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的對立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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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由于計劃經濟的影響，形成了一種公有制和私有制對立的觀點，特別是60—70年代，別說是私營企業，甚至連個體手工業者和農民的自留地都被當做“資本主義的尾巴”，時不時地要割掉。80年代改革開放，先是農村實行了聯產承包，后來城市里也有作買賣的個體戶，再后來又有了小企業，以后小企業做大了，叫民營企業，經濟發展了，這是好事。但是，我總覺得現在時不時地出現另一種觀點，民企比國企好，外企比民企好，似乎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其實，這是不符合唯物辯證法的，因為國企也是勞動者創造的，特別是在我國經濟建設中也曾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說到底它也是全體人民的財產，所以在國企進行資產轉讓過程中，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也是關系到全體人民切身利益的。

2003年在“民營企業參與產權并購”研討會上，有人說：當前國有資產處置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并非出在民企收購上，民企參與產權購并不僅應當支持，而且還應當推動。……國企產權重組的問題依靠內部人是搞不好的。自買自賣必然導致國有資產流失，而民企購并既有利于社會公眾的利益，也有利于企業治理結構的改善。

問題也是存在的。在民營企業參與購并國有資產的實踐中，的確存在著交易雙方串通損害國家利益的風險，存在著交易規則不完善、資產價格的市場化詢價機制發育不充分問題。但這與并購主體是否是民營企業無關。制度不完善，在國有投資主體之間的產權交易活動中也可能發生同樣的弊端。防止產權交易過程的國有資產流失不能靠抑制購并行為本身，積極地完善相應的產權交易制度，形成有效的國有資產經營體制和方式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中國民企將在國企改革中發揮積極的作用》《中國新聞網》2003年4月30日）

說老實話，這篇文章，我實在讀不懂，“自買自賣必然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為什么還有人鼓吹MBO（管理人收購）呢？“自買自賣”也是國企變民企，就“必然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嗎？“民企購并”就一定“既有利于社會公眾的利益，也有利于企業治理結構的改善”，真的是這樣嗎？

一會兒說“當前國有資產處置中的國有流失問題并非出在民企收購上”，一會兒又說“在民營企業參與購并國有資產的實踐中，的確存在著交易雙方串通損害國家利益的風險，存在著交易規則不完善、資產價格的市場化詢價機制發育不充分問題。但這與并購主體是否是民營企業無關。”這是不是前后矛盾，什么叫“雙方串通”，那是收購的主客體串通。從利益上說，收購方當然希望價錢低一些，被收購方當然希望價錢高一些，這才會有討價還價。如果“雙方串通”那就有問題了，也就是某個國企的賣方，可能對人民不負責，撈了個人的好處，買方的那個民企也會給對方個人好處。這樣，才有可能“雙方串通”。

這里的問題是主客體之間是具體的企業，不是抽象的“國企”和“民企”。在市場經濟中，是具體的企業之間進行交易，即使具體的“國企”與“國企”之間或者具體的“民企”與“民企”之間進行交易，如果人之間進行私下交易，也會產生經濟損失。所以問題不在于企業的性質，而在于是否按照市場原則進行公平交易。

最近有媒體報道：在東北，盡管一些賬面上的國有資產已被有關部門“看管”起來，但由于難以流動，正造成更大的流失。就像一根“冰棍”，咬一口有人管，可放在那兒慢慢化掉甚至最后變成一根棍了，卻無人過問。但是，也有媒體報道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沃爾瑪、家樂福等國際巨鱷長驅直入，大批國有商業企業紛紛改制。然而記者從有關部門了解到，哈爾濱市12戶國有商業企業改革轉制中，均未對商標、商號等無形資產進行評估作價。經濟專家對此表示憂慮。

這實際反映出當前的兩種傾向：一方面是某些國企的管理者怕負責任，寧肯讓效益不好的企業化掉也不愿意被戴上“國有資產流失”的帽子，因為這樣就會影響仕途。另一方面，有些收購者為了壓低價錢，希望把更多的國企說成是“冰棍”，于是就有“冰棍論”、“靚女先嫁論”和“蘋果論”。“冰棍論”認為國有資產就像逐漸融化的冰棍，應及早將其變賣；“靚女先嫁論”是說應把漂亮的女兒即優質的國有資產先嫁出去，免得等年紀大了全都不好嫁；“蘋果論”指的是如果在一筐蘋果中舍不得先吃好的，專挑爛蘋果來吃，結果吃的全是爛蘋果。這三論實際上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認為國營不如民營，民營不如外資。

如果，我們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在優勝劣汰的競爭中，不管是國企、民企，只要是經營不善，都有可能成為“冰棍”。

前一段，海鑫集團李海倉先生被殺事件引起媒體廣泛關注。馮引亮曾經是當地的首富，他的造紙廠高峰時年純利達到200萬元左右，而李海倉后來者居上，把企業做得更大。馮引亮經營不善，他的企業成了“冰棍”，逐步在融化，馮引亮想把土地用200萬元的價格賣給海鑫集團，而李海倉出價不到百萬元，再后來，海鑫集團買到了土地，馮引亮的地也沒有人買了，就像融化的“冰棍”。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看，買賣雙方討價還價也是天經地義的，如果馮引亮早一點把土地賣掉，雖說不到百萬元，八、九十萬也是可能的，用這些錢他還可以再干別的，也還會東山再起，因為他也是從小做到大。在股市中，也有不少投資者采取割肉換股的方法，把賠掉的錢再賺回來。當然這要把握好時機，掌握不好時機可能會損失慘重。當然也有抓不住機會，長期持股，結果手中的股票像冰棍一樣融化的，恐怕很難再翻本的。例如買了百元股億安科技的，眼看著這個“高科技”明星，像冰棍一樣融化。

這里，我并不是責怪投資者，而是說“億安科技”就是股市中的“冰棍”。最近《智囊》刊登的“億安生死局”文章，讓人看到一個民營“冰棍”企業的典型。原董事長羅成的主要能量就是圈錢，而羅成的追隨者，難免也有效仿老板的人，他們不會對外圈錢，卻會圈老板的錢。于是在內部形成了一種文化，一些人無心通過努力經營獲得利潤，而是緊盯著老板，努力參與老板的圈錢游戲，以期獲得橫財。羅成的套路從來如此，自己套了別人，然后又被別人所套。羅成從政府那里獲得經營資源，但缺乏足夠的責任感；同樣，他的企業到了下屬手中，也同樣無人負責。這種惡性循環的怪圈，就這樣無休止地重復著，到了哪天突然轉不動了，羅成游戲也就結束了。

如果說，億安為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交納了巨額的學費，一些人付出了法律代價。那么，在我們股市中，原鄭百文和猴王可以說是國營控股公司的“冰棍”企業典型，特別是原鄭百文的那個“商業—銀行—企業”的“轉盤子經營方式，似乎與“億安科技”有同工異曲之妙。現在，我們股市中有123家ST公司，其中有56家ST公司每股凈資產跌破面值1元。在這些公司中既有國有控股公司，也有買殼上市的民營企業。民營企業也有退市的公司，如PT瓊南洋；也有被ST的，如ST銀廣夏、ST億安、ST龍科、ST海洋等等。一部分民企公司業績不好的原因與其上市動機有關，例如一些民企買殼上市目的就是圈錢。最典型是艾史迪集團入四砂股份。1998年11月雙方簽署協議，艾史迪以每股2.02元的價格受讓淄博市國資局4000萬國家股，同時受讓650萬股國家股配股權，持股比例占總股本34.48%，成為第一大股東，并承諾三年之內不向他人轉讓。2000年1月16日，四砂股份的股東們突然接到艾史迪的一紙通知，稱已將自己的股權轉讓給了北京某公司。而董事長李協平已帶走巨款在美國定居，這離李協平“三年內不轉讓”股權的承諾僅過了一年零一個月。至此，四砂人才明白，李協平并不是來建設四砂的，而是來殺雞取卵的，利用四砂在股市上的名氣大肆圈錢。（《經濟半小時》《四砂股份小股東抗爭的180天》2001年1月14日）我們認為，市場經濟是誠信經濟、是法制經濟，是優勝劣汰的經濟，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不守法經營、不科學管理，缺乏監督機制，就會成為“冰棍”企業。美國的安然公司就是國際典型。

安然在2000年《財富》世界500強排名第16位，并且在《財富》的調查中連續4年榮獲“美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公司”稱號。總部位于休斯頓，是美國最大的天然氣采購商及出售商，控制著美國一條長達32000英里的煤氣輸送管道，同時也是領先的能源批發商。安然擁有340億美元資產的發電廠，同時也經營紙、煤和化學藥品等日用品，并且提供有關能源輸送的咨詢、建筑工程等服務。它為什么要造假賬呢？因為它沒有那么多利潤，又要保持世界500強排名第16位，于是進行了一系列的造假活動，結果垮臺了。

所以，“冰棍”企業，并不是某些老化的國企特有的現象，任何企業都有生存期，“物壯則老”，要保持企業的長期生存，必須在守法經營、科學管理、有效監督上下功夫。市場經濟是公平的，不會因為你是國企就格外照顧，也不會因為你是民企就格外開恩。從這個意義上說，守法經營、科學管理、有效監督是超越所有制的。

2003年全國人大代表紅豆集團董事局主席周耀庭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如果別人問我紅豆集團是不是民營企業，我不知道怎么答；但如果人家問我是公有還是非公有經濟，就很好回答，我們屬于公有經濟；如果再問是國有還是集體企業，就更好答，我們是鄉鎮集體企業，不過是新的集體經濟形式。”周耀庭所說的“新集體經濟”形式是指紅豆現在實行的“大家都有，不等所有”的股份制。（《中華工商時報》2003年3月17日）

這里周耀庭從實踐層面上回答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股份制公司是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一種新形式。長期以來我國理論界流行的是“公”“私”對立的二元模式。改革開放以后大量民營企業出現了，一部分人仍然把民營經濟定位于“非公有制”或“私有制”。其實，民營經濟是非常靈活的，它可以是個體所有制，也可以是少數人合營的私有制，還可以成為多數人以參股的形式結合而成的“新集體所有制”，也就是周耀庭所說的“大家都有，不等所有”的股份制。企業里面有1500多人參股，大股東達53個之多。這53個股東占的股份為71%，部分干部職工占19%，紅豆集團所在地江蘇無錫港下鎮鎮政府占10%。“大家都有”是說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都可以參股，“不等所有”是說，每股的凈資產是相同的，參加者可以根據自己意愿決定所持股份的多少。可以用購買股權的形式參加，也可以用賣出股權的形式退出。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股份公司是動態的集體所有制。在這里參加者的產權是明確的，同時又是合作的，每一股的權力是平等，無論是利潤還是風險都享有同等的權利。同時由于每個參加者持股數量的不同，所分得的利潤和承擔的風險也有所不同，但是風險與利潤是成正比的，持股多的可以多享受利潤，但同時也要承擔更大的風險。例如每股盈利0.1元，持有100股，可得10元，持有1000股，可得100元，反過來每股虧損0.1元，持有100股，損失10元，持有1000股，損失100元。從比例關系上說，這是平等的，因為風險和收益成正比。

以紅豆等鄉鎮企業為代表的“蘇南模式”曾經高舉集體經濟的大旗，鼎盛時期，江蘇的鄉鎮企業達到10萬家，全省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二”。可以說周耀庭抓住了現代企業股份制的核心——產權明確的集體所有制。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他說：“世界500強沒有一個是個體私營的，都是股份制企業。”國內外經濟理論都把上市公司稱為“公眾公司”，公眾公司就要考慮每一個投資者的利益，而美國出現的安然公司等一系列事件，正是某些大股東和高管人員不顧公眾的利益而弄虛作假，結果使整個公司垮臺。中國經濟學家于光遠曾經明確指出，只有承認把公有、私有財產都看作是神圣財產，社會主義才能全面發展。”他認為，這其中有一個兩重性的問題，股票持有者并不代表股票私有，只有出現股票轉讓，賣出股票換取的貨幣才稱為私有財產。應該區分公眾化與私有化，股份化并不意味著私有化，更確切地說，與其說是私有化不如說是公眾化、社會化。（《中國證券報》2002年4月29日）

這里，我們必須注意，民營企業不等于私有制，它可以是個體所有制，也可以是少數人合營的私有制，還可以成為多數人以參股的形式結合而成的“新集體所有制”。從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股份公司的角度看，所有制并不是決定企業經營成敗的唯一條件，關鍵的問題是公司的管理層能否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股東大會能否對管理層和大股東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督。同時作為一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能否保持自己的生命力還需要科學的管理，從某種意義上說管理也是一種藝術。

由此可見，所謂“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不是決定現代企業成敗的決定性力量，因為現代股份制可以容納各種經濟成份，現代市場經濟也可以容納各種所有制。周耀庭所說的“新集體經濟”“大家都有，不等所有”的股份制，是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的。關鍵的問題在科學管理和有效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