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論文范文10篇

當奧運會剛剛在世界起步時，奧林匹克運動會只是純粹的體育盛會，從而拒絕商業的介入，職業運動員很長的時間也被排除在奧運會之外。1976年蒙特利爾舉辦奧運會，蒙特利爾曾5次申辦奧運會，當申辦成功后，該市即積極進行準備，耗費了巨額資金，利用了許多現代化科技成果，在城區北部開辟了奧運會中心，新建了大型體育場、游泳池、自行車場、奧運會村等。然而這一切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由于經濟蕭條，物價暴漲，建筑工人長期罷工，加上管理不善，在興建奧運會中心時，經費多次追加，工程一再延期。往后的幾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都因為顧拜旦的初衷，他想把把奧運會純粹為體育，排除一切雜質，然而這一想法卻太過于理想化，造成主辦城市的極大經濟負擔。直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彼得•尤伯羅斯上任成為洛杉磯奧組委主席，向可口可樂等公司籌款這才初次開始了奧運會商業投資，改變了奧運會賠錢的歷史，并且創造2.25億美元的盈利，奧運會被從懸崖邊緣拉了回來，進而成為一棵各國競相追逐的“搖錢樹”。

中國的經濟會隨著奧運會而有一個較大的發展。首先是大量贊助商的資金流入，尤其一些外資企業，可以借助奧運會這一平臺進入中國市場，這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是很有幫助的。其次，奧運會舉辦期間，大量國內外觀眾涌入北京，極大的刺激了消費需求。就業問題也可以藉由奧運會這一契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隨著奧運會的到來，各種服務性部門的工作量也大為增加。以往奧運會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舉辦國尤其是主辦城市的就業壓力。據專家估算，北京奧運會將會帶來200萬個就業機會。此外，舉辦奧運會加快了承辦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非貨物貿易行業成為了新的經濟增長點。2008奧運行動規劃明確提出了要加速北京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鼓勵非貨物貿易行業的發展。舉辦奧運會導致國際間大量的人員流動、技術傳播和資金轉移，這與服務業中的建筑、運輸、旅游、金融保險、通訊廣播等產業領域將產生密切的聯系，帶動相關技術和產品的升級換代。最后，奧運會成功的舉辦將樹立起我國對外的良好形象，隨之而來的是進出口貿易擴大，經濟、技術交流加速發展，國際信用評價部門對我國的信用評價指數也相應提高。可以說，奧運會的舉辦對我國的經濟有極大的刺激作用。

然而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奧運會商業化的負面影響。在奧運百年慶典上，美國人將奧運會的商業化推向了極致，但商人們的每一項投資都以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出資456億美元買下本屆奧運會電視獨家轉播權的美國全美廣播公司在奧運會賽程安排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亞特蘭大奧運會的馬拉松線路由于該公司的轉播需要(通過名勝古跡多的區域)而改成了坡度極陡、有無數上下坡的路線，被稱之為“歷史上最惡劣的馬拉松線路’，使運動員的身體消耗達到了極點。這一切都是為了更多地收取巨額廣告費(每30秒鐘廣告收費50萬美元)。在運動員的利益和金錢效應上，商家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當贊助商們向奧運會提供了巨大的資助之后，就儼然成了奧運會的“無冕之王”。人們不僅要問:這屆奧運會到底是為誰辦的?奧運會的主角到底是運動員還是商人?當商業利益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時，體育的利益就會成為犧牲的對象，當商業的砧碼在奧林匹克運動的天平上超重時，就會嚴重干擾體育運動的正常狀態，并與奧林匹克理想發生劇烈沖突，給奧林匹克運動帶來巨大的威脅。難怪當年雅典申辦1996年奧運失敗后，發出了“可口可樂擊敗奧運精神”的哀嘆。過度的商業化，勢必會造成奧運會的變質，這是顧拜旦所擔心的，這也是我們應該極力避免的。那么如何做呢？奧運與商業的平衡如何掌握，我想我是無法很透徹的分析的，還有待經濟專家的進一步研究。

北京奧運會通過巨額的直接投資將對經濟起到拉動作用，而且在奧運會結束之后，北京也不可避免地會經歷“經濟低谷效應”。因此我們要做好長遠的規劃，借鑒以往舉辦國的成功經驗，保證北京地區乃至我國的經濟相對平穩地增長，預防“低谷效應”的產生。

一、合作式教學的內涵

我們所講的合作式教學，其一應該是教師創設一個情境，然后拋出問題，學生在這之中創造，最后共同達到教師教學設計中的這一個環節的意義，這是教師與學生的合作。其二應該是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合作，合作式教學講究將一個班的學生分成小組，然后小組間進行溝通與合作，在這個過程當中，培養學生的思考、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二、合作式教學法在《經濟政治與社會》這一學科中的運用

1.問題情境創設的重要性教師應創設符合學生實際的問題情境。在上課的過程中發現，教師拋出一個適合學生的問題，那么學生的參與度、活躍度會得到空前提高。所謂適合學生的問題，即教師在備課時應充分考慮到這個班學生的文化程度、年齡層次、性格特點以及結合生活實際。因為太復雜的問題，學生沒有思考的動力，而簡單些的問題，學生又會覺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創設問題情境時，教師應“投其所好”。學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問題來源，可以是普遍學生身上存在的現象，歷屆畢業生及低年級的學生；可以結合社會熱點，假設問題的存在；可以是教師的自身經歷；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課當中所發現的問題。

2.創設情境，開展合作式教學我們拋開這樣一種教學模式：上課鈴聲一響，教師開始照本宣科地講授本節課的相關知識點。在《經濟政治與社會》這一本書當中，例如第一課“商品的交換與消費”。教師可先創設問題情境：“同學們平時都喜愛去哪里購物呢？所購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稱之為商品呢？”在學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緊接著引出知識點：“什么是商品？”然后結合知識點幫助學生解決之前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接著根據已經分好的小組，提出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買了之后的東西還是不是商品？”“請同學舉出這個教室里面能稱得上是商品的東西。”“錢、腎、人都是不是商品呢，為什么？”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有對知識點不理解的情況可以向教師請教，激發了學生主動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在這樣一門課程當中感受到思考所帶來的喜悅。教師也可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合作式教學法在與本班學生接觸時所產生的問題，從而能夠及時找到解決的方法。這也是合作式教學法中學生與學生合作的一個意義所在。

三、合作式教學法的意義

一、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政治效應回顧

30多年來，兩岸關系一直以經貿關系為主軸，政治關系卻是敏感領域，發展嚴重滯后。從兩岸關系發展歷程來觀察，在總體上體現了經濟決定政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規律。1987年臺灣當局雖然開放了臺灣同胞來大陸探親并默認了兩岸經貿往來，但在政治領域卻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隨后，兩岸經貿關系的不斷發展，兩岸在政治領域也不得不尋求渠道合作，以便解決在經濟關系中衍生出來的種種問題。1990年，臺灣當局調整了“三不政策”，并于同年11月21日成立了官方授權的民間性中介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出面處理官方不便或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為了便于與海基會接觸、商談，大陸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峽兩岸關系協會(簡稱海協會)，并授權海協會代表大陸官方與海基會接觸商談。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時期以“臺獨”分裂活動阻止了海基會與海協會的接觸與商談，但其違背兩岸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未能阻止兩岸政治互動。2008年以來，兩岸在“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恢復了“兩會”協商談判，推動了兩岸經濟關系的大幅發展，對政治關系的改善有一定的促進作用。③

(一)兩岸政治互信不斷積累。1992年11月，兩岸兩會達成在事務性商談中以口頭方式表達“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這為兩岸協商奠定了政治基礎。李登輝和陳水扁執政時期肆意否定“九二共識”，致使兩會商談中斷9年。2005年4月，國共兩黨開啟黨際交流，雙方就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達成一致。此后，國共兩黨不斷鞏固兩岸政治互信。2008年5月，國民黨在臺灣重新執政，馬英九當局認同“九二共識”，強調“兩岸是非‘國與國’關系”“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在2008年12月31日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講話中指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臺灣盡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后期中國內戰遺留并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于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201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及隨訪的臺灣各界人士時表示，我們將保持對臺工作大政方針的連續性，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持續推進兩岸交流合作，努力促進兩岸同胞團結奮斗，鞏固和深化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連戰也表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是一條不應也不會逆轉的正確道路，現階段兩岸關系來之不易，希望能在新的起點上加以深化;兩岸各自的現行規定、體制都實施一個中國原則，從而形成“一中架構”下的兩岸關系，而不是“國與國”的關系，“九二共識”是雙方政治互信的基礎，必須加以維護。2013年6月13日，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再次強調，增進互信，核心就是要在鞏固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吳伯雄則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是國共兩黨一致的立場，是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基礎;兩岸各自的現行規定、體制都實行一個中國原則，都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系，而不是“國與國”的關系。2013年11月11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第中央評議委員第一次會議上再次明確表示，兩岸不是“國與國關系”，在許多方面都是特殊的關系。不論在臺灣還是國際上，都不會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或“”。以上種種，彰顯了兩岸對“九二共識”的堅持和政治互信的鞏固。基于政治互信積累，兩會商談終于在2008年6月恢復，推動兩岸政治關系實現了歷史性轉折并取得一系列重要進展。

(二)兩岸黨際交流不斷深入。2005年4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北京會見了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實現60年來國共兩黨領導人的首次正式會談，會談后共同發表了“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提出“建立兩黨定期溝通平臺”的主張。此后，國共兩黨高層領導人每年會晤成為“慣例”，兩黨不同層級的黨務人員互訪也成為常態。兩岸黨際交流是兩岸關系發展中的重大政治事項，也是兩岸經貿合作外溢出的重要政治效應，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進程中已經并將繼續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2013年2月和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北京分別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和吳伯雄，這是大陸“兩會”換屆之后，中國共產黨新任領導人首次與中國國民黨高層的互動，繼續傳承了兩岸黨際交流機制。兩岸黨際交流機制化不斷深入，將從制度層面有力保障兩岸黨際交流的平穩發展，增進國共兩黨乃至拉動兩岸更多政黨間的政治互信和共識凝聚，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和穩步發展。

(三)兩岸經濟關系邁開制度化步伐。兩岸經濟關系步入制度化軌道也是兩岸政治博弈、政治互動的結果。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的萌芽可以溯至兩岸打破隔絕之初為便利人員往來與經貿交流而出臺的事務性管理辦法，比如1986年12月國務院公布的《關于臺灣同胞到經濟特區投資的特別優惠辦法》和臺灣當局1987年7月宣布的首批開放29項大陸農工原料間接進口管理措施等。1993年4月，首次“汪辜會談”簽署的4項協議則標志著兩岸經濟關系制度化的正式開始。2008年6月兩會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重新恢復協商談判以來，達成諸多共識，簽署21項協議，解決了一系列兩岸同胞關心的經濟、社會、民生問題，深化了兩岸交流與合作的制度化安排。我們也看到，兩岸政治對話和協商尚未開啟，政治互信基礎仍然十分薄弱，兩岸政治關系的進程與快速發展的兩岸經濟關系明顯不相對應。

二、兩岸經濟關系發展的政治因素作用

一、教學中有關政治經濟學出現的主要問題

一方面—社會因素。隨著改革開放的實施，我國接納了來自西方的經濟學理念，國民在思想價值觀方面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呈現出了多元化的形態模式。而經過國內綜合實力的不斷提高，對于高校教師的要求也越來越越高，而且是越來越快的步伐更替著，這也就造成了教師資源缺乏的現象，導致了政治經濟學教學出現了一些問題，影響了教學質量，影響了師生之間溝通、情感的交流，造成了整個教學的失敗，使學生對這么學科失去了興趣。另一方面—缺乏興趣。造成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缺乏學習興趣的原因是多方面，其中有以下幾方面：（1）客觀原因。“政治經濟學”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內容，其實一個抽象且缺乏樂趣的學科，并且跟我們的生活聯系是缺乏直接性的，大多數的學生由于其抽象性，因而失去了學習的興趣。（2）教學方法陳舊。通常情況下，教師是根據以往的教學思想在備課，講述想要表達的意思，往往忽略了學生針對這門學科的主動性問題，總是按照一貫的注入式教學方式，讓學生被動的接受，不能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而且課堂內容結束后，教師忽略了與學生互動的重要性，往往課程結束后，學生也就下課了，這樣就是去了課堂的作用，使學生學不到這門課的精髓所在，所以尋找新的教學方式是必要的的。（3）主觀原因。學習不只是一方的原因，作為傳授者與接受者，雙方都存在問題。作為接受者的學生而言，其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視度不夠，認為這是一門不適合自己的課程，也就忽略了其學習的必要性。第三方面—教師素質。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還在延續以往的教學方式，一切從基本內容開始，由最初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出發，進而推論出經濟學的原理，但是事實表明，這種教學方式不適合當今時代的發展，對于現今的教學來說，單純的講述已經不能引起學生對于課程的興趣了，要擺脫傳統的教學方式，引起學生的共鳴，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將抽象的問題具象化，使學生能夠明白其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而不是單純的以教完內容為任務，要以教會學生使學生真正的融入到課堂中去，融入到學科中為主要教學目標。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內容改革的實踐

2.1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對當代資本主義講的較少，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對資本主義現實知道不多、分析不夠，這就需要我們教師在掌握大量資料的情況下，對這一部分的內容進行補充和擴展，進而進行全面、客觀、辯證的分析和講解。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盡量避免與《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課講的內容重復，相反倒要與之實現科學的銜接。我們在講授到壟斷至今的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時候，經常把當代資本主義放到當代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去考察，既在思維方式上拓展了空間，又可以增加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回答像當代資本主義為什么垂而不死、腐而不朽這樣的間題時，必須有縝密的理論、嚴格的邏輯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籠統地教條式地回答只能使學生產生更大的疑間和困惑。2.2根據當今社會主義的基本狀況，教學內容部分發生了變化，雖然大體內容不變，但是其教學任務也是相當繁重，頭緒繁多。其中主要學習內容包括:什么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怎樣產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經濟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和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對外經濟關系以及原則;國家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宏觀調控等等。2.3通過以上教學內容改革的分析，同時也通過在教學過程中的實踐，其教學結果收到了令人滿意的效果。盡管對于老師而言，教學任務增加了，備課量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由于這不同的備課方式，使老師自身的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不斷得到完善。通過備課查閱了大量的相關資料，閱讀了更多關于這方面的書籍，通過對知識內容的歸納總結，以及概括吸收，不僅促進了教師對于新知識的渴求性，同時也解決了在課堂中出現的意外現象。而且最重要的是，因為教學內容的變化，讓課堂的教學內容發現了新的東西、活的東西，這極大地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了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的學習主動性，激發了學生的創新意識，探索意識。并且學生自己也會去反問老師一些關于政治經濟領域的問題，使老師跟學生一起學習，一起進步，讓老師跟學生之間的互動逐漸增加了，逐步的深入到了學生之中，豐富了教學內容，減輕了教學困難。使那些對政治經濟學不感興趣的同學也躍躍欲試，開始接受這門抽象、晦澀的學科。

三、新世紀政治經濟教學實踐中的具體做法

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我們了解到政治經濟學不只是學科中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論基礎，所以在教學過程中我們要記住根據課堂內容跟課堂實踐教學兩個方面來設計備課內容，對此我們規定了一下原則:1)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2)將改革實踐與教學相結合的原則;3)堅持經濟學基本知識和基本原理灌輸原則;4）堅持市場經濟理論發展與創新的原則。堅持自己的教學理念，將好的教學方式傳承下去，不斷完善自己的教學目標，關注實際問題，用正確的思維跟思考方法去面對存在的問題，這樣才能使自己在教學過程中得到提升。

近來國際上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越來越高。中國境內甚至出現數百億美元的游資意在趁機謀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國政府官員感到空前的壓力。雖然中國政府已經屢次明確表示在近期內人民幣不會升值，這次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顯示的中國經濟面臨的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卻值得引起國人足夠的重視。去年以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顯示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已經到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階段。中國在未來的十年里將面臨一系列的來自國際政治經濟的挑戰，其嚴重程度，特別是回應這些挑戰的困難與復雜程度很可能會遠遠超過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面臨的與國家安全保障有關的挑戰。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工廠和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目的地，中國經濟與其它國家經濟的利益沖突必將日益增加。在這個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里可以想象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在制定本國的匯率政策，金融，財政，貿易，競爭，甚至勞動政策時都會面臨日益增長的國際壓力。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中國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對他國有重大影響。他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會施加各種壓力以影響中國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中國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強調主權就可以把這些壓力打發走。從現在開始，中國必須開始將自己在未來十年里的國際金融政策做通盤的前瞻性考慮，必須搞清楚本國在人民幣升值，浮動匯率與開放資本賬戶等根本性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是結構性風險還是制度性風險？

最近國內很多關于人民幣升值的文章列舉了升值對中國經濟可能有的負面影響，但是大多數文章側重結構性的影響，關注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以及就業的影響以及人民幣升值導致泡沫經濟的可能性。本文則強調中國面臨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風險。結構的變化有時通過政策的逆轉可以挽回，而制度變化的逆轉將十分困難。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人民幣的匯率政策直接影響如何界定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秩序的關系。我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遠遠不是人民幣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政治經濟的連鎖反應。這種連鎖反應十分有可能導致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在以金融擴張為特征的現階段全球化的條件下，浮動匯率加上開放資本賬戶將不僅使中國經濟失去支撐其成長的模擬布雷頓森林體系，[1]而且還要失去大量的外資。更為嚴重的是一個根本不適應浮動匯率與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內經濟體制將失去與國際金融風險之間的緩沖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風險日益增加的現行國際經濟環境中。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將受到弗來明—蒙代爾三維悖論的更大困擾。與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視協調輕視監控為特征的中國的經濟管理模式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很難抵御泡沫經濟的出現。在現有中國社會安全保障體系的條件下，泡沫經濟的破滅很容易導致較大的政治動蕩。因此在討論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向時，不應該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地討論是否升值，而是應該具有前瞻式地將關于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的立場一并考慮。等到升值以后外國人再打上門來要求中國采用浮動匯率和開放資本賬戶時，恐怕一切都為時太晚了。

全球化與國際金融秩序

中國在未來的十年里將面臨一毓的來自國際政治經濟的挑戰。從制度的角度來看，一國貨幣的匯率反映的是該國經濟制度與國際經濟秩序的相互關系。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國經濟隨著改革與開放已經與國際市場緊緊地聯系在一起。要討論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向，我們必須認清現在的國際金融秩序與全球化的關系。國際經濟秩序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是支撐戰后發達國家經濟成長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的直接后果是發達國家的匯率由固定匯率轉向浮動匯率。浮動匯率的采用又直接導致了發達國家主導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動了戰后經濟全球化過程以生產與貿易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一階段向以金融與財政的擴張為代表的第二階段過渡。金融擴張又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的出現。簡言之，目前的國際金融秩序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秩序。

根據收藏于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的外交公文記錄第1326號記載，1931年5月，日本駐哈爾濱總領事森島守上呈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周刊《滿洲評論》發行事宜獲準①。另據日本學術界的考證，早在1931年初，橘樸、野田蘭藏、小山貞知及小林英一等日本在華文人，便不時在大連舉行私人性質的文化聚會，主題大多是談論時事、特別是中日兩國的政局及未來發展趨勢。

野田就中最先提出了創辦時事評論雜志的創意[1]。負責疏通工作的是曾任《東方通信》社記者的小林英一，他通過舊交在關東軍及關東州廳迅速開始活動。先是從關東州廳打探評論類雜志刊行的相關事宜，并向坂垣征四郎尋求援助；得知時事雜志的刊行極為困難以后，他又在關東軍內部進行疏通，并通過關東州廳的友人極力促成此事。與此同時。兼任滿鐵和關東軍特派員的“滿洲青年聯盟會”理事的小山貞知，也頻繁游說關東軍的上層，并得到了橘樸的至交、時任關東州廳外事課長河相達夫的助力。通過多方面的努力，1931年5月27日終于取得了《滿洲評論》的發刊許可，條件是需要繳納500元的保證金，并須在許可日開始50天以內發行創刊號嘲。其時雜志的運營資金、事務所和編輯人員等諸多問題尚無著落。野田遂于7月上旬返回東京，意欲向亞細亞學會籌措資金，結果因告敗而未歸，留給橘樸的是主編的機遇。不僅如此，該刊同時面I臨了其他雜志提出收購《滿洲評論》發行權、實行聯合辦刊的局面。堅持自主辦刊的小山貞知，先行墊付了500元保證金，并懇求關東州廳將創刊號的發行延期到8月15日。小山拜訪了當時在滿鐵涉外部資料課做特派員的橘樸，并承諾由自己來負責周刊運營，聘請橘樸負責編輯業務及相關事宜。橘樸當即應諾，并主張應啟用新生力量從事編輯工作。為此，橘樸找到了資料課的同僚大緣令三和上文所述的小林英一，還有大蟓的手下田中武夫等人，組成了創刊號的編輯陣容[3]。該刊文學專欄正式創設于1936年，就雜志本身的歷史而言時期較晚。但相關文藝文學專題的文章刊發卻幾乎與該刊誕生同步，并橫亙了《滿洲評論》辦刊14年。偽滿時期知名日本文學家山口慎一，創刊伊始便擔任責任編輯助手工作，翌年初升任責任編輯。他以矢間恒耀和大內隆雄這兩個筆名，分別發表時事評論和文藝報道，兩種文章從不同角度對當時偽滿文壇乃至中國近代文壇做出了研究。應該說，作為時評周刊中的文藝元素，《滿洲評論》文學專欄及文藝報道是對時事的一種恰如其分的折射。九一八事變以后，東北地區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日本國內主戰的軍部地位浮升，并最終導致日本走上了全面侵華的道路。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建立，中國東北地區徹底淪陷。在此前長期的殖民滲透過程中。東北地區已涌入了包括文化人士在內的大量日本移民，關東軍也企圖利用這些在華活動的日本文人，為自己的殖民文化統治服務。《滿洲評論》的問世可以稱得上是應運而生，但其存在卻有著極大的特殊性。主要體現在刊物本身、特別是文學專欄并未受到當局高壓輿論管制的束縛，保持了高度的自由度和相對的真實性。因此，從全新的角度對《滿洲評論》及其文學專欄做出分析，彌補《滿洲評論》研究空白，對本世紀的新偽滿洲國問題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下文分述該刊主編橘樸和文學編輯山口慎一，從辦刊方針與文藝欄目構成兩方面考證《滿洲評論》的政治立場和藝術追求，探尋評論周刊中時事與文學的初衷。橘樸，長期在中國活動的日本報人、新聞記者、漢學家。1881年出生于日本大分縣。1905年任札幌《北海時報》記者。翌年，24歲的橘樸來到中國，擔任大連《遼東新報》記者，1913年開始從事中國道教研究。1916年從事北洋政府財政、稅制、土地制度的調查工作。1917年任“滿洲報社貿易部”總經理，1922年成為《京津日日新聞》主筆，并確立了在華日本報界人士的穩固地位。此間同時編輯《支那研究資料》(1917—1918)、《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等雜志。筆墨所至觸及了以民間道教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及社會結構。為其后主編《滿洲評論》積累了豐富的經驗[4]。作為《滿洲評論》總編輯的橘樸，歷時長達14年，橫亙了偽滿洲國歷史的全過程。他不僅主導了《滿洲評論114年的思想與言論動向。而且在坊間贏得了“《滿洲評論》即橘樸，橘樸即《滿洲評論》”的稱道[5]。橘樸在中國思想、宗教和社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評價為日本近代思想家之一。他在華40余年，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國近代政治局勢、中國東北農村均有深入的研究，是偽滿洲國時期從事中國研究的知名日本學者‘6。。橘樸50歲上逢九--]k事變，成為他一生的重要轉折。其后他積極投身“滿洲國建國運動”①。事變爆發后，橘樸在《滿洲評論》上發表了《我的方向轉換》一文，成為他此后從理論到實踐朝著“新方向”轉型的歷史印跡‘7。。他最初是反對九--／k事變的，他認為“這只不過是田中內閣時代的東方會議和皇姑屯事件的皮毛”，是“軍部的盲目行動”，還預言“這種局面是暫時的，東北地區財政和內政遲早要回歸到滿洲地方”。并以此為主旨開始執筆《百分之百的懷疑論》一文，準備在《滿洲評論》上發表舊J。1931年10月，經小山貞知斡旋。在奉天關東軍司令部所在地東拓樓，橘樸會見了關東軍司令部參謀坂垣和石原。早在同年春天的3月12日，為《滿洲評論》創刊而從旅順移住大連桃源臺的橘樸。就曾與石原莞爾私下會面，就“滿洲”時局交換意見‘9。。此次會面彼此心照不宣、惺惺相惜．并決定了橘樸的“方向轉換”。此后的橘樸，仍保持和石原等人的頻繁聯系。并為偽滿洲國“文化建設”嘔心瀝血。1931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橘樸的《滿洲與日本》。這是一本為日本侵華行徑提供“理論依據”的書。同月，“自治指導部”成立并聘任他為顧問⑦。這年年底，他與野田蘭藏等結成了“建國社”，集結了支持偽滿洲國的一批在華日本文人，唱頌偽滿洲國存在的合理性。1932年1月下旬。又應關東軍的旨意。組織成立了滿鐵經濟調查會。同年6月，他還與石原莞爾有過密談，商議偽滿洲國人事組織問題。+7月“協和會”成立，橘樸出任了該會的理事①。橘樸“轉換”后的“方向”，就是用民主主義的理論為帝國主義侵略行徑開脫，并幻想在資本主義擴張的大環境下實現所謂“大眾利益”。橘樸作為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倡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并長期在中國東北地方實踐“農村合作社制”[101；但其文化活動的本質，卻是在關東軍的指使和資助下，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提供“理論武器”。集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與民主主義的自由民權、資本主義的對外擴張與社會主義的民眾利益于一身的橘樸，其思想內涵是極其復雜和矛盾的。

他作為該刊主編，主導了《滿洲評論》的主要輿論導向。他執筆撰寫了《滿洲評論社告》，為該刊特別是時事評論欄確立了政治立場：“一、科學且公正地對支那時事做出批判與評論；二、做具有解說性質的政治經濟社會紀事雜報；為支那及滿洲現勢做出判斷提供必要的內外部文獻資料；四、用平易樸實的文體，傳遞科學且實用的新聞。”[1此橘樸主張的這一辦刊原則，奠定了《滿洲評論》中時事部分的基調，也對文藝欄目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山口慎一，1907年出生于日本長野縣，自幼來到中國，東亞同文書院畢業，1929年進入滿鐵工作。他與中國近代文壇一直保持著深入接觸，與魯迅、郁達夫、田漢交好；他以《滿洲評論》為陣地，翻譯了中國左翼文人朱其華的政治經濟論文，并引介了東北文學家古丁、爵青等人的文學作品。因其積極的左傾思想，他遭到當局嚴密監管，幾次被捕入獄，但始終不放棄在文學上的創作和研究。他憑借自身對中國東北近代文學的深厚了解，著《東北文學20年》一書，奠定了他在偽滿文壇上不容小窺的地位【l2。。自1932年初的《滿洲評論》第2卷第1期，山口即發表了評論《支那學界一瞥》。隨后又于同卷第2期、第3期發表了《中國文藝與文化之展望》和《中國輿論界就滿洲問題之討論》兩篇文章。前者是文藝報道，而后者則是時事評論，但就兩篇的內在聯系而言，都是針對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偽滿洲國成立前夕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探討中國近代文學特別是東北地區文藝發展方向何去何從的問題。1936年第10卷后，在山口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滿洲評論》文學專欄最終確立并走向成熟。在他的主持下。《滿洲評論》聚集了大批日本左翼文學青年為《滿支文壇時評》投稿，這是文學與時事的有機融合，是二者互相映射、彼此關照的真實體現。該欄目刊載了以山口為代表的《阿Q之眼》(第10卷第18期)、《何謂滿洲文學作品》(第10卷第19期)、《魯迅之死》(第11卷第18期)、《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啟迪》(第23卷第23期)等一系列文學報道和文藝評論，極大程度地豐富了《滿洲評論》多元化的文學部分構成，成為該時事評論刊中特殊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總體而言，發表在文學專欄的文章以文藝評論居多，特別是對當時的偽滿文壇多有反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前后幾次追蹤報道，對現今考證東北文學史有極重要參考價值。此外，對中國近代文壇特別是魯迅的關注，也是該刊區別于同時代報刊的顯著特征之一。

以《滿洲評論》為舞臺．在山口的帶動下成長起來了一大批在滿日本知識青年。這些左翼文藝分子與山口一道，撰寫了大量文學色彩濃厚、不受政治因素干擾的藝術評論，這不僅極大程度地豐富了該刊的“評論”機能，也在一定意義上為繁榮偽滿洲國文壇做出了貢獻。可以說，“殖民文學伴隨殖民政策而生長”；與此同時，“殖民文學又加速了日本在東北的殖民統治步伐眥托】。就《滿洲評論》的情況而言，在橘樸確立的刊物言論主導為針砭時局之前提下，山口及其文學專欄促成了刊物欄目構成的多元化、充實了辦刊主題與內容。四80年來，包括日本的學術界在內，與《滿洲評論》相關的研究成果甚少，導致這本雜志的史料價值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解讀和充分的認定。作為偽滿洲國研究的重要文字依憑與歷史記錄，《滿洲評論}28卷總計約700余期的內容，留下了政治、文學、經濟、軍事、農業、民俗以及偽滿洲國相關機構人士變動等極為豐饒的原生態史料，改變這種現狀無疑已成為中外學術界的當務之急。橘樸作為一位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其研究價值近年來得到中日兩圍學界的日益關注。橘樸是《滿洲評論》輿論導向的靈魂，《滿洲評論》也是他新聞生涯中最為重要的文本存在。可以斷言，橘樸作為主編，中止了《滿洲評論》成為關東軍喉舌的命運。與之相對．山口慎一是偽滿時期的代表性文學家。他作為具有左翼思想的積極進步人士，以文學為武器與日本軍國主義展開了斗爭。他將《滿洲評論》中的文藝要素最大化，使該刊成為了日本左翼文人在偽滿的重要活動舞臺。橘樸與山口慎一對《滿洲評論》的影響，恰如該刊中同時充斥著的時評與文藝兩種力量，既互為補充，又彼此作用。可見，無論在任何一個時代，文學在受政治時事左右的同時，也能產生一定的反作用力和影響力。想必這就是《滿洲評論》的創刊初衷，也是時事與文學的共同初衷。

專業技術職務申請報告，是專業技術人員用以申報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的一種報告。它具有個人自傳的某些特點，但從體式到筆法，均與自傳截然不同；它帶有個人總結性質，但與工作總結又不一樣。工作總結是對工作實踐的認識，目的在于總結實踐經驗，認識和掌握工作規律，以指導今后的工作。而這種申請報告，雖然也要對個人工作進行檢查回顧，但目的在于總結反映自己的學識水平、業務能力和工作成就，以求得評審委員會通過審議，確認具有某種技術職務的任職資格。

專業技術職務申請報告的結構，由標題、正文組成。

標題。直接標明專業技術職務名稱，并加上“任職資格申請報告”字樣。如《高級會計師任職資格申請報告》。

正文。包括前言、基本情況、主體、結束語和日期五部分。

前言。是報告的開頭，直接寫明申報人姓名、性別、年齡、學歷、所在單位及行政職務，現任專業技術職務，擬申請的專業技術職務。

基本情況。主要介紹個人的資歷、學歷，并概括作出自我評價。資歷方面，應扼要介紹工作經歷，專業工作年限。學歷方面，除介紹原有學歷外，著重介紹參加工作后的學習進修情況，說明現在達到的學業水平。自我評價，即介紹自己的德、識、才、學以及工作成效，最好能抓住重點，概括反映自己工作上的個性特色，以便給人一個比較鮮明的印象。

【內容摘要】本文對迄今為止國際和國內傳播學界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作了比較全面的介紹。通過有關研究論文的數量統計，本文認為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自1996年開始受到主流傳播學研究的重視。本文通過四個方面，即(1)互聯網使用研究，(2)互聯網影響(效果)研究，(3)互聯網采納研究，以及(4)其他研究等，對大量以互聯網這種新傳播技術為研究對象的傳播研究作了梳理，包括研究主題和內容的介紹以及研究方法的述評。本文為學者們今后進行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無疑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起點。

【關鍵詞】互聯網；效果；使用；采納

一、引介

《傳播電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編輯White(1998)指出，互聯網傳播研究的獨特之處在于，它的出現是在傳播研究作為一個學術領域已經比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傳播技術，包括電話、報業、收音機和電視，其產業發展之時，傳播學基本上還未登大雅之堂。事實上，以媒介研究為核心的傳播學，是伴隨著這些重要傳播技術的發展和演變而逐漸建立和完善起來的。

然而，對互聯網的傳播研究，卻基本上是最近10年間的事，而互聯網成為傳播研究的熱點，更是只有幾年的時間。雖然White(1998)認為在互聯網的演變和發展過程中，傳播學者具有自己獨特的貢獻，但更多的學者(如Rogers，1997;Newhagen&Rafaeli，1996)認為，從技術的角度而言，作為一種信息傳播技術，互聯網在其為大眾所熟知以前的20年發展和演變歷程中，傳播學者基本上無所作為。不僅如此，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萬維網(WWW)的出現，當互聯網的使用群體迅速擴大，逐漸由精英技術變成大眾技術時，傳播學者對于這一新傳播技術的關注也遠遠滯后于通俗媒體報道。顯然，作為一種仍處于不斷演變中的傳播技術，其商業和社會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際，學術界出于種種原因(見Morris&Ogan，1996)，對于互聯網之于傳播研究的意義缺乏敏銳意識和認同(Soukup，2000)。Rogers(1997)從歷史分析的角度，以技術擴散為分析框架，指出互聯網技術從出現到擴散達到臨界點(criticalmass)，歷經了近20年的沉寂和醞釀。如果我們以有關互聯網的傳播研究的數量作為分析對象，則這一醞釀期對于傳播研究而言至少還要延長幾年。1996年，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學術刊物《傳播學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聯網研究專集，標志著主流傳播期刊對互聯網這一新傳播媒體的關注。在一篇其后被經常引用的對話式討論中，兩位研究新媒體的學者，即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of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的Rafaeli(Newhagen&Rafaeli，1996)，展開了一場傳播學者為什么應該以及如何進行互聯網的研究的討論。他們甚至呼吁，傳播學者應該積極介入互聯網的技術和相關社會政策的發展過程中去，以傳播學者的視野來影響互聯網技術的走向，這一極具倫理和社會關懷的觀點和White(1998)不謀而合。

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對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種投資行為，因此主流學術刊物的興趣和方向對于學科研究具有很強的引導意義，它們的關注無疑對于互聯網作為新媒體的研究價值起著“正名”的作用。與此同時，其他重要新聞傳播期刊，包括《新聞與大眾傳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傳播電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等，都紛紛推出有關互聯網研究的專題或專集；而一批以互聯網等交互技術為研究重點的學術刊物也應運而生，包括《新媒體與社會(NewMedia&Society)》，《網絡傳播期刊(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網絡傳播雜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等等，吸引了大量的傳播學者的學術興趣。作為一種影響深遠的傳播技術，很多其他學科，包括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等社會和應用科學的學術期刊上，也大量出現有關互聯網的研究論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點與傳播研究雖各有側重，但也多有重疊交叉，與互聯網相關的各種問題乃成為整個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熱點。

本文以近五年來在臺灣出版的期刊、會議論文為取材范圍，尤其以臺灣本地學者所發表的論文為主，學位論文的介紹則視行文需要，斟酌敘述。部份論文雖然常被歸入社會史范疇，但由于其論述涉及經濟層面，筆者仍然酌加簡介。應該說明的是，五年來的研究論著極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諸篇，皆經篩選排入。筆者也盡量持平介紹各篇論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評議，則留待專家為之。

在臺灣，研究中國經濟史或本地經濟史的學術單位以臺灣"中央研究院"最為主要，如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臺灣史研究所。研究院內社會科學類科的單位，如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學者參與研究。其次是教學機構，尤以設有歷史系所的大學院校為主。此外，縣級以下地方政府、民間的基金會、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組成的小型研究團體，也有一定的貢獻。不過，這類單位或團體，比較著重臺灣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體而言，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較多，與商人、商業活動、國際貿易有關的主題較受青睞。不過，近年來臺灣史研究逐漸成為歷史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學術單位和教學機構皆然。（注：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來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22（1994.6）：413-446。）另一個明顯的現象是，以往在經濟學門不受重視的經濟史，似漸引起經濟學家的關心，紛紛把他們的研究視點擴及日治時期乃至清末的臺灣經濟史。新的研究課題，諸如農工業及整體經濟成長形態、租佃制度等，不斷發掘出來，可以補充舊有研究在課題范疇上的貧乏。（注：葉淑貞：《臺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經濟論文叢刊》22.2（1994.6）：127-167。）歷史學家擅長觀察長時間因素的變化和綜合性詮釋，經濟學家擅長于經濟學理論的實證和計量方法的使用。近年來這兩個學門的學者能透過合作計劃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過程亦從戰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時期。

此外，大型且跨學科的合作計劃不斷的推陳出新，蔚為近年來的研究時流，這主要是以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為主，而且多聚焦于臺灣經濟史。除此，更將空間視野擴大，關注祖國大陸、亞洲諸國，也注意臺灣與四鄰的多層面關系。

以下將先回顧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再介紹這一、二年正在進行或近期將展開的專題研究計劃、學術研討會內容，以及目前含納人員最多且跨單位最廣的經濟史討論團體。

一、中國經濟史研究回顧

法的實施考量法的制定績效。為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增強農民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中國于2006年12月頒布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但該法施行效果不盡如人意。民國政府也曾于1934年頒布《合作社法》，該法體例完整、結構嚴密、制度科學，卻也未能在改良社會、改善民生的現實土壤中取得實效。本文從分析民國《合作社法》績效不足的原因入手，結合中國目前《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實施的現實困境，得出以下結論: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須以正確的主體認知為前提;構建外國先進的合作社法律制度與中國傳統社會“個性”相結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合作社法有效實施的基礎條件。

[關鍵詞]合作社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民國

法的實施既依賴于國家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也依賴于法文化的構建與傳播。民國時期頒發的《合作社法》是世界合作社運動發展的產物。民國合作社法律制度誕生與演進的路徑如下:受西方經典合作社思想影響，憂國憂民的民間志士為了改良積貧累弱的國家和社會，毅然舉起合作的旗幟，民國合作社運動應運而生。這是在三民主義治國綱領和民間合作社運動的強烈驅動下，積極推行合作事業民生主義政策的結果。從形式上看，以德、日立法為范例的民國《合作社法》堪稱體例完整、內容系統、結構嚴密、制度科學，但在當時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下，民國《合作社法》并未在改良社會、改善民生的現實土壤中取得實效。這表明民國《合作社法》的創制只是從意識形態上完成了立法目的的本土化過程，即以“民生主義”的實現作為《合作社法》的立法追求，而法的形式結構和實質內容卻熱衷于盲目的生搬硬套。由此我們獲得的基本結論是: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須以正確的主體認知為前提。在中國特殊的農業、農村和農民環境下，重視合作社及其社員主體地位的哺育與培植，構建外國先進的合作社法律制度與中國傳統社會“個性”相結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實現合作社法價值和效率的基礎條件。

一、小農社會與農民主體地位的缺失

法在農村的推進程度，往往取決于農民這一群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認同乃至接受法律的調整。[1](P18)合作社制度是市場經濟和社會物質交換的必然產物，只有具有獨立“經濟人格”和公民意識的個人，才會為維護其經濟自由和市場競爭的平等性而組織起來。民國《合作社法》的實踐證明:小農社會中農民主體地位的缺失，直接導致了農民自覺組織合作社的主動性不足，合作社法律制度在農村的推行缺少扎實而必要的邏輯起點。

1934年底，民國時期浙江省建設廳合作事業管理處對各縣合作社進行考核，考核內容包括對合作主義是否理解透徹、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員是否忠誠等，滿分為100分，但考核結果大部分不及格。其中對合作主義理解一項，誤解的占14%，人云亦云的占39%，不明白者占37%，理解透徹者只有10%;而對是否有合作精神的調查結果也相當令人詫異:自私自利無合作精神的占15%，社員之間有你我之見者占53%，相親相愛的占32%。1934年《合作社法》頒布之后，合作事業開展的最大障礙仍然是“民眾缺乏合作知識”，占到所有困難原因的42.6%①。結果證明合作社主體知識文化程度以及對合作精神和合作理念的了解、理解程度是合作社法律制度有效實施的主要影響因素。考核內容分為18項，包括社中設備是否完備、合作主義是否理解透徹、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員是否忠誠、社員增減趨勢、識字社員多少、會議是否遵守章則、職員是否盡職、有否發生糾紛、有無及如何簿記、每個社員平均公積金、社員股金數、營業資金多少、營業盈虧、公益金處理、報表和其他文件是否準確及時、社員平均儲蓄、借款戶借款用途及是否延期等。滿分為100分，但考核的結果大部分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