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與話語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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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閱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讀法”來重新閱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后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衛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閱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盡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說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閱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資本論》應該屬于馬克思所深處的歷史的“必然”產物（至少馬克思這樣認為，否則他就不會堅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學的和真理的），這并不是說《資本論》中所討論的問題不適用于當下的歷史，而是一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試圖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來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和話語結構，并通過考察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來檢驗這一系列話語結構及其辯證運動是否能承載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敘述任務，這或許也是處理馬克思主義的“遺產”以及償還其留下的歷史“債務”10的一種方式吧。自然·歷史

在闡述“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的問題時，馬克思批駁了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對于“個人”的觀點，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于人性的觀念，這種合乎自然的個人并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1，而馬克思認為這“只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一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12，“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13，換句話說，個人是歷史的產物，這實際上也就是馬克思為“人”下的定義，即“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14。把“人”從自然中分離出來，放入歷史/社會的范疇，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繼承文藝復興以來以人為思考動力和基本出發點的人類中心主義或人本主義的思想，這種立場成為馬克思敘述的基本前提之一。

當然，人也有自然的一面，馬克思并不否認這一點，“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15，但是，這里的“獸性”（自然），是一種建立在生物學意義上的尤其是達爾文進化論基礎上的自然觀，與把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自然觀（如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著根本區別，前者雖然不否定人的自然屬性，但是卻蘊涵著把自然對象化/客體化和以人為認識中心的哲學思想。這種人類中心的觀念，是馬克思論述的基本前提之一，如在討論商品的使用價值的時候，確定商品有沒有“用”，顯然是以人為參照的，而進行商品交換的基本動力，也訴求于對方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即“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16，也就是說，在物品凝結人類必要勞動時間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是建立在物品是否具有對人類來說有用的使用價值上，所以“人是一切社會活動和歷史活動的主體；沒有人就沒有社會，就沒有歷史”17，從而確立了歷史主義的信念和方法，同時也為人征服自然確立了倫理上的合法性。

進一步說，這種人類中心的思想，是與近代科學主義的興起以及世俗化的進程分不開的，在某種意義上，把人從上帝那里分離出來，確立人的自然性本身，即是一次重新發現人認識人的過程，這是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觀念之一。在“上帝-自然”的論述語境中，人歸屬了自然，但是馬克思卻強調人是歷史的產物，人是社會的動物，也就是說，成功逃離了上帝陰影的人，并沒有墮落到地獄，而是又回歸到一種被稱作“歷史或社會”的故事里，這樣“自然-歷史（社會）”就形成了一組相互結構的話語關系，馬克思對其意義生產的邏輯是放棄自然/非歷史化的解釋（抽離了歷史經驗的假象），而把闡釋的原因歸還歷史（時間運動的一種次序）和社會（空間的結構關系），也就是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8。在這里自然不再指一種客觀化的對象即自然化的自然，而成為了一種區別于歷史的解釋學的動力源之一即自然而然，或者如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所說“自然是無意識的，這是達爾文意義上的無意義，人類生命中也沒有目的，只不過是些偶然事件罷了，而歷史是有意義的”19。而馬克思的工作就是論述“自然發生的東西是如何變成歷史的東西”20，這也成為19世紀末興起以來社會學家們的任務，即“社會學一直是一種非自然化的力量，社會學家的目標在于將人類行為解釋為社會的和歷史的現象，而不是自然的現象"21。

在馬克思論述“生產與分配”的辯證關系時，作為生產本身內部的問題，決定生產本身的分配就成為生產的前提，那么“生產實際上有它的條件和前提，這些條件和前提構成生產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現為自然發生的東西。通過生產過程本身，它們就從自然發生的東西變成歷史的東西，并且對于這一時期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前提，對于前一個時期就是生產的歷史結果。它們在生產本身內部被不斷地改變”22，也就是說，在生產的時間序列上，此時的“自然前提”，實際上是彼時的“歷史結果”，“歷史”也就把“自然”辯證地否定了。共時·歷時

“歷時-共時”是結構主義的一組基本概念，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把這組概念引入語言學的研究范疇，后來成為結構主義的基本話語方式。索緒爾區別了兩種不同的語言學：“共時語言學研究同一個集體意識感覺到的各項同時存在并構成系統的要素間的關系和心理關系。歷史語言學，相反地，研究各項不是同一個集體意識所感覺到的相連續要素間的關系，這些要素一個代替一個，彼此間不構成系統”23，也就是說共時強調“同時存在”的各“結構要素”之間的空間關系，而歷時則是“一個代替一個”的時間過程，或者說，空間作為時間中的一個頃刻成為共時的，而時間作為空間的持續成為歷時的，這樣“歷時-共時”實際上代表著“時間-空間”的思維方法，歷史主義偏重于歷時的考察，而結構主義的貢獻則是把共時的結構關系作為思考的重點。如何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也成為馬克思敘述的基本張力所在。

不言自明，馬克思更強調一種歷時的方法和歷史主義的態度，對于歷史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于時間的一種看法或態度。在馬克思的論述中，歷史不是循環往復的，而是向前發展的，是逐漸“進步”的。馬克思這樣的一種進步的時間觀來自于黑格爾，而黑格爾又是從哪里獲得這樣一種以不可逆為運動動力的時間觀呢？按照劉小楓在《歷史的終結》24一文中的追溯，可以得知這樣一種時間觀來自于12世紀的修道院創始人尤阿西莫的著作《論三位一體的本質和形式》，他認為“圣父、圣子、圣靈”即上帝的三位一體，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上的結構關系，而是一個歷史的關系，也就是說，三位一體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圣父是一個階段，圣子是一個階段，圣靈是一個階段。這樣歷史就有了起點、發生、發展、終結等一系列“歷時”的屬性。

當然，黑格爾的歷史觀是辯證的、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意志的運動過程，在馬克思看來，這無疑是唯心主義者的觀點，他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變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25，從而為其歷史主義的信念之外套上唯物的外衣，可以說，在價值論上，馬克思和黑格爾有著截然對立的差別：一個是唯物主義無產階級革命者，一個是唯心主義資產階級代言人，當然，這種區別是馬克思為了確定自己而與黑格爾劃定的界線，參照系對于黑格爾來說是后設的，但是馬克思在根本上確是與黑格爾共同分享著同樣歷史動力學，只是在價值指向上是顛倒著的，正如馬克思所說“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沒有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為了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必須把它倒過來”26，從而馬克思發揮了“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7，使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辯證法在本質來說，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確立了一種變化的、發展的、辯證運動的時間觀就為馬克思在歷時的視野中得以敘述商品、貨幣、資本等概念提供了可能。但是，馬克思在強調歷時的語境中并沒有放棄對于共時結構的考察，在闡述“生產于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里就可以體會馬克思是如何在歷時運動中辯證地把握共時結構的。

馬克思接受了法國重農學派魁奈對于經濟體內部的資源的生產和流通過程的分析，把經濟交換過程看成一個持續的、循環的過程，從而生產、流通（交換和分配）和消費就成為同一個結構體系內部的不同要素，但是在這一共時關系之中，各元素之間又被依次分布在一個時間的順序當中，即由生產到交換到分配再到消費，然后再進入下一次循環，而馬克思的洞察之處不僅論述了結構內部的歷時關系，而且闡述了結構內部的共時關系，即生產與消費、生產與分配、生產與交換的辯證關系，進而馬克思認為“它們（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28，從而把生產作為此結構進行運動的根本動力，進而生產方式、生產工具等概念也成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要的分析工具。

不過，需要指出的，雖然馬克思在具體研究中沒有放棄對共時結構的關注，但是其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實際上是把歷史放置在一種時間關系的討論中，這樣，區域空間上的差異在敘事上也就轉化為一種時間序列，這突出體現在馬克思對社會形態演變的看法上。他按照生產方式的不同，把歷史/社會劃分為原始的、亞細亞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等四種經濟結構的演變，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這樣劃分是對“黑格爾歷史哲學中的東方、希臘、羅馬、歐洲的階段性敘述與亞當·斯密從經濟史角度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四個階段即狩獵、游牧、農耕和商業”的繼承和綜合29，顯然，馬克思在接受黑格爾的歷史觀的遺產的過程中，也接受了這種把空間差異轉化為時間距離的敘述模式，或者說馬克思把空間抽象為具體的時間排列，這也許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造成的，同時，也與馬克思把“共時”辯證地納入“歷時”的敘述方法息息相關。

一般·特殊

作為一種進步的發展的時間觀，實際上預示著一種具有先后次序的排列方式，進而這就涉及到認識論的問題，也就是說，既然歷史的發展具有進步即辯證向上的運動邏輯，那么如何理解低級與更高一級的關系，或者說處在當下的語境如何理解之前的低級與之后的高級呢？馬克思使用了一個比喻：“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反過來說，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30，這里，馬克思為什么不說“猴體解剖對于人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呢？他強調了認識高等動物對于低等動物的意義，而為什么不說認識低等動物對高等動物的意義呢？這種認識論上的輕重差異，就構成了馬克思敘述上的一個假定，那就是他認為認識高等動物比認識低等動物更具有意義。

這種認識論，在其論述中有兩個不言自明的前提，一是高等動物與低等動物具有共同性，否則就不能借助一個去認識另一個；另一個則是它們之間也存在著差異，否則一個就不會比另一個更高級。這些看似簡單的常識，卻涉及到馬克思敘述上的又一個重要的話語結構即“一般-特殊”的關系，闡釋它們的關系不僅成為馬克思為什么要把首要的研究工作放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31的考察上，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構成了其敘述上的緊張關系。

在論述“生產”問題時，馬克思提出了是研究“生產一般”還是研究“生產特殊”的問題。“一般”是一種抽象，具有普遍性，是各個時代都會擁有的共同點，或者說，“經過比較而抽出來共同點，本身就是有許多組成部分的、分為不同規定的東西。其中有些屬于一切時代，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32，也就是說“一般”在歷時中是重復運動的，并不能成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否則歷史就只能原地打轉了，而構成歷史發展動力的“恰恰是有別于這個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33，所以，馬克思認為對“一般”考察，并不能得出支配歷史前進的動力，而那些推動時展的“差別”或“特殊”卻是研究的重點，也就是說他要突顯事物在歷史中的運動變化，而不是共時性的結構（當然正如上面提到的，馬克思在事物內部結構時更重視其空間關系），所以說，馬克思強調了以不同生產方式為標志的不同歷史階段的階段性、差異性和斷裂性，而不太重視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過渡及其連續性。

進而，就可以得出馬克思之所以傾向于人體（高等動物）的研究，不僅僅是為了找出動物的一般屬性，而是為了探求人體之所以為人體（高等動物之所以為高等動物）的特殊性來，而“資產階級社會是最發達的和最多樣性的歷史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范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34，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所以，馬克思要從生產方式最高級的資產階級社會入手研究，但是馬克思又說“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成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35。

可見，馬克思固然沒有否定存在著超越一切歷史關系的經濟規律，但這種“一般”并不能掩蓋“特殊”，或者說馬克思的工作就是要把“一般”納入“特殊”，因為“特殊”恰恰是“歷史”的產物，強調“特殊”無非是為了完成歷史唯物主義的任務，正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批判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反歷史特征36。只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工作依然要從探討“一般”/“共時”的規律出發，而這種規律的探討，馬克思受了科學主義的影響，如他把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規律類比為物理學上的實驗。他認為“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定、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觀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37。

這樣一種研究方法來自于19世紀科學主義的影響，也給馬克思帶來了敘述上的矛盾。一方面這種“抽象”的個案研究，建立在馬克思的進步史觀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馬克思堅信“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38，而這樣一種把空間的地域差異轉化為順序的進步的時間分布的邏輯，是一種19世紀的普遍主義的人類歷史觀念，帶有很強的西方中心論的色彩，20世紀以來，這種“時間距離轉化為空間差異”的歷史觀受到了普遍的質疑和批判，比如結構主義人類學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采用共時的空間結構來替換歷時的時間的“陳舊的進化論”39；另一方面，這種訴求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的研究，如何在其研究內部運用“特殊”，也就是說這種歷史個案式的研究能否超越用形而上學的規律替代具體歷史過程及其動力的研究方式。進一步說，馬克思所要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典型地點英國”這一“共時”結構的探討納入到種種非英國的世界史的“歷時”當中，以及如何在訴求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研究里關照英國自身的“特殊”歷史，也就是說，在“共時-歷時”、“一般-特殊”的話語結構中，它們是如何運動的，馬克思的答案是“辯證法”，他在“抽象-具體”這一基本的話語結構中詳細描述了辯證法的運動過程。

抽象·具體

與“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在結構上相類似，“抽象-具體”是馬克思論述這些話語內部的運動時所借重的概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馬克思的闡釋方法是放棄“自然/共時/一般”，而訴求于“歷史/歷時/特殊”，但是實際上他并沒有放棄對“一般”的研究，否則就不會探究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把英國作為研究對象的目的也是為了找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規律，那么如何協調“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的關系呢？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從而為這些話語結構提供了動力和具體形式。

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一文中，馬克思描述了“抽象”和“具體”的辯證關系，他以研究人口為例描述了“抽象-具體”這一話語結構的運動方式，即“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么，這就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并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40，這就是馬克思所謂的“辯證法”的精彩運動過程，用圖式可以表現為：

具體蒸發抽象再現具體

（“混沌的表象”）（“最簡單的規定”）（“豐富的總體”）

馬克思把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稱為“蒸發”，這是17世紀經濟學家所使用的方法，他們僅僅從“生動的整體”里找出了“一些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系”，而沒有進一步把這種“抽象”辯證地運動到“具體”，而馬克思所謂的科學的正確的方法是不能少了“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的過程，正是這樣一個過程使馬克思把辯證法從黑格爾的精神意志里拯救到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真理的道路上，“他批評了那種以經濟范疇觀察社會關系的形式主義方法（或唯心主義方法），但他所做的是力圖在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改造這些范疇及其內含，重構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41。

進而，這也使馬克思解決了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視野（具體）與形而上學（抽象）的敘述形式之間的緊張關系，那就是說辯證法作為方法論是一種形而上學的運動，其本身的產生過程既是辯證的也是歷史的，即黑格爾完成了“具體到抽象”，而馬克思則實現了“抽象到具體的再現”，或者說馬克思把形而上學的敘述形式轉化為一種“具體的再現”，這種“具體的再現”就成為馬克思落實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種敘述上的方案，這種敘述上的方案能否真正抵達歷史，也就是說，“辯證法”本質上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運動過程如何與“歷史”這一唯物主義的訴求糾結起來，或者說馬克思是在“辯證之中”尋找“歷史”的依據，還是在“辯證之外”納入“歷史”的聲音？這似乎是關乎政治經濟學命脈的問題，下面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看看馬克思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辯證·歷史

馬克思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使其去神秘化，但是馬克思并沒有放棄辯證的運動模式，反而成為上面所討論的話語結構的敘述動力，并且在《資本論》開篇第一章討論《商品》的問題時，就把“具體-抽象”的辯證法付諸了實施。在敘述的進程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這一被馬克思稱為“幽靈般的對象性”42成為對“具體”的一種“抽象”，并擔負著“抽象”向“具體的再現”轉化或者說進行唯物主義落實的重要任務，而且馬克思把這種“抽象人類勞動”通過勞動力來讓渡給或者說物化到商品的價值中，使其完成價值增殖的過程，使剩余價值得以產生。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假定的這種“凝結人類勞動力的抽象勞動”也就成為其敘述上實現“辯證”到“歷史”的唯物主義轉化的“瓶頸”。馬克思是否完成了這項任務，將決定著“抽象-具體”等一系列話語結構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在馬克思看來唯一科學和真理的敘述企圖。

為什么馬克思將商品理論作為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有學者在文章中指出這是考慮到“商品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性，而不是其他社會關系的特性”43，我覺得除此之外，不得不考慮馬克思自己的說法，《資本論》一開篇，他就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44實際上，馬克思給出了兩個理由，一是“龐大的商品堆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的表象，這種表象也就是“混沌的表象”（具體）；二是這種社會財富可以還原為（或者說“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為）單個的商品，對于后一個理由，即“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是一種科學主義的敘述模式，在微觀物理學上，探究物質構成的方法就是逐步分離的過程，馬克思顯然相信這樣一種把復雜的事物還原（實際上也是一種抽象的方式）為同質的元素，進而考察單個元素（“最簡單的規定”）也就可以達到認識整體即“豐富的總體”的方法，這是多么愜意地由“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的辯證法呀。

馬克思的論述從商品的物質屬性即使用價值開始，正如前面所說，這種論述建立在以人類為中心的價值觀上，當然，在敘事上，馬克思引入商品的使用價值，也就使商品這一“抽象的能指”找到了一個所指45，或者說一個更“具體的能指”。運動總算開始了，緊接著，馬克思就進入了問題的關鍵，即商品的使用價值為什么能夠“實現”交換，這里，馬克思沒有把商品為什么能夠交換放在心上，因為這依然是以人為本的思路，交換方實行交換的唯一目的或企圖就是為了獲得對方商品的使用價值，這顯然不是馬克思所關心的（這也為后人攻擊馬克思留下了懸念46），他需要在“交換行為”內部為維持這種廣泛的交換關系尋找到一個“一般”的理由、動力或者可能。

“一般”在基本的話語結構中意味著“共時”/“抽象”，也就是說馬克思必須放棄具體、偶然、歷史等可變因素中的交換活動，而把交換抽象為普遍的、同構的過程，把唯一的“特殊”性保留給不同商品的使用價值上，因為這是交換得以進行的根本動力和唯一理由，那么，就剩下一個問題沒有解決了，即使用價值憑什么能夠交換，也就是說，這些因為使用價值不同而具有本“質”區別的商品依靠什么可以放置在同一個天平上，進而，馬克思的任務就變成如何由“特殊/差異”蒸發為“一般”的了，也就是要完成“具體”到“抽象”的運動。

這時，馬克思終于露出了他要實現這一推論的秘密武器了，這次，他借重的是數學這一為科學大廈奠基的方法。轉折點體現在“不管二者的交換比例怎樣，總是可以用一個等式來表示”47，秘密就在這個“等式”上。“等式”不僅意味著“特殊的/個別的/偶然的”相等，而且更重要地是數學上的“等式”具有無限運動下去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等號”可以把所有的東西都歸整到它的旗下，這樣“等式”就具有了“一般”，顯然這里的“一般”依賴于本身已經被抽象過的數量，這樣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放在等式的兩邊了，也就意味著交換雙方的商品在某種形式的“量”上具有同質性，可以說，馬克思把“特殊的質”的問題轉化為了“同質的量”的問題，商品在使用價值上既具有了“特殊的質”，又具有了“一般的質”，這個“一般的質”被馬克思命名為商品的“價值”，就這樣“特殊”與“一般”被辯證地統一在了商品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辯證法已經具體表現為“二重性”48，也就是說馬克思在辯證法這一結構內部也賦予了否定之否定的歷時運動和二重性的共時分布，如果說前者是螺旋上升，后者則是對立統一。在這個意義上，上面提到的“歷時-共時”、“特殊-一般”、“具體-抽象”等話語結構也被辯證地運用到辯證法自身了，進而，辯證法在馬克思的手中既具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的開放性，又具有自我纏繞、自我論證的自省特質，當然這種一旦把開放性和自省特質分別講述的企圖呈現出來的時候，另一種辯證統一的力量也就被辯證法“自行”啟動了。簡單地說，辯證法在敘述上的基本敘述方式表現為“既（是）……又（不是）……”，如馬克思在闡述剩余價值誕生的過程中，這種辯證法或者敘述方式成為最終在敘事上完成“資本生資本”的秘密起著關鍵性地作用，即“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49。

當馬克思由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的商品”論述為具有“一般的價值的商品”時，已經完成了由“具體”蒸發到“抽象”的任務，也就是說辯證法完成一半了，下面的工作，就是如何由“抽象”再重新降落到“具體”。“同質的量”的價值成為馬克思辯證法的出發點，顯然，這里的“同質的量”還停留在抽象的數學的基礎上，或者說，此時“價值”還是一個“空洞的能指”，這時，馬克思需要為這個漂浮的“能指”找到一個“降落傘”，同樣的事情發生了，正如他以人類中心的有用性來約束商品的使用價值一樣，他把商品是否投注了人類“勞動”作為其價值的所指，從而“勞動”這個詞匯被馬克思勾陳出來，甚至成為人之為人的本質，“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50，這種付出了“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就是人類的勞動。接下來，我們不得不追問，馬克思為什么會選擇“勞動”來充當敘述的重任。

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的過程”51，也就是說“勞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和態度，或者說人對自然的一種作用力或意志力，這顯然來自于黑格爾所描述的“孩子向水面投擲石頭而掀起漣漪”的故事，正如上面談到的，人來自于自然，但“人/主體”與“自然/客體”的關系卻體現為一種征服與馴服的決斷力，即人投射到自然身上的“作為注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志”52，這與是否能有用于人類而作為衡量商品使用價值的邏輯一樣，人通過“勞動”的最終目的也是為了人自身。不過，馬克思沒有滿足于這種在“人-自然”的框架里闡述勞動，因為這只能說明勞動的存在，而無法回答為什么勞動對于商品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馬克思說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幾乎發現了勞動價值理論，但因為一個很簡單也是最終的原因，他不能創立這樣一種理論，因為當時勞動并沒有商品化”53，也就是說，“勞動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范疇……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系一樣，是現代的范疇”54，可見，馬克思在使用“自然-歷史”的話語結構來為勞動尋找闡釋力的時候依然選擇了一種“歷史主義”的方法。

當馬克思把“勞動”放置在歷史/歷時的過程之中的時候，作為敘述動力的辯證法也隨著開始啟動，進而，可以看到，所謂的勞動的歷史唯物主義闡述，依然是勞動由具體的/個體的，上升為抽象的/一般的，當然，“勞動”的歷史演化也由原始的/簡單的發展為高級的/復雜的。具體地說，馬克思把勞動的認識大致分為這樣一個歷時的辯證順序：“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到“重農主義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作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作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產品一般，看作勞動的一般成果了”再到“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然而是作為過程去的、對象化的勞動”55，最后馬克思把勞動抽象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56，從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馬克思所謂歷史觀，不僅是一種進步的時間態度，而是一種辯證的時間觀57，“《資本論》的敘述方式就體現了這一辯證的時間觀念，它通過改造和綜合斯密和黑格爾的邏輯，創造性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過程”58。

由抽象的數量，變為抽象的人類勞動，在某種意義上，這依然是能指自身的運動，或者說馬克思為商品搭建的天梯還沒有完成，但已經離地面不遠了，或者說在馬克思找到“等式”的時候，天梯的藍圖已經繪成了，很快，馬克思把“抽象的人類勞動”量化為“勞動的量”，而“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算，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59，這樣，“抽象的人類勞動”就被換算為物理意義上的時間，抽象的數量終于羽化為了具體的時間尺度，但是，馬克思并沒有就此結束，因為如果辯證法就此停止，具體的時間又將會變成特殊的/個體的/偶然的，這與商品擁有“特殊的/具體的使用價值”沒有什么兩樣，這樣辯證法就變成了循環論，這顯然不是馬克思愿意看到，因此，這種通過時間單位度量的勞動時間應該是抽象的/一般的，否則就要走老路了。

辯證法繼續前進，馬克思引入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概念，即“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經過了長途跋涉，馬克思終于找到了要找的東西，抽象的人類勞動的所指固定在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上，因為它在共時的結構中具有穩定性，也就是說它對于一定的生產條件來說，是抽象的/一般的/不變的，但它又是一種時間概念，又是具體的/特殊的/差異性（隨著生產條件的變化，在量上也有變化），也就是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既是抽象的（無法核算出具體的物理時間），又是具體的（可以用多少來度量），這是多么精彩的辯證法呀。

可是，敘述的危機也在辯證法結束之時隨之到來。由“商品的具體的使用價值”到“商品的抽象的人類勞動的價值”再到“決定商品的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過程中，辯證法就像寫好的電腦程序一樣自行運算，而“歷史參照物”卻消失得無影無蹤。實際上，商品在辯證法的旅行中充當了一個能指的角色，辯證法的動力或者說運動方式，則轉化“能指尋找所指然后所指又充當能指再尋找下一個所指”的一種類似于拉康描述的能指在能指鏈上滑動的過程，比如作為能指的商品找到的所指是使用價值，而使用價值又作為能指找到的所指是價值，直到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出現，辯證法停止了，能指也停止了。這種能指自身的運動，在運動開始就把其參照物留在了敘述之外，也就是說，辯證法一旦進入敘述就會轉化為能指趨向于所指的運動，而把歷史參照物拋在一邊。在這個意義上說，“歷史”無法進入“辯證法”，也就是說，歷史處在辯證法之外。

不過，敘述的動力依然是一種唯物主義的訴求。因為辯證法的運動，被展現為了能指不斷滑向所指的運動，也就是說，驅使能指向所指運動的動因是為了暫時獲得一個“意義”，以想象地完滿能指的匱乏，這種追逐“意義”的過程就是一種不斷落實唯物主義的敘述方案，在“能指/所指”的結構中，馬克思實現了唯物主義的方案，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結合在了一起。

但是，這顯然不是馬克思的原意，他在敘述上要實現是的符號與歷史參照物的唯物主義訴求，而實際上，從分析“商品”的辯證運動中可以看出，他只能在“能指/所指”之間實現唯物主義，而沒有讓能指溢出符號抵達歷史參照物。對于這一點，馬克思有著清晰地認識，他認為“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60，也就是說，馬克思對由“辯證法”而尋找到的“先驗的結構”早有心理準備，因為他認為“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61，這種“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的信念，成為馬克思在敘述上完成“先驗的結構”與“改變世界”的融合的動力，這種努力體現在馬克思試圖為這個經過辯證運動獲得的“先驗的結構”尋找一種“歷史/歷時/特殊/具體”的依據，就讓我們從馬克思論述剩余價值理論中來體會這種努力吧。

剩余價值的理論，是關于“資本”的理論，即“資本（G）如何變成資本（G''''）”的理論。馬克思首先發現，“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62，而關鍵性的問題在于“勞動的二重性”這一被馬克思稱為“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63上，即“勞動既可以表現為不同質的具體勞動又可以成為不同量的抽象勞動”，這樣勞動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即勞動可以成為商品，但同時，勞動又是商品的價值源泉，這種“獨特商品”就造成了作為商品的價值與自身投注到商品的價值源泉之間的落差，這種落差就是剩余價值的不二法門，即“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一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64。關于“勞動”的辯證法，在《商品》一章中馬克思就已經論述過了，所以在論述“剩余價值理論”時，馬克思引入了歷史的聲音，也就是把“剩余價值”落實到歷史當中，這就是馬克思對勞動力成為商品的論述，即“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而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因此，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65，從而為剩余價值得以產生在敘述上提供了歷史的制度上的闡釋。另外，馬克思在對于“最初的資本從哪來的問題”即資本的原始積累的闡述上，更顯示了其歷史唯物主義的魅力，而這恰恰是辯證法無力完成的任務。

結語

馬克思與他之前的哲學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認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66，這樣一種強烈地把哲學活動指向實踐的態度，導致了馬克思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從而在敘述上所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辯證”與“歷史”，即如何把“歷史”轉為一種“辯證”，如何把“辯證”納入一種“歷史”，這種敘事的張力可以從“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這四組基本的話語結構中體現出來。

我在上文中把商品在“辯證法”中的運動的過程，轉換成了商品作為一個能指不斷尋找所指的滑動，也就是說，語言學以來，“辯證·歷史”的問題，被轉化為“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的問題，顯然，在辯證法內部永遠也無法抵達歷史參照物，可以說，歷史在辯證法之外，即在辯證法開始運動之外或停止運動之后，歷史才登場，這也許正是馬克思意義上的歷史唯物主義吧。

尾注

1本文與其說是一篇學術論文，不如說是一篇個人的閱讀《資本論》的學習札記。我借鑒了結構主義的一些概念對《資本論》進行閱讀，希望能夠把握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與話語結構，限于時間和個人的能力，我只能做一些初步的探討，也算是學習《資本論》的一次膚淺的總結吧。

2許寶強汪暉選編的《發展的幻想》一書對發展主義帶來的現代化后果進行了批判性反思。在許寶強寫的《前言：發展、知識、權力》中指出：“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的信念”，正如沃勒斯坦的文章《發展是指路明燈還是幻象？》對以經濟增長或現代化/工業化為基本理念的發展之路提出了質疑，顯然，馬克思主義頁提出剝削和勞動異化等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概念，并據此訴求于平等和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社會（或者說制度）的建立，但是它并沒有否定“工業化”或“經濟增長”作為社會（或者說歷史）進步的價值判斷，可以說對于發展主義的質疑，主要來自于20世紀60年代基于拉丁美洲的發展實踐而興起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theory），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種批判，至于除了“現代化”或工業化之后，還有沒有“另類的”（alternative）發展之路，還是一個未知數。《發展的幻想》，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

3何清漣著《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1月，書中對于90年代逐漸深化的市場經濟改革出現的社會問題進行了精辟的揭露，使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指出了“90年代的‘圈地運動’”、“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等尖銳的經濟社會問題。

4“馬克思的幽靈”是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冷戰”結束后，他寫了《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一書，在他看來，“我們都是馬克思的幽靈，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作為馬克思的幽靈政治學和譜系學中的一員，都是馬克思或者說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的幽靈化和具體化，人們對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圍剿和為此一次又一次結成的''''神圣同盟''''都只會使這一幽靈般的精神本身以不可見的可見性形式再次復現或顯形，人們一次又一次的密謀和宣誓其實只是在否定一個不可否定之物，同樣，人們為馬克思主義舉行的一次又一次哀悼活動其實就是在為它的再次返回、為它在未來的復活招魂”，他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一種“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必不可少的批判精神”，但是他的“馬克思的幽靈”使用的卻是復數，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有著許多種，而這些都可以看成是馬克思的幽靈復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4頁

5[美]J.K.吉布森-格雷漢姆著：《資本主義的終結——關于政治經濟學的女性主義批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8月，第333頁

6“歷史的終結”提法來自于日裔美國學者福山于80年代末期發表的一本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后的人》，他認為由于1989年蘇聯的解體以及整個共產主義陣營的瓦解，說明自由主義終于戰勝共產主義，歷史也就隨之終結了。關于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的《驅魔——馬克思主義》一章中把福山的論述作為冷戰后對于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哀悼之聲；另外，在《歷史的終結：劉小楓在四川大學哲學系的講演》一文也對福山的說法進行了歷史的溯源，/liuxfchuandayanjiang.htm

7[法]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厘巴爾著：《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第1頁

8“保衛馬克思”是[法]路易·阿爾都塞所寫的一本書的名字，它與《讀<資本論>》一起成為60年代捍衛馬克思或者說重新解讀馬克思的重要文獻。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6頁

10“遺產”和“債務”是雅克·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一書提供的說法，他用非常形象的經濟學語言，描述了一種處理歷史的態度和方法，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既是一份需要繼承的遺產，同時也是一份需要償還的債務，而他或者說我們的任務，就在于找出其中的遺產和債務，不過，這種方法或者說態度本身恰恰就是繼承了馬克思的辯證法的一種遺產，德里達使用這份遺產來試圖處理其“馬克思的幽靈們”的債務問題，這或許是德里達的精明之處。

11《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頁

12《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1頁

13《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頁

14《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2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頁

16《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頁

17楊志著：《論資本的二重性——兼論我國公有資本的本質》，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1頁

1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頁

19[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遜著：《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第89頁

20《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頁

21[美]斯蒂文·塞德曼著：《<酷兒理論/社會學>引言》，選自[美]葛爾·羅賓等著《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一書，第107頁

22《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頁

23[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0年11月，第143頁

24《歷史的終結：劉小楓在四川大學哲學系的講演》/liuxfchuandayanjiang.htm

25《資本論》（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頁

26《資本論》（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頁

27《資本論》（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45頁

28《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16頁

29汪暉著：《是經濟史，還是政治經濟學？》，選自《反市場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第19頁

30《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頁

31據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即年鑒學派的代表人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一文中的說法，“資本主義”一詞是20世紀初才開始廣泛使用的，馬克思從沒有用過這個字眼。在閱讀中，我發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就已經把自己的研究對象描述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布羅代爾的說法似乎與歷史不相符合。《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一文登載于2000年2月的《天涯》雜志上，第150頁

32《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頁

33《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3頁

34《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頁

35《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頁

36這正是馬克思批評蒲魯東等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主要理由所在，即“蒲魯東先生只要是由于缺乏歷史知識而沒有看到：人們在發展其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系；這些關系的性質必然隨著這些生產力的改變和發展而改變。他沒有看到：經濟范疇只是這些現實關系的抽象，它們僅僅在這些關系存在的時候才是真實的。這樣他就陷入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錯誤之中，這些經濟學家把這些經濟范疇看作永恒的規律，而不是看作歷史性的規律——只是適于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的規律。所以，蒲魯東先生不把政治經濟學范疇看作實在的、暫時的、歷史的社會關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顛倒黑白，把實在的關系只看作這些抽象的體現”，引自《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36——537頁

37《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頁

38《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頁

39[法]列維-斯特勞斯著：《結構人類學》中說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幫助人類學從圍繞著‘原始的’這個術語的哲學余燼中解脫出來”，因為“原始的”這個術語曾經被“陳舊的進化論”無形中添加了很多混亂（《結構人類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第107——126頁），正如他在這本書的一開始就說，“西方文明便似乎是社會進化的最先進的表現，同時原始共同體則成了早期階段的‘殘余’，其邏輯分類反映了它們在時間上出現的順序”（同上書，第3頁）。參考葛兆光著：《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4月，第77——83頁

40《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17頁

41汪暉著：《是經濟史，還是政治經濟學？》，選自《反市場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第28頁

42《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頁

43汪暉著：《是經濟史，還是政治經濟學？》，選自《反市場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第34頁

44《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46頁

45把符號劃分為能指與所指，是以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所開創的共時語言學研究方法的重要概念，后來成為結構主義的基本范疇。能指指符號的物質形態（如聲音或拼寫），而所指則指符號的具體意義，那么能指與所指的現實對應物就成了“參照物”，從而使結構主義擺脫了符號與參照物的糾纏，可以在能指與所指構成的結構內部來討論符號的意義問題。

46以人類為中心的認識論在20世紀遭到了全面的質疑，人幾乎喪失了主體性，弗洛伊德的“無意識”告訴人們，人并不能掌控自我的意識，人受到看不見摸不著的無意識的控制；而語言學-結構主義以來，人也喪失了“說語言”的權力，而變成了“語言說人”；到了后結構主義或后現代主義，在利奧塔的努力下，完整的/宏大的敘事/歷史已不復存在，而福柯則使連續的歷史變得不可能，歷史變成破碎的/斷裂的，并且使任何試圖填補歷史空白，粘合歷史碎片的工作都變得很荒唐，而德里達更是顛覆了人類處于中心的可能，把建立在西方中心主義以來的一切自信，都解構掉了。

47《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48頁

48楊志著：《論資本的二重性——兼論我國共有資本的本質》一書，就把這種辯證法的“二重性”作為基本的方法論，來重新對《資本論》進行閱讀，在某種程度上，找到認識辯證法和《資本論》的有效視角。

49《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頁

50《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頁

51《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88頁

52《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89頁

53[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遜著：《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第105頁

54《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頁

55《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20頁

56《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頁

57汪暉著：《是經濟史，還是政治經濟學？》，汪暉把辯證的時間觀替換歷史的敘述或事件的敘述，看成是馬克思敘述上的漏洞或者說困境，這本身應該說是一個非常有洞見的看法，但是我覺得在馬克思的敘述中，“歷史過程的敘述”本身就包含又“結構的敘述”，也就是在“歷時-共時”的話語結構中，馬克思強調了歷時的唯物史觀，但并沒有排斥共時結構，而是借助辯證法把“歷時-共時"又辯證地統一在了一起，也就是說辯證的時間觀與歷時的敘述并不構成對立的關系，正如我在文中指出的，馬克思往往把辯證法運用于辯證法自身，進而使辯證法在敘述上既具有開放性又具有自省特質，而對于辯證法的顛覆又往往落入辯證法的圈套。該文選自《反市場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頁

58汪暉著：《是經濟史，還是政治經濟學？》，選自《反市場的資本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第31頁

59《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49頁

60《資本論》（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44頁

61《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34頁

62《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82頁

63《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51頁

64《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96頁

65《資本論》（第一卷），《<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第83頁

6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頁

參考書目

1、《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選自《<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

2、《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選自《<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

3、《資本論》（第一卷），選自《<資本論>選讀》（校內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

4、《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法]雅克·德里達，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

5、《資本主義的終結——關于政治經濟學的女性主義批判》，[美]J.K.吉布森-格雷漢姆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8月

6、《讀<資本論>》，[法]路易·阿爾都塞艾蒂安·巴厘巴爾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

7、《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遜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

8、《發展的幻想》，許寶強汪暉選編，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

9、《反市場的資本主義》，許寶強渠敬東選編，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1月

10、《論資本的二重性——兼論我國公有資本的本質》，楊志著，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