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根源試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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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農業發展的基本特點是農業商品化。商品農業的發展必然導致農業生產方面的一系列變化，表現為農業機械和農業科技的推廣普及[1]、農產品產量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的專業化產業化區域化[2]和資本農業的發展。

由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起點的一系列農村改革，使得浙江農村由自給半自給經濟迅速走向日漸發達到商品經濟。農業商品生產規模擴大和農業商品率呈穩步提高。1997年全省農業商品產值達到641.2億元，農業產品的綜合商品率達到了63.81％，其中林業、畜牧業和漁業商品的產值分別為41.62億元、136.41億元和222.89億元，商品率分別為70％、80％和90％左右。[3]

改革開放以后，農業生產顯著增加，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農業本身越來越產業化，因而為銷售而生產的農產品數量的增長，要比全國農業生產總量的增長快得多。商品農業在農業生產總量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清楚地說明了這個過程的資本性質。實際上，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善于經營、富于精打細算的浙江“農民”就開始以市場經濟的眼光，重新看待一度受冷落的農業。他們摸索出一條按辦工業企業的辦法進行農業生產的新路子，有近20萬“農民”重新回到土地，像辦工廠一樣辦起了“農業車間”[4]。

改革開放在中國正是創造了和創造著那些引起農業產業化和使農民離開土地的條件。在商品農業增長的同時，把人口吸引到工業的過程，城市發展以及新的工業中心形成的過程也在同樣迅速地進行。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經使中國農村居民物質生活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但僅僅過了十幾年卻使他們遭受了不斷衰敗和日益貧困的悲慘命運。80年代中期以后，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大部分產糧區的農村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減退。1979－1984全國農村人均純收入平均每年提高15％，1985－1988降為5％，1989－1991則還不到2％了。[5]從1985年以后，我國傳統農業發展就基本走向停滯狀態，隨著農村各種稅費的逐年增加，廣大農民不堪重負，近年來農民的實際收入已開始減少。

曾給農民帶來巨大希望的小塊土地并沒有給農民帶來富裕，隨著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土地平均分配的局限性日益顯現。分到小塊土地的農民只能勉強維持生存，甚至往往不夠維持生活，因為現在他必須用錢來購買許多必需的生活資料。這樣，農民除了家徒四壁的房子和一小塊土地以外就一無所有，再加上農民必須繳付的各種苛捐雜稅，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不再是一種恩惠，而是變成了一種桎梏。聯產承包責任制曾讓億萬農民歡欣鼓舞，可是現在卻成為套在他們脖子上的枷鎖。安徽河南等地的年輕農民早就意識到“在城市里收破爛、揀垃圾也比種莊稼強”，有的農民甚至說“種田還不如坐牢”，“死也要死在城里”！所以，農民不得不拋棄自己的土地，出外打工謀生。由此可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度過了它最初的繁榮時代，即將走向解體。

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已經難以維持自己的生存，更不用說去跟現代農業的社會化大生產競爭。農民現在不是靠自己的生產能力，而是靠較低的消費水平和過度的勞動來維持生存。勤勞和節約成了中國農民最壞的優點。有人以為小農破產的原因不應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去探求，而應在這以外的一些表面現象如農產品價格低迷的影響中去尋找，那么，這些人的理論一碰上現實的生產方式，就會像肥皂泡一樣地破滅。

我國除大米、大豆的價格與國際市場較接近外，小麥價格已比國際市場高75％、玉米高63％、棉花高12％、菜籽油和豆油高37％、禽肉高35％。很多人都認為，現在工業與農業的“剪刀差”愈來愈厲害，種地成本不斷攀高，農民是由于農業生產無利可圖——“比較效益低下”——而拋棄土地。其實，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朱俊峰在對吉林省玉米生產收益和勞動生產率的規模間差異的實證研究表明，大規模經營生產成本最低，大農戶勞動生產率水平是小農戶的11倍多。這就導致大規模農戶的農業收入為26430元，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而小農戶則只有1289元，連維持生活都相當困難[6]。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生產的內在矛盾必然導致農民的分化——生產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大多數人落入無產者的隊伍。

這種分化是通過不同的道路進行的：一部分富裕農民開辦工廠，雇用民工進行生產，另一部分富裕農民租進大量土地，采用大型農業機械和先進的科學技術，雇用雇農來從事農業生產并獲取豐厚利潤。在農村的另一極，是廣大貧苦農民日益破產變成雇傭工人，在這一極，不是“農業”無利可圖，而是在資本農業的空前競爭下，小農落后的生產方式導致的貧困和破產迫使人們拋棄土地。這同時也是90年代以來農村走向全面破產的根源。

目前，我國的小農生產基本上還停留在人力加畜力的水平上，絕大多數的農活是靠牛拉犁、肩挑擔、鋤松土、手插秧、鐮割稻來完成的，這種陳舊的農業生產方式必然會使農民同自己以外的世界所發生的一切完全隔絕開來。所以，馬克思關于法國小農所說的如下一段話對于中國農民是完全適用的：“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這種隔離狀態由于法國的交通不便和農民的貧困而更為加強了。他們進行生產的地盤，即小塊土地，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任何分工，應用任何科學，因而也就沒有任何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沒有任何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往，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7]。同生產的這種分散性相聯系的是束縛在小塊土地上的農民的落后，所以，我們的農民正在力求擺脫這種由小塊土地所決定的社會生存條件[8]。

時下有一種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觀點就是借口維護農民的“利益”，聲嘶力竭地高呼嚴格維護家庭承包責任制不變，分給農民的責任土地“一律不準收回”。這看似是為農民“著想”的觀點恰恰束縛了農民，責任田已成為不少農民丟也丟不了的沉重包袱。要知道，有不少長年外出“打工”的農民都愿意放棄責任田，愿意將承包土地退回。這本來是促進農村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的大好時機，可我們還是僵化地固守條條框框，死抱教條不放，致使“一律不準收回”的“好心”政策使承包責任田對這部分農民來說成為你不要也得要的燙手“山竽”。農民外出“打工”不管種不種責任田，各種稅費一分都不能少，但責任田又不能退。這種僵化的制度，嚴重地禁錮了農民的手腳[9]。

當這些承包的土地成了農民“甩不掉的包袱”的同時，許多想搞資本農業即投資“高效農業”的租地農場主們卻又苦于找不到大片土地進行集約化耕種。

“馮榮樟是一個有技術、有<經濟>實力的種糧大戶，原先的幾十畝土地已滿足不了他的‘胃口’，他想大規模‘圈地’搞高效農業。……想在新風村‘圈地’的人不止馮榮樟一個。新風村村民陳仁根也有這樣的想法。陳仁根早幾年一直在自己辦廠，他的新風熱電有限公司經過許多年的積累，已是一個具有相當規模且效益很好的民營企業了。辦企業的經歷讓他比一般的農民更有商業經營的頭腦，‘人棄我揀’是一種經營策略。陳仁根希望‘圈’下上百畝土地，建一個現代化園藝園區<我們的資本家不把他的資本投入工業,而是投入農業,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變！>。但如何能‘圈’到上百畝的土地呢?”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種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在浙江省農村悄悄發生了。如果說20多年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中國農民的生產力，那么土地使用權的流轉制度的推行就是中國農業新的轉折點。隨著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推開，分散到各家各戶的土地重新集中起來形成一定規模，租給農業資本家經營。這樣，使得資本家投資農業，進行集約化生產，推廣農業技術，并按照現代工業的經營管理方式運作。當農民們離開土地成為自由勞動力的時候，新一代的資本農業迅速崛起。

“許多工商業主、種養大戶紛紛攜資承包土地搞養種，優質資本正頻頻涌向這里的農田。據不完全統計，全縣投入開發效益農業，并已形成一定規模的工商業主有80家，總投資額超過2億元,平均每家200多萬元。”[10]

雖然種地的人數減少了，但土地提供的產品卻比過去更多，因為伴隨資本農業而來的，是耕作方法和農作物的改進，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生產資料的積聚。這是一場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還要偉大的“土地革命”。

資本農業之所以率先在浙江興起，并非偶然。由于浙江資本生產相對發達，農民大量離開土地，且私有資本實力雄厚，所以，資本農業在浙江率先發展起來是必然的。它最迅速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因而對人民群眾最有利。

現在，不只是在浙江，在全國各個地方，農業正是而且完全是按照資本的方向發展，資本性質最為顯著而且正在得到最強勁的發展！

以晉江為例：全市人均耕地0.41畝，低于全國1.4畝和全省0.7畝的平均水平。在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時，95％以上的村采取按人口平均承包耕地，“均田”到人，加上以田塊遠近、土質好壞等條件均衡搭配，以至土地分得很散很小，一般承包2～3畝地，至少分散在3～5處不同的地方，不能形成應有的規模，也限制了科學技術在農業中的運用和推廣，但是“土地從分散走向集中，經營規模由小而擴大，形成適度規模經營，是晉江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到1994年，全市有各種形式的農業規模經營戶2017個。其中從事糧、油、蔗、菜生產的有620戶，租地面積3萬畝，租地面積在50～100畝的88戶，100畝以上的有61戶，面積最多的達733畝。與發展初期的1988年相比，種田大戶增加421戶，租地面積增加22440畝，戶均經營規模擴大15畝。另外，還有果林、畜牧、水產、養殖、食用菌等專業戶1397個，其規模經營分別約占全市果林面積的50％、肉類總產量的20％、海、淡水養殖面積達60％和食用菌總產量的40％。與小農戶相比，年畝產提高150斤，勞均年產值增長8～9倍。全市最大的種田大戶呂芳助，自1991年起投資10多萬元購置8臺拖拉機、2臺收割機、3臺抽水機，常年雇用22個農業工人，收種農忙季節雇臨時工最多達80多人，1994年，種738畝地收130萬斤糧食，利潤達35萬元。[11]

《信息時報》2001年7月17日對廣州農業產業化進行了特別報道。

在農業產業化的帶動下，“廣州的農業機械化得到了快速發展。全市勞均擁有農機總動力2.74千瓦/人，機耕面積已占耕地總面積的75%”。據有關部門統計，廣州農村的60萬戶的263萬農業人口，已有1/6左右的農民變成了“農業工人”。

幾年前，周啟沛投資做五金生意，當他聽說大田的馬蹄粉暢銷海內外，就決定投資。去年，周啟沛“租下農民數百畝土地，種植馬蹄，一年賺了15萬。今年，他擴大了規模，將種植馬蹄的面積擴到500畝。每畝除去500元的租金和人工費共六七百元，他可以賺五六百塊，一年下來就有20多萬的收入”。周啟沛高興說：“這<指投資種植馬蹄>比在城里做生意合算多了”。

楊建尊是廣州市有名的從玉菜場老板，一個靠承包農民土地，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生產的“蔬菜業巨頭”。他的“種植基地位于廣州從化市神崗鎮，占地200多公頃，專業技術人員、農藝師20多人，員工680余人。以高科技手段種植菜心、蘭心、豆苗、甜豆、菠菜、荷蘭豆、唐生菜等。坐落在從化市神崗鎮的從玉菜場猶如一個巨大的現代化莊園：全自動的噴灌、排水系統一應俱全。楊建尊也已經制定了資本農業的發展計劃，創建生態示范農場，“建立和發展一個大規模、高標準的生態農業種植場，投資建設一個大型現代化急凍蔬菜生產車間，走凈菜等高標準的保鮮食品產銷之路”。報道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對其做出了極高的評價，認為從玉為“實現廣州的農業產業化起到了典范的作用”。

正是資本生產破天荒第一次使人們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生產，以“高科技手段”種植農作物。在資本生產以前，這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因為各個農民家庭的經濟都是自給自足的，沒有任何力量能使他們擺脫長期的停滯。而資本卻正是這種力量，它通過市場建立了對各個生產者生產的社會核算，迫使他們關注成本、利潤和風險。

資本農業第一次打破了我國農業數百年來的停滯狀態，大大地推動了我國農業技術的改造和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十幾年資本主義的“破壞”所做的事情，比過去整整幾個世紀做到的還要多。原始的農具開始讓位于先進的農業機械，墨守成規的自然經濟逐漸被蓬勃發展的商品農業所取代[12]。資本主義第一次在中國建立了以機器的使用為基礎的大規模農業生產。而在此之前，農民始終是在規模小得可憐的條件下進行生產，不論是農民為自己或為國家工作，情況都是如此。資本在我國農業中所起的進步作用就在于此。

下面是我在2001年6月14日《南方周末》上看到的。這位署名黃廣明的記者寫了不少東西，讓人驚奇的不是他文章中有很多錯誤，而是他實實在在地敘述了一些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實。[13]

據湖北省監利縣網市鎮扒頭村村支書黃孝年介紹，“該村有2300多人，外出打工經商的占60%，精壯勞力幾乎全部外出，撂下大量責任田沒人種。”網市鎮黨委書記廖孝松說，“土地歷來就是農民最根本的生產資料，是農民的生活之源與致富之源，可如今已成為不少農民的‘負擔’。”

留在土地的農民沒有致富，反倒離開土地的扒頭村“農民”外出經商“身家過百萬毫不稀奇”！

“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剩下‘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留守，成為江汗平原大多數村落的常態。據統計，監利縣今年外出人口33.8萬人，外出勞動力22萬人，分別占全縣總人口、總勞動力的33%和49%，比去年增加7萬人和4.5萬人。”與此相應，“造成了程度不同，但普遍存在的棄田撂荒現象。荊州市在200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監利縣棄田41萬畝，占耕地面積的26.4%。棄田最嚴重的監利縣毛市鎮，棄田比例達38.9%，在毛市鎮崔吳村，這個數字更是達到71.4%。”

在橋市鎮，70%以上的耕地都由大戶耕種。土地向大農戶和租地農場主的集中，實現了農業的規模經營，土地的集中帶來了機械化大生產[14]。機器在租地農場主手中大量集中，勞動生產率當然要比小農戶高得多。而個體的、分散的、往往是小生產的農民則缺乏必要的資金和技術，沒有可能采用機器，也沒有可能找到快速和大規模運用最新科技成果的有效辦法，只好仍舊使用舊農具，靠在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勞動，靠更加“勤勞”和延長勞動時間才能勉強維持生存。

“對此體會最深的莫過于種田大戶自己。本文文首提到的洪湖市農民萬良伍，在老家種了七八畝田，一年到頭只能糊個口。自從3年前來到監利種田后，隨著種田規模的不斷擴大，老萬的腰包也逐漸鼓起來。……萬良伍種的是傳統的糧食作物，更多的大戶在集并土地之后調整種植結構，獲得的效益往往是種水稻的幾倍甚至幾十倍。就在萬良伍200畝水稻田旁邊，30出頭的黎維華種植了500畝湘蓮，去年他種植湘蓮200畝，賺了七八萬元，預計未來幾年收入可突破20萬元。規模的擴大有利于機械化耕作及引進新技術新品種，調整種植結構，種田人<不同于小農戶的大農戶>因此節約了開支，提高了產量，增加了收入。記者在田間遇到萬良伍時，他的一條機耕船正在犁田<這就是大農戶和小農的最大區別!>，而在他只種七八畝田時，使用的是耕牛。橋頭鎮南塘村的張新芝則花9萬元買了一臺聯合收割機。在監利，橋頭鎮南塘村的張新芝有種田大王之稱，今年她種了1100畝田，去年更是達到1500多畝。……去年一年，張新芝的‘莊園’純利潤達十幾萬元<典型的租地農場主!>。據統計，到今年3月中旬，監利縣承包或租賃100畝以上農田的種田大戶有1000多個，其中開發1000畝以上的<租地農場主>有30多個，比去年都有了翻番的增長。”

規模經營的農業資本家更加重視農業科技成果的應用和新成果新品種的推廣。農業資本家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采用先進的農業機械，使得農業生產率不斷提高。資本農業的集約經營、規模經營帶來的變化是多方面的[15]。

“在耕作方式上，種田專業化和社會化初步顯露。一些農戶<不對!是投資農業的資本家>正逐步摒棄以往事必躬親的小農經營模式，他們雇人播種、管理、收割、指導技術，種田大戶張新芝去年開給雇工的工資就有6萬多元，農忙時最多雇傭近百人。”

你看，我們的農業資本家跟普通農民可不一樣，他們可以花巨資購買先進的農業機械[16]，大量租進土地，進行社會化大生產[17]。隨著土地的集中和資本農業的發展，我們看到了已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現象：貧苦農民出賣勞動力，而租地農場主則購買勞動力。農業資本雇傭工人這一事實是資本農業的最突出的標志。大農戶和租地農場主即資本農業的形成對于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起了關鍵作用。

“棋盤鄉桐湖村村民張連發在做水產生意積累一定資金后，今年年初一次性承包低湖田800畝養河蟹。養河蟹每畝效益比種水稻高出20倍，在張連發等一批大戶的帶動下，全鄉有70%的農戶搞起了養殖。”

接著，黃廣明在文章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武漢一投資者曾計劃在監利成片開發2000畝土地，大部分農民愿意出讓經營權，但少部分農民堅決反對。”一位機關干部無奈地說，“遇到這種情況，真不知如何解決，因為中央規定土地承包權延長30年不變，主動權掌握在農民手里。”

盡管還有人幻想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的基礎上搞活土地流轉，但是現實是土地大量閑置或拋荒，出現“有人無田種、有田無人種”的千古奇觀[18]。很顯然，土地平分的小農經濟與資本農業所要求的大生產格格不入，因為，我們所具有的科學技術，我們所擁有的先進的機械化生產設備和科學技術，只有在大規模耕種土地時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19]。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形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把土地分成小塊耕種的方式，排斥了采用現代農業科學技術的任何可能性，阻礙了農業的發展。

橋市鎮黨委書記唐勁松指出：

“最傷神的是農民不愿要土地時，說走就走，不愿簽合同；一旦見到種田有賺頭，馬上回來要田。”

這樣一來，土地調整十分頻繁，幾乎每年一次。租地期限過短，使得農業資本家不能長期經營、增加投入。所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開始阻礙農業的快速發展，一般說來，現在還支持小生產即家庭聯產承包是反動的，因為這種支持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且，對于離開土地的農民來說，即使外出打工也還要負擔各種稅費。

網市鎮黨委書記廖孝松把影響農民轉化為自由勞動力的障礙歸納為五大難點：先天不足的生存技能、二元分割的城鄉壁壘、如影相隨的土地負擔、留守后方的老幼病殘、難以逾越的辦證關卡。單以辦證為例，廖孝松說，

“據初步統計，勞動力轉移外出往往要10～20種證件，其中每個證卡收費平均要在50～100元之間，部門亂收費、隨意設卡現象嚴重，耗費了勞動者大量財力、精力。”

在這個意義上說，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其他諸如過高的農民負擔、沒有充分自由的遷移（城鄉壁壘）嚴重妨礙了農民離開土地成為自由勞動力。并且，所有這些舊制度根本不能保證農民不分化，而只能增加盤剝的各種形式，嚴重阻礙整個社會的自由發展。

我們看到，各地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制定了許多限制農民流動和進城就業的政策，這種做法實際上對于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在北京等城市，農民務工得有三證，除了已辦了的身份證不收錢外，其他的什么暫居證、務工證都得交錢，名其為加強外來人口管理，無非是另外交幾百塊錢罷了。同樣是中國的公民，同樣為城市作貢獻，同樣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農民進城打工，去干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臟活，家里的稅費一分都不能少，同時還得再給城里交一筆入城費[20]。

所以，我們應當逐步在全國實行統一的、遷徙自由的戶籍制度，對城市或農村居民一視同仁，使其具有同等的權利。應當逐步放開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允許農民進行自由擇業，實現農民的“非農化”，對進入城鎮的農民，在就業、教育、社會保險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利。我們應該牢記列寧的一句告戒：不給農民自由遷徙權，是一種特殊的壓迫，是公開鄙視農民。

這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自身的這種性質，也就必然預示著它終將走向衰落、直至滅亡。因為資本農業比小農經濟有更高的生產效率，用落后的工具和耕作技術進行生產的小農戶不可避免地要被大農業所排擠。這就使得小農的經濟狀況惡化，這種惡化表現在農民勞動過度、節衣縮食以及農產品價格越來越低，直至最后的破產，這是小農經濟發展的一個普遍規律。

造成這種歷史趨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小農經濟本身，是以生產資料的分散為條件的。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而且按其本性來說，根本“就排斥社會勞動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累、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21]

小農經濟不是建立在科學的工藝流程基礎上的大批量標準化生產，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于變化無常的氣候條件。大工業的建立則破壞了曾經作為他們正常補充物的家庭手工業。國家沉重的賦稅使農民不得不從少得可憐的收入中支出一大筆錢，地方政府的攤派對他們更是雪上加霜。不僅如此，隨著按工業方式經營的資本農業加入農業的競爭，這就給小農經濟以致命的打擊。農產品價格大幅度地下跌，出現了一次又一次的農業生產過剩。前者在農產品價格下降的情況下仍能獲得豐厚的利潤，而后者則陷入破產的邊緣。小農被迫增大勞動強度，早出晚歸直至精疲力竭，最后還得以大大低于自己生產成本的市場價格出售農產品。分散的小農經濟無法與集中經營的大資本進行競爭。生產愈是社會化，資本就愈容易在社會再生產的各個環節上全面割斷小生產的命脈。

由于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工業品日益昂貴，大資本逐漸控制了整個農業生產，而小農所占的份額不斷下降。在工農業商品社會化大生產的重壓下，農民只能匍匐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茍延殘喘。馬克思指出：“生產條件日益惡化和生產資料日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規律。對于這種生產方式來說，好年成也是一種不幸。”[22]

在資本農業不斷的打擊下，小農大量地破產并轉化為無產者，土地日益集中在以使用雇農從事規模經營資本家的手中，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仍然癡情地迷戀著他那一小塊土地和他對這塊土地的純粹有名無實的所有制”的小農，現在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剩余勞動，以賦稅的形式交給國家，而他們分散的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同時又破壞了他們聯合起來進行反抗的力量。可以說，中國農民的悲慘命運，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

當《南方周末》記者問道“現有的土地占有方式<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妨礙了土地作為生產要素的流轉，影響了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即影響了資本農業的發展>，甚至影響了城市化進程，您對此有何看法”時，溫鐵軍回答說：“農業的規模經營被很多人誤解了。在所有的市場經濟國家，農業的規模經營都不僅僅意味著土地的規模，都不僅僅意味著只有集中土地才叫規模經營；很多規模經營包括了農業生產資料的供給、農業的技術服務、農產品的銷售加工、農業服務體系的規模化，方方面面都可以說是規模經營。單純強調只有集中土地才叫規模經營，這是認識上的偏差。”我的看法卻恰恰相反，如果沒有土地集中即資本農業的基礎，所謂的“農業生產資料的供給、農業的技術服務、農產品的銷售加工、農業服務體系的”的規模經營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資本農業只有以土地的集中為基礎，才能進行社會化大生產，這是資本農業發展的客觀條件，也是資本農業發展的結果。

溫鐵軍還認為，土地是農民的“生存資料”，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是我國農業不發達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但事實上是農民不愿種地，是農民把土地拋荒，逃離土地。從浙江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人均耕地最少，拋棄的土地最多，盡管農民走向兩極分化，但浙江的“農民”卻最富裕，社會生產力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國外的就拿日本來說，土地比我們還緊張，可人家卻比我們發達多啦。從這些事實中，我得出的結論是：“小塊土地是農民貧困的根源”。在溫鐵軍看來，一切政策措施在中國農村都必須為“農民能活命”這個至高原則讓步。而我卻恰恰相反，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須服從于“消滅小農”這個最高目標！不走資本大農業的道路，不消滅農民，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今后我國農業的歷史將是以資本大農業代替小農經濟的過程，也是農業人口比重進一步減少即農民進一步轉化為自由勞動力的過程[23]。

“這可以說是監利許多基層干部的共識。‘要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土地向大戶集中，農民向城鎮轉移’，在記者的調查中，類似的說法不絕于耳。”[24]“大幅度地縮小農業勞動者階層，乃是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者階層的收入水平的治本之道，舍此而外，任何其他增加農業勞動者收入的措施，都只能起到杯水車薪的作用，甚至根本無法實施。例如，中央政府每次提出使農民增收減負的措施，幾乎都會遇到力度極大的反彈；再以農村稅費改革為例，盡管中央政府決心很大，也只落得中途擱淺的結局。”[25]

資本農業比小農戶進步，阻礙資本農業的發展是一種最反動的，對農民最有害的空想。“新土地革命”的經濟實質就是資本農業的興起，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一切阻礙這種發展進程的任何企圖。

資本農業的發展不可避免地瓦解小農經濟[26]，因為土地的集中或者說對農業的自由投資是農業資本發展的必要條件，也體現了在商品生產條件下盡量發展農業生產力的要求。我們要為資本農業的發展創造最有利的條件，因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的。

由于我手里還沒有精確的統計資料，所以無法詳細、全面地闡述資本農業的整個發展情況。這并不奇怪，因為直到現在甚至還沒有人打算有系統地研究一下資本農業的發展。盡管如此，一切關于我國農業經濟的總的資料都證明資本農業正在不斷地和迅速地發展：一方面是，“農民”不愿種田，拋棄土地和出租土地，流入城市[27]；另一方面，“農業產業化”按部就班地發展，“農民”大量搶租土地，采用機械化農具，經營和發展各種農業[28]。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加入這一過程的兩個截然相反方面的都是哪些“農民”。

總之，農業資本家是以充裕的資本來經營土地，他不像我們的農民那樣自己從事農業生產，而是作為真正的資本家使用雇傭勞動。資本家和農民，就他們出售的商品都是農產品來說，他們所處的經濟關系是相同的。但是，農民出售的僅僅是自己家庭的小部分剩余產品，產品的主要部分由他自己消費，因此他把其中的大部分不是看作交換價值，而是看作使用價值，即直接的生存資料。相反，資本家全靠出售產品，即依靠作為商品的產品，從而依靠產品的社會使用價值。因此，他的生產的整個范圍都由交換價值控制和決定。現在可以明白，為了使農業商品化、產業化，從而全部投入流通，這要求生產方式要有怎樣完全不同的發展。下面這段文章就是一個極有趣的例證，它表明根據錯誤的理論會把實際所看到的事實彎曲成什么樣子：

“土地是農民的基本生產資料，從我國國情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業仍將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土地是農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29]。雖然農民外出務工經商增多，但他們在外面的生活并不穩定，如果找不到工作，還要回來種地；雖然現在農業效益比較低，但農民通過經營土地獲得收益，生活就有基本的保障。沒有土地依靠，就不會有廣大農民生活的穩定。土地不僅是農民基本的生產資料，也是農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30]。事實證明，凡是土地承包關系不穩定的地方，往往出現的問題就多，社會就不穩定。所以，農村土地承包關系是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

當前，由于農產品價格低迷，市場疲軟，農業比較效益下降，不少農民紛紛外出打工，部分地區出現了土地拋荒現象。應該看到，目前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還處在不穩定狀態，因此，不能將農戶因農業效益過低暫時不愿種地當成農民不要地，不能將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變成人為地將農民從土地上趕出去。解決農村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探索行之有效的辦法，各級干部不能一遇到困難就對家庭承包經營產生懷疑，甚至否定家庭承包經營。不能把農業現代化同家庭承包經營對立起來。農戶經營規模細小不是家庭承包制度造成的，而是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家庭經營再加上社會化服務，能夠容納不同水平的農業生產力，不存在生產力提高以后就要改變家庭經營的問題。進入新世紀，全國許多農村都在想方設法推進農業現代化，開展招商引資，搞農業開發和高效農業。干部們的出發點是好的，但不能急于求成，以犧牲農民的權益為代價。目前農村出現的公司加農戶、訂單農業等產業化經營方式[31]，在不改變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提高了農業經濟效益和市場化程度，促進了農業現代化的發展。”

在這兩段文章中，錯誤和字數一樣多。第一，從我國國情看，尤其在東部沿海地區，農業已經不再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32]，可以說，農民的根本出路就是“非農化”。第二，對農民而言，土地不是“最可靠”而是“最不可靠”的生活保障！因為小農經濟必然要滅亡。雖然農民外出打工生活并不穩定，但這是社會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本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這種“不穩定狀態”一直引起某些人的反動的抱怨，這些人極力強調這一過程即資本發展所造成的不穩定和危機，并且根據這一點來否認資本主義與計劃經濟相比所具有的歷史進步性。他們忘記只有這種“不穩定狀態”才以生產方式和全部社會關系的迅速改造代替以前的停滯和落后。至于“不能將農戶因農業效益過低暫時不愿種地當成農民不要地”這句話，只能說明這位作者僅僅滿足于“表面現象”，根本就看不到“內在的經濟規律”。第三，“農民通過經營土地獲得收益，生活就有基本的保障”。這個您又不懂了！農民是傳統自然經濟的支柱，而農業資本家則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不能把發達國家的家庭農場即資本主義農業和我國的家庭承包經營——小農經濟混為一談[33]，因為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最起碼的常識。第四，事實證明，恰恰相反，凡是繼續土地承包的地方，農民往往是最落后、最貧困的！我們的作者不去調查研究，不去了解情況、掌握資料，卻說，“解決農村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探索行之有效的辦法”。在他看來，“家庭承包經營[34]”是不可侵犯、不容置疑的。不管農業生產力發生怎樣的變化，“家庭承包經營”都可以生存下去。當“全國許多農村都在想方設法推進農業現代化，開展招商引資，搞農業開發和高效農業”時，我們的作者仍然幻想“在不改變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提高“農業經濟效益和市場化程度”，促進“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要是把問題放在這個基礎上，即放在確認實際發生的“對立”的基礎上，那就意味著承認資本農業排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必然性和這種排擠的進步性。作者為了回避這個結論，竟不惜把小農經濟理想化。可見，作者所反對的，恰好是他所不理解的正道。

當然，我并不主張剝奪農民的土地[35]。根據以上的論述只能得出如下的結論：我認為必須取消對農民自由支配土地、放棄土地和進入城市等權利的一切限制[36]，消除一切阻擋外出的障礙，使勞動力流動的一切條件得到改善并減低費用，從而建立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和社會保障體系。

至于是當一個農民有利，還是當一個雇傭工人有利，只有農民自己才能作出判斷。極小規模的小農經濟已經處于完全衰落狀態（成片土地的荒蕪就特別明顯地證實了這一點），不出賣勞動力就無法生存，滯留在土地上的農民的生活水平根本比不上雇傭工人的生活水平[37]。農民同土地的這種聯系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農民貧困的根源，所以，改革開放以后，農民盡管取得了小塊土地，但結果卻是更加促進了他們的破產。

如果我要把這篇文章中所犯的所有這類錯誤都詳細地加以說明，那我就得寫一本厚厚的書。這么一個對政治經濟學毫無所知的人物就膽敢洋洋灑灑數萬言，這對于社會科學領域的其他研究者會造成多么有害的影響。我希望人們不要責備我過于“吹毛求疵”，因為在他的文章中，我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半點科學的東西。

文章還認為，農民和農業問題的根本是土地問題。不對！這個問題恰恰在土地之外，只有資本生產發展起來，農民才能離開土地成為無產者，同時，農業也才能得到自由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得資本農業愈來愈成為一種“社會必然性”，抗拒這種必然性是任何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辯護的言論都無能為力的[38]。社會的迫切需要必須而且一定會得到滿足，社會生產力發展所要求的變化一定會給自己開辟道路，并且遲早會使任何政策適應這些變化。

只有充分認識到農業發展的這一基本趨勢，并由此出發制定我們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我們才能逐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有學者認為，農業的“規模經濟”是一個漫長的“經濟發育”過程，它必須隨著國家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而“自然成長”，并且我國目前的經濟水平還沒有達到能夠普遍實現農業“規模經濟”的程度，家庭承包經營仍然具有它的生存空間，“揠苗助長”是不可取的[39]。可是問題在于，短時期不能完全做到的事，不等于現在就可以不去努力朝那個方向去發展；只有現在開始努力了，才能最終并且最快解決這一問題。

我們看到，一邊是資本農業的機械化大生產，一邊是小農業的手工生產；一邊是農業科技在大農業中的推廣應用，一邊是小農的停滯不前，這表明資本農業和小農經濟的對立，也反映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一種過時的生產體制，嚴重阻礙了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雖然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資本農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數量眾多的小農仍然阻滯了這一歷史進程，直到目前，我國農業還沒有完全實現商品化。總之，農業的徹底轉變和更大程度的發展，還有待于資本生產更迅猛地擴張。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一系列重要變化已向人們證明，中國農業已經進入資本的發展軌道，一個新的農業體系正在建立之中[40]。這將是一場真正的農業革命，它促進了農業生產力質的飛躍和生產方式的深刻變革，其廣度和深度以及它對中國農業、農村和廣大農民未來命運的影響是中國以往任何變革所不可比擬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逐步廢除必將促使農民離開土地，使他們轉向工商業，這使得租地農場主能更長期地租用土地，把更多的資本投入土地，更多地使用機器。資本農業必將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并發展現代農業生產力。耕地面積不斷擴大，耕作更加集約1]采用農業科技，如新品種的培育和應用、復合肥料和配合飼料的研制和推廣，施肥方法的改進等，提高了農產品的產量，改善農產品的質量，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

[2]比如蘋果生產現在就集聚在幾個省區，像陜西、河北、山東；棉花生產出現了向新疆集中的趨勢，目前全國棉花有三分之一的產量來自新疆，新疆的棉花每年種植面積達到1400萬畝；中國的玉米生產逐步向東北三省集中。這些都說明農產品越是區域化生產商品率越高（見《21世紀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問題》馬曉河著）。我國小麥主產區向北方地區特別是黃河流域集中，2001年冀、魯、豫、晉、陜5個省小麥面積占全國面積的比重由上年的49％上升到55.4％。油料作物生產進一步向主產區集中，形成了長江流域油菜、黃淮海地區花生、東北地區大豆的生產布局，長江流域油菜帶面積占全國油菜種植面積的70％左右。甘蔗生產進一步向廣西、云南集中，兩省種植面積占全國甘蔗面積的64.5％。甜菜向黑龍江、新疆、內蒙古集中，面積占全國甜菜種植面積79％。每一個區域基本上都形成了一定規模的重點產品，促進了我國農業的區域化、專業化和產業化。

[3]（解力平等著《浙江私營經濟研究》第51頁）。

[4]（摘自《中國流民史》王俊祥、王洪春著，第188頁）。

[5]（陸學藝，“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載《讀書》2001年第一期）。

[6]“不同農地經營規模的生產收益與生產率差異的實證研究”朱俊峰著，載秦富、王秀清、辛賢主編《WTO與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2002年中國農業出版社，第466-473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頁。

[8]“公路上，成群結隊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滾滾的洪流，勢不可擋。通往南方的公路上，不管什么車，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統統攔下搭乘。如果是客車，一定要擠到裝不下最后一個為止；如果是貨車，就放上稻草，像裝貨物一樣直到‘裝’得再不能‘裝’為止。那些奔向希望的農民啊，似乎他們根本就沒有感受到，老天正吹刮著凜冽刺骨的寒風！走進村莊，到處是骨肉分離、擁抱泣別的場景：那些可憐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雙腿不放，‘狠心’的父母傷心地痛哭著，不停地抽打孩子的雙手，巴掌抽打在孩子的手上，卻讓我這個當書記的真切地感到了鉆心的疼痛。”（見《我向總理說實話》李昌平著）盡管“老天正吹刮著凜冽刺骨的寒風”，盡管是“骨肉分離”，但我們的農民就“像滾滾的洪流”勢不可擋地“奔向希望”。

[9]（見《淺談農民歧視》作者：張英紅）。李昌平也指出：“被農民視為生命的土地已成為農民的沉重包袱，聯產承包責任制被農民視為套在他們脖子上的枷鎖”。

[10]以上均摘自2001年5月30日《杭州日報》視點新聞。

[11]（摘自陸學藝主編《晉江模式與農村現代化》第176～180頁）。

[12]在人們的印象中，傳統的農民過的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而這里的農民卻迥然不同。在朱村鎮為大耕戶種水稻，除了插秧還用手工拋秧之外，其他都機械化了。犁耙田已用了手扶拖拉機，犁耙合成了一道工序；割禾用了收割機，一臺機器一天割35畝，這頭割進去，那頭已是谷粒打好包出來，連稻草也可以按指令或即時切碎做回田之肥料，或不切留做其他用途；一槽就是12噸，經過烘干機，十來個小時就使濕谷變成干谷，再送加工廠，馬上就成了上市新米。大幅度的機械化耕作和科學種田，大大減輕了勞動強度。（摘自2001年7月17日《羊城晚報》）。

[13]報紙上的材料無疑是具有半官方的性質，它是以采訪形式收集來的，因此對待這種材料要相當慎重，但盡管如此，還是不能不予以特別重視。因為有關這些問題的材料在我們國家是如此貧乏，以致每份報紙都應該加以利用，當然，連這種資料也給我們提供很多有用的東西。

[14]機器大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而在這以前，農業幾乎完全停留在社會發展進程之外。一方面，正是資本生產引起并擴大在農業中使用機器，另一方面，在農業中使用機器導致資本生產關系的形成和進一步發展。至于在農民中推廣農業科技也具有同樣的意義（李昌平也指出了這一點），它將毫不留情地排擠小農經濟，正象機器大工業排擠手工業一樣。因此，農業機械的普及、農業科技的推廣和農民的被剝奪，是兩種彼此不可分割地聯系著的現象。而小農經濟按其本質來說，是以保持陳舊的生產方法為基礎的，在這種經濟制度的內部結構中，沒有任何引起技術改革的刺激因素，并且經濟上的閉關自守和與世隔絕，農民的貧窮困苦和逆來順受，排除了農業革新與發展的可能性，使農業生產的停滯和農民的困苦永遠保留下去。并且，事實告訴我們，廣泛的農業技術的革新是在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得到發展以后才開始的，這說明資本正在創造一種必然要求農業合理化和廢除包產到戶的社會條件。

[15]廣東溫氏食品集團有限公司總資產近8億元，員工4000多人，2000年全集團生產雞苗1.6億只，上市肉雞1.38億只，上市肉豬14.3萬頭，生產飼料64.7萬噸，總銷售收入達15.9億元。公司之所以得以迅速發展壯大，主要是加強了技術研究開發與成果轉化推廣，依靠科技進步不斷解決產業化發展的技術問題。到目前，溫氏集團擁有高級職稱專家20多人，中級職稱科技人員50多人，大專畢業生400多人，占企業員工總數12％。先后建成家禽育種中心、飼料化驗室、獸醫室和電腦管理網絡系統，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不斷提高。（2001年8月11日《南方日報》）。

[16]一方面，采用機器需要大量的資本，另一方面，只有在大生產下，使用機器才不會虧本，所以，擴大生產是采用機器的必要條件。機器的廣泛使用表明了農業生產的集中。

[17]據調查，松滋市采用租賃等形式發展私營農莊146個，經營土地面積工846.8公頃，每個莊園平均土地面積5.8公頃，雇工2171人，其中長期雇工602人，短期雇工1569人；吸引投資1274.66萬元，資本收益率達69.27%。松滋市陳店鎮有私營農莊60多家，總經營面積為533公頃左右，平均每個農莊經營規模為8.89公頃，是小農的26.7倍。（見《農業微觀基礎的組織創新研究》第67-68頁，曾令香等著）。

[18]摘自《把土地使用權真正交給農民》遲福林主編，第81頁。

[19]一位教授講起他訪問美國一家農場的經歷。被訪的農場主每天早晨都要駕駛自己的直升飛機將一望無際的農場巡視一遍。高度的現代化農業，早已使美國的“農夫”告別了“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歲月，像耕地、鋤草、播種、收割等等體力勞動，早已被機器代勞。“農夫”常常坐在計算機前，上網了解各種農產品的價格、各種農業原料的價格、市場走向、股市及農業投資的動態，由此換算出自己的投入和產出、利潤率、和未來生產戰略；同時，他還要通過計算機了解各種農業科技動態，設計改善自己農場的方案。（摘自《農民進城，地主下鄉——WTO之后中國農村的自救之路》作者薛涌，原載新加坡《聯合早報》）在這里，農民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民”，而是能夠熟練駕馭市場的“資本家”。而我國農業的家庭經營，與經濟發達國家有著天壤之別。所謂的“農業家庭經營”實際上就是小農經濟。

[20]摘自《南風窗》2001年第4期。

[21]《資本論》第3卷第910頁。

[22]《資本論》第3卷第910頁。

[23]我們知道，只有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鎮才能推進土地的集中和擴大農業的生產規模，所以，距規模經營的農業，中國“包產到戶”的小農經濟還有很長的歷史道路要走。相對于這個歷史道路而言，當前的農業困境和貧富兩極分化僅僅是才開始。以農業發展最快的美國為例，如從頒布墾地權條例，規定“強行移住”者有權優先購買他們所開墾的土地的1841年算起到1910年大農場占全部農戶的1／6左右，生產了全國農產品價值的一半以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第131頁）為止，也經歷了69年的農民分化、破產、兼并的路程。至于到了美國農業的社會化、專業化生產有了長足發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則已經經歷了一個多世紀。所以無論從國外發展農業的歷史還是從我國國內的實際情況看，這必然是一條使廣大農民逐步分化、破產的漫長道路。（摘自《中國農業規模經營的兩條道路》叢中笑著）。

[24]以上均摘自2001年6月14日《南方周末》。

[25]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71頁。

[26]一位作者說道：“在資本形態的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下，中國的小農經濟已經開始進入分化瓦解的過程之中。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只會加快這個過程。資本不相信眼淚，也不理會人們的憤怒。它只按自己的方向前進。那種田園詩般的、建立在永久的小土地承包經營基礎之上的小康農業前景，只是一種幻想。農民中的大部分——不管他們依舊居住在農村還是遷入城市——將逐步地向無產階級轉化。這些農民也許會失掉他們祖祖輩輩耕種過的土地，但他們將和無產階級一道，擁有一個新的世界。”

[27]“以岳陽市為例，有關部門選擇了全市16個鄉鎮作調查，統計結果為：1998年春耕中共拋荒田地1.77萬畝，1999年拋荒2.5萬畝，比上年增長70.3%，2000年拋荒4.3萬畝，占耕地總面積的7.67%，比上年增長72%。益陽市南縣青樹嘴鎮新湖村1998年拋荒600畝，1999年近1000畝，2000年1830畝，超過了全村耕地面積的70%。”（摘自《南風窗》2002年2月號）湖北監利縣棋盤鄉支部書記含淚說：“我們鄉有40000人，其中勞力18000人，現在外出25000人，其中勞力15000人。”多數農民抱著“要死也死在城市，下輩子不做農民”的心情棄田撂荒外出打工。（摘自《南方周末》2000年8月24日第1版）。

[28]如今，監利縣的土地開始變成了資本（土地只有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才能成為資本，在農民的手里可不是！）。通過轉包、轉租、租賃、合伙、股份制等形式，土地紛紛向種養大戶集中，規模農業和商品農業開發熱潮正在全縣興起。分鹽鎮應山村女青年鮮于燕去年初承包360畝低湖田，植蓮養魚，網箱養鱔，當年獲純收入30多萬元。橋市鎮農民何文峰同9戶農民聯合，轉租1300畝低洼地建特種水產品養殖基地。白螺鎮做蘆葦生意10多年的劉志華，去年5月回村投資120萬元，承包70畝土地，建變電站、裝鍋爐、蓋溫室，建起工廠化養殖基地，聘請中科院長江水產研究所3位教授當顧問，飼養珍貴稀有魚類史氏鱘。在外地做水產生意的橋市南唐農民唐周文，去年回鄉承包大水面1200畝養蟹，當年純收入36萬多元。數百家外地老板紛紛到監利大面積租賃農田和水面，從事特種養殖和種植。毛市鎮去年引進15個江浙老板，租用土地和水面7000多畝養殖河蟹和珍珠。荊州谷神綠色農業發展公司經理劉心宏在白螺鎮租地1900多畝，投資120萬元，采用機械化恒溫生產、生物治蟲等先進技術，種植無公害、反季節大棚蔬菜。該公司還租用丁家洲2000畝農田，建成了優質糧生產示范區。（見2001年3月21日《湖北日報》）。

[29]繼運城富源煤礦礦難發生一個多月后，山西省義興寨金礦又發生一起特大礦難。盡管如此，當地農民還是把當礦工看成他們改善生活狀況的最佳途徑。一位礦工堅定地說：“原來種地，我們長年吃的就是土豆，有時摻和點莜面，菜就只有山上采的野苦菜。現在天天吃的都是大米白面。我在礦上干活，一個月掙800多塊。”（摘自2002年7月10日《三聯生活周刊》）這些常年在地底下工作的礦工并不認為在地底下1米高的坑道里弓著身子挖煤是最受苦的事情，“這里比在家鄉<當農民>要好上10倍”。他們在小煤窯每月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收入，兩個人搭伙每天挖1米多，1米13車，1車500斤煤，每米老板付給45元工錢。（《比腐敗更危險的是什么？山西煤礦事故頻發原因透析》，載《三聯生活周刊》）總之，我們的農民為了離開農村、為了從鄉村生活條件所注定的貧困狀況中解脫出來，寧肯跑到礦井中去做工！盡管礦井和一切采礦工業中的勞動是繁重的并且還危害工人的生命，但是這種工作的較高工資，每月能拿1000塊錢并且人身自由的雇傭勞動對于農民竟有如此的吸引力，以至于他們寧愿到地下礦井去做工，而不愿回到被某些人描繪成是“農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的土地上去。因為農民根據親身的體驗認識到，這些人加以理想化的小塊土地有什么價值，純粹的資本關系比小農好多少。

[30]《農地制度與農村社會保障》的作者姚洋說道：“一個建立在平均主義農地制度之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加上家庭儲蓄等其它手段，可以有效地保護農民免受不利收入沖擊的影響，這對那些家庭貧困或沒有能力掙取非農收入的人來說尤其重要。其次，土地本身是一種財富，這對老年人來說更顯得重要，因為一旦喪失了勞動能力，他們可以通過出租土地獲得必要的收入<原文如此！>。因此，土地均分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養老保險工具”，“具有收入保險功能”，“同時也能達到失業保險的目的”。這位學者還認為中國農村存在1億多失業人口，“這樣龐大的失業人口之所以沒有引起大的社會動蕩，主要是因為土地充當了蓄水池的角色，吸納了大部分的剩余勞動力”。姚洋同志依靠他那獨特的邏輯，居然從這個卓絕的發現中作出結論，仿佛事實完全證實了他所提出的論斷，即“土地可以作為農村失業和養老保障的基礎<!>”。面對如此高超的理論，真令我等不服都不行……唉，徹底服了！事實上，這一畝三分地對于農民而言，不是“就業”，也不是什么“生存保障”，更不是國家賜予的“社會福利”。在農民的眼里，這一小塊所謂是他們“命根子”的土地根本就是無足輕重，稍有能力的或者有勞力的，進城去無論做什么即使是擦皮鞋也比在家種田強。

[31]以山東諸城的肉雞生產為例：龍頭企業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設備、種雞和飼料配方，組織生產并負責市場銷售。在“公司加農戶”這一體系中，肉雞的孵化、種雞的提供、防疫的實施、飼料的供給、成雞的加工、銷售都由龍頭企業承擔，而肉雞的飼養則由農民負擔。所以，“公司加農戶”只不過是資本認為讓農民“勤快地”去生產或者擔負起農業生產的主要部分，成本更低，費用更小而已。而資本擁有先進的生產設備和生產工藝，可以從這種“勤快”中獲取利潤（剩余價值）。

在商品生產極不發達的情況下，農民只能在小集市銷售，這是商品生產發展的低級階段。隨著市場的擴大，這種小規模的分散的銷售（這同小規模的分散的生產完全相適應）漸漸成為不可能。在大市場上，銷售應當時大規模、大批量的。因此，小生產同大市場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現有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在小農分散的情況下，要解決這種矛盾，就只有由商業資本（公司）專門從事收購和銷售。這樣，商業資本通過收購的辦法，把小買賣集中成為大規模的市場銷售，減少交易費用。這種大規模市場銷售的純粹經濟上的優勢，就必然使得農民完全依賴、依附于商業資本。這種商業資本的最高形式就是把農業生產資料直接分發給農民進行生產并付給一定的報酬。在這里，商業資本就轉化為產業資本，農民事實上成了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為資本家工作的農業工人。因此可以斷定，那種建議通過“公司加農戶”、“訂單農業”來幫助農民發家致富的廣為流行的理論是荒謬的。這種理論是由于不懂得商品生產同資本生產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而產生的空想。編造這種理論的人完全忽視了中國實際生活中的情況，忽視了小農的分化，忽視了在改革開放以后的社會中只有大資本才能組織大規模的生產和銷售這一事實。顯然，把所有這些不愉快的但卻是確鑿無疑的現實生活的情況拋開不談，那就容易胡思亂想了。

[32]由于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轉化為雇傭工人，雖然他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保留自己的小塊土地，但這已經不是其生活的主要來源。1998年浙江省農民從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等獲得的工資性收入為1584.9元，占當年人均純收入的45.1％，與1990年的324.2元占當年人均純收入29.5％相比，絕對額增加了1260.7元，比重提高了15.6個百分點。如果加上從事三產的收入，目前浙江農民純收入中，大約有70％左右來自非農產業。《農戶經濟活動及行為研究》的作者史清華指出：“非農化”已經是農民收入實現持續增長的重要途徑。同時，農民對農業的倚重程度呈顯著下降趨勢。家庭收入中來自農業的份額已由1990年的57.44％下降到2000年的28.40％（第93頁）。從全國來看，1998年農村勞動力在非農部門就業約占三分之一，農民收入中來自農業的部分占57%，來自非農部門的部分已達43%。（見《中國市場經濟報》1999年12月4日第2版）。

[33]有人竟然說：“家庭承包制制度安排和制度變遷產生的激勵，大大激發了農戶作為經濟當事人的預期，幾乎使每個農戶都成為‘企業家’<!>，并產生出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而且制度又確保了個人可以獲得其所有的土地經營、勞動力、資本投入產生的剩余和報酬<!!>”（摘自《中國農地制度變遷的制度績效：從實證到理論的分析》）。

[34]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以家庭為基礎的農業生產，不過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并不是永恒不變的經濟模式。如果從秦、漢算起，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也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可到了現代，在通常情況下，這種小農經濟，已經成為生產力難以提高和農民難以擺脫貧困的根本原因。

[35]王磊榮和王選慶就認為，國家要用鋼鐵一樣的意志來推進工業化，大量的農村人口必須離開土地（“試論我國土地破碎的現狀及由來”，載秦富、王秀清、辛賢主編《WTO與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2002年中國農業出版社，第481頁）。這實際上就是要強迫農民離開土地、要強行摧毀小農，也就是要徹底的最無情的摧毀中國的舊土地制度。王磊榮和王選慶接著說：我們可以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社會經濟演變的種種亂象中，找到我們今天所遇到的許多問題的翻版：諸如農產品的滯銷，農民收入的滯長甚至下降，大批的民工向城市流動，大批的婦女向沿海城市涌動，農村土地的大批拋荒……總之，社會的空前繁榮與危機并存。（同上，第482-483頁）。

[36]大部分農民沒有流向小城鎮絕不是貪戀都市的繁華，只因為復雜的城市比簡單的鄉鎮有更多的掙錢機會；只因為昂貴的城市比便宜的鄉鎮有更高的相對收入；只因為混亂的城市比寧靜的鄉鎮有更好的法制環境。進入城市的農民還要咬著牙交暫住證費、管理費、體檢費、外出打工費和“房”租；忍受著白眼、謾罵、驅趕、酷暑和嚴寒；冒著生病無錢醫、工傷無勞保以及被騙、被罰、被遣返的各種風險，最后他們還是選擇遙遠的城市而很少去享受移居小城鎮的便利和“常回家看看”的親情。留給政府的抉擇是繼續限制農民進城還是幫助農民進城；是固守一廂情愿成本高昂的“小城鎮道路”還是積極培育新興城市。（“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和障礙”王遠征著，載《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倡導農民“離土不離鄉”即反對農民外出打工贊成就地消化，這實際上是一種民粹派的理論。與此相反，農民的“離土又離鄉”不僅給農民本身帶來經濟上的好處，而且一般說來這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外出打工工資高，對農民而言更為有利。盡管這個理由是多么簡單，可是人們常常把它忘了，他們總喜歡站在更高的仿佛是“國家”的立場觀點上來看問題。

[37]就連農業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比農民高得多。2001年7月17日《羊城晚報》報道說：“這里的工仔們<即農業工人>享受著月薪制，一年發足12個月，一般是一造收成之后發一次薪，有特殊需要的也可隨時發給。三個大戶開的工資，以黃伯桂最高，平均每月七八百元，……工仔們的日子還是過得挺舒暢的，每造的插秧和收割季節，幾個大戶都開大鍋煮大盤菜，餐餐有魚有肉，飯任食，酒任飲，飯后還直落麻將，用數倍超過‘土豆加牛肉’<小農>的那個標準，免費招待全體工仔和臨時工。……幾年下來，黃伯桂的12個工仔，都蓋了兩三層的新房子，買了摩托車。”

[38]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果它“所許的諾言使農民哪怕有一點借口設想我們是要長期保全小塊土地所有制，那就不僅對于黨而且對于小農本身也是最壞不過的幫倒忙。這就簡直是把農民解放的道路封閉起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12頁）所以，任何想長期維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想依靠分散經營的小農經濟和農村小商品生產，就能跨越資本主義的發展，一舉解決中國農業長期落后的希望都是極其荒謬的。

[39]見《對農村土地制度的再思考》張德元、錢海燕等著。中共隴縣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楊治峰則立場鮮明地指出：如果以落后的生產方式確保農民所謂高就業率（農村勞動力流動已成為普遍現象，除口糧外，相當部分農民收入主要來源于非農產業），維護暫時的穩定，則必然帶來小農的破產和農業的衰落。楊治峰接著說：“現行土地制度限制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假若為了維護一時的穩定，而要等到農業像企業面臨破產倒閉時候才改革，那對社會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見《把農村土地所有權推向市場是應對WTO和經濟全球化的最佳選擇——關于創新農村土地制度的一點思考》）。

[40]現在，工廠化的農業已經廣泛開展起來。北京錦繡大地農業股份公司用沒有泥土的車間生產蔬菜，在流水線上，從播種到收獲僅45天，21畝的生產車間每天可產菜5噸，是普通溫室的20倍，純利潤近萬元。另一種魚兼共生的蔬菜車間，池內養著每公斤200多元的鱘魚，15畝車間可年產魚15噸，價值200多萬元。800平方米的組培車間，可年產脫清種苗2000萬株，相當于室外傳統種植上千畝土地的產量。蔬菜工廠每畝年產凈菜8萬公斤，產值82萬元。養殖采用生物工程技術，通過人工受精和胚胎移植的方法，繁育出優質動植物品種，提高了產量和質量。（《中國改革報》2000年12月29日）這些都說明資本農業正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應用到生產過程中。在江蘇，福建超大現代農業集團以種植蔬菜為依托，并建立了有機肥加工、蔬菜加工、銷售等現代農業一條龍生產方式。農民在超大打工，像工人上班一樣，每天工作8小時，分散的農民在這種工廠式的農田中加強了組織性，增強了現代科技意識，素質明顯提高。化，投在土地上的資本的空前積累，必將使農業獲得最迅速、最廣泛、最自由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