不得不采取緊縮政策。金融的緊縮政策必然影響企業(yè)的資金周轉，導致生產下降；生產下降，造成供給不足；供給不足，又引起物價上漲。俄羅斯的激進式改革就形成了這樣的惡性循環(huán)。盡管緊縮政策對緩和通貨膨脹帶來了一些好處，但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根本問題仍未解決，新的社會問題又不斷出現。失業(yè)人口不斷增加，實際經濟增長率嚴重下降，居民的實際收入大幅度減少，進而造成社會兩極分化。據俄羅斯科學院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院士T·奧西波夫在《俄羅斯經濟和社會政治狀況的分析和預測》報告中指出：“激進改革的社會代價最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三分之二。居民在財產方面被強制性地造成差別。從前的‘中產階級''''實際上已經消失，當今我們的社會本質上已經兩極分化，形成了一個人數不多的富翁集團（約占10％），與它相對立的是貧窮居民。”[3]

如果中國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義的那一套辦法，后果必將與俄羅斯相同，這是沒有疑問的。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已經發(fā)生了國有資產流失、公有制經濟比重急劇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顯拉大等嚴重現象，新自由主義的片面強調“私有化、自由化”的危害性在我國開始明顯暴露。

二、改革的理論基礎的區(qū)別。前者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后者的理論基礎，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包括新自由主義的產權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改革的理論基礎出現了偏差。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大行其道，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與作用被削弱和被邊緣化。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自由化”和“私有化”三個方面。

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是指市場是萬能的，市場經濟是一部能自動運轉的配置社會資源的萬能的機器。一切生產要素、產品、勞務都商品化，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fā)調節(jié)。

所謂“自由化”就是非調控化，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fā)展，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在認為市場機制作用能形成一種“自然秩序”的同時，還認為個人自由是市場制度的保證和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的基礎，只有保證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利，才能使經濟效率達到最高。新自由主義將市場規(guī)律的自發(fā)作用和個人自由主義奉為至高無上的信條。因此，新自由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推行無政府主義經濟模式。

所謂“私有化”就是極力主張全面的私有制，把資本主義私有制視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經濟制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全都是極力主張和推銷徹底的私有化的。他們認為，實行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對私人的經濟行為加以限制，從而可以使個人的潛能得以充分發(fā)揮，極大地提高經濟效率。而且實行私有制能夠自動實現經濟的均衡發(fā)展。他們認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優(yōu)越性，因而總是竭力反對公有制，視公有制為萬惡之源。他們的目標，總要使全世界的國家都實行私有制，使資本主義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無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觀點和科學內涵。我們的回答非常明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決不能用來指導我國的改革。只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才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石和理論指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嶄新的命題或范疇，包括以下三層涵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是現代市場經濟；二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或計劃市場經濟；三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科學內涵，就是這樣三層涵義的綜合。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規(guī)定性。

從第一層涵義看，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選擇現代市場經濟這一類型，而不能選擇古代市場經濟或近代市場經濟類型。這是時代的要求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的必然要求。現代市場經濟是二戰(zhàn)后至當達國家普遍采用的市場經濟類型，它是一個中性范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都屬于現代市場經濟這一類型。通常把我國的經濟改革稱為“市場取向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例如，關于強化由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開放市場，使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放開價格，由市場來決定價格，由價格引導要素流動，提高經濟效率，等等。

從第二層涵義看，在處理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的作用，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我們的觀點是與新自由主義直接對立的。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是“自由化”和“非調控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調控和干預，不要任何計劃。改革以來，我們始終清醒地堅持在國家宏觀調控下更好地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的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觀調控，等于走向無政府狀態(tài)的自由市場經濟，使改革走入歧途。

從第三層涵義看，十分清楚，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立國之本，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決不能搞私有化。新自由主義的導向，是引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私有制，實行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先進的社會經濟制度，這是為歷史業(yè)已證明了的公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將不斷再生產出更多的物質財富和不斷再生產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保證社會主義的持續(xù)發(fā)展。

三、改革目標的區(qū)別。前者的目標，是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富民強國共同富裕。后者的目標是通過“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全面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私有財產制度），造成兩極分化和殖民地化，導致民窮國衰。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起來。就是在充分發(fā)揮市場經濟在效率上優(yōu)越性的同時，在基本制度上則著力體現“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從而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正義。而新自由主義片面強調市場的作用，無視市場機制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觀拋在一邊。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銳地批評新自由主義在發(fā)展中國家的實踐。他認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fā)展中國家的結構調整可分為四步曲：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準確地說，就是腐敗化。當地領導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壓制對他們的批評以推行私有化。削價出售國有資產的回扣率會達到10%，而這些資產動輒價值數億美元。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拯救經濟計劃”———資本市場自由化。理論上講，就是對資本市場解除管制，即允許資本自由流進流出。不幸的是，投機的“熱錢”只是單方向地不斷流出。一個國家的儲備在幾小時、幾天內就蒸發(fā)干凈。而當這種情況發(fā)生時，為了吸引資金以恢復這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會要求這些國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結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資本的價值，打擊了工業(yè)生產并耗光了國家財富。在這關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這些國家拖入第三步：價格市場化，從而進入一個糧食、水、燃氣價格飛漲的時期。這又可預見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稱之為騷亂。像199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削減對窮人的食品和燃料補貼后，印度尼西亞爆發(fā)了騷亂。這些騷亂和動蕩又引起了新的資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潰。當然，這種經濟“縱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對外國公司來說，他們可以以“跳樓價”買到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比如礦山開采權或港口。最后就輪到第四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把這一步叫做“消滅貧困計劃”：自由貿易。作為一個內幕參與者，斯氏把這種自由貿易比作用金融和財政手段所進行的鴉片戰(zhàn)爭。[4]

拉美地區(qū)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qū)，其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如國有企業(yè)私有化，使一些產業(yè)向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集中，失業(yè)問題更為嚴重；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和貧困化十分嚴重；民族企業(yè)陷入困境；國家職能明顯削弱，社會協調發(fā)展被嚴重忽視；金融自由化導致金融危機頻發(fā)，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貨幣危機和2001年的阿根廷債務危機等。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經淪為該地區(qū)貧窮國家。拉美國家的經濟至今處于停滯之中。

中國的經濟改革由于受新自由主義的某些誤導，目前經濟的“拉美化”特征已有所顯現，如不明確堅持和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也有可能導致社會危機的爆發(fā)。

四、改革對象的區(qū)別。前者的改革對象是舊的經濟管理體制，即產品經濟體制，而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后者的改革對象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要改掉、消滅公有制。所以，俗稱為“改制”，“制”者，即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我國的改革，就是要在堅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產關系，是通過理順公有產權關系來理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不是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變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決不是將公有制變?yōu)樗接兄啤６凑找恍┬伦杂芍髁x的理論去搞國有經濟改革，就會導致相反的結果，使公有財產私有化。在新自由主義者的“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等似是而非的理論誤導下，20多年來有數以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3000萬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國企工人下崗。很短時間內，近90%的中小國企實現了私有化。

而構建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產權關系，就是要使公有制產權關系有機地融入市場經濟體制之中。市場經濟以生產勞動的社會性只能通過交換間接地實現為前提，只承認市場交換和市場競爭中的平等權利，經濟主體利益相互獨立，自主經營，這是一種橫向的自發(fā)的社會分工制度。這種社會分工制度有利于社會主體的發(fā)展，調動分散、獨立的社會主體的積極性，因而能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它在社會生產的組織上天然具有滯后性和自發(fā)性。公有制經濟由自主聯合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貫徹按勞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則。公有制經濟必須具有協作勞動的本質要求，就是要使生產勞動過程的聯系和統一服從一個中心的指揮和調節(jié)，因而其內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組織安排的特征。這是一種縱向的自覺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協調各方面利益。但是，這種縱向分工在社會歷史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也會產生脫離實際的主觀性，壓抑社會主體個性的積極性，因而導致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后果，計劃產品經濟體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在現存的歷史條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場經濟兩種制度的優(yōu)點而克服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和市場分工制度的弱點，促進形成既不同于計劃產品經濟體制下那種具有主觀性的公有制產權制度，又不同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權制度，并促使這種嶄新的產權關系人格化。

五、改革的依靠力量的區(qū)別。前者的改革，遵循黨的群眾路線，充分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等廣大勞動者，充分調動他們在改革中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將改革作為一場偉大的群眾性社會實踐。后者的改革，只依靠少數“精英”，同時依靠外國人的力量來推動。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廣大工人、農民是愚昧無知的，不僅不能參與改革的決策，反倒是需要他們這些“精英”人物來教訓和開導的。他們對下崗工人不僅不報以同情，反而說他們是在溫水里面被煮熟的青蛙，是競爭中的失敗者，活該受窮。農民太多，又懶惰，只能一直窮下去。而那些靠投機倒把、以權謀私先富起來的那一批人則是社會的“精英”、時代的寵兒。一些新自由主義者赤裸裸地主張弱肉強食，宣揚早已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們宣稱：“要鼓勵剝削，惡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以腐敗來消解舊體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議取消養(yǎng)老保險、失業(yè)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因為這樣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他們甚至認為：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國企老工人。這些說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義，失去了為人的起碼常識，就連海外的一些新自由主義者也覺得不堪入耳，感嘆道這些人“給別人做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夠。”

其實，新自由主義者所宣揚的同歷來的統治者沒有兩樣。那就是統治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卻總是宣傳自己是高貴的、智慧的和善良的。而廣大老百姓辛辛苦苦、逆來順受，卻被貶斥為低下的、愚蠢的和卑劣的。我們知道，在實際生活中，有的人有錢，存在著許多偶然的因素，有時候只是他運氣比別人好，存在著能力方面的因素，但是與能力并非完全相關的，可見有錢的人未必比沒錢的人高明。特別是在目前的中國，一些有錢的人發(fā)的都是不義之財，靠的是權錢交易、權力資本化，根本扯不上什么企業(yè)家才能。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曾撰文指出，那些早已擁有“別墅、轎車、美女、叭兒狗”的90年代四大件的暴發(fā)戶，不過是全身披掛著現代物質的野蠻人而已。把中國的未來寄托在這樣一些人手里，后果簡直不堪設想。

中國的改革，必須徹底擺脫由少數權貴及其新自由主義者代言人為主導的局面，徹底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更多地依靠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勞動者的力量。否則的話，只能越改越糟，越改兩極分化越嚴重。

六、改革方式上的區(qū)別。前者的改革，遵循的原則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chuàng)精神，一切經過試驗，加以總結提高，然后由點到面，逐步推廣。后者的改革，脫離廣大勞動群眾，由少數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顧實際情況強行推動，大搞一刀切。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性力量，因此我們的改革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實踐表明，在具體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chuàng)精神，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較順利地達到目的。反之，就會受到挫折。例如，農村聯產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鳳陽作試點，再向全國推廣。同時，對于像華西村、南街村那樣集體經濟較發(fā)達的地方，也允許不搞聯產承包制，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國有企業(yè)的改革卻走了彎路。一些地區(qū)沒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而是照搬照套在國外理論界也存有爭議的“管理層收購”的做法。在實際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數地方政府官員和企業(yè)的管理層，結果把全體人民共有的財產，變成了少數企業(yè)管理層的私人財產。導致勞資對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引起社會上的強烈不滿。

體制的變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涉及眾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人民群眾對改革的廣泛參與。缺少群眾參與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時間內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改革的步伐似乎很快。但這樣一種改革，首先無公平、公正性可言，徹底摧毀人們道德的根基，必然會影響一個長遠、可持續(xù)的發(fā)展。另一方面，會導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團的支配而偏離正確的方向。

七、改革原則的區(qū)別。前者的改革原則，是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使廣大群眾共享改革發(fā)展的成果，讓群眾得到看得見的實惠。后者的改革原則，以資本為主宰，為富人的利益著想，搞劫貧濟富，大肆損害廣大群眾的利益，失去社會公正。任何一個國家的發(fā)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積極性，而是全體國民的努力。阿馬蒂亞·森就認為，經濟的發(fā)展其實是一個自由權利的拓展過程。這些自由權利包括公民政治參與的自由、公民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公民受醫(yī)療保障的權利、公民自由交易的權利等等。總之，人民有更多自由選擇的權利，整個社會有更高的參與度，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就越快、越健康。比如印度，由于它在歷史上長期實行種姓式的等級制度，忽視了絕大多數人的自由權利，結果國家長期處于貧窮落后的狀態(tài)。盡管在今天的印度，種姓制度在法律上已被廢除，但在實際生活中的影響、特別是在中下層社會中的影響還在，這嚴重阻礙了印度的發(fā)展。而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使農民獲得了土地的部分使用權，獲得了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支配自己部分勞動成果的權利。再比如在計劃產品經濟時代所建立的免費公共醫(yī)療保障和免費公共義務教育體系，為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提供了較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也功不可沒。

要實現現代化歸根結底是要實現人的現代化，只有當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具有現代化的思想、行為和價值觀念的時候，才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發(fā)展要以人為本、以人民為本，要使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試圖依靠少數富人和代表他們利益的精英分子來主導社會發(fā)展，無視幾千萬工人和幾億農民的利益、要求，把他們邊緣化、弱勢化，只會把中國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八、改革效果的區(qū)別。前者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會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會和諧發(fā)展。后者改革的效果，必是不斷產生新的少量暴富階層和新的大量弱勢群體，社會出現兩極分化、動蕩。

回顧中國改革的歷程，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人民普遍得到實惠，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改革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鄧小平在評論1989年“六四”事件時，曾經指出：“肯定的一點是，不論工人也好，農民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學生也好，還是希望改革的。這次什么口號都出來了，但是沒有打倒改革的口號。”[5]所以，即使在那個群情激奮的時候，人民對于改革也是沒有質疑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改革，盡管經濟發(fā)展很快，但獲益最大的是少數人，特別是少數權貴階層。而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沒有得到明顯改善，甚至有所下降，貧富差距急劇擴大。

前期、后期改革的效果差異很大。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欣欣向榮，整個國家一幅生機勃勃的氣象。今天的中國，居然有12項令人痛心的世界排名。[6]在世界衛(wèi)生組織191個成員國中，中國的醫(yī)療公平性程度排第188位；大學學費與居民收入比重世界第一；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居民稅務負擔世界第一；政府清廉指數第71名；在144個國家當中環(huán)境可持續(xù)性指數排第133位；大氣污染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礦難死亡人數占全球的80％，世界第一；自殺人數世界第一；行政成本世界第一；死刑罪名數量世界第一；文盲或半文盲人數世界第一。面對這樣的排名，不知道那些新自由主義者還如何能夠侈談實行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的“美妙藍圖”。在這些排名當中，當然有許多是歷史遺留問題，與我們人口多、底子薄的國情不無關系。但醫(yī)療、教育等方面排名的急劇惡化，與新自由主義者所倡行的市場化改革脫不了干系。

九、兩種改革的兩種前途。前者的改革前途是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fā)揮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和市場經濟的優(yōu)點，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快速提高，實現富民強國。后者的改革前途是走向權貴市場經濟和淪為外國壟斷資本的殖民地經濟。新自由主義已經在前蘇聯等其他國家通過“改革”達到了這種目的。為了避免這種前途，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北京大學陳岱孫教授曾尖銳地指出：“西方各發(fā)達國家在國內甚至在國際生活中厲行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但要求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有企業(yè)，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fā)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yōu)橘Y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7]因此，所謂新自由主義，在實際上不過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向發(fā)展中國家進攻和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的思想武器；而這新自由主義一旦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就必將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義的推行和發(fā)展。

西方經濟學自1830年以后，從古典學派的階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批判精神越來越弱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的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8]在今天的中國，許多新自由主義者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不夠，對改革中利益受到損害的勞動群眾麻木不仁，卻甘當國際壟斷資本的應聲蟲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在改革中付出代價的恰恰不是那些在改革中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人，而是生產價值、創(chuàng)造財富的勞動人民。新自由主義者總認為，改革中所付出的代價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代價會在改革中所得到的收益增量中加以彌補，即所謂“帕累托改進”。在公平與效率的天平上，他們更注重效率，說什么“當你把蛋糕切的更均勻時，你會發(fā)現到手的蛋糕已經變小了。”其實，這都是些騙人的鬼話。由新自由主義者所主導的一些政策只是加劇了不平等，卻未能提高效率。比如，搞所謂“以高薪養(yǎng)廉”，貪污腐敗現象又減少了多少呢？給國有企業(yè)的經營層以各種激勵，什么高額年薪制、股權期權制度，企業(yè)經營績效又提高了多少呢？上大學要收費，更讓許多貧寒子弟雪上加霜。

今天，中國的改革已處在攻堅階段。我們必須從上述九個方面系統地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才能走向改革的正確前途，才能避免權貴市場經濟和外國壟斷資本殖民地的前途。新自由主義者打著“改革”的幌子，妄圖開歷史倒車，把中國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tài)，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為，中央改革的方向已經明確，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那就是要更“社會主義”，更“市場經濟”；就是在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注重社會的公平正義。同時，人民也開始覺醒，新自由主義者欺世盜名的言論行為，也日益受到不屑與唾棄。孫中山曾說過：“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無論是改革理論的探索者，還是改革實踐的決策者，都應當順應歷史潮流，這樣才有可能成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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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6－297.

[6]中國搜狐網根據不同媒體的報導，選出十二項特殊情況在世界的排名，并稱這些排名“讓人沉痛”.

[7]陳岱孫.對當前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幾點意見[J].經濟學動態(tài)，1995，(11).

[8]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