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西歐商品經濟下的政教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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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歐商品;政教關系

一、中世紀西歐5—13世紀的政教之爭

本文雖然主要論述的是中世紀西歐商品經濟下的政教斗爭，但對于這種新的經濟形態出現前世俗政權與基督教會之間的爭斗有必要做一番簡要的論述，因為中世紀西歐的政教斗爭并非只是在商品經濟出現以后才表現出來的，它貫穿了整個西歐的中世紀。在中世紀時期，基督教逐步演變成為一個政治實體，“它到處行使的不僅限于宗教的統治，而且行使政治、行政、經濟和社會的權力”①，是一個超國家，“教會教條同時就是政治信條”②，它的權力越來越凌駕于世俗最高統治者———皇帝之上。另一方面，后者對于教皇這種越權管理行為的不滿與日俱增，兩者間的矛盾越來越難以調和，最終走向政治斗爭。5－8世紀是政教之爭的醞釀期。蓋拉西最早提出政教二元論，隨后在756年丕平獻土事件使教皇國得以建立，教皇開始染指世俗權力;9－13世紀是雙方的對壘期。隨著教會經濟力量的發展，其想要擺脫世俗政權控制的欲望日益強烈，于是有了克呂尼運動—改革教會提升教會力量。隨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繼位，正式拉開了教會和世俗政權分庭抗禮的序幕。最先開始的是爭奪主教敘任權的斗爭，最終以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年)與教皇簽訂妥協的《沃姆斯宗教協定》(1122年)而告一段落。在十二世紀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登上王位后，當時的教皇英諾森三世就企圖通過控制他而實現對德意志的完全統治，這與弗里德里希企圖建立一個歐洲帝國的想法發生了沖突，并由政治斗爭演變為軍事斗爭。最后，弗里德里希代表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統治被終結，德意志皇權也徹底崩潰。從十二世紀后期起，教皇又與皇帝為爭奪意大利的控制權展開了更加激烈的斗爭，結果，皇帝腓特烈一世在1176年的萊尼亞諾戰役中慘敗，教皇權威在教皇英諾森三世(1198———1216年)時期達到了極盛。雖然教會此時擁有凌駕于世俗統治這之上的權威，但它終歸無法也不可能代替國家的統治地位，因為它對于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巨大的威脅，尤其是對于商品經濟來說，沒有統一的國家就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和統一的市場，這種逆歷史潮流的現象就注定了它不可能長久，“誰違背歷史發展的潮流，誰必將被歷史證明它的虛弱性和腐朽性”③。

二、中世紀末期西歐商品經濟的出現和發展

中世紀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西歐出現了不同于自然經濟的新的經濟形態———商品經濟，其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城市經濟，另一個是貨幣，尤其是到了十三世紀，發展尤為顯著。西歐的封建經濟在十三世紀以后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以城市為中心的地域性經濟的形成，社會經濟和政治的中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④。城市經濟的極大發展之所以能對西歐社會施以重要的影響，就在于它打破了封建經濟的傳統結構。城市的經濟活動與傳統的經濟活動相比，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它是一種不依賴于土地的商業活動。圍繞著城市，形成了一種被德國經濟史學家稱之為“城市經濟”的經濟形態，即:城鄉之間分工明確，城市從事工商業，農村從事農業，其產品運到城市參與市場活動，進入商品流通領域，這種經濟結構導致土地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租佃制取代領地制。城市經濟的發展也引起了政治狀況的變動。在十一至十三世紀，西歐城市普遍展開了反封建主的斗爭。如在法國，許多城市通過斗爭獲得了自治權，建立了自治機構，稱為“公社”，“城市在政治上的相對獨立的地位，是它在經濟上相對獨立發展的反映”⑤。進入十三世紀，隨著城市經濟地位的提高，其政治地位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市議會等行政機構便應運而生了。此外，經濟的發展也促使市民階層發生了分化，其中最富裕的階層成了貴族階層，為了維護其經濟利益，他們必然會要求在政治上獲得更大的權利。貨幣與城市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系。恩格斯對此曾指出，西歐市民階級使用的是“一件對付封建主義的有力武器———貨幣”⑥，而貨幣對于商品經濟的發展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貨幣的使用，加快了封建土地制度由領地制向佃農制的轉變。正是“貨幣關系排擠了人身關系和貨幣貢賦排擠了實物貢賦”⑦，使得過去領地制上領主與依附農之間的依附關系進一步松弛，兩者之間契約關系的成分逐漸增加，而人身依附關系的成分逐漸減少，到最后，以封建領地所有制為基礎所建立的封建等級制都統統退出歷史舞臺。十三世紀，教會權勢登峰造極。但與此同時，西歐封建社會內部新的因素———城市經濟和貨幣不斷發展壯大。面臨新的狀況和變化，教會不僅沒能適應，而且顯得格格不入，這就為教會權力的衰落埋下了伏筆。

三、中世紀末期商品經濟發展下的政教之爭

西歐封建社會的一大特色，便是天主教會成為封建制度的中心，成為超國家的機構，西歐社會的全面基督教教化。但正如在本文第一部分末尾所提到的那樣，教會的這種超國家性根本不可能永久存在。尤其是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教會在與世俗政權的斗爭最終還是以前者失敗告終。在中世紀的西歐，雖然商品經濟出現并在十三世紀有了顯著的發展，但封建生產方式對城市和貨幣經濟仍有著束縛和限制。盡管如此，這些新因素自身承載的反封建特質使得它們與封建制度走向了反面，并最終促進了封建制度的瓦解。城市和貨幣經濟的發展，不僅對封建制度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而且對于當時已臻極盛的天主教會權勢也造成了極大的撼動，十三世紀以后中世紀西歐的政教之爭在這樣一種新的狀況下也就呈現出了一番新的圖景。在9—13世紀，世俗政權在與教會的斗爭處于劣勢，教會甚至取得了對君權的優勢，之所以造成這樣一種狀況，主要是緣于封建領地制下封建諸侯對國家權力的分割，國家君主被削弱和孤立，這就給了教會以可乘之機，再加上教會的封建化以及其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強化了自身的力量。但這并不意味者君主就甘心于被教會壓制，因為教會的這種超國家性加劇了國家的分裂割據狀態，嚴重損害了其政治經濟利益。因此，反對國家分裂，實現權力的集中，成為君主的強烈愿望。與此同時，商品經濟，尤其是城市經濟和貨幣，有了長足的發展。一方面，商品經濟的發展要求有自由的社會環境和統一的市場，這就意味著教會的特權，尤其是在經濟上的特權，應該被取消，國家應該實現統一。這樣，兩者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就不可避免了。君主想要實現集權，想要實現國家統一，卻苦于自身力量弱小，教會力量的強大;市民階層想要通過實現國家統一維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卻苦于教會掌握著各種各樣的特權。于是，“當市民階級以一種新生的、日益發展的力最出現時，君權就認定它是可以利用的新盟友，它會給君權的增強打開新的出路。特別是，君權反對國家分裂，要求國家統一;而城市和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既為反對封建分裂、促進國家統一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創造了新的條件。”⑧面臨這樣一種新的狀況，君主選擇了與當時比較先進、比較進步的力量相結合，這一順應歷史潮流的做法與教會的固步自封、頑固保守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得這個時期的政教之爭從一開始，就埋下了世俗政權獲勝、教會權勢衰落的種子。與新力量的結盟，也賦予了君權新的力量。在商品經濟中成長起來的市民階層依靠君主的力量獲得政治經濟上的權利，以沖破教會的限制和束縛，而世俗君主則依靠市民階層的財力、人力積蓄力量，隨著經濟的發展，世俗君主積攢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以至于逐漸在與教會的爭斗中占得上風并最終將教會挑落馬下。在那些受君權控制的城市等級會議中，市民代表在王權的支持下已經與教會代表、貴族代表處于并列的地位。表面上看來，市民階層借此獲得了政治上的權力，有了政治上的發言權，實際上來看，世俗君主借助于這種結盟，將市民階層推向前臺，形成一股與教會勢力相抗衡的巨大的力量，與此同時也大大加強了君權。實際上，教會代表的并不僅僅只是以教皇為首的天主教會的利益，它還代表著封建領主的利益，因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世紀成為壓倒世俗政權的力量，之所以能不斷獲得政治經濟上的特權，之所以能走向封建化，這些封建領主的支持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這些人又恰恰是分割國家權力、力主維持分裂割據狀態、堅持封建領地制的堅定倡導者、鼓吹者和執行者，可想而知教會的這種保守是何其的根深蒂固，既有來自于教會本身的，同時也有來自于封建領主的。世俗政權雖然與新的力量———在商品經濟下發展起來的市民階層———結成同盟，但它從本質上來講，更大程度上代表著的是在租佃制下發展起來的封建地主階層的利益，因為這批人希望能克服國家的分裂割據狀態、實現國家的統一。但在看到新力量的出現時，君主并未對此采取淡然處之或者不屑一顧的態度，而是充分利用這樣一股新生力量，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句話，“誰違背歷史發展的潮流，誰必將被歷史證明它的虛弱性和腐朽性”。教會的閉關自守，世俗君主的識時務，為13世紀以后政教之爭的結局定下了基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城市和貨幣經濟的發展以及市民階層的成長，世俗君主與天主教會的斗爭起了變化，勝負雙方位置出現了互換。如前所述，在九至十三世紀的對壘期，無論是法國皇帝亨利五世與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斗爭，還是德國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與教皇英諾森三世的斗爭，亦或是意大利君主腓特烈一世與教皇英諾森三世的斗爭，都紛紛以教皇成功壓制皇帝而告終。不斷前進的君權，同固步自封的教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較量，其優勝劣敗的情況，已和過去不同:十一至十三世紀發生于德國皇帝與教皇之間的沖突，以教皇的勝利而告終。而到了十四世紀，法國國王徘力四世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沖突，卻以國王的勝利而告終，教皇成為“阿維農的俘虜”。腓力四世繼續和教皇作斗爭，于1307年沒收圣殿騎士團財產，1312年教皇正式宣布解散神廟騎士團。腓力四世取得到完全勝利，教權受到了重大打擊，大大“減弱了教廷的國際權威的作用”⑨。“阿維農之囚”事件充分的表明了教權在這一時期衰落的趨勢，君權蒸蒸日上，教權江河日下。在西歐漫長的中世紀長河中，天主教會與世俗君主的斗爭構成了這段歷史的重要內容。從公元五世紀的萌芽，到公元九世紀到十三世紀的對壘，再到公元十四世紀的結束，可以說，政教之爭貫穿西歐中世紀的始終，對整個西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無論是經濟上的，政治上的，還是思想文化上的。正是由于當時西歐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成長，使得教會又多了一個強大的對手;而教會的封建化，使得它在面臨這種新的狀況時沒有也不可能順應歷史潮流而去接納這種新的社會力量。由于租佃制的發展，封建地主階層已然看到了貨幣所帶來的遠大于實物地租的經濟利益，而作為世俗最高統治者，其眼光更為長遠，他們認識到了這樣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所帶來的力量會大大有利于君權的加強，于是與他們結盟，在相互的利用中———一個側重于政治權力而一個側重于經濟利益，共同對抗中世紀最大的封建主———教會。最后的結局，便是教權屈從于君權。

作者:田野 單位:湘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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