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進程經驗借鑒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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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不斷進步的歷史，同時它更是一部思想不斷解放的歷史。從思想進步史的角度，回顧這段歷史,總結其經驗教訓,對我們在新世紀實現現代化目標,是有益的。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造成中國歷史上是少有的“百家爭鳴”的思想解放的局面，其間出現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諸學派。這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特點，是人們在揚棄殷商以來流行的占卜文化的同時，發展了華夏民族最初──盡管還很粗糙──的理論思惟形式。華夏文化早期大師老冉揚棄殷商文化糟粕(同時也繼承了殷商的精華)，發展出與自然十分接近的道家學說；孔子和墨子則揚棄老子學說中的消極的部分，發展出注重政治實踐(“學而優則仕”，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當官”)和社會實效的儒家和墨家學說。孔子學說中強調人的能動性的部分后來為孟子(“萬物皆備于我”)和荀子(“人定勝天”)抽象出來并推至很高(不亞近世叔本華和尼采的學說)的地位。孔子學說中的中庸的倫理學說，為統治者所發揮，成為社會管理的思想工具，而老子創立的道家學說經過莊子的發展則逐漸為被壓迫的社會階層所接受，并成為反抗階級壓迫的思想武器。二者構成后世華夏思想對立統一的主要方面。

西漢至魏晉時期，中國政治經濟由北方向南方遷移。伴隨這種遷移的是中華民族思想新的解放。西漢武帝時，因北部(匈奴南犯)壓力所產生的鞏固政權的需要，漢武帝利用董仲舒“獨尊儒術”的主張，對原始儒學中強調人的能動性和原始民主的部分進行了修正，使之成為為封建專制服務的學說。至此，儒學的生命力開始枯竭。

東漢之后，由于大規模戰亂，儒學失去了支撐社會心理的功能，從而也失去了它對社會人倫的約束力。在這種由儒學衰落造成的普遍的心理空虛中，由老莊無為學說揉合而成的玄學成為社會思潮。玄學的產生在當時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它在社會心理失衡時給人以新的心理支撐。它主張毀棄禮法，追求自然，這已有了思想啟蒙的意義。比如鮑敬言在《無君論》中把自然之禮置于皇權之上，這就削弱了人對皇權的依附，從而加強了人與客觀自然的聯系。另一方面，由于當時社會并不具有社會關系變革的經濟條件，因而，這種由北方游牧民族南犯引起的混亂，并沒有給當時中國帶來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帶給歐洲那樣的新前景，大動亂之后社會最終只有消極地回歸到“無”的世界。“貴無”(何晏、王弼)意識反映了這一時期文人的苦悶。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經濟重心逐漸由北向南遷移，從而經濟重心和政治重心發生分離的時期。這時政治仍以北方為重心，而經濟重心已向長江流域移動。這種離心到唐宋時已隨大運河的開辟成為定局。此間，廣闊且未開發的長江兩岸為北方自然經濟和封建社會系統提供了新的復制空間，這再一次激起中華民族再建秦漢社會系統的熱情。這種熱情在玄學以及西傳佛學的催動下，形成了一種新的有生命力的社會思想。

儒學在東方中國的衰落為西亞南亞諸文化傳播提供了廣大的市場。東漢始，中國相繼傳入襖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前幾種宗教主要在西域胡商中流傳，漢人多奉老子為教祖并開始接納佛教。與基督教一樣，佛教在早期也是勞動人民思想解放的武器。佛教初入中國(這是中國較早時期的吸收西方優秀文化的思想運動)時，中國正處經濟文化重心即將南遷和江南即將進入開發時期。經濟空間的大規模開發要求人們的思想空間也要有一個大解放，這就使得道家思想和佛學思想成了當時正處經濟大變動之初的人們自覺接受的思惟形式。且不說老莊思想中那狂放無羈、恣肆的文風對當時人們的守舊思想產生多大的沖擊力，只要看看老莊學中那豐富的相對論式的思惟形式，就不難理解道家思想在這一時期盛行的原因。然而，中國的玄學只是一枝不結果的花，單憑其只破不立的玄想尚不足以推動當時人們的思想解放，恰巧，佛學的傳入為當時社會出現的開放思潮增加了新動力。佛學在它傳入中國之初，并不只有麻醉人民思想的一面，它更有解放人民思想的一面。以禪宗為例，南禪慧能“頓悟說”主張人人都可以獨立自悟，自修成佛，沒有必要依賴外界的幫助。這與歐洲馬丁·路德提出的個人憑信仰就可以自救的見解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歐洲二元性質(自然經濟和趨向商品化的手工業經濟并存，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并存)的社會結構使馬丁·路德掀起的思想解放運動有一個資本主義的前途，而中國的這次思想解放由于沒有新經濟體系的接納，在經過一番波折后，不得不又回到傳統的思想方式之中。至于那些不甘“招安”的文人只有在充滿道家意識的“桃花源”中，寄托自己那“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1]的理想。

唐始，建立在自然經濟和小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的華夏傳統思想方法在生克融溶中的演進步入成熟的階段。此時南方土地開發日趨飽和，生產由粗放經營轉向精耕細作式經營；與此相應，外來的佛學思想在與中國的儒學和道學交融后，在中國扎根并與道學一起在唐韓愈倡導的“復古運動”中，開始接受儒學的“招安”。宋時，中國南方開始有了微弱的商品經濟，與此相隨的是佛學和道學思想中的理性意識開始向儒學滲透，與儒學產生共融，并由此誕生了以宋明理學為標志的新儒學。朱熹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他認為“理”是萬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朱熹把“理”推至無尚地位后，接著又把儒家社會規范納入理義之中。他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皆蓋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2]在此，“理”又成了儒學的核心內容。同時，朱熹又把佛學禪宗中的滅除雜念的修行思想與儒學的修身思想揉合一體，提出“去人欲，存天理”[3]的倫理規范，就這樣，道釋儒三家在宋明理學中得到天衣無縫的融合。

與黑格爾學說的──它在與專制社會妥協同時，也培養出了革命的意識──命運相似，朱熹以后，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進程，在對宋人空談亡國現象的痛心反省中產生了與德國黑格爾之后相似，但卻是低層次的演進。

第一個擔當起改造程朱理學的是陸九淵。他揚棄了程朱哲學中對外部儒家規范的承認──這與中國佛教中南禪對北禪的揚棄相似，直接提出“心即理也”。[4]這種主張又由王守仁推至頂峰：他干脆提出：“心外無物”[5]的命題──這與西方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命題有相似的思想變革意義。這個命題的哲學價值在于它把宋儒之“理”，從外部搬至人的內心，也就是說，人們可以根椐自己的認識和理解去把握，而不是一味被動地去適應外部規范。這樣就把人們的認識從現實的儒學禮教中解脫出來，使人們有了獨立判斷的可能。這不能不說是由程朱理學土壤中生發出的進步的思想之花。

與黑格爾思想培養出來的兩類學生──一類是空談“批判”的青年黑格爾派，另一類是追求實踐的青年馬克思──的后果相似，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把老師的“理”從內心又拉回到現實，提出：“即事是學，即事是道”[6]的命題；李贄更執極端，大呼“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7]強調個性解放：“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孔子而后足也。”[8]最有意義的，是李贄提出：“天下萬物皆生于兩，不生于一”[9]的一反東方大一統思惟常規的命題：他在《夫婦論》這篇不長的文章中鮮明地表達出他的本體二元論的思想，這與康德“二律背反”的命題何其相似；可惜的是，李贄這種跨時代的思想閃光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也沒有為學人偏愛，正如在康德與黑格爾之間，中國人更青睞后者一樣。

李贄之后，中國思想界出現注重修身與實踐相結合的風尚，其代表人物是明清之際的的三大思想家即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其學說特點是強調“崇實致用”。大概是對宋明亡國的慘痛教訓，明清以后的學人不再只限于解釋世界，而是勇敢地從事政治變革的斗爭：黃、顧二人均是以反宦官為宗旨的“復社”中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更是率兵抗清的的勇將。這種文人注重實踐的學風使中國思想解放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階段。

即使是改良性實踐，也必然要觸動外部的權威世界。明清以來，中國學人高舉起思想解放的大旗，從不同方面對舊文化發起全面持久的沖擊。這個進程大體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以宋明理學中的理性思想及老莊思想中的平均主義為基礎理論的變革，其代表人物前者如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等，后者如洪秀全等。前者試圖在不觸動舊體制的前提下，使中國實現近代工業的變革。后者則試圖推翻舊體制，在保留小農業的前提下建立平均主義的理想王國。有意義的是，洪秀全把中國農民的原始平等思想與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相結合，這標志著中國人自學習西來佛教后，再次開始注意從西方文化中吸取思想養料。洪秀全喚起中國南方農民對平均田地的熱情，建立了龐大的農民政權。但是，由于當時的中國農民很難理解同時生的商品經濟的意義，因而，他們對商品經濟原則抱有大偏見。對他們來說，商品經濟就是西洋人的殺人越貨及國內財東的高利貸剝削。這也難怪，那時的中國人從沒感受到發生于生產領域的商品經濟，他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限于流通領域的商業經濟，而商業經濟往往使不從事生產的“倒爺”發財，使生產者，特別是小生產者破產。于是，中國人傳統觀念中往往把“商品經濟”與“商業經濟”混為一談，把商品生產者與“奸商”混為一談。結果，傳統的中國人在制止商業經濟的同時，也阻塞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樣的道理，傳統中國人在從事商品經濟的同時，也很容易滑向商業經濟。

真正讓中國人大開眼界的是手持火與劍的西方殖民帝國主義者。他們在用火炮打開中國東部大門并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罪孽的同時，也給中國輸入了商品生產方式。這就使商品生產方式蒙上了一層血衣。這層可怖的包裝給傳統的中國人造成進一步的錯覺：即商品經濟就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這種認識上的誤差使飽受西方列強壓迫的中國人在感情上很難接受國民經濟向商品經濟，繼而市場經濟的轉變的抉擇。相反，西方人在東方犯下的許多駭人聽聞的罪案，更使中國人鐘情本民族文化中的“損有余而補不足”的資源配置原則，并按這個原則來理解后來傳入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這一認識偏差直到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之前都沒有得到根本的糾正。

太平天國及洋務運動失敗使明清以來的中華民族思想解放運動進入第二階段。甲午慘敗，使中國學人自南宋滅亡后再次有了喪權辱國的體驗，并被迫再次反省。中國學者在痛苦中意識到，排斥外來思想，封閉鎖國不能自救，自此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進程開始面向世界，希望從西方尋求中國解放的新力量。這個過程一開始就分為兩種路線：一是學習西方的物質手段以加固封建政體；另一是學習西方物質和文化手段以變革封建社會。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光緒帝為首的近代改良派，后者的代表人物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近代民主派。雙方斗爭最終在袁世凱復辟中雙雙敗北。幸好，袁世凱封建復辟只是一次僅有八十三天的回光返照。此后，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進程出現再次飛躍，其特點是：西方的進步思想與中國實際結合。這種結合標志著中華民族思想解放運動日益走向成熟。

袁世凱復辟失敗后，中國出現分別代表兩種前途的力量：一種是軍閥封建勢力，另一是中國民主派力量。雙方為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展開了殊死的斗爭。這種斗爭到1919年發生了質的變化：蘇聯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登陸。孫中山適應這一歷史潮流，實行新三民主義，極大地喚發了中國民眾的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熱情。人民站在民主派一邊，民主派北伐取得了勝利。

但是，與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的民主派不同，當時中國的民主派已分別隸屬于不同的思想體系：一種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思想與中國官僚資本的現實相結合的思想體系，一種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窮苦農民和工人的革命要求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它們的政治代表，前者是以為首的國民黨，后者是以為首的共產黨。北閥結束后，中國開始出現外來思想在兩種力量的斗爭中扎根于中國的歷程。一方面用東方人習慣的方式來實現孫中山放棄了的舊三民主義；也用中國人習慣的方式來實現“五四”時期、陳獨秀等傳播的社會主義。結果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在中國獲得勝利。其間，共產黨經過1927年的大革命失敗和1934至1935年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痛苦經歷中進一步解放思想，終于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即思想。1949年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打敗了國民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人民開始經歷中華民族思想解放進程中的最偉大的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國人民通過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和探索，使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從理論、運動、轉變為開放和富有活力的政治和經濟制度。

建國之初，中國廣大個體農民很難用西方人習慣的理性思維來理解社會主義的科學內核，很難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一種保證人類社會日益實現社會化，特別在生產資料領域實現社會化的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創始人卡爾·馬克思設計了一種“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模式來容納未來將出現的社會所有制。然而，所有這些都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磁場中變了形。我們廢除了私有制，卻長期且大量地保留著國有(國營)所有制，并把國有制視為不能變更的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我們把外延擴大再生產為特征的“大工業”理解為“社會化”經濟的理想形式。社會主義消滅剝削的主張，在中國傳統的思維定勢中曲解為“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小農式憧憬。一句話，多數中國人當時很難把社會主義與商品經濟及其高級形式即市場經濟聯系在一起，相反還有許多人認為：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水火不容的經濟形式。這種認識偏差在“”中被推至極端。當時所謂“劉鄧路線”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內主張走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道路的人們所推行的在今天看來是正確的富國之路。“”中，相當多的人都陷在傳統的和“左”的偏見混合造成的對社會主義的誤解中不能自撥，他們在批判商品經濟的同時，使整個國民經濟全面回到“損有余而補不足”的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體制之中。老莊思想中“絕圣棄智”的主張在“”中變為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和大規模改造運動；儒家的忠君觀念在“”變為對全國億萬人的表忠心活動。當時，流通領域經濟活動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消費品平均分配，剩余全部上交國家，以致中國經濟幾乎走到崩潰的邊緣，中國再次與世界拉開了距離。

1978年，鄧小平總結中國社會主義探索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高舉思想解放大旗，突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框子，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以大無畏的政治勇氣提醒人們弄清“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經過二十年的成功實線，最終形成二十世紀中華民族思想解放進程中繼思想之后又一次思想飛躍，并在這次飛躍中形成鄧小平理論。

以史為鑒，可知得失。通過回顧中華民族思想解放的歷史進程，有三條歷史經驗值得注意：

經驗之一：思想發展的生命力在于開放、互容與批判性地吸收。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使中國思想界出現大繁榮。西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漢未儒學便陷入危機。三國兩晉出現的玄學，既是中國對儒學的反叛，又是當時文化思想枯萎的表現。東漢時佛學傳入，給中國思想界帶來新活力，但隨著佛學為統治者在南北朝和隋時推向獨一無二的地位之后，佛學的地位便發生動搖。唐韓愈矯枉過正，提高儒學地位，結果造成熔佛、道、儒三家為一爐的宋明理學的出現。宋明理學是中華民族自東漢以來出現的佛道儒三家經過生克溶融之后出現的又一次思想飛躍。本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民主思想傳入中國并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達到高峰。之后中國又開始新的一輪宋明理學、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三種思想在中國的生克溶融的過程，最終出現后兩種思想與以宋明理學(后發展為所謂“新儒學”)為特征的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結果便出現后來發生在中國大陸思想文化和臺灣地區及香港、澳門地區的思想文化既相互區別又相互吸收的現實。這種現實將在未來──只要它能夠長期保持開放、互容和批判性地吸收的趨勢──可能對遠東地區的儒家思想文化圈的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是中國未來崛起所必需的外部文化環境。

經驗之二：思想桎梏往往產生于已往的思想成就。比如“正名”是春秋時儒家提出的概念，是為社會人文物理作出的一種規范，這種概念對后世的社會道德規范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其發展的同時，也成了社會思想發展的桎梏，以至出現“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相抗拒”(譚嗣同)的阻礙社會進步的惡習。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文化曾在近代和現代史中取得很大的成就，但當這兩種思想文化傳入第三世界國家并在產生積極作用的同時，它們也在這些國家形成阻礙社會進步的思想教條。在當代中國，它們具體表現為“左”和“右”的教條。對新事物，他們不是從實踐的標準，而是以“姓社還是姓資”，或以西方所謂“人權標準”(這也是一種教條)標準來衡量，結果竟使“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了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10]然而，不管是“左”還是“右”，它們都是思想僵化的后果。在此應特別指出的是：繼承中國傳統的東西中容易產生僵化，吸收外來的東西時也容易產生僵化，而思想僵化帶給中華民族的后果幾乎都是災難性的：中國共產黨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初期的挫折、建國后的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的“”及蘇聯九十年代初在所謂“新思維”指導下的“改革”所引發的蘇聯解體的嚴重后果，都是很有力的明證。

經驗之三：大凡歷史處于平穩發展時期，人們的認識容易出現脫離實際，不負責任地坐而論道的傾向，這種傾向往往在政治實踐上造成巨大的失誤并導致民族危機；相反，每當歷史進入危難之際，人們的認識就比較容易進入實事求是的軌道。春秋戰國時的大戰亂，出現孔子的入仕思想和墨子的求實學風；宋人空談，導致南宋國破家亡，但這卻造成中華民族的思想史出現前所未有的大飛躍，并由此產生了強調“崇實致用”的實學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危難之際的產生了“反對本本主義”思想飛躍；三十年代，中國紅軍剛出現好轉局面，脫離中國實際為特征的王明路線又開始盛行，并由此導致中國工農紅軍在瀕臨絕境的情況下，被迫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兩次危機迫使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解放思想，并在新的認識基礎上形成了以“實事求是”為思想精髓的思想。五十年代經濟剛有好轉，中國思想界又開始出現脫離實際，崇尚空談的學風，結果造成十年“”大危機，這場危機又引起人們對中國實際國情的深入認識及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全黨的思想認識再次轉到實事求是的軌道上來，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特征的鄧小平理論。今天我們又面臨著一個由鄧小平理論奠定的政治經濟發展相對好的歷史時期，我們是否會汲取歷史經驗，再次從政治的高度認識學風問題，以免重蹈歷史覆轍，這確實是一個歷史再次擺在我們面前的事關國家命運的重大課題。

注釋：

[1]陶淵明《讀〈山海經〉》

[2]《朱象公文集·卷七十·讀大紀》

[3]《朱文公文集·卷三七·與劉共書》

[4]《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一·與李宰》

[5]《陽明全書·與王純甫》

[6]《語錄》

[7]《答鄧石陽》

[8]《答耿中丞》

[9]《夫婦論》

[1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5頁。