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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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圖分類號］F0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257—2826（2000）08—0037—07

作為一門科學，政治經濟學應保持在研究對象等方面的基本穩定性；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它又必須隨著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轉換其研究視角。從歷史的角度看，在保持學科基本穩定性的前提下轉換其研究視角，也是政治經濟學說史變遷中的一條基本規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本文將在比較分析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變遷規律的基礎上，重點研究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轉換的基本路徑。

一、經濟社會變遷中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的轉換

政治經濟學自從17世紀誕生以來，就一直服務于特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利益，其研究視角也隨著該階級的社會地位的變遷和相關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改變。

古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從產生、發展、完成到1830年開始瓦解，在這大約200年的時間中，其研究視角經歷了三次轉換：一是17世紀中葉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后，受弗蘭西斯·培根的唯物辯證主義哲學觀點的影響，威廉·配第嘗試用培根成果來研究政治經濟學，試圖揭示、發掘經濟背后所隱藏的實質；法國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繼承綜合先人的觀點，堅持自然秩序論，反對“人為秩序”，這意味著他們已了解到人類社會中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從而給政治經濟學提出了認識、研究客觀規律的任務。二是在古典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社會政治、經濟相對穩定而且有很大發展，于是，研究財富的增長問題成為政治經濟學的中心任務。亞當·斯密的學說正是迎合了這一要求，其代表作《國富論》就是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發展的條件，目的在于找出促進或阻礙資產階級財富增長的原因。三是在古典經濟學完成階段，李嘉圖面對當時英國社會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激烈矛盾，從維護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把闡述分配規律作為政治經濟學的首要問題，企圖通過對各階級之間分配問題的研究，來確立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限制地主的勒索，捍衛資本家的利益。

1830年，古典經濟學開始瓦解。馬克思說：“1830年，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發生了。法國和英國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古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分解成兩大體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前者繼承古典經濟學中的科學成分，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旨在揭示資本主義滅亡與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其代表作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后者繼承古典經濟學中的庸俗成分，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以描述經濟現象、闡述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維護資本主義社會是理想社會的說法為己任。

從1830年至今為止的170余年時間里，隨著經濟社會條件的變化，西方經濟學研究視角幾乎每50年轉變一次，至今為止已經歷了三次大的調整。第一次是由約翰·穆勒于19世紀40年代末完成的。當時勞資矛盾雖然較為激烈，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尚處在形成過程中，對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尚未構成威脅，所以，穆勒在維護“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試圖改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主要是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的途徑，以調和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第二次轉變是由馬歇爾于19世紀90年代完成的。當時，勞資矛盾成為主要的階級矛盾，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廣泛傳播，這使得資產階級思想領域不得不轉移研究視角，即從調和矛盾轉向反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此，集庸俗經濟學之大成的馬歇爾一方面將經濟學體系建立在心理因素和數量關系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將研究內容由古典經濟學的生產、供給和成本轉移到消費、需求和效用。第三次轉變是由保羅·薩繆爾森于20世紀40年代末綜合完成的。他為維護資本主義社會是理想社會的說法，彌補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內部的漏洞，建立了由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構成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目前，西方經濟學正在經歷著第四次研究視角的轉變，其轉換的方向是強調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并強調“用數學表達經濟內容與統計定量”。（洪銀興：《現代經濟學》，2版，5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看，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后，也經歷了三次發展：一是列寧研究壟斷資本主義的特征，創立了帝國主義理論；二是斯大林依據社會主義的最初實踐，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進行了新的概括；三是斯大林逝世以后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豐富和發展。中國在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最新發展。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從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來看，我們尚未真正建立起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的理論體系。盡管在理論上我們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但還存在著不成熟性。

目前，政治經濟學的不成熟性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除了眾所周知的在“蘇聯范式”影響下導致的政策代替理論、理論滯后于實踐兩個缺陷外，還有兩個缺陷：

一是忽視不同背景下理論的適用性問題。經濟理論都是在一定經濟社會背景下產生的，隨著經濟社會背景的變遷，它有一個適用性的問題。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時，根據一百多年前資本主義社會在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和勞動經濟這一背景下所面臨的基本矛盾和激烈的階級矛盾，合乎邏輯地推導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并指出了社會主義的某些特征。這些結論為我們指明了方向，而不是教條。至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我們根據現實經濟社會背景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理論上的發展和創新。同樣，西方經濟學理論以私有制為基礎，以維護和完善資本主義制度為目的，以技術經濟、資本經濟目前則以包括信息經濟、網絡經濟、數字經濟等內容在內的新經濟為基本分析背景。因此，我們在借鑒這些理論時，必須研究其對我國經濟實踐的適用性問題。

二是對人類社會發展長期規律的分析重于規律實現過程或經濟運行過程的分析，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分析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分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要揭示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必然性，這也是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目標。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經歷兩個過程：前一階段是革命，后一階段是建設。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說，我們要闡明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但這一規律的作用具有長期性。從近期來看，我們應該把這一規律在實現過程中的表現形式作為研究的主要任務。就“革命”的角度說，我們既要分析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更要分析其經濟運行關系的調整及其對經濟制度層次上的矛盾的緩和作用；就“革命”與“建設”兩者關系而言，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如何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但是，現行政治經濟學未能走出對“長期規律”分析重于對“實現過程”分析、對“革命”的研究重于對“建設”的研究的圈子，這使得政治經濟學缺乏現代化建設的氣息。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是無產階級斗爭的學說，更應該成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指南。所以，當我們站在21世紀的起點回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史并展望未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時，深切感到轉換研究視角的必要性。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的轉換準則

在世紀之交，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面臨著復雜的經濟社會背景。就國際范圍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經濟全球化、發達國家的新經濟的挑戰；在國內，面臨著勞動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的矛盾，以及由這一基本矛盾引起的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矛盾。同時，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斗爭也轉變形式，即主要由政治或軍事手段轉為經濟形式，實施所謂的“和平演變”、“經濟分化”。在這種背景下，我們面臨的最大任務就是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沒有經濟發展，我們就會失去發言權，就會失去競爭力。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從這一角度或視角重構其研究體系和內容。

為了找到重構的路徑，防止理論上陷入誤區，必須正確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關系。

第一，“不變”與“變”的關系。社會主義的現實經濟社會背景發生了變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體系和內容作相應的調整是必然的，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沒有必要也不應該改變?！皼]有必要改變”，是因為生產關系值得研究，“不應該改變”，是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本質規定性決定的，它代表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其指明前進的道路并提供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指南。

事實上，西方經濟學在已經進行的三次研究視角轉換中，也是“變”與“不變”相結合的。從1830年古典經濟學中非科學的成分被庸俗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繼承、發展一直到目前為止的近170年的時間里，西方經濟學堅持以論證、補充或完善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為中心，以改善和拯救資本主義制度從而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理想社會為目的這個宗旨始終沒有改變，所改變的只是西方經濟學各學派在它所處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從特定的視角觀察和描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現象和機理。例如，在西方經濟學變動最大的第三次視角轉換中，薩繆爾森建立了由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構成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并認為前者以充分就業為分析前提，后者則著重研究各種不同水平的就業量的情況，兩種理論相輔相成，可以被納入同一體系之中；傳統的自由放任和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的主張是同一理論體系中所涉及的兩種不同情況。這樣，既維護了斯密的資本主義社會是理想社會的說法，又彌補了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內部的漏洞。

所以，我們在進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轉換的過程中，一定要處理好“變”與“不變”的關系。

第二，“斗爭”與“建設”和“發展”的關系。我們認為，必須正確認識三個層次的“斗爭”與“建設”和“發展”的關系。一是從當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競爭態勢看，“斗爭”是一種實力的較量，而“建設”和“發展”是“斗爭”并取得勝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進行建設和發展是為了更好地在斗爭中取勝。二是從社會主義自身的產生、發民過程來看，“斗爭”和“建設”一樣，是實現我們所追求的最終目標的兩個過程或階段。在社會主義革命這一“斗爭”取得勝利后，應該轉為“建設”階段，“建設”是共產黨人為實現最終目標——共產主義而展開的與物質世界的“斗爭”。三是從社會主義建設過程的角度看，“斗爭”和“建設”是社會面臨的矛盾形式。目前，社會主義面臨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階級斗爭，而是如何發展社會生產力，以滿足勞動人民不斷提高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即主要矛盾是“建設”，“斗爭”則是次要矛盾。本文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由“斗爭”轉為“建設”和“發展”，包含上述有關“斗爭”與“建設”的三個層次的含義，而不是否定“斗爭”的存在。

西方經濟學的研究視角也是隨著階級斗爭的激烈程度而變遷的。在穆勒進行第一次轉換時，雖然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成為資產階級的重要任務，但對資本主義制度尚未構成威脅。所以，穆勒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還試圖尋找調和工人與資本家矛盾的方式。馬克思將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稱之為“毫無生氣的混合主義”，并批評穆勒及其追隨者們所做的一切是“企圖調和不能調和的東西”。（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18頁。）到馬歇爾進行第二次轉換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成為主要矛盾，馬克思主義學說成為工人階級的行動指南，于是，西方經濟學研究視角不得不轉向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在第二次轉換后，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相對緩和，而其內部經濟運行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西方經濟學研究視角的第三次轉換和目前正在進行的第四次轉換主要是圍繞其經濟理論本身的修補、完善而展開的。

根據社會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變化轉換經濟學研究視角，是政治經濟學說史上的一條基本規律。

第三，經濟的本質關系與現象的關系。一般說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生產關系或經濟的本質關系的科學，西方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現象的學科。但是，我們不能由此把兩者截然分開，似乎經濟本質關系只能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濟現象只能由西方經濟學研究。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研究經濟關系和經濟現象，只是側重點不同而已。

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把資本主義制度關系作為既定前提和目標就反映了其傾向性，說明它以經濟現象為研究對象但并不忽視經濟關系。正如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洛所說：社會科學家和其他人一樣，也具有階級利益、意識形態的傾向以及一切種類的價值判斷。但是，所有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材料力學或化學分子結構的研究不同，都與上述的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密切有關。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愿如何，不論它是否覺察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避免它們，他對研究主題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參見高鴻業等：《研究生用西方經濟學》，8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另一方面，標志著西方經濟學最新發展的新制度經濟學得到西方經濟學界的肯定，經濟學對人的行為分析的成果得到承認的事實表明，西方經濟學也存在著一種“回歸”研究經濟關系的趨向，盡管它們所研究的經濟關系是表層的關系。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作《資本論》看，經濟關系研究與經濟現象研究也是相互統一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第一卷中所要考察的是資本主義本質，而在第三卷中“要揭示和說明資本運動過程作為整體考察時所產生的各種具體形式。……同資本在社會表面上，在各種資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競爭中，以及在生產當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識中所表現出來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9—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轉換中，我們不應回避經濟現象的研究，而且，根據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一方面要圍繞社會主義本質經濟關系的實現加強對社會主義各種經濟現象的研究，另一方面要由封閉走向開放，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經濟學中有關經濟現象研究的有用成果。這正如西方學者吸收馬克思主義的有關研究方法、經濟范疇甚至理論對資本主義進行制度分析一樣，對理論的發展能起到有益的補充作用。

第四，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關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揭示指導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理論，而不是研究經濟政策。在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經濟政策并供政府決策部門和相關經濟主體選擇，是經濟學“致用性”的具體含義。所以，要改變目前政治經濟學作為“政策解釋學”的形象，必須調整經濟理論與政策的關系次序，即由“用理論去解釋政策”轉換為“由理論推導出政策”。

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轉換路徑初探

從“建設”和“發展”的角度轉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視角，重構其研究體系和研究內容，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由于社會主義現實經濟還處在不成熟的階段，還需要人們去認識、摸索，總結其規律，需要人們進行理論創新。這一工程需要經濟學界的共同努力，本文在此只能是對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轉換的路徑提出若干設想。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轉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視角，首先必須在研究體系上突破目前資本主義部分與社會主義部分“二分天下”的框架，將其“合二為一”，建立由經濟制度關系、經濟體制關系和經濟運行關系等三個層次關系組成的體系。

“二分天下”體系的根本缺陷不是一般的有姓“資”姓“社”之嫌，也不是簡單的內容重復問題，而是在強調對立的同時，割裂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作為社會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并存、作為經濟形式在社會主義內部并存等情況下內在的經濟聯系，從而不利于人們科學地認識、利用經濟規律。

構建政治經濟學新體系三個層次的生產關系是能夠成立的。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有關思想，生產關系從橫向來看有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狹義的）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從縱向看，不僅有第一級的、原生的生產關系，而且有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派生的生產關系；不僅有國內的生產關系，而且還有“國際關系在這里的影響”。也就是說，生產關系是一個由多層次關系組成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有社會生產關系本質屬性的關系，如《資本論》中所說的私有制度、剩余價值規律、資本積累規律等，這可稱為經濟制度關系；有在經濟制度關系支配下發揮作用的關系，或以各種形式外化或反映經濟制度的關系，如《資本論》中所說的財產資本（資本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股份資本（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等經濟形式的安排與工廠監管制度、市場自發調節等管理體制，這屬于次一級的關系，可稱為經濟體制關系；有屬于一般社會經濟運行的關系，如《資本論》中所說的分工與協作關系、兩大部類的比例關系或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關系等。

政治經濟學研究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這在“合二為一”的新體系中同樣可以得到體現并且更趨完善。一方面，靜態研究三個層次的生產關系，可以更好地研究經濟關系一般和比較研究三個層次的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下的相互關系。另一方面，從動態角度研究三個層次的生產關系，可以始終堅持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這一主線，并通過這一人類社會共同規律的兩種表現形式將政治經濟學的內容貫穿起來，即在經濟制度關系層次上，按照經濟制度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要求（共同規律的第一種表現形式）進行經濟分析；在經濟體制層次上，按照在既定的經濟制度下經濟體制關系也要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共同規律的第二種表現形式）展開經濟研究；在經濟運行層次上，分析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約束下的微觀與宏觀、封閉條件下與開放條件下的經濟運行機理。

按照“合二為一”體系的研究主線和思路，還需要更新其研究內容。

一是在經濟制度層次上，實現由為生產關系研究經濟制度關系向為夯實社會主義物質基礎而研究經濟制度關系的轉換，重視經濟制度關系的現實基礎的研究。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物質基礎還不雄厚，所以，我們研究經濟制度關系，是為了探索公有制優越性發揮的途徑，強大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從而使堅持社會主義真正變成人們的信念和自覺的行動。

為此，在這一層次上，我們一方面要靜態研究經濟制度關系一般，動態研究經濟制度關系的演變規律，揭示人類社會交替的過程。另一方面，要圍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這一中心，重點研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同所有制產生和發揮作用的條件以及它們之間的基本關系；分析在經濟基礎薄弱條件下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效率區間、矛盾及其解決；考察公有制度的本質關系在分配過程中的實現，以及社會主義公平與效率有機結合的途徑；探索現階段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發揮的現實路徑，等等。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在這一層次的研究中，我們不能回避在生產力不發達和人們的思想、道德、觀念、行為還帶有“舊社會烙印”條件下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實現過程中所面臨的矛盾的研究。在傳統的經濟研究中，我們不承認或忽略公有制在實踐中面對人們的“私”的觀念、行為所產生的矛盾，這是公有制的優越性難以有效發揮的原因之一。的確，所有制關系可以通過革命迅速實現由“私”向“公”的轉變，但人們的思想、觀念、行為不可能同步實現轉變。我們應該承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的存在，經濟學能做而且應該做的是研究兩者的關系，找到“公”與“私”的協調機制，規范“私”的實現機制和實現次序，并引導其為實現“公”的本質要求服務。

二是在經濟體制關系層次上，實現由“體制內分析”向“體制內、外分析結合”的轉換。這里所說的“內”和“外”，是就生產關系系統三個層次的關系而言的。傳統的經濟分析主要是就體制論體制的。在政治經濟學新體系中，“體制內、外分析”的主要內容是指：

在經濟體制關系層次內部，在靜態研究經濟體制形式、存在和發揮作用的條件、作用區間和實現機制，動態研究其運動規律的同時，重點研究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的演變過程為考察對象，研究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機理，在這方面可以而且應該吸收西方經濟學中的可借鑒的研究成果（如市場有組織和市場信息不完全理論、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市場制度建設理論等）和實踐中的經驗教訓，為探索或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服務。二是以現實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考察對象，通過縱向比較研究（改革前后）和橫向比較研究（不同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模式），探索社會主義的目標體制模式和現階段促進體制轉型的成本、路徑、次序和相關制度安排。

在經濟體制關系層次外部，主要研究：（1）經濟體制關系對經濟制度關系（第一層次的生產關系）變遷的效應。一方面，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變遷規律及其對經濟制度關系的影響，這是現行政治經濟學分析中非常薄弱的環節。從馬克思時代的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到列寧時代的國家部分干預的市場經濟，再到目前的現代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模式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的規律如何？它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起到了何種作用？這一體制模式的變遷對我們有什么啟示？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另一方面，我們要研究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同的經濟體制與公有制之間的相互關系，探尋公有制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實現形式和過程。（2）經濟體制關系對經濟運行關系（第三層次的生產關系）所產生的效應。經濟活動總是在一定制度關系和體制關系約束下運行的，在既定的經濟制度關系下，經濟體制關系不同，經濟主體的目標、行為選擇從而經濟運行的方式、過程和政策效果也就不同。政治經濟學既要考察經濟運行一般，更要研究經濟制度、體制等約束條件下經濟運行的狀態、政策及其效果。

三是在經濟運行關系層次上，要實現由“封閉”向“開放”的轉換，這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

第一，理論研究上的“開放”。在經濟運行層次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有很多共性，因此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很多可以為我所用。我們所要做的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科學的選擇，利用一切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目標的人類文明成果。

第二，經濟運行分析方法上的“開放”。我們必須從追求自圓其說的分析方法轉向現代經濟學的次序分析，它是一種根據不同約束條件下經濟運行產生的不同效果研究相應政策、措施，并在比較分析這些政策措施的實施成本與效應的基礎上決定其推進次序的方法。

第三，經濟運行體系內部三個層次間的“開放”。這有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之間，要重視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的研究。上文說過，目前西方經濟學界正在經歷著第四次研究視角的轉變，其主題就是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用微觀經濟行為去解釋宏觀經濟現象。斯蒂格利茨說：“在過去的幾十年間，經濟學家們開始對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分裂提出疑問。整個經濟學界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和作為它的基礎的微觀經濟原理聯系在一起；經濟學原理應該是一套，而不是兩套。”（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冊，17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這對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學改革是有借鑒意義的。二是在對外經濟與宏觀經濟、微觀經濟之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面對社會主義經濟實踐，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加強外部經濟的內部效應研究，即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經濟運行對國內經濟運行的效率性、穩定性和安全性影響；宏觀經濟對微觀經濟運行產生的正負效應，等等。

改革是必然的，但任何一種改革方案都不可能是盡善盡美的。然而，只要我們改革并不斷地發現、修正改革過程中的錯誤，改革就會取得成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改革也是如此。

［收稿日期］2000—05—0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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