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評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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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有以下十大舉措：

一、指導思想——放棄片面追求增長速度的傳統做法

1999年經濟工作最突出的特點是，政府在進行全年經濟工作安排時就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速度指標應當是預測性、指導性的，應當能夠隨著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而隨時進行調整，并且公開宣布放棄片面追求增長速度的做法。

既使在年中，當經濟增長速度一度出現嚴重下滑勢頭的時候，政府也沒有重新采取“壓指標"、“上速度"的傳統辦法，而是積極尋找對策，出臺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推動經濟增長。這是一項具有根本性意義的變化，它標志著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工作（或曰“宏觀調控"）上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和層次。

二、戰略重點——立足于國內市場

1998年末，我們提出199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應當立足于國內市場。后來政府將“立足于國內"不僅作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觀政策取向，而且作為今后的中長期發展戰略來考慮。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國土遼闊、資源豐富的大國，僅僅依賴出口來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恐怕難以長期為繼。在這樣一種新的戰略思想指導下，今后不論國際市場形勢好也罷、壞也罷，我們都不能夠忘記國內市場。

事實證明，如果不是我們早已將立足點放在了啟動國內市場的話，那么1999年上半年出口急劇滑坡的勢頭就足以導致各級決策者的信心崩潰和手忙腳亂。

此外，既使在1999年下半年，隨著國際市場形勢有所好轉、提高出口退稅政策逐步見效，我國出口增長速度快速反彈以后，政府仍然沒有放棄擴大內需、啟動國內市場的努力。

三、國企改革——確立國企改革與發展的中期目標

國企改革是個老話題，也是自改革伊始就遇到的難題。由于種種原因，我們一再錯過國企改革的最佳時機。如今，經濟處于持續下滑階段，此時推進國企改革，勢必會加大安排下崗職工重新就業的難度，增大改革的阻力。

然而，目前也決不是推進國企改革的最差時機。與泰國、韓國等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相比，我們現在推進國企改革還有較大的回旋余地和政策空間，政府還有能力為安排下崗職工做些什么。如果等到爆發了金融危機以后再來進行改革，那就一切都晚了，在安排就業方面政府也會變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改革的成本也會大大提高。

正是由于認識到了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緊迫性，1999年9月，中共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立了到2010年國企改革與發展的中期目標和相關政策。

四、修改憲法——確立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地位

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明確：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成份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從而在法律上肯定了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國有企業改革一樣，發展民營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本屬于微觀經濟范疇，不應作為宏觀經濟政策加以評述。但眾所周知，由于我國目前正處在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時期，許多微觀領域問題的解決需要有宏觀經濟政策予以配合。因此，像國有企業如何進行改革、民營經濟是否應當發展這樣一些原本很微觀的問題，就帶有很強的全局性和宏觀性，不得不暫時納入宏觀經濟政策的視野進行全面考察。

五、科教興國——把發展教育作為頭等大事

1999年里，最鼓舞人心的大事之一是舉國上下熱情關注教育事業。教育不僅已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點話題，而且也成了消費者新的消費熱點和投資者新的投資熱點，更成為1999年政府工作的重點。

按照傳統經濟理論，教育政策也不在宏觀經濟政策的范疇之內，但是至少在1999年里，發展教育的的確確已經成為政府引導投資、擴大消費、調整經濟結構的一項重大舉措，并構成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

六、財政政策——繼續保持積極態勢

1999年在上年增發國債1000億元（其中有大約一半轉至1999年使用）的基礎上，政府繼續堅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再次增發600億元國債，用于增加政府財政投入，擴大內需。

應當看到，增加財政投入對于緩解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減緩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于缺乏其他政策的密切配合，缺乏民間資本的積極響應，其政策效果已經呈現衰減跡象。尤其是在積極擴大財政支出的同時，也實行了一些增稅措施，使得財稅政策的擴張效應與緊縮效果相互抵消，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被嚴重削弱。

七、貨幣政策——信號作用未能得到應有發揮

年初，關于1999年實行什么樣的貨幣政策，有關部門表現得有些猶豫不決、舉棋不定。最初提出的口號是實行“適當"的貨幣政策。與此前的“適當從緊"相比而言，這顯然帶有放松銀根的意味。然而不久，有關部門很快將“適當"一詞修正為“穩健"，正式提出了1999年要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具有很強的信號功能。有關部門在此問題上的舉棋不定，信號不清，多少影響了廣大投資者的信心。再加上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存在著嚴重障礙，國有商業銀行的“宏觀調控職能"早已不復存在，因此，縱然是中央銀行口口聲聲要增加貨幣信貸投放，但貨幣和信貸卻總也投放不出去。據人行公布的數據，1999年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比上年增長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個百分點。

看來，貨幣政策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在體制上，既使是前面提到的貨幣政策的猶豫不決，其根本原因也還在于貨幣政策的決策機制本身存在著嚴重缺陷。

八、收入政策——初次運用于啟動經濟

1999年，政府除了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資以外，還動用了收入政策以促進居民消費。1999年里，政府拿出540億元用來提高離、退休人員和下崗職工待遇以及適當增加企事業單位職工工資，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預期。預計全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5859元，比上年實際增長9.3％。

在經濟低谷時期提高職工工資，這在新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嘗試用增加收入政策來促進消費、刺激經濟增長，這在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九、消費政策——變限制消費為鼓勵消費

1999年，消費政策備受政府重視。由于生產過剩以及買方市場的出現，消費政策從限制消費轉變為鼓勵消費，政策目標也從抑制通貨膨脹轉變為控制通貨緊縮。1999年，銀行降息是為了促進消費，征收利息稅也是為了促進消費，發放消費信貸還是為了促進消費。

在方方面面各種政策“連轟帶趕"的作用下，1999年9、10月份起，居民消費似乎有了一些起色，但是物價仍呈下降趨勢，預計全年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9％，居民消費價格下降1.3％，已連續2年多呈負增長態勢。

十、匯率政策——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

1999年，人民幣匯率繼續保持穩定態勢。外匯儲備增加98億美元，已達到1547億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而言，最困難的時刻已經過去，人民幣已經受住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嚴峻考驗，被證明是國際上最穩定的貨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